恐怖主义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极端的暴力现象，对国际关系有重要影响。美国“9•11”事件的影响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种影响的凸显，预示着国际社会将在今后面对着更为严峻的恐怖主义的挑战。
一、恐怖主义对国际、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
恐怖主义组织采取恐怖行动，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改变政治现状。它们的行为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滥杀无辜造成恐怖气氛，间接影响政治进程；另一种是通过打击既定目标，直接改变政治进程。犹太极端分子刺杀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目的就在于直接改变巴以和平进程，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以色列袭击公共目标，目的是通过制造恐怖气氛，间接地改变巴以和平进程。
恐怖主义施加影响的目标，可能是国内政治进程，也可能是国际政治进程。俄罗斯车臣分离主义分子搞恐怖活动，是要改变国内的政治进程，即从俄罗斯分离出去。伊斯兰教中的极端组织袭击美国目标，则是要改变国际政治进程，迫使美国改变其中东政策。当然，有时国内政治进程与国际政治进程是相互关联的。例如，爱尔兰共和军所搞的恐怖主义活动，既是一个英国内政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北爱地位以及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的国际政治问题。
恐怖主义的影响不可低估，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就国际关系而言，恐怖主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起因于奥国皇储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这起暗杀是由民族主义学生普林西普执行的，但整个行动却是由塞尔维亚战争部情报处精心组织和支持的。这一事件导致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并进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卡特竞选连任总统之所以败于里根，据认为未能解决伊朗人质危机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90年代，哈马斯运动频繁进行的袭击以色列人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中东和平进程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民意调查，1993年巴以签订奥斯陆协议之后，有61％的以色列人是支持该协议的，反对者只有31％。但是，在1995年1月发生炸死22名以色列军人的爆炸事件之后，支持协议者就下降到了35％。1995年2月的民意测验表明，52％的以色列人支持态度强硬的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支持拉宾的只有38％。1995年11月，拉宾总理在和平集会上被犹太右翼分子刺杀之后，以色列国内支持和平进程的人曾大大增加，但1996年2-3月间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境内连续制造数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之后，支持和平进程的人又明显下降了。马加利特指出，几十人的哈马斯恐怖分子，也许可以决定未来谁将成为以色列的总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频繁地进行恐怖活动，以色列人民就可能支持对巴勒斯坦人持强硬态度的人，反之，则可能支持推进和平进程者。1996年以色列的大选就证实了这一说法。强硬派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之所以能击败佩雷斯上台执政，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哈马斯年初在以色列制造的多起恐怖事件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从长远来看，恐怖活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进程
当然，对恐怖主义的影响也不能高估，因为从长远来看，恐怖活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进程的。
多伊奇在分析旨在消灭个人的传统恐怖主义的作用和影响时认为，通过刺杀政界要人改变历史进程的行为，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原因在于人口众多的庞大组织有它们自己的巨大惯性。例如，1884年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为取得了成功，但结果只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取而代之，专制独裁制度依然如故。美国总统肯尼迪、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后，其国家政策都没有改变。他还指出，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在俄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拉丁美洲一度活跃的以恐怖主义为手段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尽管在若干次轰动一时的暗杀行动中得手，但从未在任何一个国家夺得政权。
不过，在分析恐怖主义的政治影响时，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恐怖主义有可能成为触发突然事件的导火索。
1994年4月6日晚，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乘坐的飞机在抵达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上空时，突遭地面火力袭击而坠毁。机上两位总统、卢旺达邮电部长、计划部长、军队参谋长及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无疑是一次恐怖事件。
事件发生后，胡图人组成的总统卫队乘乱绑架并杀害了女总理乌维林吉伊马纳和三名反对派部长。虽然临时政府很快就建立了，但已控制不了局势。属于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武装和属于胡图族的政府军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随之发生了两部族之间在全国范围的仇杀。在首都，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民兵手持砍刀、棍棒和长矛，在政府军控制区追杀图西族人，有时一次就杀死上千人，其中包括许多儿童。在爱国阵线控制的地区，图西人则以牙还牙，大肆屠杀胡图人。在这场历时3个多月的大屠杀中，估计有50万人死亡，有400万人沦为难民。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这场战乱造成了25万儿童的死亡，使15万儿童变成孤儿。涌入邻国的难民，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卫生状况极差，造成瘟疫流行，又使得十多万人死于霍乱和痢疾。除了这些直接的后果之外，大屠杀无疑给两个部族造成了深深的仇恨心理。卢旺达所发生的这起恐怖事件，可以说在历史上造成了最惨重的后果。然而，时至今日，到底元凶是谁，仍是个谜。
