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服务员送来一碗面条，他看了看，露出满意的微笑，拿起筷子不停地往嘴里夹面条，不时用小勺加点辣椒油。看到耀邦同志吃得津津有味，一直伺立在旁边的警卫参谋齐东然漾起惬意、舒心的微笑。耀邦同志为什么今天要提出吃面条？几天之后，齐参谋才向接待员透露秘密，原来那天是耀邦同志73岁生日。
胡耀邦同志1930年15岁时即投身革命，当了小红军。1987年1月，他卸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千钧重担。1989年4月8日上午，他病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于4月15日溘然长逝。
当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民公仆，最后以身殉职。自1987年初辞职从中南海勤政殿搬回家，到他告别人世，共计27个月。
1987年初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去北长街他家看望。一进门，他就热情相迎。我看到他的气色不太好，显得有些憔悴，忧郁的心情也难以掩饰；但是他仍然沉着镇定，两眼炯炯有神。坐下后相互道问了近况，我想竭力回避他辞职的事，可是他却主动谈开了：“生活会上，不少同志对我有很多批评帮助，当时我也来不及细细体会和思考。
搬回家后，我把这些年搞的文件、各种场合的讲话稿找了出来，正在逐篇地细看，检查检查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这些年的功过是非是明摆着的，大家是看得清楚的。”他说：“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吧，让历史来检验吧，不能凭自己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久我又一次去看望他。他已经专心致志地用三个月的时间重新检查和回顾了自己这些年的工作，他的结论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他谈锋颇健，出语幽默，富于智慧。谈着谈着，我吟了陆游诗中的两句：“人生失意须为乐，甲第朱门祗自困。”他苦涩地笑了，边笑边说：“‘须为乐’，不‘自困’，我都做到了。这叫‘革命人生须为乐’”。
他对我说，离职后的日子，过得是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也充实。
他将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40分起床，中午只休息半小时，晚上10点半睡觉。每天还坚持走一万步路，每餐饭后沿着走廊走几圈，上下午还都要在户外走一走。他走路时挺胸直腰，步伐很快。每天上午坚持学习，看文件。有时练书法，写诗填词；有时也看一些古今中外的诗歌、小说等文学名著。他学习时不许人干扰，一直潜心研究马恩著作，光是读书笔记就写了好多本。下午不是看书就是会客，偶尔也打打桥牌，这也是活动脑筋的一着。
耀邦同志素来爱好诗词。现在赋闲在家，他有机会来吟诵唐诗宋词，并且把练字与读诗词结合起来，抄写了很多首。他尤爱杜甫的诗和辛弃疾的词，赞扬杜诗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吟诵之余，他也情不自禁地写诗填词。
我读过耀邦同志写的三首诗，创作于1987年9月25日，是他卸下重担8个月之后写的。诗曰：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
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三）
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情。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有一次，耀邦同志向我展示了他书赠文怀沙教授的一首古风：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文怀沙教授在1987年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后，从陆游集中采撷五言两句，写成对联一副以赠耀邦。联曰：“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
文教授读了耀邦同志的诗说：“耀邦同志在这首诗中所展现的是苦苦追求、坚定信念、伟大预见以及寄希望于中国青年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多少能理解屈原，也多少能理解耀邦同志。所谓骚作的传统，实为一条贯穿至今的民本主义的线。耀邦同志所苦寻的屈原魂，今日而言，就是建设四化中这种与民共呼吸的芳草品格。”
