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我以中国农民代言人的身份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中国农民宣言》。该书于2000年出版，2007年修改重印，没有产生多少社会反响。现将再次修改的《中国农民宣言》发到网上，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公众关注，更希望有益于中国农民这个最大最古老群体的改变、重塑和发展。
孟令伟
2013年2月8日
中国农民宣言——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群体走向解放的宣言
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识。今天，我们站在新千年向世人庄严宣告：我们要一反几千年来老是被别人认识和评论的尴尬地位，第一次自己来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提出解放自己的任务和要求。
代序——中国农民宣言之言
我们，中国农民--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群体，忍辱负重地过了五六千年，跨进新千年之后，我们再也不愿沉默，再也不能沉默，再也不会沉默了!
中华民族过去所有的历史，说到底是我们这个群体受人摆布的历史。
在过去所有的历史中，不管形式有何不同，我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领主制度下，我们曾是农奴；在豪强统治下，我们做过徒附；在公社体制下，我们成了完全受禁锢的社员。
在过去所有的历史中，不管形式有何不同，我们都扮演着附从的角色：在历次起义中，我们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近代革命中，我们是被联合的对象；在建国以后，我们是"二等公民"。
在过去所有的历史中，不管形式有何不同，我们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生产者：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在领主井田制下从事自然生产；皇权社会时期，我们在地主租佃制下从事自然生产；人民公社时期，我们在集体经营制下从事自然生产。
因此，过去所有的历史我们都没有摆脱也不可能摆脱马铃薯般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治上受挤压经济上受盘剥的命运就难以避免。
但我们又是过去所有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我们为过去所有的历史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基础，我们在过去所有时代中都是反抗暴政、抗击侵略的基本力量，我们在过去所有的革命中差不多都是主力军。
中华民族过去所有的历史说到底是我们农民创造的历史。连历史上最优秀的人才包括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也大都是从我们农民中产生的。
过去有人将我们说成是有种种缺点的群体，诸如自私、狭隘、保守、落后。等等，等等。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群体支撑了中国几千年。其实，一些所谓的缺点恰好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点，如果要人为地消灭这些特点，就必然扼杀这个群体的创造力，造成民族大悲剧。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哪一个群体没有自己的局限性呢?而哪一个群体能和我们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与付出的代价相比呢?
这是一个没有炮火硝烟但却撼天动地的时期。改革开放加上市场经济，再加上全部的新时代因素，就推动我们走上历史的大舞台。
我们走上前所未有的大创造舞台。在改革时代我们创造的新生产力可能超过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我们创造的新经济现象是过去所有时代不敢梦想的，我们创造的新政治事物给乡村社会注入了生机，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因素给乡土氛围带来新气象。
我们走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动舞台。从经济关系到人情关系，从所有制到产业结构，从乡村政治到社会基础，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家庭组合到社会组合，从农民到牧民，从劳作到思维，从观念到现实，都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一切都在变动，一种变动接着另一种变动，一个变动引出一系列变动。所有据说是不可能变动的东西都在或迟或早地开始变动，连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居住的村落也开始摇动。
我们走上前所未有的大分化舞台。经济的分化，人群的分化，文化的分化，社区的分化，思想的分化，行为的分化，农村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人都或迟或早地走向分化，连居住在偏远落后山区的山民也在卷入分化。
我们开始向马铃薯的存在状态挑战，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寻求联合的途径，这种组织是农民自主基础上的组织，这种联合是保持农民个人自由前提下的联合。
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建立在我们有了财产权利（尽管是不完全的）和独立人格（不完全的）的基点上。我们有了财产权利，才有了发展的权利；我们有了独立的人格，才有了选择发展的自由。
迄今为止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开始意识到农民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群体。其实，我们历来就有独立的群体利益，但过去一直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明确意识到，现在终于明确意识到了。我们终于意识到农民这个群体有任何阶层、任何集团也代表不了的独立利益。而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意识到了这个群体的历史使命，我们才正式有了群体的自我意识。
过去人们认为农民不开化，我们确实有不开化的问题。但那是因为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一旦获得这种意识，我们也就开化了。
过去人们认为农民只能依附于人，我们确实有依附于人的问题。但那是因为很长时间内没有意识到独立的群体利益，一旦意识到了，我们就不会依附于任何人了。
迄今为止，我们取得的所有进步表明拉开了千年蜕变的序幕。我们在变动中遭受的种种痛苦必将成为更大变革的催化剂，我们正在改变受人摆布的历史，但我们仍然受人摆布。我们所获得的自主权仍然是不充分的自主权。我们的改革还任重道远。
然而改革的总趋势是无论如何不会逆转了，我们这个群体是无论如何不会走回头路了。我们已经用自己的英勇和智慧为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必将用自己的才智和雄猛将改革带向更新的境界。
走进新千年，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从贫穷向富裕、从愚昧向文明、从封闭向开放、从村落向城市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我们要告别传统时代，我们要在脱胎换骨的新生中彻底结束受人摆布的历史。
伴随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从农的人数将大大减少。但无论怎样减少，我们都必须牢记农民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社会群体，都必须牢记自己要有独立的群体意识，时刻保持独立思考的头脑，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治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
伴随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整个农村社会也将告别村落传统。公民化的现代农民必须牢记自己有四大基本权利：这就是财产权利、土地权利、民主自治权利、组织起来的权利。这四大权利是不可让予、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让予了我们就失去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剥夺了我们就会遭到更严重的剥夺。
在新千年里，我们将要失去的只是传统农民的枷锁，而要获得的却是整个中国和世界。
全中国农民联合起来解放自己!
一 我们农民的第一次宣言
世世代代，中国农民就一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东北面这块广袤的大陆土地上。在中原的黄土地上，在东北平原的黑土地上，在东南的丘陵地带，在青藏高原，在蒙古高原，在四川盆地，在连绵的太平洋西海岸带上，在整个中国的田野大地上，到处都有我们先民活动的痕迹。我们的历史可以远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历史就是河域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
我们从远古走来。从那大大小小的远古村落、帐篷、渔舱中走来，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走来，从领主制度下、皇权统治下、公社体制下走来，走进新千年里，汇集成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民族公民群体-中国农民群体。
现在，这个群体就要发表自己的宣言了。
这是中国农民也是世界农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宣言。
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的宣言或类似宣言的文件，但没有一件是我们的，或是以我们的名义发出的，包括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写的文告也是以别的名义发出的。
历史上的宣言大都是某种社会组织和会议的产物，这次宣言不是任何组织和会议的产物，而是我们这个历史最古老、人数最庞大的民族农民群体的心声，是几亿中国农民的心声。
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宣言出自这么大的人群。
有人可能会问：你们既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群体，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而迟迟到现在才发表这个宣言呢?
这是因为，在改革前的几千年里，我们一直没有或基本没有自主意识，而老是处在被别人认识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宣言呢?