美国“9•11”事件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特大恐怖袭击事件，其深刻影响无疑也将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但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发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也造成沉重打击。
二、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面对当代的恐怖主义浪潮，特别是面对“9•11”事件这样的惨烈悲剧，人们也许最关心的就是明天的情况会怎样，关心国际恐怖主义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在这里，有这样三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以宗教极端势力为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规模上升
1，以宗教极端势力为背景的恐怖主义很可能出现较大的上升趋势，而这种恐怖主义的破坏性和杀伤性是不受制约的。
有研究表明，自冷战结束以来，以宗教极端势力为背景的恐怖主义无论是组织的数量还是活动的影响都在急剧上升。布鲁斯•霍夫曼认为，在1968年之前，没有哪个国际恐怖主义集团带有宗教属性。从1979年开始（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起点），现代“宗教”恐怖主义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在1980年，在总共64个恐怖组织中，只有2个是“宗教”恐怖集团。此后，这一比例就开始上升。1992年，在发动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中，“宗教”恐怖集团约占1/4（11比48），到1994年超过1/3（16比49），到1995年达到将近一半（26比56）。到1996年这一数字又有所下降，只占28%（13比46）。然而，尽管组织的数字下降了，但该年度最引人注目的13起恐怖袭击事件中，却有10起是这些组织所为。
霍夫曼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有宗教背景和动机的恐怖主义事件，通常更暴烈，造成的杀伤更大。４0例如，在1995年发生的恐怖事件中，虽然有宗教动因的事件只占25%，但死亡8人以上的恐怖事件却都是“宗教”恐怖组织所为。事实上，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1995年的俄城爆炸案和东京地铁毒气案、1998年的东非美国使馆被炸案，以及2001年的“9•11”事件，都是有宗教动因的恐怖事件。这些事件的规模和对人员的伤害表明，“宗教”恐怖主义比世俗恐怖主义更有可能进行不受限制的杀戮。
“宗教”恐怖主义通常有不同于世俗恐怖主义的价值体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机制以及道德观念。对“宗教”恐怖主义者来说，暴力是一种神圣的行为，是在履行神的旨意，因此不受任何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制约。显然，“宗教”恐怖主义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就是宗教。如果他们认为杀戮异端是神的命令，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大开杀戒。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与世俗恐怖主义是不同的。世俗恐怖主义通常不愿意进行无限制的攻击，因为那不符合他们的政治目标。从他们的政治目标出发，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去看而不是去死。所以，他们通常的杀戮尽管可能是任意的，但却是有限度的。然而，“宗教”恐怖主义却可能对敌人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们不仅认为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且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于实现其目标也是有利的。上述几起带“宗教”特色的恐怖事件，特别是“9•11”事件，之所以特别惨烈，原因就在这里。
再者，由于“宗教”恐怖主义并不谋求得到民众支持，而只求得到教派自身的支持与认可；不谋求改善目标体系，而是要摧毁目标体系，因此他们很可能并不张扬其宗旨与目标。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恐怖爆炸事件，事后都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可能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超级恐怖主义”成为威胁
2，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超级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现实威胁。
在1990年之前，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组织不论采取怎样的形式和造成怎样的破坏，其手段都是传统的，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常规的。分析家们大多认为恐怖主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是比较小的，把这种情况称为“危害很大但可能性很小的”恐怖主义。理由是：第一，发展这种武器比较复杂；第二，政治、道德考虑会起制约作用。然而，自从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极端分子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后，一种新型的恐怖主义幽灵就出现了，这就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从“9•11”事件的破坏性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如果恐怖分子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是指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放射性武器或核武器等（简称CBRN）。由于使用这种武器的恐怖行为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和后果，因此也被称为“超级恐怖主义”（super?terrorism）。按照有些学者的界定，“超级恐怖主义”是指使用CBRN武器，并使受伤害者达到10万人以上的恐怖主义。对于这样的恐怖分子，人们称之为“最终的恐怖主义者”（ultimate terrorist）是恰如其分的。
