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人民日报载，山西省人大选举代参加中国大陆第12届全国人大，其中仍有申纪兰。从1954年起，她已经连续12届获选参加全国人大，近60年，可以说是资深人大代表了。
议员，在我们国家叫人民代表，其资深者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在有些现代国家，所谓资深，更重要的是其人忠于职守，在许多重大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面前，经常代表所属社会群体利益发出独立自主的声音，而获得社会认可，其“声音”（建言）或许被采纳或许被拒绝，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继续存在，实际就是一种民意的存在，一个正常社会允许各种声音（民意）存在，其实生活在行进中，已然存在的各种声音（民意）不会一成不变，而是在面对新境况时相互吸收，即使后来同一个议员（人大代表）坚持原来的识见，其“识见”已有新的内容。那种因顺受，从来以“投赞成票”自詡自得自雄，表现平庸而空洞，连续若干届成为某个机构的成员，并不等于资深。但在我们国家，申纪兰确实以这些特征成了资深人大代表。
我宁可认为，申纪兰获资深人大代表殊荣，不是出于她的本意，而是出于一种外在的政治考量，甚至是为着刷新某种纪录，成为地方人大政绩的考量，当然也是进入人大史的考量。申纪兰垂垂老矣，数十年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心里真想说什么，可表达的却是意愿的相反，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顺受着，以成全一贯“投赞成票”的纪录，怪累的。不过作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人大代表申纪兰”确实有着值得分析的意义。
二
就像执政党别的常委、部长一类高干，年纪大了自然资深，申纪兰的“资深”富有中国特色。
她有80多岁年龄，还能做简单表态一类的行为表达，但不等于她赞成或否定的表达就更具份量。关键是她第一次（1954年9月）当人民代表时，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此垫底，几十年过去，这就成了她颇具竞争力的政治优势。至于当年她背行李骑毛驴——具有草根特征，在当时她并不是唯一。不要说是北京，当时，在一般的省县，由于交通不便，山里人（基层村干部）到省城开会都艰苦备尝，当然也很知足很感恩，那种顺受是基于一种朴素的感情，觉得自己真做主人了。我曾经听我所在县一个边远山乡的老人说，1950年代他们去省城南昌开会，自带被席走一百多里路到县城，再转车到南昌，因开会的人多，在南昌的饭店“打地铺”（睡的不是床），见到了省里的大领导，很满足，很荣耀。申纪兰初次去京城开全国人大会，级别更高，但感恩幸福的心情是一样的，衷心拥护热烈赞成这样出自内心的政治表态，就这样格式化下来了。其时执政党仍保持着革命党的浓厚本色，还要解放全世界，不停地折腾社会也折腾自己，整个社会贫病交加，可一直沿用过去给人以空头荣誉的法宝，工农代表只能是拥护，可以说此法屡验屡应。只有像吕鼎铭先生那样的“党外人士”才会极有分寸地提若干不同意见，最高革命当局毛泽东表扬他，只是摆出“统战”姿态，其内心是不能容忍别人“说三道四”的，他自许一贯正确，又握有军权，怎会诚心纳谏？1950年代毛当众羞辱和制止梁漱溟就是一例。几十年下来毛的姿态成了执政党的基本性格。
于是，申纪兰的上级也是把顺受听话看作是“革命觉悟高”，“革命本质好”，她表达的“民意”靠得住。其实也不是申纪兰真能表达什么农民意愿，而是上级领导需要她这样一个“中间物”来强化权力意志，强化“合法性”自信。林彪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道出了这种本质。要说申纪兰与上级领导互动才一直成为人大代表而走到今天，更确切地说，这两者之间主导权在“上级”，上级决定申纪兰的延续人大代表资格——她本人的命运，而不是她工作能力特强（如她的意见上了高层阅读的“内参”），在坊间有很高的威信。
申纪兰凭着农民式质朴的感觉和经验，从感恩开始，进而进入中国的权力秩序，在中国社会最基层，她是个权力者，自觉践行着“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她每一次“投赞成票”就是这种表白。当然她不可能具备这种对权力关系的理性认识，她的感情化表白无意识地把这一本质给掩盖了。