耀邦同志9月中旬离烟台，回来途中经济南，很想与中央苏区的老战友谭启龙同志一聚，不料谭去上海治病了，耀邦同志怅然若失，提笔命诗一首：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蒙冤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怀疑胡耀邦和谭启龙这些十七八岁的小红军都是AB团分子，险遭厄运。耀邦同志是很想同60年前的战友重新舒怀的，但是命运竟然让他们失之交臂，从此再也未能晤见。
耀邦同志是人民心中德才兼备的好领导，大家信任、尊敬、热爱他。虽然他不当权了，可是他的门庭不冷，常有人前去看望他。
1988年春节刚过，邢方群同志手提一只扒鸡去看他。方群向我描述会见情景：“耀邦同志问我近两年来的生活情况。他说：近来物价上涨了，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我说：够得上小康水平，比我困难的人还多着哩！……我随后问他1987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他深情地说：他本来决心从此解甲归田，作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平民百姓，不想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耀邦同志着重对我讲，只有把自己的想法搁在一边了，他的态度是两句话，十二个字，即‘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我随后向他讲了我接触到的一些高中级干部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称赞，说着说着，我掉下眼泪。我赶紧擦干了泪痕，把来时全家决定送的扒鸡拿出，对耀邦同志说：‘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意，也是我全家对你的敬意。’耀邦同志说：‘那我拿什么送给你家庭呢？你就把桌子上的几个蜜柑带回家吧！’我说我们家里的人，一定会珍惜这几个蜜柑。”
1981年4月他因为颈椎病十分严重，中央决定他休息一个月，结果他还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浙江、山东进行调查考察。到他古稀之年离开中南海办公室之时，“公行胡滞留”之际，已是积劳成疾多病缠身了。但当邢方群问他健康如何时，他还漫不经心地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一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实际是，他体力下降了。一次我带一方李白纪念馆制作的“学士砚”相赠，他喜形于色，双手接过，却呈现不胜负荷状。他在1987年秋冬和1988年春在305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
胡耀邦辞职后，戴着病号帽子，度过了1987年。但是他心系天下，时刻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想着人民的疾苦。1988年春，他从305医院出来，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离京作点调查研究。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派出四名干部同行。
1988年5月，耀邦同志来到河北省易县，他用三个上午的时间听县委书记和县长关于易县基本情况和资源优势、经济建设和改革、重点工程建设和扶贫等情况的详细介绍。耀邦同志边听、边问、边记，十分细致认真。
紧接着，耀邦同志又用三天的时间走访了八个地方：紫荆关古长城，紫荆关三级电站，安格庄水库，西陵区马兰台村，龙泉庄村，太平峪村，后部林场，易县图书馆。每到一处，他都向有关同志殷殷垂询，了解各方面情况，专心听，开口讲，针对汇报中的疑难问题，发表意见。当紫荆关乡长叶中魁贤谈到前些年因造林而限制养羊，近两年开始解决林羊矛盾，羊只有所发展时，耀邦当即明确指出：“千万不能养林轻羊、保林宰羊。”他紧接着说：“前些年出现造林宰羊的问题，责任不在乡，也不在区、县。”他继而谆谆开导说：“现在羊的价值很高，我穿的这件毛衣，毛线就二十多元一斤。要正确处理林牧矛盾，想办法在山上多种一些草、灌木等适合羊吃的东西，解决羊的温饱问题。如果每年绿化有所发展，羊只再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他还过问了高易铁路能否与涞源铁路接上轨的问题。他站在十八盘公路旁眺望紫荆电站，提出把小水电站建设好的要求；最后，他还到苏格庄水库作了一番视察。
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到西陵区马兰台村的村北山顶上，考察了这个村的造林绿化情况，并向村干部询问了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和当前群众有哪些意见。村支书崔永泉如实讲了群众对农用生产资料和水电费涨价、化肥柴油等供不应求的意见较大。耀邦同志说：“你说的不错，讲的是实话。你要带领群众努力发展生产，使财源像你的名字一样长流不断。”耀邦同志来到后部林场观看了他前几年亲自采集来赠给易县的白皮松树籽的育苗情况，林业局长靳洪年汇报了育苗过程和准备移栽到狼牙山、荆轲山和西陵等几个旅游地区的打算，耀邦听了很高兴。随后，耀邦来到县图书馆。他与馆长王家燕谈话时说：“我们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办好文化事业很重要，群众阅览图书可以象征性地收点费，这样读者看书就认真了。也可以让读者为图书馆搞义务活动，服务是相互的嘛。”
