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三十多年来，所带来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实际效果却与现实想象有些差距。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根由主要有两个：（1）研究脱离了“本土”，而没有“接地气”；（2）执行政策的权力者与权力机构未能很好的理解研究的结果，导致研究结果“居庙堂之高”。故此，这就导致了现实与研究之间的“层层脱节”，而未能很好的达到研究之目的：乡村治理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在历来的研究成果中，无疑有两个关键词：其一，冲突；其二，参与。这是全球化浪潮下所引发的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即没有参与的治理不能叫做治理，而没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更不能叫做治理。要注意，治理本身并不等同于统治、管制等，而是要求社会阶层的各个利益主体或利益团体，有效、有序的参与到公共社会的管理当中来。进一步说，既然有各个利益阶层就必然会有冲突的发生，而且从现实社会来看，冲突的根源还是在于掌握资源的一方，掌握权力的一方，对没有权力之人采取压制与盘剥，仅仅就农村社会而言，国家对农民的“统购统销”粮食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市场经济引入到这一交易机制中，想必农民所获得的利益将会更大。再如所谓的“农业补贴”，虽然是“鼓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是其补贴的资金来源又还是从农民身上攫取的。所以说，底层社会的“非自由的非公平”往往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下，显得非常被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被动，造成了反抗的可能性增大，冲突随之发生。

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统计来看，信访量在5年内下降了75.5%。这样的一个数据所显示的一个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即社会更加和谐。而社会却又在群体性事件的屡次爆发当中否定了社会和谐的定论，而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并未在这样的冲突中发生社会学家科塞所指出的“有利于社会整合”。而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差距加大，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公平”被屡次提到，这也就说明了，乡村社会的底层民众已经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弱势群体的一方。

那么，就整体的社会而言，基层社会的不安定，必然会带来国家建设的困境。比如说，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困境（户籍问题与土地制度）就导致了整个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受阻。而国家也面临着基层社会的“转向困境”未能及时、很好的安排农民生存、生产环境。这必然会引发一场关于革命的焦虑。《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就受到了如此之多的关注。当然，这是政治学的一个“议题”，在此不多阐述，暂且按住。

无论是从那一个层面来看，底层民众的政治安抚如没有做好，必然要引起冲突的发生，而民主机制却有缺位的情况下，参与与表达的可能性被“做了减法”，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打破这样的治理思维来稳定社会情绪。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对以上的分析做一个回应：（1）技术治理；（2）理论治理。所谓技术治理，就是采用技术化的手段来解决治理困境。比如说，农民的利益表达这个问题，就可以采用农村社区信息化来解决。把网络引入到百姓之中，以网络问政与网上办事的形式，来改变农民对政府的印象及让其有一个表达的途径。所谓理论治理，要在治理思维上做出革变。从当今的治理理论来看，大多数都是从精英立场出发，而未能很好的去“让农民说话”，这就构成了研究出来的结果不是农民所要的，而是作者因为研究的效果所要的。数据与理论的支撑，完全不是农民的真实情况。也就勿怪，为何治理的失灵在当今农村社会变的如此严重。

所以，鉴于以上所提出的问题，我想还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办法去解决。但是，迄今为止，不应该因为参与为完成，而冲突不断，就盲目的“对症下药”。乡村治理，需要“田野”，更需要研究者与执政者的“合力”。只有这样，基层社会的稳定才能保障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作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