这是因为，在改革前的几千年里，我们一直是作为其他群体的附属物出现的。从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宣言呢?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越来越有了自我意识，有了自主意识，有了自我反思的意识，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独立群体的存在，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好恶，因此也越来越意识到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宣言正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
这是我们体现历史主体精神的宣言。几千年来，我们这个群体是事实上的民族主体，但是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主体的表达意识，现在我们不仅意识到了，而且要通过宣言表达出来。
这是满载我们几千年来甜酸苦辣情感的宣言。几千年来，我们这个群体流了多少血．洒了多少汗，受了多少屈，经受了多少磨炼，付出了多少代价，才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终于等到将长期的郁闷一吐为快的时候了，我们终于等到向世人倾诉的时候了!
这是高扬我们这个群体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宣言。几千年来，我们这个群体为了生存，为了反抗压迫，为了追求幸福，坚韧不拔、顽强不屈、舍生忘死、一代接一代地奋斗着，开拓着，摸索着，才终于达到今天这样的进步，我们终于能向世人展示我们的精神旗帜了。
这是凝聚着我们这个群体几千年来乡土道德的宣言。我们这个群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几千年来，我们坚守自己的道德传统，如勤劳、勇敢、智慧、节俭、信义、仁爱、尊老抚幼、亲戚相助、邻里相友等。我们正是依靠这些道德力量的支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才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这是我们走向解放的宣言。寻求解放，走向解放，为解放自身而奋斗。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追求，也是我们几千年来奋斗、付出、牺牲的冥冥指向，是最高天意的召唤。我们实在经受了太多的束缚、压迫和桎梏，我们必须打破枷锁，我们必须获得自由，我们必须解放自己。这种解放是指人身、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解放，是公民权利的完整体现和高度张扬。
我们这个群体所有的历史情感、历史精神、历史意志、历史道德，包括我们的包袱和缺点在内，都凝结在这个宣言里了。
我们在时间上已经从过去的千年进入新的千年，因此，这也是我们的跨千年宣言，是我们告别旧千年、跨进新千年的划时代宣言。
在这个宣言里，我们想抒发新千年的一点情感，一点憧憬，一点理想，一点信念。
在这个宣言里，我们想介绍新千年的一些打算，一些念头，一些筹划，一些想法。
在这个宣言里，我们想倾吐新千年的几点希望，几点请求，几点切盼，几点期待。
我们要通过这个宣言和新千年进行对话，将自己对新千年的心里话宣示出来，昭告于天下，昭告于世人!
我们再不请别的阶层作我们的代言人了，我们要自己堂堂正正地向世界发布我们的宣言了。
这是我们农民的第一次宣言，这是我们这个最大最古老的民族农民群体的第一部宣言，这是中国农民走向解放的宣言。
二 关于财产的宣言
财产是财富的物质形态。分为生活和生产资料两大类，但不少财产兼有两种性质，用作生活便是生活资料，用作生产便是生产资料。如房屋、粮食、包括土地在内都是如此。
人们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才能够生存和发展。要生活就得有起码的生活资料，要生产也得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的财产越多，质量越好，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所以，人们不断改善生存条件和追求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不断获取财物的过程，离开财产谈生存和发展没有多大的意义。
谋求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人类拥有这种权利和其它动物拥有生存本能一样，是天赋的、不可让予和不可剥夺的。与此相联系，获取和拥有财产则是人类保证其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本权利，人类拥有这种权利和其它动物拥有觅食和积存食物的权利以保证其生存一样，也是天赋的，不可让予和不可剥夺的。
反过来说，人们一旦丧失了获取和拥有财产的权利，也就同时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正如其它动物一旦丧失了觅食和积存食物的权利也就同时丧失了生存的权利一样。由于其它动物只有生存本能而惟有人类具备发展自己的潜力，所以人类的财产权利与动物的食物权利相比，前者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而后者只有自然属性；前者具有推动人类和社会不断发展的意义，而后者只有维护生命延续的意义。
从天赋的角度看，既然人们的财产权利是不可让予和不可剥夺的，也就不应该丧失。但从历史和现实看，对人们财产权利的剥夺却是时有发生的，有时在个别人之间发生，有时在群体之间发生，有时甚至以国家或某种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的剥夺。所以人们财产权利的时有丧失又是现实问题，正如其它一些动物觅食和积存食物的权利由于某种原因时有丧失也是现实问题一样。
丧失了财产权利也就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由于人的发展是全面的，所以丧失了财产权利就不但丧失了物质和经济上发展的权利，往往同时连精神、政治、文化的发展权利一道丧失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人们天然的财产权利和现实社会中这种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的矛盾问题。解决这个矛盾的惟一出路就在于：人们在享有财产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拥有保护财产的权利。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法律的，即获取和拥有财产的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受到法律保护；其二是能力的，即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如果既没有受到法律保护也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那么这种财产权利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权利，随时有被他人侵犯的危险。正如一些弱小动物觅食和积存食物的权利随时有被其它大动物(包括人)侵犯的危险一样。所以享有财产权利和拥有保护财产的权利是不可分割的。
既然财产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那么我们农民当然也就享有这种权利，这是我们谋求生存和发展不可让予、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其实，我们自古以来就是拥有自己财产的群体，不管这份财产有多么微薄，都是我们能独立于世、生存发展的基础。不然怎么被称为小私有者呢?没有财产的农民严格地说不是农民。
可是，我们的财产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到过这样那样的侵犯：劣绅地霸的巧取强夺，贪官污吏的苛捐勒索，昏君权贵的横征暴敛，军阀土豪的打劫榨取，都对我们的财产造成直接间接的侵犯。特别在王朝末落时期、战乱时期、外族入侵时期、酷烈的阶级搏斗时期，这种侵犯更是频仍地赤裸裸地发生。历史上的"跑马圈地"就是利用权势公然抢夺农民地产的"典范"。
但集体化时期借助国家政权对农民财产侵犯的全面性、快速性和大规模性，可能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仅土地充公，其它基本生产资料充公，不少地方甚至连生活用品都充了公。