在易县九天，耀邦同志一贯从实际出发、一切为群众利益着想的老作风，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8年5月22日上午，耀邦同志从易县到涿州，下榻于东方宾馆302室，他一再交代，“我就在302室内吃饭，不到你们餐厅去，不用那么多人陪着。我爱吃白薯、面条，千万不要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有个电工到302室去换保险丝，耀邦对他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还递给电工一支烟，准备再给他点打火机，电工一边道谢，一边忙着退出。电工碰上服务员就说：“这个老头真是一个好样的共产党员，尽说家常话。”
耀邦同志此次来到涿州是有渊原的，早在80年代初，河北省有些领导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贯彻得不起劲，上面怎么也推不动。思想僵化是拦路虎，有些人误认为新华社“动态清样”和“内参”不断反映的安徽、四川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胡耀邦于1984年召集22个县的县委书记到中南海汇报工作，交流思想。其中有两件事令他大为兴奋：一是，大名县农民一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生活有显著改善；二是，涿州市乡镇企业东方实业公司搞股份制，织出的地毯远销国外。他这次来涿州，就是想实地看一看东方实业公司的发展情况。
东方实业公司总经理霍宗义，而今已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人物了，但他也是千万个起于陇亩的凡人之一。他向耀邦同志讲了自己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创业的经过：他1953年入党后到乡政府工作，1957年任乡团委书记，1970年任西河公社的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借了6000元办起一个社办企业——砖瓦厂，他担任厂长，逐步扩大，慢慢发展。1980年转为地毯厂。而后，企业红火起来了，四面开花，包括四川、云南在内，全国有20个加工厂，织毯工人5万名，涿州市现有53万人，近几年富起来了，在地毯厂基础上组建的东方实业公司已发展到有下属单位62个，包括设立在外国的，还有几个基地。
耀邦同志听了这个汇报，高兴极了，他亲眼看到了张镇企业如此繁荣昌盛，表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成效不小。接着他在霍宗义的陪同下，参观了东方实业公司几个基地。路上碰见涞源县委书记马权，耀邦同志对马权说：“你什么时候把你们那里工作搞好，使涞源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保护过我们。还不断地问：“涞源县人民有多少人富了？有多少人还穷？”
第二天下午，在霍宗义陪同下，耀邦同志参观了包子铺村。他先看了小学校，再到村图书馆看了介绍这个村子发展情况的图表，然后到幼儿园，看见孩子们正在唱歌、跳舞。访问的头一家农户是崔桂芝家。耀邦等一行坐在沙发上询问崔桂芝：有几口人？每年收入多少？现在生活怎样？崔桂芝一一回答说，这几年生活好多了，置办了彩电、冰箱、沙发，她还请耀邦看了她的家庭织毯。耀邦摸摸正在织着的地毯问崔桂芝：“这村里还有比你家更好的吗？”答：“有”。耀邦再问：“有不富裕的吗？”答：“有十多户，不会过日子。”大家笑了。
接着访问了郭玉芳家，这家比崔桂芝家还豪华。耀邦说：“看来那一户没说假话。”耀邦问郭玉芳：“你们怎么安排生活？”答：“农闲织毯，搞副业；农忙就种田。”耀邦说：“好”！耀邦问郭玉芳家庭一年收入多少钱。答：“一万元左右，”耀邦笑着说：“农民怕露富，不止一万元吧？比我强嘛。”
霍宗义要求耀邦同志写几字给他留作纪念。耀邦同志写了“强国富民”四个字。
5月24日早晨，耀邦一行离开涿州，人们自动来送他。
11月20日，胡耀邦到达长沙后的第十天黄昏，耀邦同志下榻的住处外面，黛绿的古樟，青青的翠竹，渐渐地消融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之中。身着铁灰色中山装的耀邦同志，腰板挺直地坐在餐桌前，脸庞瘦削，但两眼炯炯有神。服务员送来一碗面条，他看了看，露出满意的微笑，拿起筷子不停地往嘴里夹面条，不时用小勺加点辣椒油。看到耀邦同志吃得津津有味，一直伺立在旁边的警卫参谋齐东然漾起惬意、舒心的微笑。耀邦同志为什么今天要提出吃面条？几天之后，齐参谋才向接待员透露秘密，原来那天是耀邦同志73岁生日。一个为亿万人富裕、幸福奋斗了60年的老人，在他的最后一个生日，只吃了一碗素面，真是共产党人洁来还洁去的生动写照啊。是啊，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家不搞特殊化，几十年如一日。