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府确定的7.5%的GDP增长目标，由于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将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实际上，过去两年中央政府没有寻求高于预期目标的增长速度，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减少了政府对直接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缓解了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避免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当前，抑制潜在增长率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约、现行投融资体制对投资效率改进的制约，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的融资瓶颈导致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约等。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
●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这十年中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使GDP的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在今后十年中生产率的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它所对应的提高GDP潜在增长率的效果更高达0.99个百分点。这两项改革加总起来，理论上可以带来两个百分点的GDP额外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GDP增速9.8%的优异成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近几年，随着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GDP增速连续几年降到两位数以下，国内外出现了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质疑之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原有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进而影响经济增速放缓，他认为，未来不能指望需求方面的刺激政策解决这个问题，而应通过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系列改革，带来显著的改革红利。
中国经济换挡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经济参考报》：截止到2014年第二季度，以季度观察的中国GDP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13个季度低于改革开放3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9.8%)。国内一些悲观人士受此影响陷入经济悲观论，而在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此起彼伏。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突然由高到低的现象是中国所独有还是具有普遍性？
蔡昉：大多数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无疑都认可高速增长之后要经历增长减速过程，进入常规增长阶段，这种现象自然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美国经济学家艾辰格林等人在分析多国历史数据后发现，以一个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为拐点，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平均6.8%下降到之后的平均3.3%。分别看不同的国家可以得出结论，减速本身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但是，在换挡期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却决定一个国家从高速增长进入较低速度但更可持续的增长，还是一路减速至长期经济停滞。正是在后一情景下，某些一度经历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自然减速的过程，也就是常说的经济增长换挡期。在过去36年时间里，在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制度条件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稳步降低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较低且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力充分供给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份额，这个抚养比如果下降，意味着经济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第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以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为载体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意味着资源实现了重新配置，推动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根据我们的测算，在1982—2010年期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71%，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9.6%。
多年来，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长期低生育水平的结果，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其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人口结构的这种根本性变化，首先表现为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传统比较优势趋于丧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在中国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发生，投资的回报水平显著降低。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也将减缓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而缩小了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因此，可以预期中国将经历一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过程。
《经济参考报》：这种因为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大概将持续多久？
蔡昉：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决定GDP的潜在增长率。而从需求方面来看，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决定了该经济体是否能够在其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增长。
由于人口因素的影响涉及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因此，2010年以后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根据我们的估算，GDP的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可以维持的正常增长速度，正在从1995-2010年这15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到“十三五”时期还将下降。
不要指望通过刺激需求重回高增长
《经济参考报》：当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对于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存在着颇有争议的不同观点，进而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一种观点认为，减速是供给方因素所致，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需求方因素所致。您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归结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就是供给方，有人好像并不认同，他们主张通过扩大需求重新使中国获得高增长，您怎样看这种观点？
蔡昉：大多数悲观论都把中国经济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原因。其中广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以往的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不仅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负责，还导致自身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因此，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一般建议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提高国内需求对GDP的贡献份额。与此逻辑相连的政策建议是，既然短期内不可能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那么，通过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则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这类政策建议错把经济增长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顾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供给方面因素，一旦转变为实际政策，不仅无助于提高增长速度，甚至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在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从而供给因素制约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政策除了通过补贴等方式保护落后产能，并不会对竞争性的实体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由于基础设施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在实体经济没有更大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刺激性政策除了制造新的产能过剩之外，只会把流动性引向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和其他理财产品，最终推动经济泡沫。这种情形的一个最糟糕的后果，便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破裂，以及此后的长期经济停滞。
因此，针对经济增长减速的政策应对，第一步便是使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宏观经济学中所谓的“奥肯定律”表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对应着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业，2012年和2013年中国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没有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就业问题。例如，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的水平，而调查失业率大体保持在不高于5%的水平。根据测算，由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构成的自然失业率目前大约为4.1%，不高于5%的调查失业率则意味着，周期性失业率最多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或者失业，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而结构性失业不能靠总量刺激政策来解决。
可见，近年来政府确定的7.5%的GDP增长目标，由于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将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实际上，过去两年中央政府没有寻求高于预期目标的增长速度，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减少了政府对直接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缓解了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避免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固然，宏观经济受到需求方面因素冲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其用武之地，但是，在选择恰当政策手段时，区分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和短期的冲击因素至关重要。