集体化运动乃至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处境雄辩地说明了财产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对我们的重要性。失去了这个基本权利，我们就不但失去了发展的权利，而且必然要导致一系列相关权利的失去，最终连人身自主权也没有了。并在一定情况下严重威胁起码的生存权，20世纪60年代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导致农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就是突出例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一方面因为财产权利是基本权利，其它种种权利都建立在财产权利的基础上，一个失去财产权利的农民就必须仰仗他人(包括集体)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谈到其他权利；另一方面，既然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能被剥夺，其他权利直至起码的生存权利遭到威胁就是应有之义了。
集体化时期我们的财产权利遭到全面剥夺的教训是极为沉痛的，而改革以来农村取得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农民已经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财产主体。
集体化时期的最大教训不是我们丧失了财产权利，而是我们缺乏保护财产的权利，我们的财产既没有受到法律保护自己也没有保护的能力，遭到剥夺是必然的。改革以来我们的财产权利得到相当恢复，但没有全部恢复，土地应当是农民最大的财产，但我们却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我们作为财产主体的法律地位还没有确认，我们仍然缺乏财产的法律保障也缺乏保护财产的实际能力。因而直至现在被剥夺的威胁并没有根本解除：我们的承包地屡被侵犯，一些基层干部以种种借口侵犯甚至强占我们其他财产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所以，我们在希望恢复完全财产权利的同时也希望从法律上确认我们作为财产主体的地位，保障我们的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绝对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侵犯我们的财产权利。除非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放弃和转让这种权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由法律来认可而不能由任何个人和团体去判断。
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我们自己保护财产的能力。自古以来我们就缺乏这种能力，因而财产屡被侵犯，现在我们要自觉地培养这种能力。
我们必须树立财产权利是基本权利、天然权利的意识，认识到她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必须树立财产权利是作为其他权利基础的意识，认识到我们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人身权利乃至整个生存发展权利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必须树立财产主体的意识，认清我们农民、也只有我们农民才是农村财产的主体。
我们只有树立深刻的财产权利意识，才能理直气壮地保护财产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我们作为农村财产主体的地位。
我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就要掌握保护财产权利的武器，包括法律武器、组织起来的武器、民主自治的武器。没有财产权利，也就不可能有民主法制的权利，但有了财产权利，却必须依赖民主法制的武器去保护；失去了财产权利的集体化组织是我们农民的桎梏，但有了财产权利的农民却必须依赖自己的组织去保护，马铃薯的存在状态是难以保护自己的财产的。
我们只有掌握了保护财产权利的武器，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害，才有能力维护我们作为农村财产主体的地位。财产权利意识和保护财产的能力应该是统一的。
我们获得了财产权利，也就获得了致富的权利。我们要运用财产权利不断获取财产，积累财产，发展财富，追求富裕。我们农民富裕了，农村富裕了，整个国家也就富裕了。并不是大河有水小河满，恰恰相反，是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
我们获得了财产权利，也就获得了不断发展自己的权利。我们要在拥有财富的基础上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追求政治、文化、精神的全面发展。民有财产不是万恶之源，恰恰相反，是我们自身和整个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
没有财产权利或丧失了财产权利的农民不成其为农民，但有了财产权利的农民却不能滥用这个权利。我们不能在行使这个权利时危害他人的、国家的和社会的利益，我们拥有的财产权利只能是相对的、受制约的、合法的权利。
没有财产权利或丧失了财产权利的农民不可能获得发展，但有了财产权利的农民却不能保证肯定获得发展。现实给我们提供的情况是：一方面大多数农民凭借有限的财产权利摆脱了贫困，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是群层差距在扩大，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在生存线上挣扎。
财产权利既是相对的，就不是万能的，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有一定缺陷。
纠正这种缺陷既需要我们农民努力，更需要政府的调节。
我们要在拥有完整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克服财产权利的局限性，走向无限的发展。
三 关于土地的宣言
土地是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土地远比财产具有更广大、更深沉的意义。土地是所有财富的本源，是地球上所有物体的承载者。地球上的陆地占3／10，海洋占7／10，海洋的面积比陆地的面积大得多，但是不要忘记，海洋也是在土地上奔腾不息的海洋。
人们可以消灭一切财富，但是如果还有土地的话，人们就可以重新获得需要的财富，然而如果人们毁灭了土地，那所有的财富都得跟着毁灭而且人也就毁灭了。
人们可以发展一切壮丽的事业，可以创造出难以想象的丰功伟绩，可以制造成无比辉煌的物器，但所有这些都得以土地为基地，最后都得回归土地。
人们探索太空，已登上月球，还会登上火星，然后再登上什么别的天体，但所有这些探索都以地球为大本营，而且都要返回地球。当然，人们探索太空就是为了开发太空，向太空发展，在遥远的将来人们可能会离开地球，到其他星球去生活，而且可能不止到一个星球去生活，人们将在星球之间来回穿梭。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地球是人类出发的基地，另一方面，人类到任何一个天体去生活也得在土地上生活，人类还是离不开土地。
有位哲人说：比陆地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心。因为人的思想可以不受任何空间限制地自由遨翔。但是我们却要说，任你的思维自由想象，但你的思维是你头脑的思维，而你生活在土地上，你的思维即使超出宇宙最后还得落到脚下这块土地上。
海洋常常波浪滔天，怒涛汹涌，所以人们慑于海洋的威力而不敢轻视海洋；大地是沉默的，是那样的恭顺和温柔，所以人们敢于轻视大地。但不要忘记，海洋的怒涛汹涌不见得能对人造成多大威胁，可是沉默温柔的大地一旦怒吼起来，那肯定会对人类造成大的危害：大地震可以将整个城市变为废墟，岩浆喷发可以将一座城池埋于地下。真正能翻洋倒海的不是海洋而是承载海洋的土地。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土地是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土地是地球上所有物质和财富包括人类在内的母体和承载体。
3．人类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土地，藐视土地就是藐视人类的本根。
4．地球产生了人类，人类反过来成了地球的主人，但迄今为止包括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的命运还掌握在地球的手中(思维的命运还掌握在物质的手里)。
5．人类即使将来逐步脱离地球到其他星球去生活，地球还将是人类的重要基地，而且人类终究不能脱离土地而生活。
6．所以人类必须尊重土地，必须爱惜土地，必须按土地规律和土地相处。
如果说土地是整个人类的本根，那么土地就不仅是我们农民的本根，而且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说整个人类是土地的主人，那么我们农民就不仅是土地的主人，而且是维护者。
现在，经过了几千年对土地的爱恨悲欢感受，又经过改革以来几十年对土地种种现实问题体验的我们，进入21世纪之后，在土地问题上要说些什么呢?