他三子一女规规矩矩，自食其力。他亲哥哥胡耀福和侄子都在老家务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能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去办事。当时地方领导出于关心，给耀邦同志的侄子胡德资安排了工作，耀邦同志知道后硬是不肯。直到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全是普通农民。1988年11月25日，省委接待处一辆旅行车上下来一个鬓发斑白、皮肤粗糙，面容清瘦黝黑的老汉，身上黑呢子衣服的细绒毛几乎磨光，沾满黄土灰，他就是胡耀邦同志的哥哥胡耀福。他比耀邦个子高，年长三岁。胡耀福手提一个已被泥水染黄了的尿素袋，走进五号楼。袋子里装满了弟弟喜欢吃的红皮南瓜和晒干的茄子皮、苦瓜条、刀豆片。耀邦71岁的老嫂子和侄子都没有来。因为耀邦同志怕来的人多了给接待部门的同志添麻烦。
这次来湘，耀邦同志照样深切关心当地的情况。他不时向省负责人发问：“明年的日子怎么样？下面的情绪、精神面貌怎么样？”说起不久前去的张家界，他动情地说：“湘西山好、水好、人更好，可是湘西现在还很贫困，一些群众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有愧于他们啊！”
耀邦同志还对人讲了他到岳阳君山遇到的一件事：“在君山，有一对外地来旅游的夫妇遇到了我，并提出了要与我单独谈几句话。我让他们当着大家的面讲。女的说：‘我要向您提点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还提不得意见，不知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见您才说这些话。我是党员，我要退党，共产党腐败了，党没希望了。’我想了想，严肃地说：退党，党章有规定，个人有自由，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耀邦同志讲完这件事，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说：“这件事说明，我们党的凝聚力也减弱了。但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现在全党都在抓，是能够抓好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只要党风好了，党员心里装的都是群众的事，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党群、干群关系就会好。”耀邦同志接着说：“端正党风，关键是各级领导要带头，为政清廉，艰苦奋斗，为党员作表率。”
耀邦同志虽然离职赋闲在家，病魔也不断地折磨他，迫使他休息、治疗，然而他一直心系党和国家的大事，和亿万人民息息相通，心境难以平静。
1989年3月26日，我听说他已回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去看望他。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地同我推心置腹，谈天说地。他说：“我正在读《周恩来传》。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他举起左手，伸开右掌，动情地说：“我们必须坚持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说着说着，他举起两个拳头，模拟牛头上长的两只角左挑右突：“你看，少年儿童一出生就摆出一副战斗架势，勇敢向前！老头子么，双手一摊，腿一伸，躺下了！”从他幽默的语言和灵活的动作中，我顿悟出他的那颗赤子之心，是何等地关怀青年、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啊！“两亿两千万文盲中，青少年多的是”。他快活的音容笑貌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接过我的话头：“小孩不读书识字，弃学摆生意摊摊。”
随我去的秘书告诉我，他问一名13岁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这孩子回答得干脆利落；“俺干这个买卖，比老师挣的钱多！”
“不挣学问只挣钱，不爱识字喜钞票。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身教重于言教’———老师挣钱少，这岂不是由老师‘身教’来的？”我这是笑话一句。
“学生厌学，非年轻人之过，责任在长辈啊！”就在那次后的13天——4月8日，他仍然兴匆匆地离家去出席讨论教育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他毕竟精疲力尽，郁积于心头的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突然在会议桌前一病不起，一周后即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