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革临近的中国，有两大精神遗产受到特别的重视，一是社会主义苏联解体、消亡的教训，一是中国反复以暴力改朝换代的历史。人们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加看清现在和未来。但它们通常被单独对待，历史又充满歧义。现实中国既有中国历史自我复制的一面，又有复制苏联社会主义的一面。既然中国历史和苏联历史的会面和融合造就了今天，我们就应该在这两种遗产中找到衔接或者重合的地方，这样才能发现关于它们的真知。
一
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肯定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载入史册，就规模之大而言，堪比罗马帝国的灭亡，就速度之快而言则史无前例，自1989年到1991年间欧洲8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社会主义的样板、老大哥苏联自立国到结束历时仅69年，其他几个由苏联一手扶持、策划、制造的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罗马帝国500余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亡时期，先乱于内，最后被外部蛮族势力所摧毁，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秩序是在既没有内部战乱、也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突然瓦解的，它们被本国人民抛弃了。人民的抛弃，决定了这次范围广泛的社会转型（或者称1989年革命）和平，迅速，彻底。这一模式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得到了重现。
对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今天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在苏联和东欧剧变期间，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者或政治学者就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讨论。那时对社会主义依然抱有信仰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只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他们试图对理想和现实、原则和事实进行切割，而另外的观点则认为，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总危机，不仅涉及到现实的社会主义，也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但是，观点分歧不影响人们一致承认下列的事实：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没有产生“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而是形成了新型的极权社会，它们在成功地消灭了资产阶级、财产权和市场后，制造出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和剥削阶级--万能的官僚集团，它集中掌握了全部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
人类关于政治制度的观点在近代变得混淆不清，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划分模糊了垄断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重大界限。国家管理的实质是对利益的管理。当我们从利益的角度看待政治时，独裁，实质是统治者对利益的垄断独裁权。民主，实质是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即使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来看，它归结到底是建立一个利益包容的社会，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在沙皇官僚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走上了与它的理想相反的方向。社会主义的官僚相比沙皇的官僚有一个极大的、令后者无法想象的优势，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被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却变成社会主义官僚特权的制度基础。
享有特权是指享有众人所没有的利益优先权或独占权。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对国家资源和社会财富掌握着计划大权的官僚首先当然是满足自身的需要，在社会物质财富尚未“极大地丰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官员率先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从出行的坐骑，居住的豪宅，到特供商品，乃至私人生活秘书，一应俱全都由国家配给。
在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像它所批判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时候，社会主义者要彻底埋葬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像社会主义，广泛的利益包容使社会大众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发展红利。资产阶级是一种创造的力量，可以通过财富的创造增加社会总财富，创造者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让他人获益。资本和劳动既具有对抗的一面，但也有天然合作的一面。1914年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福特汽车公司把工人的最低日薪提高到为5美元--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这不止是带来了一场劳资关系的革命，更是为资本主义找到了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不但带来了工人工作效率的提升，为企业削减了成本，而且通过增加工人收入提升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为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打开了广阔的市场。