我们必须像爱护财产那样爱护土地。土地具有财产的属性，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财产组成形态。我们承包的耕地和使用的宅基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和重要的生活资料，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的财产那样爱护它，看守它，使用它，防止别人盗窃它，强占它，危害它。
我们必须像爱护生命之根那样爱护土地，时时护理它，侍弄它，浇灌它，给它增加营养，使它不断强壮，让它保持青春。
这就需要我们和土地建立更稳固的关系。目前的土地承包使土地关系难以稳定，农民也就难以对土地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建设，相反却滋生了许多侵权和破坏问题，造成土地的大量流失和大批失地农民。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议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让地权真正稳定下来。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我们对耕地和宅基地获得了永久使用权和所有权，有了地契法律保障，不用再担心土地的调整或收回了。才能真正像对待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之根那样对待它，以主人和维护者的身分对待它，对土地的养护和建设自然就能作长远打算了。在此基础上，我们会细心地爱护土地，使用土地，保管土地，调养土地，不断使它肥美起来。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的土地，任何人也难以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剥夺我们的土地使用权了。
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处置自己的土地了。土地作为最大的不动产，我们可以出售，可以出租，可以抵押，可以置换，还可以入股的方式进行土地投资经营。土地作为我们最大的不动产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我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向非农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如果转移出去后工作和生活都比较稳定，我们就可以把土地转让出去，如果在外面站不住脚，我们也还有退路。
我们认为，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是改革以来承包制演变的必然趋势，是从根本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措施。
中华民族的土地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维护好这个共同的家园需要政府、其他社会群体和我们农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尊重土地规律，尊重农民和土地的历史关系，按照土地规律管理土地。
改革以来，尽管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土地作为农民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本根这一点没有变；尽管我们对土地的感情因人因地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大多数人还得靠土地为生这一点没有变，看重土地、不愿轻易放弃土地的思想没有变；尽管前前后后转移出去的农民从数字来看比较可观了，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属于不稳定转移。这就是现实。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现实。我们希望能出台一部反映国民意志的《土地法》。
土地是沉默的，但土地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农民不是能言善辩的，但我们对土地的脾性是深知的。我们喜欢土地的沉默，我们要尊重土地的运动规律。
改革以来，我们创造了许多业绩，获得了不少财富，但我们必须牢记，所有这些业绩和财富都是凭借土地的宽厚和支撑取得的。
在新千年里，我们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土地，告别土地，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土地是我们前进的基地，而我们走得再远、飞得再高也离不开土地。
四 组织起来的宣言
组织，这是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人类所以有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由于他善于组织和善于利用组织。
整个人类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属类，是一个拥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并不断发展组织的属类。
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人类才有组织。事实上，不少其它动物也有某种组织或类似组织的东西，组织对这些动物来说同样也是谋求生存的一种手段。比如，蜜蜂就有严格的组织，猿猴群内部也有一定组织。不过，和人类比较，动物的组织是一种生存本能，它们不懂得也不需要随时地发展组织，因为动物只有生存本能而没有发展意识。
由此可以得出四个结论：
1．组织对人类和其它不少动物来说都是谋求生存的手段。
2．由于只有人类才有发展意识，所以也只有人类才需要也才能自觉不断地发展组织。
3．由于人类在发展意识的驱使下不断地发展组织，所以人类也就善于利用组织维护自己和发展自己。
4．人类和其它动物比较的重要优势是：人类懂得并善于发展组织和善于利用组织发展自身，而其它动物既不懂得也不善于这样做；人类中一部分人群和另一部分人群文明程度高低不同的重要依据是：文明程度高的人群，其组织的意识和利用组织发展的能力要强，文明程度低的人群则要弱。
由此可见，组织的权利乃是人类和动物谋求生存的天然权利，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的天赋之权。
人类要发展自己和保护自己，就必须发展自己的组织；而人类中某一群体要发展自己和保护自己，也必须发展自己的组织。
我们农民要发展自己和保护自己，当然也就必须发展自己的组织，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这是我们天然的权利，也是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
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要想改变自己在政治经济上软弱无力的地位，就必须改变自己的马铃薯存在状态，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
我们也正在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我们再也不愿做马铃薯了。我们既发展了一些经济组织，如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公司加农户；也发展了一些自治性组织，如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这些组织在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保护我们的利益、维护我们的权益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
我们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护自己和发展自己。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马铃薯状态只能造成我们的贫弱无力，即使人数再多，也既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发展自己。历史和现实也已多次证明，只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我组织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发展我们自己，而仅靠传统的基层组织既难从经济上也难从政治上做到这一点。
我们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治。村民自治是法律授与我们的权力，但村民自治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要能充分地表达我们的政治意志和管理村社大事的意志，而类似"村民议事会"这样由我们选举产生的民议组织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由农民向公民的转变。传统农民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上的马铃薯和政治上的马铃薯，没有组织意识更不会自我组织，也就谈不上表达自己的意愿，为自己作主。而现代公民的重要特征就是以有组织的一员而存在，通过组织表达自己的意志，为社区公民作主。
我们追求的组织是为了共同利益的自愿合作式组织。经济上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政治上是民主基础上的联合关系，是我们自己组织自己，而不是过去那种行政强制或包办的组织，为了别人的某种目的来组织我们。
我们正在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我们正在组织起来。但我们同时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现有的组织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组织得还很不够，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组织起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组织，在组织起来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我们要发展更多的经济组织，发展能适应我们参与市场竞争需要的具有多方面的经济组合功能、服务功能的组织，巩固和提高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提高组织的契约化、制度化、整体化、社会化水平，多发展一些能将专业服务和全程服务、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高度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
我们要发展更有利于实现民主自治的政治组织。发展能充分传达我们农民对村务村政大事意见的民意代表组织，能充分集中农民的政治智慧、管理意志的自治组织，能充分反映我们选举意志的自治班子。
我们要发展将经济和政治功能合为一体的群众自组织，比如建立农民协会。这种农民协会既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合作组织，也不同于单纯的自治民议组织，而是将农民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融为一体的群众性组织。
这种农民协会在经济上要为我们提供全程性、社会性的服务，在政治上要传达我们的要求，保护我们的权益，反映我们对村务国政的意见，能代表我们和政府沟通对话，和部门进行谈判，和企业订立契约。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建立农民协会，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认为不但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为什么我们农民这个最大的公民群体不应当有自己的农会?我们多年来深受没有能直接代表我们农民利益的组织之苦，我们需要这样的组织，尤其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今天，在经过改革开放的风雨磨炼后，我们深深感到农民协会这样的组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而且这是农民应有的权利，是我们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天然应有的权利。
我们要更好地组织起来。同时也希望政府支持我们组织起来，有关部门为我们组织起来提供便利条件，社会为我们组织起来创造宽松环境。
五 农民自治的宣言
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我们农民享有以村自治的权利。而自治，只能是民主的自治。民主，说到底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但这种决定并不是由每个农民直接去决定，那是不可能的；而是通过选出能体现我们意志的领导人，推选民议组织并通过这种组织形式表达我们的意志来实现的。自治，说到底就是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但这种管理并不是由每个农民直接去管理，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委托由我们选出的领导人去管理，并通过民议组织监督管理来实现的。民主是自治的基础，没有村民民主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自治也只能是以村为范围的民主治理权限。
我们农民有自治的能力吗?有些人是怀疑的。我们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天生就具备自治的能力，但任何一个群体也可以通过实践获得。农民以前也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工业训练，但乡村工业不是也引入注目地崛起了吗?有人可能会举出农民文化程度低以及诸如此类的缺点，我们认为这些缺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践，是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上的乡村就是自治的乡村，不过一般是由乡村的地主、绅士来治理，多数穷苦农民缺乏参与权，现在我们追求的是大多数农民参与的自治。事实上，今天的农民有没有自治能力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了。近年来，部分农村实实在在开展的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已经证明了农民的自治力。至于一部分农村出现的贿选和少数人操纵选举的现象，毕竟是村民自治初期难以避免的问题。况且此种现象即使在有长期基层自治传统的国家也很难完全避免，借此否定农民的自治能力就更说不通。
农民搞自治会出乱子吗?有些人像害怕农民组织起来一样，也害怕农民搞自治会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的回答是，通过村民自治的办法可解决过去难以用行政手段解决的许多老大难问题，从而消除积累矛盾，净化乡村政治，使大家气平心顺，只能有利于乡村秩序建设而绝不是相反。
其实，问题也不在于我们农民想不想自治和能不能自治，问题是我们在长期的历史磨炼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必须搞村民自治，我们必须走民主自治的道路，我们必须学会自己管理乡村。就像我们必须组织起来一样。
组织起来、村民自治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村民自治；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的进程也就是不断完善农民组织的过程。
我们已经开始的自治实践距全体农民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还有很长的路程。但我们既已走上了这条符合历史必然性的道路，就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那么，我们在通向自治的进程中有哪些希望和打算呢?