与传统恐怖主义造成最大恐怖气氛的特点全然不同，这种超级恐怖主义谋求的是杀死尽可能多的人，达到最大的毁灭效应。
一些学者认为，当代的新恐怖主义者出于对特定国家、文化或种族的仇恨，与几十年前的传统恐怖主义者相比，对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少犹豫。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使用化学武器，已使5000多人受到伤害，如果恐怖分子使用生物或核武器，那么危害性就会更大。现在人们尤其担心生物恐怖主义（bioterrorism）。有一种说法，在高技术的实验室，用1美元的成本，微生物学家就可以制造出足以对1平方公里的人畜造成伤害的生物物质。因此，生物武器被认为是一种“穷人的武器”。有一种估计认为，如果用飞机把100公斤炭疽菌培养液撒在华盛顿的上空，就会造成100万人死亡。
核恐怖主义是与生物恐怖主义具有同等毁灭性的威胁。人们发现，冷战结束以来，核武器和核裂变物质的走私和扩散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这使人们有理由把对常规武器的担心升级为对核武器的恐惧。人们担心，一旦恐怖分子获得了核武器或是核材料，人类就将进入所谓的“超级恐怖活动时代”。在俄罗斯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已发现了一些核材料走私案件，这些现实印证了人们对核扩散危险的担心。“9•11”事件发生后有报道说，拉登曾公开号召穆斯林用核武器进行圣战。
对于这种新恐怖主义威胁，在“9•11”事件之前人们是存在不同的评估和看法的。有一些研究机构，特别是美国的研究机构（例如兰德公司研究恐怖主义的专门机构），对于这种有别于传统的新恐怖主义是极其重视的，高度评估了其危险性，认为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受到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的进攻，因此主张做好充分的准备。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所谓的“新恐怖主义”，不应夸大其辞，做过高的评估。例如，就生物恐怖主义而言，付诸实施就远非易事，一是生物武器的制造技术极其复杂，能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很少；二是制造生物武器，制造者本身所冒的风险甚至更大，在前苏联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严重事故；三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基本上都是恶作剧。
“9•11”事件之后，面对以炭疽邮件为形式的恐怖袭击浪潮，人们清楚地感到必须重新评估这种新的危险。事实表明，生物恐怖主义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这种威胁通过邮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扩散到世界各地，可以到达任何重要的政府部门，并且可能以看不见的方式对任何人造成生命危害。要反对这种恐怖主义，人们必须开展新形式的斗争，必须有新的手段与新的观念。
网络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新形式
3，恐怖主义组织正日益形成一个全球的网络，这种网络没有权力的中心，而只有不同的节点。与这样的“网络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对各国将是更大的挑战。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国际恐怖主义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如果说以往的恐怖主义组织形式是分层和等级的结构，那么新形式的恐怖主义组织则是一种网络结构。在这种网络结构中，不再存在居于中心的“伟人”领导，取而代之的是松散和分权式的组织体系。由于现代的信息传播不受国界限制，联系的渠道都是跨国的和全球的网络，因此非国家行为体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借助于这样的条件，恐怖主义的跨国网络也得到了大发展。
与传统的等级结构的恐怖主义相比，网络恐怖主义可能是更难对付的一种暴力模式。有学者认为，哥伦比亚的跨国毒品卡特尔之所以难以打败，阿尔及利亚原教旨主义中极端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政府的持续镇压下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有一种网络式的结构。对一个复杂的网络来说，任何一个环节被破坏都不会影响其他环节的运转。
对于“9•11”特大恐怖袭击事件，美国一方面认定本•拉登是幕后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同时也清楚地知道它的敌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集团，而是一个可能散布在几十个国家、由数千人组成的恐怖主义网络。早在1999年，兰德公司出版的一本研究报告就指出：尽管本•拉登资助在阿富汗的宗教极端分子，并且指挥一些行动，但他显然不能也没有控制一切，他只是在协调和支持若干分散的行动。他代表这一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采取任何行动压制他都不可能压制整个网络。没有拉登的介入、领导和资助，这个网络也能采取许多行动。杀死或抓住拉登，这个网络会受影响，但它仍然会继续运转。
恐怖主义的网络化，使得反恐怖斗争也发生了变化。网络战争（netwar）就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冲突形式。1998年美国驻东非的两个大使馆被炸后，美国进行了导弹报复。这个事件被认为是这类战争的开始，即在一个主要大国和恐怖网络之间发生了“战争”。事实上，美国以导弹来对付网络敌人是不能奏效的。对付网络恐怖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反恐怖的网络。而要建立全球完整的反对恐怖主义的网络，就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共识与合作。
战胜恐怖主义必须清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在当代，要战胜恐怖主义，就必须清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事实上，只要存在可能激发恐怖主义的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就可能出现恐怖主义。只要相关的国家成为冲突的一方，就可能面对着恐怖主义的威胁。任何国家不管防范手段多么严密，都不可能完全杜绝恐怖主义。只要成为恐怖主义的反对目标，就难免会遭受恐怖主义的攻击。
要清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建立切实有效的防范机制固然重要，但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则更重要。实际上，只有实现了国家间、民族间、社会间的持久和平，实现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共同的经济发展，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威胁。
本文节选于《国际政治学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