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找到了共同点，这使他们能够实现合作共赢，这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改革和调整、为实现社会成员经济平等和权利平等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获得了独立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权利，在为工人争取发言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普遍建成了福利国家，在解决贫穷、财富再分配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进步。在同一时期，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广泛影响，它主张在现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部分改革，要求国家为大众提供更好的福利，使社会更加公平。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包容的社会主义，是反对特权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把经济利益因素当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虽然可能有绝对化的问题，但比起其他关于历史推动力的理论无疑仍然更接近真理。他在资本主义早期看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十分激烈的利益冲突，就得出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结论，他完全不能设想或者根本就没有设想到两者利益的一致性，列宁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正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的冲突似乎更适合于官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官僚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它不是一种创造性力量，它不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它只有通过攫取和剥夺才能取得财富。它与被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官僚阶级所得到的，就是被统治阶级所失去的。为了稳定的攫取利益，官僚阶级需要并依赖于稳定的、且不断扩大的为自己提供利益的被统治阶级，这不是一种双向的互利行为。纯粹的利益攫取方只有使用强力迫使纯粹的利益输出方就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不是一方压倒一方，就是一方推翻一方，而被统治阶级总是官僚统治阶级的掘墓人。
官僚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大众之间由于不存在共同创造财富的目标取向，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所失。对资产阶级来说，向无产阶级让渡一部分利益如果不是对自己有利，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财富的创造者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创造，他放弃部分利益，并没有放弃创造力，没有放弃未来。固守眼前的既有利益，对创造者而言是目光的短视。可是对不从事创造财富的官僚阶级来说，向被统治者让渡一部分非法垄断利益，就担心将会失去更多的利益，更担心失去可以从事掠夺的权力。创造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财富源泉，权力是官僚的利益和财富源泉，他们一旦失去了既有的利益，也就失去未来的利益。官僚阶级每当他们的利益遇到挑战，就强化权力，巩固既有利益，权力因此处于永无止境地扩张之中。官僚统治的社会除了少数特例，一般都不会有主动改革，只会是被革命所瓦解。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法国，正是由于法国是欧洲最先成熟的官僚专制国家；沙皇俄国则是欧洲官僚专制最彻底的国家，它在1905年革命中保存了下来，但没有逃过1917年革命的惩处。
二
现在可以轻松回答下面令人纠结不已的问题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只会一次又一次频繁地在暴力中瓦解和改朝换代，而没有制度的进步？这一特殊的国情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结论就在下面特殊的事实中，即中国社会几千年里一直是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成熟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它把所有人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即治人者和治于人，剥夺者和被剥夺者。官逼民反表现了王朝时代两个阵营的冲突模式。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和解与和平，它所谓的秩序也不过是暴力秩序，是对暴力的暂时屈服。当一方的暴力绝对压倒了另一方时，就说进入了和平时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平盛世。
与贵族统治相比，系统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统治好象更能够轻而易举地赋予社会以稳定的秩序，但其实它的稳定性很差。“太平盛世”一说恰好表明了中国历史中和平时期的稀少而短暂。和平是如此之少，人们对和平是如此之珍视，以致于大多数人对现实采取“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王”的隐忍态度。秦朝之后的王朝，只有汉、唐、明、清等几朝历时比较长久，即便是它们，也远非平安无事，其中遭逢了各种危机和内乱，它们一到中后期便进入乱世阶段，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在整个漫长的王朝统治时期，被史书称赞为“盛世”的，不过文景、贞观、乾嘉等短短几个时段而已，对于2000年的时光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官僚统治秩序不仅受到下层社会暴力反抗的威胁，也受到内部反叛和夺权的威胁。坐天下的巨大利益和极大诱惑吸引着体制内和体制外各种跃跃欲试的力量。官僚们既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抱成一团，也就能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奔前程。在感觉到共同利益即将不保时，他们会转移财产，寻找退路，以求自保；在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牟利机会出现时，他们就会马上作出新的选择，投身到推翻旧秩序的行列中。苏联解体时也是如此，前共产党的官员纷纷抛弃了自己的党，转而去抓住眼前的机会。