我们希望进一步健全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比如需要进一步明确村民自治和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自治村村政府和乡以上政府的权限划分。再比如，需要进一步明确自治村内部有关组织的地位和权限，如村民委和村议会的地位和权限，村议会和村民委究竟哪个是自治村的最高权力机构，各有哪些权限?村议会要不要有常设组织以及如何行使监督权?还有党组织和村民委、村议会的关系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村由支部书记说了算，村民自治组织等于虚设，这很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亟须规范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这样才能保证村民自治的理性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我们农民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自治素质。我们虽然有自治的信心，但这并不等于说就已经完全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水平了。我们还需要通过实践加强素质培养、技巧训练，另一方面也要向书本学习，向好的经验学习，在培训中学习，掌握全面的自治本领。
我们要在推进自治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农民大选、村务公开、村民议事复决、罢免不称职的村委领导人等实践活动都要不断扩大范围，并要逐步走向制度化。一方面要推动国家的有关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要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构建更为具体、更能体现村情社意的选举、罢免、施政、村务公开、代议和复决、日常监督等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全面的自治，不仅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经济、文化和其他村社事务等各个方面。我们要逐步学会以自治宗旨处理整个村社事务。培养每个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心、理解力、参与热情、监督责任、奉献精神。只有成为敢于自治和善于自治的农民，才能成为既有自由独立人格又有国家整体观念的公民。村民自治必将成为改造传统农民和农村社会的伟大政治工程，随着这种改造，农民的政治观念和农村社会将会发生划时代的变化。
六 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宣言
几千年来，我们农民一直和贫穷作斗争，摆脱贫穷一直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梦想，变穷为富一直是我们追求奋斗的目标。这个斗争从未停止过，这个梦想从未间断过，这个目标从未放弃过。
可几千年来，贫穷又一直和我们相伴为生，农民走过的历史，就是一部贫穷史，我们一直没有摆脱过贫穷。
但我们摆不脱贫穷，我们的社会地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实现不了富裕，我们的命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也许我们能在一定的情况下获得某些社会权利，但如果我们摆不脱贫穷，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获得做人的权利。
也许我们能在某种意义上翻了身，但摆不脱贫穷，我们就不可能在根本上翻了身。
也许我们能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某种尊严甚至权威，但如果我们摆不脱贫穷，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树立起我们这个群体的尊严。
几千年的历史、近代的历史、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共同教导我们说：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必须首先在经济上站起来；一个公民群体要想在整个民族中改变自己的地位，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
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一切，包括个人人格和群体人格在内。"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敬的富的、狗咬的破的"。这是乡下人说了多少年的口头禅。穷，你就得矮三分，你就难以昂首阔步地做人。
所以我们必须摆脱贫穷，所以我们必须奔向富裕。
农村改革给我们开辟了和贫穷作斗争的新道路，这就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改革以来，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和贫穷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斗争。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后，我们取得了明显成果。加上政府的帮助，行之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一些惠农政策的出台，使多数农民生活宽裕了，其中一少部分人富了起来，我们整体的经济形象和经济地位有了明显改善。
但我们还没有完全站起来，我们还有相当一部分兄弟处在贫困之中，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还过着赤贫的生活。另外，经济差距在扩大，包括地区差距、社区差距、群层差距、城乡差距都在扩大。
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和贫穷作斗争。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发展商品经济的力度，组织起来向大市场挺进，向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挺进，全方位地开发市场，利用市场，向市场要财富。
我们必须将农业资源的全面利用、充分利用和节约利用、安全利用结合起来，发展集约型、循环型、绿色型农业。将传统的精耕细作和现代的集约经营结合起来，将少数地区的经验转化为多数农民的自觉行动，向集约经营要效益，向充分利用、发展利用、持久利用资源要财富。
我们必须继续走好"科技兴农"的道路。改革以来我们在科技兴农道路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的科技水平总的来说还比较低。科技在帮助我们脱贫方面已做出重大贡献，但科技在今后帮助我们致富方面还是不可替代的利器。
我们必须继续向非农产业领域转移发展。以我们如此庞大的人口，以农业现有的可利用资源，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大多数农民光靠农业实现富裕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进一步扩大转移、深化转移和稳定转移。扩大转移就是要开辟更多的非农业转移空间；深化转移就是要提高转移的档次和层次；稳定转移就是要由不稳定的兼业性转移向稳定的分离性转移发展。
有一种说法：富裕农民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有许多农民转移了出去，才能谈得上规模经营，发展家庭农场、合作农场，出现小型农场主，以农为业才会真正致富。
我们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素质。人的素质提不高，致富的路子再多也用不上。提高素质是指提高整体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经营素质、交往素质等。我们要积极主动，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自己，学文化、学科技、学经营、学交往、学开放的市场思维，学我们过去不熟悉现在必须熟悉的一切知识，要想人富，必须 "脑富"。令人担忧的是，由于青壮年的大量外出，好多农村留守老人和妇女甚至辍学的儿童成为从农的主力军。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素质在下降。这种情况亟须改变。
我们一定要将勤俭持家和经营求富结合起来。自力更生、勤俭持家是我们农民几千年来的传统，正是依靠这种传统，我们才一代又一代顽强地生存下来。但要从贫穷走向富裕，光有这个武器还不够，过去不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更不够。必须将这个武器和经营的武器结合起来。把劳力用到更能赚钱的地方，把资金投到更能带来资金的地方，把资产活化起来变成更多的资产，这样财富才能逐步积累起来。
我们一定要走联合起来共同致富的道路。像联合奔市场才能提高竞争力一样，只有联合起来求富致富，才能克服一家一户势单力薄的局限性，容易富也好共同富。这种联合不是行政的捏合，而是共同经济利益、经济取向下的经济要素的结合，是农民自发自愿互助互利的经营性结合。劳力的联合，资金的联合，技术的联合，销售农产品或购买农资的联合，或这些因素兼而有之的联合。
然而光有我们这个群体的努力还不够，我们的努力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支持。特别是消除绝对贫困、缩小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有力的政府领导和社会支持是根本不行的。我们渴求出台更有利于农民求富的大政策。比如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保护力，让种地真正有利可图。再如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是农民的最大财富，但没有所有权的土地就不可能成为这种财富。我们拥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才能拥有最基础、最基本的发展和求富权。
七 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宣言
几千年来，在一些人的眼里，我们农民不仅和贫穷联系着，而且和愚昧联系着。
我们真的愚昧吗?