当务之急是挖掘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经济参考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以往的增长源泉已经式微，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那么，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发展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蔡昉：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
一般来说，发达经济体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也比较成熟，实现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都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它们不可能有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中国经济也会到达这个阶段。但是，在那之前，通过消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性障碍，在一定时期里仍然可以取得较快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虽然不应寻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但是潜在增长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更快的增长速度，就是获得改革红利的过程。
当前的改革，无论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所推进的改革，还是“顶层设计”下的改革都是从群众最期盼领域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着眼于清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即要求改革促进增长。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任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为了推动改革必然要牺牲增长速度。诚然，在当前全面改革正在积极推进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的下行趋势，与过往10%的增长率相比显然是降低了。不过，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可以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
当前，抑制潜在增长率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约、现行投融资体制对投资效率改进的制约，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的融资瓶颈导致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约等。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旨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约束条件看，能够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领域，恰好就是这样一些具有优先地位、需要重点突破的改革领域。例如，相关的一项改革即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便是通过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建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机制。由于目前农民工就业已经占到城市总就业的35%，这项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整体劳动力供给，并同时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达到延长人口红利的效果。又如，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制订负面清单和下放审批权等改革，鼓励更多非公有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同样能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此外，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保持人力资本持续提高，为未来日益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准备必要的技能型工人，将增进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无疑都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制度红利，显著提高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农民工市民化改革效果立竿见影
《经济参考报》：您刚才提到可以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高潜在生产率，那么，农民工市民化这项改革都可以带来哪些好处？
蔡昉：我们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首先是以人为本的要求，由此可以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包容性，不仅有助于显著缩小当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自2004年出现民工荒并且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出现缩小的趋势，全国的基尼系数也开始降低。但是，如果不能根本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农村居民或者农民工的子女就仍然要保持农民工的身份，也不能获得同等质量的教育，未来可能成为新的脆弱群体和边缘人群。
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代替工资的持续快速上涨，保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过去十年中，农民工工资的实际提高速度高达12%，并呈继续攀升的趋势。而GDP的增长率已经不再能够保持二位数。这意味着工资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这样的话，企业则不能获得足够的时间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应对，中国经济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会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过大的损失，反而会在不久的将来容易使劳动者陷入困难的境地。
因此，借助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生产率，从而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是最大的改革收益或改革红利。
我们设想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可能有什么方式呢？显然，延缓退休目前还不是可行的办法。因为平均来说，临近退休的职工受教育程度和身体状况都不处在最佳状态，例如，与20岁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年近60岁的人群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0年下降为6年，使得他们学习新技能的过程十分困难，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在劳动力市场上陷入困境。增加劳动力供给，最大的部分是靠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有学者研究表明，农民工在进城以后的大约20年之内，他们的工资即劳动力市场回报可以持续得到提高，意味着他们非常具有生产性。然而，农民工在城里待的时间平均只有9年，意味着他们作为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力供给，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即人力资源的浪费。我们也知道，从理论上说，农民工一般每年春节都要做一次决策：春节之后还要不要回到城里。对于年轻人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一般过了40岁，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往往就决定不再进城打工了，意味着退出劳动力市场。显然，如果我们打破这个僵局，通过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继续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一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就是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可以稳定干到退休年龄；第二是给他们更好的激励，如更充分和更均等的公共服务，使其能够继续从剩余状态中转移出来，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生产率高的部门，提高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
《经济参考报》：如果采取您的上述建议，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哪些积极的作用？
蔡昉：我与合作者曾经进行过一项模拟，分别是关于劳动参与率提高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以及生产率提高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首先，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这十年中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使GDP的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是可以立竿见影看到效果的。其次，我们还可以假设，如果在今后十年中生产率的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它所对应的提高GDP潜在增长率的效果更高达0.99个百分点，几乎是1比1的对应程度。因此这两项改革效果加总起来，理论上可以带来两个百分点的GDP额外增长速度。
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10%—15%。
我们知道，当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在没有获得改革红利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逐年下降，十年乃至数十年之后，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到远低于改革开放35年的平均水平之下，而更加接近于目前发达国家的稳态水平。因此，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即使增加1-2个百分点，也将大大帮助中国尽快实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转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仅如此，农民工市民化也是根本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惟一出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方式转变将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的引擎。换句话说，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是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加快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目前的农村人口与耕地之间配置状况是，近一个亿的本乡镇就业农民工，同时是兼业农民，他们的承包地是不会转包出去的；1.7亿外出的农村家庭成员，因其家里还有留守的成员，承包地也是不愿意转包的；即使3000多万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因为不能获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为了保险起见也不愿意彻底放弃承包地，造成土地不能集中，农业机械化进程受阻，务农劳动力日益老龄化。
当我们知道改革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设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分担改革的成本，使得改革得以真正地推进，进入改革带来收益，收益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良性循环。另一项改革正在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对于改革成本的分担，也同样适用于这项改革的理念。例如，义务教育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增加的地方政府成本，就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这项增量支出责任。这样，不仅可以加快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同时解决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分布不均衡的老大难问题。（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