王朝秩序从逐步走向瓦解到重建，有的很快，有的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军事过程，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军事准备情况和打击的有效性。反叛的军事力量由小到大需要一个发展阶段，时间有长有短。反叛者通常首先在远离朝廷打击力量、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形成军事领导核心，如太平天国在广西山区、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指挥集团，组织国中之国。在政府的暴力失效后，各种反政府武装乘机发展起来，包括政府军里的叛军。实力强大的问鼎天下，实力较弱的则占地为王，他们既合力消灭朝廷，也互相征讨，只有当一个绝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出现、重新确立一统天下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又建立起来。这个过程有时需要几十年，上百年或更长时间。
军事上的绝对强者在其发展、壮大和东征西讨的岁月里就已经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死与共的利益集团，战争的胜利使打天下的军事指挥集团成为坐天下的军事-官僚集团，军事统帅则成了坐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开始收获暴利。
由军事过程完成、由军事集团主导的改朝换代没有普通大众的直接参与，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事实，只有到了清末的时候，尤其是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知识分子才作为军事之外的力量加入到了反叛的队伍中，但他们人数和力量都极其有限。人民反叛、人民展示力量的时代尚未到来，他们要改变旧秩序还必须依赖军事力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崇尚暴力。
在理论上，传统中国实行的是精英治国，即君子治国，但实际上治理国家的只是知识精英，他们通过多次艰难的科举考试才被选拔出来。虽然熟读圣贤书，但身处官僚集团的现实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掠夺者。社会管理者具有令人尊重的品质对秩序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但官员的“雷政富化”不但不能使权力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相反引起民众的普遍愤怒和轻视。没有德行作软实力的政府容易受到挑战，在维持秩序的能力上必定大为削减。
这也是贵族统治优于官僚统治的重要方面。贵族拥有可观的财富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掠夺者，他们的良好教养和德性一直是他们受民众尊重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也存在这种贵族式的治理，它不是由政府的官员或政府官员的代表进行管理，而是由当地乡绅根据悠久的风俗习惯进行秩序的维持。这些在野的乡绅、乡贤是当地的富人，能力强，声望好，足以服众。与政府不同，他们不靠强力推行秩序，他们的管理是业余的，免费的，是出于对公共事业的热心。正是这种基于声望和德行的管理，使中国基层社会有更好的稳定性，因此，在中国整体政治秩序混乱的时候，村社秩序却还往往能够保持，也为王朝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在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军横扫南方各省、朝廷无计可施时，湖南乡绅组织和训练起来的地方武装成为政府的有生力量，为保住了满清天下立下不世之功。
三
用改革凝聚共识的乐观情绪只在去冬作了短暂停留就已消散，各种观点的激烈对立重新占据互联网的各个角落。观点上的势不两立反映的是利益的势不两立。传统中国的官民矛盾再次危及到当今中国社会的稳定。官方权力已经深入到社会最基层，到每一个村社，中国乡村自治传统在基层社会所发挥的特殊的稳定功能被破坏殆尽。权力控制上的误区是，以为控制得越紧越严就越可控，事实却是权力的触角越深入，造成的怨愤越多，控制越难。农村是近30年官民矛盾最先爆发和激化的地方，普通的农民大众在90年代的“减负”反抗最先威胁到基层权力秩序。工业的快速发展，迅速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城市人口目前已接近总人数的50%，反抗的重心正在从农村转向城市。教育普及和对外开放，最大限度地改变了民众的思想，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就已上亿。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资讯极为发达，信息的自由传播无可阻挡。中国已进入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已进入现代社会，当人们普遍用现代思想衡量社会的时候，前现代的统治形式显得越发不可容忍。各种现代因素既导致今天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也使人民作为现实的政治力量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
人民大众取代军事集团成为变革的主导力量，这是当代社会转型与历代改朝换代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一事实对秩序重建意义非凡。只要是人民担当变革的主角，转型过程中就不会有形成新军事-官僚集团的土壤，也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将是民众的选票，不是强力和暴力，中国因此就将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并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利益包容不是指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让利，不是实行“薄赋轻徭”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不是放牧人对奶牛的包容，而是社会平等成员、利益团体之间的共存和合作，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同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就是有效地抑制特权统治集团的出现，因为这能最大程度地有利于社会正义的保存和阻止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和分裂状态。每隔几年就进行一次选举，政府实行任期制，社会不是由官僚而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治理，不仅防止了官僚特权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消除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身份鸿沟。公民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以及在政策的形成和修改方面有无可否认的参与权，对损害自身利益的政府行为具有不可剥夺的批评权、抗议权，是他们保证自我利益十分重要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有赖于言论自由。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对自身利益的发言权。无论何人，无论是他们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在利益和权利遭受侵害时，都能指望得到法律的可靠支持，独立的司法体系因而必不可少。满足上述条件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能够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只能是民主制度。