几千年来，我们农民讲忍让，讲诚信，讲礼节，讲乡风道德，讲为国为家的责任，我们反抗压迫，抵抗侵略，进行革命，多次扮演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军角色，多次为促进中华民族的昌盛、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做出重大贡献，怎么能说我们愚昧呢?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确实存在文化落后和开化程度低的问题。这是贫穷、闭塞、教育贫乏、生产力落后造成的。从一定意义讲，文化落后和开化程度低就是一种愚昧，一种文化性愚昧。
但我们正在改变自己，我们在改变落后的文化形象方面已取得不少成绩，许多农民已不再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再是见识短浅、不讲卫生、不知文明为何物的"乡巴佬"，我们正在从愚昧走向文明。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自己身上仍然存在落后和愚昧的东西，包括在一些地方一些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物质进步和精神愚昧的反差。我们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进程中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但我们必须从愚昧走向文明，正像必须从黑暗走向光明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犹疑，不能徘徊，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形象，就必须彻底摆脱愚昧走向文明。
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前提是要从贫穷走向富裕。富裕虽然不等于文明，但没有一定程度的富裕就谈不到文明；贫穷的人不见得没有文明行为，但不摆脱贫穷就难以从根本上走向文明。富裕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富裕的精华，只有文明的富裕才能光芒四射。所以我们要摆脱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须首先摆脱贫穷走向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中走向共同的文明。
从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须高扬市场经济文明的大旗。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当代的文明说到底是市场经济下的文明，也只有市场经济大潮才能荡涤一切愚昧污浊的东西，才能粉碎一切陈腐落后的习惯。市场经济创造着新的文明而淘汰着落后过时的文明，创造着现代大农业文明而淘汰着传统的小农业文明，创造着商品经营的文明而淘汰着自然生产的文明，举凡过去在我们农民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特别顽固的土、昧、陈、偏、狭等缺点，都属于市场经济大潮的淘汰之列。
从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须破除愚昧。如不信科学、不懂法律的愚昧；固守传统不接受新鲜事物的愚昧；闭目塞听、孤陋无知的愚昧；为履行种种陈规陋习不惜倾家荡产的愚昧。等等。这些愚昧在不少农民身上还不时地表现出来，它毒化着农村风气，制造出一些可笑可悲甚至骇人听闻的愚蠢行为，严重妨碍我们走向文明，所以必须进行破除。
一些农民兄弟要勇敢地起来破除陈旧习俗。不少规矩和习俗从历史看是一种民俗文化，有它存在的价值，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的就成为陈规陋习，而当履行这些习俗的行为演变成攀比之风时，就干脆成为一种愚昧了。如因大操大办婚丧事负债累累的；因贺寿随礼严重影响生活的；为死者建奢侈阴宅的；烧冥钱焚化人民币的。等等。这些愚昧习俗使不少人深受其害，知其弊而不能脱其苦，必须团结起来，合力破除，奋起冲决罗网才行。
全体农民要向形形色色的愚昧和落后宣战。向迷信赌博之风宣战，向文盲科盲法盲宣战，向不讲卫生的习惯宣战，向孤陋寡闻宣战，向落后的老传统宣战，向小生产者的偏狭保守宣战，向种种陈规陋习宣战，向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土包子"、"乡巴佬"宣战，向昨天的农民形象宣战!我们要在向愚昧和旧我宣战中走向文明。
我们要走向科学的文明。科学既是愚昧的克星，又是化解愚昧的灵明之星，科学是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只有不断地走向科学，才能不断地走向文明和现代文明。而要走向科学，就必须学习科学，用科学知识来武装头脑，用科学的灵明来化开愚昧的心灵，用科学的智慧来战胜迷信的邪秽，用科学的圣水来浇醒沉醉的灵魂。
我们要走向民主的文明。民主和科学一样，既是战胜愚昧的武器，又是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只有不断地走向民主，才能不断地走向文明和现代文明。而要走向民主，就必须学习民主，在实践中推进民主，弘扬民主，用民主精神来净化乡村空气，用民主办法来治理乡村环境，用民主风气来取代封建性愚昧风气。
科学和民主，这既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要高扬的两大文明旗帜，也是我们农民在21世纪要高扬的两大文明旗帜。我们越来越深信，越来越坚信：文明就是科学+民主。我们要走向文明，就必须走向科学和民主；而我们走向了科学和民主，我们也就走向了文明。
我们要走向的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兼而有之的文明。没有物质文明，精神就文明不起来；而有了物质文明，却不等于就有了精神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加上精神文明，才能构成光彩夺目的文明。我们既要向物质困乏和精神贫穷宣战，也要向物质富有和精神愚昧宣战，我们要拥抱的是繁华似锦的物质文明和光芒耀眼的精神文明。
我们要走向的文明是人的文明和环境文明相互融合的文明。人改变着环境环境也改变着人。破破烂烂的传统村落和现代化的文明村民是难以统一在一起的；可有了现代设施的村庄，也不等于就有了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村民，住在现代设施村庄里的意识落后的村民还可能有意无意地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只有现代型的村庄和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村民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现代村庄文明。我们追求的是花园式村庄和精神美好的村民的统一。
我们要走向的文明是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统一起来的文明。经济文明不等于政治文明，经济发达的乡村也会有腐败的乡村政治现象；但政治文明必须有经济文明作支撑，很难设想一个经济贫穷落后的乡村有文明的乡村政治；经济文明是文化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推动着文化文明，而文化文明又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政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富裕的乡村经济、清明的乡村政治和健康蓬勃的乡村文化的结合，才是完善的现代乡村文明。
我们在追求新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学会转化传统文明。传统的乡土文化中有过时的东西，有愚昧的东西，但还有不少需要弘扬和转化的东西。通过弘扬可延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通过转化可使传统文明改变形式获得新生。
八 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宣言
我们这个群体封闭了几千年。
这几千年的封闭和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生活是一脉相承的。几千年来，我们已习惯了这种封闭，习惯了封闭的村落，封闭的土地，封闭的人际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的我们已与封闭融为一体。
农村改革打破了我们的封闭。不!农村改革首先是打破了我们的自然经济生活，使我们走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才打破了我们的封闭。于是我们走出大山来到平原，走出农村来到城市，走出内地来到沿海，走出国门来到国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开放的步伐也越来越大。
我们一旦尝到了走出封闭的甜头，我们对过去那种封闭生活的弊病也就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封闭就意味着不开化，而不开化就意味着愚昧。长期的封闭生活同时也就封闭了我们的观念，我们既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也谈不上对别的群体的了解。我们缺少比较意识，对任何事物的判断超不出社区经验范围，然而我们自己对这种判断却很自信。在别人看来我们不开化，而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这种不开化，所以我们也最容易受人利用，甚至会被一些野心家疯狂地利用，沦为牺牲品自己却浑然不觉。
封闭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由于封闭，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和各方面的交流，我们的村社与村社之间也缺乏交流，不少经验难得推广，这就必然造成落后，落后又往往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的全面落后，而封闭又使我们不知道这种落后，这就必然要挨打。这种挨打包括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人格歧视等，既包括挨外国人的打，也包括挨国内其他群体人们的打。
