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靠唾沫吃饭的人，一说“不争论”就义愤填膺。在去年的“改革共识论坛”上，有人要追究“不争论”倡导者的责任，说它让国民思维能力退化。也有人讨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说不分是非。其实，假如我们一直纠缠于本本上的意识形态争论，我们至今不会有改革，只有大批判。
假如现在还争论“单干”会怎样？
我是北大经济系七七级的，1980年做学年论文，回安徽老家做农村调查，沿途看见安徽与江苏边界上旗帜飞扬。那些在江苏地界上的旗帜上面写满标语，主要内容是“坚决抵制安徽单干风！”
为什么要抵制安徽单干风？不是农民要抵制，是管农民的人要抵制。农民就像水一样，被“三面红旗”的抽水机抽到“人民公社”的山顶上，日日夜夜都想着往山下的单干田里流。不流，就会被蒸发，饥寒交迫，不好活命。这样的悲惨故事多如牛毛，只说一个，当年一领导到山村视察农户，一老农出来接待。 “只有你一个人？”领导问。“俺全家5口。”老农答。“为什么没见？”“俺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俺穿了，他们光腚，都躺在炕上。”
反对单干的人，当然不会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他们认为单干不是社会主义，宁可要“社会主义”的光腚，也不要农民有裤子。假如现在还在争论要不要单干，估计那户农民全家及其后代连一条裤子都没有了。
好像工商业雇工数量也有过类似争论？
是啊。似乎有一本很牛的书上说，有雇工7到8个，是个体户，超过这个数，就是资本家了。如果一直停留在只有7到8个雇工的个体户阶段，中国现在会是什么局面？如果必须把超过8个雇工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争论清楚，才决定允不允许民营企业家扩大生产、增加雇工，估计这项政策到现在也制定不出来。
工厂雇工数量的争论，让我想起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针尖上天使数量的争论。到底针尖上可以站立多少天使？哲学家们绞尽了不少脑汁，有说可站3600个的，有说可站36000个的。这些哲学家不问一问，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系吗？有关系的，只是教会。针尖上站的天使越多，上帝和教会的威力就越大，教会要发的赎罪券就越多，价格也越高。
不过，工厂雇工数量却与老百姓关系极大，多雇些，就业会增加，经济会发展。
这些争论与意识形态有关吗？
有。意识形态本来要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不过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有惯性。像个辔头一样，要套住生活的骏马。自己不想适应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反而要后两者适应自己。意识形态有一个本事，就是以正统自居，把自己说成“是”，与自己不同的，都定为“非”。如果只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结果。而且为现行意识形态服务的权力机关，也会加入争论，当然，它们更愿意用审判的方式与你“争论”。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干的就是这种活。
不争论，就是暂时让意识形态闭嘴，让生产力说话。发展生产力，是实干，不是空谈。
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偏好问题，不是是非问题吗？
当然可以。欧洲哲学史上有个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针对经院哲学家们无休止地争论“共相”、“本质”之类无用的东西，英国哲学家奥卡姆提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对这个原理最通俗的解释，来自斯蒂芬•霍金，即“将理论中不能被观测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像割阑尾一样。
邓小平提倡的“不争论”原则，也是一把剃刀，它的原理是：“如无必要，勿争是非”。意思是将改革前和改革中说不清楚的意识形态是非统统搁置。不争论，是不争意识形态是非。实际上，意识形态争论与个人偏好有关系，与是非没有多少关系。要说是非，就是它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一旦涉及到生产力，就没有必要争论，做了才知道。如果因为偏好争论，你喜欢蛋炒饭，我喜欢乌冬面，能争论出结果吗？只能瞎耽误工夫，黄花菜都凉了。
个人偏好，是价值判断；客观是非，是事实判断。争论解决不了事实判断问题。
为什么我们赞扬第一个吃螃蟹的，而不是第一个说螃蟹的人？你不吃，就不知道螃蟹是不是可食的动物，不解剖，也不知道螃蟹是不是腔肠动物。一个事物，只有通过它能做什么，来确定它是什么。
显然，“社会主义”和改革一样，都不是预先设定的东西，而是通过其实践的结果来判断的东西。因此，做优先于说，你做不出来的东西，即使说出来了，也没有意义。
如何判断改革的是非呢？
改革的是非，其实就是利弊，改革就是兴利除弊。什么是“利”？邓小平有个回答：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毋庸讳言，这三“利”，基本上都是物质生活层面上的好处，也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国家富强，国民富足。
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有利无害的，改革也是如此。中国的改革是从破除极端平等主义——平均主义开始的，这表明，先迈的那条腿是“效率”。
但是，效率并非一切，一个良好社会，还要兼顾公平。因此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最大利益和可能的弊端，都与这种“效率优先”型改革有关：利是国家开始富强，国民开始富足；弊是两极分化，权钱交易，人心不稳。这是公平这条腿滞后的结果。
说中国改革失败了，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中国模式世界最牛，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针对目前的病症——公平滞后，启动公平-权利主导型改革，就是当务之急。最近，我似乎看到公平-权利的左腿有迈动的迹象：反腐败标本兼治，不仅打苍蝇老虎，还意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劳教制度列入强拆名单；户籍制度的栅栏开始松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平等。（《中国青年报 》2013年03月05日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