对民主、自由的过度阐释和赋予过多的意识形态内容，防碍了普通人对民主自由的具体把握，自由在最易于理解、最普遍的意义上是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
独裁和民主的区别不在于别的，就在于是满足少数人追求特殊利益，还是满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为了保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就必须让人民失声，让人民服服帖帖。为了保证所有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利益，政治过程就是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交易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交易双方平等参与，自愿协商，政治交易不但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也是人民与政党以及利益派别之间的交易。人民经过自愿协商和约定同意产生政府，政府则有义务履行保护人民利益的约定，当政府坚持索要高价、不能履约时，人民在下一次选举中就将它替换掉。熊彼特教授把民主定义为党派为经营选票而展开竞争的制度，将人民与政府间的约定和交易延伸到人民与党派之间。这一定义虽然在范围上稍嫌过窄，但指出了民主最显著的特征。在民主制度中，讨价还价贯穿始终。公开的市场交易从来都是公平的重要保证。
在包容性制度中，包容的含义当然包括了对立面之间的包容，不但包容利益对立的团体、组织和个人，而且把对立面的包容当作是制度的必要。竞争的政党之间对立而包容，不但对人民的整体利益来说是必需的，对政党各自的肌体健康来说也是必需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只有包容对立面才是真正的包容。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并非衡量民主的标尺，包容反对派才是民主的要件。当利益的一方消灭了利益的其他各方（只有运用暴力才能达到目的）、变成惟我独大、惟我独尊的时候，特权利益集团就产生了。
说到改革，这个词语今天已基本上不能表达什么确切的意义。在既得利益者那里，中国一直都在推进改革，企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称为改革，且成效显著，要是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在另外很多人看来，不限制特权利益和不触及特权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改革，因此中国改革早已停滞，当前急切要做的是启动改革。在后一种意义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包容性制度。在官民政治和经济矛盾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时候，防止社会秩序瓦解成为倍受人们关注的紧迫问题。如要改革的话，那就是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如何建立急需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以求共同解决矛盾，化解危机。它即使可以先从比较容易的方面着手，比如实现福利均等，开展协商，开放言论，司法独立，扩大政治参与，但也必须在消除特权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少数人利益优先的特权，就没有大众的权利平等。中国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民主的问题。
反对民主的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等于说中国不适合利益包容的制度；说民主会搞乱中国，无异于说利益的包容会搞乱中国；说民主将使中国崩溃，是说包容所有人的利益将使中国崩溃。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认为只有官僚特权制度才能让中国保持秩序和团结。他们举出的例子是苏联的民主化造成解体的后果。首先，苏联作为政治秩序的解体是特权统治的解体，体现了人民的选择；其次，苏联作为帝国的解体，是长期生活在压迫制度下的联盟的人民用脚投票的结果，是没有及时实行民主的结果，而不是民主的结果，正如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送进医院后死亡，是耽误了治疗致死，而不是治疗致死。
苏联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诸如党内腐败问题，民族问题，改革问题，中国今天都有，甚至更加突出。正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太多相似之处，才使中国朝野几十年来对苏联垮台的教训特别关注，但又各自解读，各说各话，以致当原苏联国家的人们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已逐渐淡忘，中国还依保持很高的讨论热度，在朝的提醒同僚也提醒自己要头脑清醒，防止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在野的则提醒当局要趁早改革，以免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可悲的是，人们很少能真正对待历史教训，他们总是选择自己愿意看到的某种结果去解释历史事件，以历史的客观适应自我的主观。
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部分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历史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各种明显的和潜在的力量，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因素，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以预测的事件在黑暗的时间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连贯事实，即使上帝也不可能把握、控制如此复杂的因素和它们的联系方式。但历史具有清晰的大趋势，历史从来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既然变革之因已经在那里，变革之果就会到来。明智的人都知道，自己只能把握历史机遇，不能改变历史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