封闭就意味着贫穷，而贫穷就意味着卑贱。封闭性的自然经济一方面造成生存空间狭小，而随着人口的增多越来越狭小。外面丰富的资源我们利用不上，社区内好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不好利用的资源又因为缺乏技术和资金利用不了；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市场，本来很有限的产品还卖不上价钱，甚至卖不出去，加上其他种种社会原因，就造成我们农民几千年来的贫穷，而几千年来的贫穷又是我们几千年来地位卑贱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要克服不开化的愚昧，我们要避免落后的挨打，我们要消除贫穷的卑贱，就必须走出封闭，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在开放的道路上已迈出重要步伐，但我们还要进一步开放，深化开放的程度，拓展开放的广度，走向更好更大的开放。
迄今为止我们的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在新千年里，我们的开放要向经济、政治、文化、思维意识全面扩展。
政治上的开放就是要加强和政府、社会的政治沟通，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内外政治经济大事，自觉参与国内政治生活，提高我们的政治参与度和发言权。加强社区之间、地区之间政治建设的交流，借鉴国内外农村政治管理的经验。
文化上的开放就是要走出传统乡土文化的圈子，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及其他途径，加强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交流，扩大文化视野，丰富文化生活，引入现代文化，学习借鉴城市文化，改造升华乡土文化。一般来说，文化开放依存于经济开放的进程，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开放程度也相对要高；但文化开放又有自己的独立性，有的经济发达地区文化却现出一种滞后和退化性。因此，要按照文化发展规律结合经济开放来推动文化的开放。
思维开放既是整个开放的先导，没有思维认识上的开放，一切开放都无从谈起；同时，思维开放和其他方面的开放又表现为一个相互推动的过程。当政治、经济、文化开放到一定阶段，就要求思维有新的突破，就要求全面地清算传统的封闭思维和封闭观念，以期发挥更大的牵导作用。在新千年里，我们农民的思维必须从村落局限、乡土局限、亲族血缘局限、"一亩三分地"的局限、农业农村局限中完全解脱出来，我们要彻底摒弃那些坐村观天、守家在地、守田为业、穷窝难舍、离土不离乡的观念，从根本上树立乡国一体、城乡同家、市场交流、四海取财、各业皆为我业的观念。我们要确立全新的开放式思维，我们要和传统的封闭思想进行彻底决裂。
我们要在开放上更为主动，变适应性开放为出击性开放，变引进来的开放为输出去的开放，变他人开发我的资源的开放为我开发他人的市场的开放。要充分利用农民和农村可以利用的一切开放优势，以我为主，主动出击，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将产品打出去，将资金输出去，将企业办出去，将政治、文化影响扩散出去。
在新千年里，我们要树立更宏伟的的开放雄心，更新式的开放思维，更博大海涵的开放精神。同时我们期望社会的理解，政府的支持，其他群体的共同参与。我们的农村向全社会开放而我们也希望整个社会向我们农民开放，消除一切传统的或现实的人为障碍，在共同开放中振兴我们的共同家园--中国。
九 从村落走向城市的宣言
不管我们农民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的传统村落开始了它的瓦解过程。
这个瓦解过程是伴随乡村企业发展、小城镇(农民城)崛起、村庄改造以及打工大军的出现而开始的。
由于各地发展不同，所以瓦解的进程也大不相同。在沿海发达地区，许多传统村落事实上已经彻底瓦解了，这些农村已经变成了都市式的村庄；在次发达地区的一些农村，传统村落正在瓦解；在落后地区的一些农村，瓦解过程刚刚开始。
传统村落开始了瓦解，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开始了瓦解的进程，这对世世代代居住在村落中的农民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传统村落的瓦解意味着我们要失去世代居住生活的家园--这怎能不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呢?
但传统村落的瓦解毕竟体现着历史性的巨大进步，我们不能害怕这种进步，我们不应拒绝这种进步，我们只能欢迎这种进步。
伴随传统村落的瓦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将会有根本性改变。
伴随传统村落的瓦解，传统的乡村文明将会有根本性的蜕变。
伴随传统村落的瓦解，我们传统的农民形象会消失，新的农民形象将会塑立起来。传统村落瓦解过程的开始，也就是我们从村落走向城市的开始。换句话说，我们农民的城市化过程，也就是传统村落的瓦解过程。
从村落走向城市，这是圆我们几千年来的梦。共和国成立前的几千年里，我们农民一直用仰视的目光看城市，那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用羡慕的目光看城里人，那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另一个天地生活的人群。从乡村进入城市，从乡里人变为城里人，那曾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憧憬之梦。
从村落走向城市，这是生存环境的根本性转变。自古以来城市和乡村的生存环境就大不相同，近现代工业社会的降临更使两者拉大了差距。城市不仅意味着繁华的生存环境，而且代表着现代的生活方式；农村不仅意味着单调的生存环境，而且代表着落后的生活方式；从村落走向城市，也就意味着从单调传统的生存环境走向繁华现代的生存环境，意味着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变。
从村落走向城市，这是完成文明转换的壮举。在古代人眼里，乡村和城市的文明等级差别很大；在现代人眼里，城市体现着现代文明，而乡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传统和落后。所以，从村落走向城市，这是从落后走向先进、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宏伟壮举，是文明的巨大跳跃。
而且我们的人口压力、环境压力、资源压力和改变生存条件的趋势动力共同推动着我们从村落走向城市。不是我们想不想实现城市化，而是我们必须从城市化中寻求出路，必须通过城市化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越来越坚信：从村落走向城市最终实现城市化既是我们的发展趋势，也是历史赋予我们农民的伟大使命，更是我们集几千年的梦想和奋斗的归宿。
我们正在从村落走向城市。先是通过发展小城镇、或通过被动的城中村走向城市，后是多向的、大规模的涌向城市寻求就业门路。包括向县城涌动，向大城市的卫星城涌动，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涌动
这是一场空前的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运动。这场移民运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其持续性和规模性都是历史上没有的。每年卷入这场移民运动的人口有两三亿之多。
这是一场十分奇特的移民运动。奇就奇在这是一种候鸟式的移民，即在城乡之间来回移动。其实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但面对现实又只能这样做。大量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就是这种流动的副产品（按官方的数字，2008年农村的留守儿童就达到5800万）。
所以从村落走向城市的过程既是改变我们命运的过程，也是充满艰辛不乏悲情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过程。包括在家留守儿童教育的荒废，随父母打工儿童教育的边缘化，正常抚养、家庭伦理的缺失。流动打工者年老后归无所养，归无所依等等。这种代价不仅是我们农民的，也是民族的。
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社会对我们的城市化运动多些关爱，多提供些人性化的政策，多创造些接纳的条件。包括落户条件、安居条件、就业条件、教育条件、医疗养老条件等等。帮助我们实现真正的、稳定的、有幸福感的城市化。
从村落走向城市的运动，也是整个民族走向文明的运动，带来的不仅是新生的公民，也是新生的民族。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和实现这一文明转换的壮举！
十 从农民走向公民的宣言
我们是农民。
我们是中国农民。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群体。
我们正在从农民走向公民。
农民不是公民吗?
传统农民不可能是公民。从传统的角度看，"农民"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性的称呼。在古代西欧，英语peasant(农民)是指卑贱、附庸、不开化的小农，还兼有流氓、坏蛋的意思；在古代中国，从官方态度看，农民、农业长期被尊为"国本"，但在人们的成见中，农民往往和愚、懵、氓、草、土联系着；在传统体制下，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这个称呼的身分歧视更为明显，社会上流行的"二等公民"的说法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歧视。直到后来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的称呼，仍然延续着这种根深蒂固的身分歧视。诸如此类的称呼表明：作为一个农民，你的职业变了，但身分不能变，即使你当了国务院总理也是个农民总理。而公民首先意味着身分地位上的平等，传统农民在身分地位上和其他阶层的人就不平等，怎么能说是公民呢?
