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拿“猫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开涮的，大有人在。有的甚至说，中国经济改革其实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误打误撞，不是什么黑猫白猫抓耗子。说这话的人，并不了解“猫论”的实质——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在实践中检验真理。

白猫黑猫论，有针对性吗？

有。首先，它针对的是一切教条主义。

按照邓小平本人的说法，他不是“猫论”的原创者。第一原创者是四川老百姓，第二原创者是他的老搭档刘伯承，他顶多算第三原创者。他在1962年这样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

可见，“猫论”的实质，从否定的意义说，就是不走老路，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墨守成规；从肯定的意义上说，就是“看情况”，什么情况？当下的情况。因此，“猫论”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注重当下情况的思想方法。

其次，它针对的是当年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两个凡是”，别说改革，连邓小平和陈云恢复工作都不行，因为他们两位都是被毛泽东罢黜的。

这么说，中国改革是从去教条化开始的？

一点不错。教条，在战争环境下，是捆绑自己手脚的绳子，让自己束手就擒；在和平环境下，是小脚女人的裹脚布，让自己裹足不前。中国要想进步，就不能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教条。

1978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领导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这场讨论，实际上是让白猫黑猫论穿上了理论正装，还打了领结：所谓“实践”，就是抓耗子；所谓“真理”，就是好猫。是不是好猫，要让能不能抓耗子的实践来检验。

不过，教条也分两种：个人信奉的教条和国家信奉的教条。个人教条叫“成见”，国家教条叫“国教”。“两个凡是”是当时的国教。要破国教，没有国家领导人支持是不行的，幸运的是，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都积极支持，“两个凡是”的叫驴才停止了叫唤。

改革从此就没有教条了吗？

并非如此。教条这东西，就像蚕皮，从自己身上长出来，还得自己破除，而且还要多次破除。不愿意多次蜕皮的蚕是长不大的。

当时破除的“两个凡是”，针对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就是文革10年所犯的错误，还是针对更长期，比如文革前“17年”犯的错误？党内对此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很多人能接受破除“两个凡是”，未必愿意否定“17年”旧体制。因为他们是那个体制的主要设计者和运作者，那是他们自己的“皮”，要蜕自己的皮，很痛苦。但是，为了让老百姓免于饥寒，能够温饱，元老们最后大多同意从那张旧体制的皮里蜕出来，所以才有后来的局面。

事实上，过去30多年，经济改革的主要思想分歧，就是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公有制和计划体制。主张最大限度保留公有制和计划体制的人，关心“猫”的颜色，多于关心“猫”的本领。

近几年来，把自己曾经蜕下的皮重新套上的，也大有人在。主张这也不搞、那也不搞，说国有企业很美，比西施、杨贵妃还美的，就是这些人。实际上呢，那些国企被认证为“美人”，只因为她们是宫廷嫔妃而已。

改革会不会产生新教条？

如果把执政党比作一条蚕，每一个新执政团队上台，都要蜕一次皮，蜕掉不适应新情况的皮，目的就是防止过去的改革做法成为新的教条。

我参与过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对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印象深刻。摸到“初级阶段理论”这块石头，当时大家很高兴，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寻求到了党内共识。但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理论，将会被更好的说法取代。这个理论有一块暗礁：如果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体制，那么，有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吗？如果有，是否要重新实行公有制和计划体制？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破除了这块暗礁，往改革的河对岸更进一步。它彻底蜕去了人类发展单线图式的皮：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初级-中级-高级）——共产主义社会。它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当下圆满的体制：生产力和文化先进，老百姓利益得到满足。至于实行什么体制，就看能否达到这个要求。因此，人们不再有后怕。

这个理论，被中共十六大认可。它虽然有执政党自封合法性的嫌疑，但相比初级阶段理论，显然进了一步。中国改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前进的，下一步怎么走，还在探索之中。

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每次摸到一块石头，都是为了放弃过时理论。否则，摸着一块石头，就大声叫好，不往前走，那样永远也过不了河。（《 中国青年报 》2013年03月01日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