像她这样千千万万的能在新时代大小权力席上分得一杯羹的，都会形成这种朴素的认知，但不会也不可能说出这种“现代理性”的话。从不投反对票——从不表示反对意见，一味顺从上级，而上级也需要这样“保持一致”的表达工具，由此建立“合法性”的感觉。这在申纪兰有个过程，她以拥护和欢心走着这样的过程。这时的她不再是根据实际和事实说话，而是根据权力的意愿说话。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全国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人大代表，就是对她“一贯性顺受说话”的荣誉性表彰。工作（劳动）上如何勤劳刻苦，那是其次的，因为比她更加勤劳刻苦的“阶级姐妹”多着。上级给她的荣誉是虚的，但不像封建社会官方封某女人为“贞女烈妇”纯粹是精神上的，而是可以转化成物质实惠，到了1990年代各级官员干脆公开地宣称“升官发财”，而顺受则是升官的一个秘诀。申纪兰知道自己的“短板”，是不会要官的，可上级是会考虑给官的，有一官半职，实惠就看得见摸得着，也就强化了她的继续顺从——继续代表“农民”说出让权力高兴的话。她得到诸多实惠，身在基层活得体面而风光，于她既是荣誉更是实惠——荣誉转化成了权力，权力带来实惠，由于这种“内循环”，她家顺遂兴旺肯定大大超过了当地别的农民。其实她不能叫农民了，而她喜欢，官方也需要她继续代表“农民”。农民被号称是农民其实蜕化的人所代表，这就是中国存在几十年的农民被代表的现实。
三
申纪兰1953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山西省妇女联合会主任，现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沟乡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像她由基层普通一员而成为权力者——中国政治权力秩序中的一个棋子，决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大批。他们早就不是农民（他们中许多人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代表着官方意志来管理农民和农村的，可以说他们背叛了农民，但他们平时以“我是农民”自许，这样的表白只是空洞的炫耀，与农民的真正本质无关，而权力喜欢听他们这样的表白，某些拙气的农民也会阿Q式地说“俺农民中也出了官”，但不会去跟踪，某个拍着胸脯说“我是农民”的七品、八品、九品官到底为农民利益坚持了什么、批评了什么。
这些“农民”的代表者已是农民的退化者或异化者，他们发出的声音其实就是权力者的声音，而真实的农民意愿——中国真正的农民是缺席的，沉默的。聊举一例，据《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胡开明在安徽》载，1978年在当时省领导万里、胡开明推动下，遭遇大灾的安徽公布“省委六条”，用“借”人民公社的田的办法让土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小岗村（生产队）20户人家中，除了两户人外出不在本地外，其余18户都聚集在农民严立华家里合计一条生路，他们按下血手印以表盟誓，全队实行“大包干”。小岗村农民以秘密的、铤而走险的方式实行包产到户，这应该视为真正农民的意愿和意志的显形。但在当时却冒着政治之大忌。1980年初包产到户从上到下推展，而地方上的执政者出于毛时代得以强化的思维惯性，多是持反对消极态度，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在此时在山西的申纪兰又是如何？她在可以参加的相关会议上，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不是为追究什么责任，能如实展示一下“农民代表”申纪兰的心路历程，是饶有兴趣的。
在我看来，依照其行事逻辑，肯定是“上级支持我支持，上级反对我反对”，这“上级”有可能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有可能是支持包产到户的，有可能是模棱两可的。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不需要申纪兰这样的“农民代表”表态，在整体上，在那个年头，所谓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是失语的，也就是他们的政治作用趋近于零。但把申纪兰与小岗村农民相比，谁能代表农民不是很清楚么？不过申纪兰乐天而不善于自省，也没必要要她自省。在当时，她能轻车熟路地为两套对立的思想准备让人顺耳的“农民语言”，这是肯定的。上级——我们的媒体很快就会发出“我们的农民说得多好”一类的报道。这其实是政治游戏和语言游戏，可惜我们社会数十年就陷在这样的政治和语言游戏里不能自拔，真正的农民意愿仍沉浸在“沉默的视野”。
上级推行某项政策和重大举措（如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粉碎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反自由化，90年代初对农村的横征暴敛[导致“搞三农工作危险”话的流行]，如此等等），申纪兰可以毫不犹豫地代表“人民”（农民包含其中）作拥护性表态。所以，这样的“资深”是互相配合各取所需的结果。这几乎成了一种工作习惯，当然也是她的思维习惯。各级领导发出“我们的人民多么纯朴、多么听话”决不是空话套话，而是有像申纪兰这种“群众基础”的。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上建立现代化大厦，是不是有沙滩筑塔之虞？这是数十年的事实说明了的。