传统农民事实上也不是公民。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欧洲农民不包括在公民社会之内，在革命中，农民只是公民(资产阶级及其他城市阶层)的附庸而已，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趋于破产的小农充其量也只能是下层公民。中国的古代和近代谈不上公民权问题，在传统体制下，公民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权和极左运动的侵扰。农民在公社内部没有任何自主权利而言，在公社外部又被作为"二等公民"对待，长期在经济、社会身分上遭受着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
但我们要决心告别这不是公民的传统农民时代了。
我们中国农民要决心告别愚民、懵民、草民、土民和二等公民的历史了。
我们这个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群体决心向民族公民群体迈进了。
我们也正在向民族公民群体迈进，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催逼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在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精神的鼓舞下，正在开辟自己的公民通道，树立自己的公民地位，塑造自我的公民形象，我们正在从农民走向公民。
从农民走向公民，这意味从身分农民到职业农民的迁跃。多少年来，作为农民的我们首先感到的是社会地位的卑下，身分的不平等，这种感受常常压倒职业区别的感受。而别的群体也首先是从身分角度看待我们，因身分地位而卑视我们。特别是在公社体制下，这种感受尤其强烈。身分决定一切，农民身分就决定了你一生不可能过幸福的生活，所以只要改变了农民身分也就改变了一切，而争取农民身分的改变也就成为许多农民梦寐以求的一切。走向公民，消除了我们传统的不平等身分，加上经济等条件的改变，今后的农民就只剩下一种职业的含义了。
从农民走向公民，这意味着彻底告别苦难屈辱的传统农民史。几千年来，我们农民受剥削、受压迫、受欺负、受歧视，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没有权利，文化上落后，是一部充满苦难和屈辱的历史。从农民走向公民，社会地位得到全面提升，社会处境得到根本改善，从而结束苦难屈辱的历史，彻底告别传统的时代。
从农民走向公民，这意味着农民的全面解放，包括身分的解放，经济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环境的解放，全面的社会解放，在解放中追求公民群体的自由，追求群体中每个人的自由。
从农民走向公民的意义巨大，前景美好，但最终完成这一转变却绝非易事。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充满自我与非我、新我与旧我、个人与社区、社区与社会、传统与现实的斗争与磨合的过程，是我们农民的自我分化和自我否定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新生过程。要充分估计到这一过程的艰难性，学会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强化素质训练，加速转变进程。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市场因素、经济民主因素塑造公民成长的经济基础，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创造公民成长的政治条件；我们要将经济基础的塑造和政治条件的创造结合起来，浓化公民成长的社会环境；我们要运用经济民主手段与民主法制武器和一切不利于公民成长的社会因素作斗争，和乡村那些专断的、腐败的、毒害生灵、遏制自由的种种恶势力作斗争。只有这样，健康因素才会生长起来，有利于公民发育的环境才会形成起来。
我们必须逐步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从农民到公民，主体意识的转变既是内在动力又是主要标志，公民意识不可能突然生成而需要逐步培养，培养公民意识必须和破除农民意识结合起来。要破除仰仗父母官、盲目从众、迷信权力、家长专断的农民意识，培养自主自强、独立判断、相信法律、自治民主的公民意识；要破除我附庸别人的农民意识，培养我和别人平等合作的公民意识；要破除别人为我当家作主的农民意识，培养我为自己当家作主的公民意识；要破除家是家、村是村、国是国的农民意识，培养家村国一体的公民意识。如此等等。
我们必须逐步培养自己的公民素质。公民素质包括公民意识、公民知识和公民行为能力在内。其中，公民意识是公民素质的主要体现，没有公民意识或没有完整的公民意识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但仅有公民意识不具备一定的公民知识和公民行为能力，也不可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力，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要加强对公民知识尤其是民主法制知识的学习，掌握行使公民权责的武器，积极参与公民活动，通过实践锻炼能力，培养能力。我们必须将组织起来、农民自治和从农民走向公民的进程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农民自治，而只有实现农民自治才能完成从农民向公民的转变；从农民走向公民的进程就体现为自觉组织起来的过程，就体现为农民自治的实现过程。
我们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支持。从农民走向公民是关系到世界上最庞大人群改造的伟大工程，光靠农民的努力不可能完成，只有农民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协力配合才可能完成，而政府的支持尤为重要。我们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提供好的学习实践环境，帮助我们提高素质，支持我们履行公民职责。
从农民到公民，我们的再生工程正在拉开序幕，旧的农民在死亡，新一代的公民性农民正在成长起来。
从农民到公民，我们不想再做农民，也不想再做"二等公民"，我们要做真正的公民。
从农民到公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我们的公民前途。
当我们最终不但成为中国公民、也成为世界公民时，历经几千年之久的古老的中国农村巨影也就隐退，现代化、青春式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将展现在世界面前！
第一版后记
我是在滹沱河畔、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
我永远难以忘记的是，童年时，我父亲到离家六七里远、大山脚下叫桃湾的自留地干活。他总是带着干粮天刚蒙蒙亮就走，直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来。我和母亲在家里等父亲回来吃晚饭。等啊，等啊，当终于听到父亲开门进院后，将萝筐、扁担、铁锹、镢头等家什从肩上卸下，发出"乒乓咣当"的响声时，这时母亲总要说一句："受苦人回来了。"我激动地喊一声："爹。"父亲疲惫地答应一声。这是我这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
我永远难以忘记的是，1974年夏季的一个夜里，劳累了一天、十分疲倦的我一觉醒来，由于饥饿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跳下炕，找到盛窝头的挂盒（当地农家放窝头的木盒），先取出一个窝头吃了，没啥感觉，又取出一个吃了，还不顶事，接着三个、四个又很快进了肚，还想吃，可是挂盒里没有了。吃了四个窝头，总算能够入睡--然而这意味着寅吃卯粮，因为那四个窝头原本是留给第二天吃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农村青年人经常拿窝头打赌，多者一顿赌吃十几个，少者十个左右。当年村里的一个小伙子，为了赌那么几个窝头，竟冒险爬到县城几十米高的大烟囱上走了一圈。
所以我写了这部《中国农民宣言》。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为我们农民告别旧千年、跨进新世纪写了这部宣言。
我妻子丁竹青女士誊写了全部书稿，而且对书稿的内容提出了批评。修改时吸取她的意见，作了适当处理。
十分感谢华玉洪先生慧眼推荐和海南出版社及责编康云生先生、高飞女士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书内采用了一些照片资料，其中有几张照片未能标明出处和原作者，请予谅解并致谢!向所有支持、关心过《中国农民宣言》问世的朋友们深深鞠一躬!
作 者
2000年1月1日
重印后记
《中国农民宣言》于2000年出版，一晃7年过去。令人困惑的是：在这样一个对"三农"问题高度关注的时代和国度，对这样一部重大农民题材的书，7年里除了作者发现某报纸的两篇文章对本书内容暗地染指外，再没有见到媒体主动给予关注（作者也把这本书寄送或托人转送国内一些著名"三农"专家，遗憾的是，从未收到片言只语的反馈；倒是周围的一些同事、朋友、普通读者对本书或馈于颇高赞誉，或认真指出其不足）。但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农民宣言》作为五千年来第一部以"中国农民"为主体发出的声音，她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7年后重印，对结构作了调整，篇幅作了压缩。原版的照片也舍去了。由于已找不到第一版的电子稿，所以对压缩的书稿又重新打印处理一次。杨光、任皓两女士为打印书稿流了不少汗水，妻子丁竹青认真作了校对，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希望重印的《中国农民宣言》获得广泛的社会批评。
作者
2007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