倘说，申纪兰同样生活在真实中，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的真实情形是略知一二的，但是对这些她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因为此时她生活无忧，仍想继续着这种荣誉，她就会以“顾全大局”、“党性至上”一类政治条规告诫自己，盯着上级的眼色，哪里想到尽“代表农民”之责呢？她的职责就是要农民顺受再顺受，明明是饿死也要说成是病死。
申纪兰六十年做人大代表这一奇迹后面，其“政治包装”是漂亮的、炫目的，其社会和人生内涵却是浑浊的，倒印证了数十年来“农民主体意识”不断被消解被抛弃——不断萎缩的历史。她的幸运不是中国农民的幸运，她的幸福不是建立在中国农民普遍的幸福的基础上。我为她数十年特意强调自己的身份是“农民”而黯然神伤。
四
问题还在于，想象也好，实际也好，建立在如此“群众基础”的执政党能有多大的进步？非要等问题成了大问题，才会小心翼翼地检视“三农”，这时已完全不需要申纪兰式的表态了。在由革命党转为建设党的过程中，它有多少符合中国实际的、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实际情形却是，它依然抱着革命党斗争的“核心思维”或“核心意识形态”来度量人世，当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之大变，它也就陷在自设的模式中不可自拔。当然它不会感觉到这样的危机，它豢养的一批吃马列饭的理论家们将此推衍为“中国模式”，由“党的模式”而“中国模式”只要加GDP就成，加若干“代表”就成。
就说花了巨大人力物力集大成的“三个代表研究”书系（我曾在公家办公室见过这样的由各级官员“撰写”的厚书），“资深申纪兰”真正代表了什么？
对申纪兰来说，她所代表的人民群体，当然是农民。在几十年中，农民贡献最大吃亏也最大，她对此难道就没看见？她为农民说了话吗？她知道真正的农民是怎样表达真实的心意吗？军事化的人民公社，她投赞成票，包产到户解体人民公社，她投赞成票，将来农村的新模式，不管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她肯定继续投赞成票。不知不觉，她到了这样的老年，上级只是奖给她一项政治殊荣，她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殊荣。
申纪兰老人应该休息了，她早就应该认识自己只是一种点缀，她的风光其实是伴随一代几代农民的屈辱和苦难的。她的顺受只是那个时代的奇迹，自然会有别的人（男人或女人）延续下去，不扬刺只栽花，不是跟所代表的群体搞好关系，转达他们真正的要求，而是与权力搞好关系，观看上级脸色而表态。在中国善于观察上头风向和脸色的大有人在。申纪兰自有接力者。
如此资深人民代表，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荣耀。在权力者眼中，你一贯、持之以恒听话，顺从，就让你继续当，戴上“资深”帽子；在受用者（比如申纪兰）家里和所在的乡里，它的作用就更大了，许多人办不成或办不到的，其人一句话就可办到，说穿了，就是能起到分享权力的作用。像申纪兰者，只需两头满意，上级满意和自己满意，至于她们所依仗的群体，从来就是沉默的，他们的需求无须通过她来传递，她也不会传递，她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传递，如“不做落后群众的尾巴”，“不被阶级敌人所利用”（换成今天的语言就是“不被敌对势力利用”）。
真正的现代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正向我们走来。公民社会利益多元化，人民代表靠代表所属群体发出真知灼见，推动利益格局的调整，让全体公民分享社会财富，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在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活力而有序，人民代表的威望和信用才是真正有根地建立在民众之中，而不是趋势和从众。申纪兰式代表对人大的作用不是很明白吗？
顺此，我还想说的是，主流媒体对申纪兰式代表的推介不是太老套了吗？如此报道——舆论导向令申纪兰老人难堪，对“中国梦”的展望无异于缘木而求鱼。在又一次呼唤“中国梦”的时候，“申纪兰新闻”其实也暴露了主流媒体“不协调”的深层次问题。
2013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