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1922年)的5月5日，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那天，来自全国15个地方团组织的25名代表，在广州市东园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90年来，青年团在历史上改变过几次名称，起初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4月在刚刚解放的北平召开的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又将团的名称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又改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青年团的历史上，有一位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他与青年团的关系非常奇特，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青年团(包括少先队)的工作，可说与青年团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妨先看看胡耀邦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苍坊村。1926年(11岁)以前在家乡度过了婴幼年时期。1926年到文家市里仁学校(高小)读书，其间受到中共地下党员陈世乔校长器重，指定他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1929年冬(14岁)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7月(14岁)从浏阳县中学失学回乡，担任乡少先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与乡少共工作人员一起创办列宁学校，10月离开家乡正式走向职业革命家道路，被任命为湘东儿童总局局长。1931年(16岁)任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8月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1933年5月(18岁)调至中央苏区儿童局，8月任中共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9月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初(19岁)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0月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工作团党总支书记，从事青年团政治工作。1935年11月(20岁)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1936年6月(21岁)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后改任宣传部长。1949年9月(34岁)作为共青团10名代表之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
以上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从1926年(11岁)到1949年(34岁)共23年，胡耀邦的职务变动多次，但始终没有完全离开青少年工作。比这更奇特的是，建国后从1952年8月(37岁)直到1975年6月(60岁)又一个23年，他居然一直担任和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个期间固然有“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即使如此，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在共青团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活跃在革命队伍中的红小鬼
胡耀邦十四、五岁参加革命工作，是地地道道的红小鬼。他特别擅长做宣传鼓动工作，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写了一首歌，叫《我们向前走》，他识简谱，自己又配了曲谱，在当地传唱，颇受少年儿童欢迎。歌词是：小朋友，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哥哥弟弟一起来，一起来，......我们向前走，工农兵联合起来呀，我们向前走，我们向前走。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打倒国民党推翻反动军，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万岁！
1933年胡耀邦在湘赣省委儿童局写了一首识字歌《狗》：狗儿汪汪叫，见了主人跳两跳；国民党也像一只狗，见了帝国主义就把尾巴摇一摇。
胡耀邦在任中共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和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时，于1933年8、9月间还写过一首《时刻准备着》的歌词：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小弟妹，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姊哥；我们都是皮安尼儿【注】，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喂！你吹打打帝的号，来！我们齐唱啦啦啦的歌！先努力把这些怪物打掉，再携手儿向鲜红的苏维埃乐园走！大家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
这些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在少年先锋队员中广泛传唱着。
【注】皮安尼儿，英语，意即先锋，此处引申为少年先锋队员。
共青团的领头雁
1952年夏天，毛泽东挥笔点将，胡耀邦接替冯文彬任团中央书记，一干就是23年。
1952年6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转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报：“调胡耀邦同志来中央工作，务于7月底抵京。”
当时，胡耀邦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分区政委。那年，他37岁。
接电后，胡耀邦先到成都参加了西南局的一个会议，7月1日在成都参加了成渝铁路通车典礼，然后又去云南一个礼拜。从云南经重庆，返回川北南充市。在南充简单整理了一下行李，于7月26号，到重庆乘飞机与李达上将相伴到武汉，落地加油后，续飞开封，在开封空军跳伞学校吃过午饭，再飞北京，到京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当晚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搬到中央组织部翠明庄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
那时，像胡耀邦这样的高级干部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行装。随同胡耀邦来京的只有秘书曹令中和大儿子胡德平及警卫员蓝前禄，三人的行李只是三只木箱，胡耀邦两只，曹令中一只。那时，也有“小道消息”，不过那时不叫小道消息，叫“小广播”。当时小道消息传出中央调胡耀邦来京是让他到政务院建筑工程部当部长的。他听到后很兴奋，说：“这下可以大搞建设了，可以盖大楼了。”
8月1月晚上，胡耀邦去先农坛体育场看足球比赛，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向他透露：“你的工作有变化，一两天内会有人找你谈话。”果然，一天晚上，刘少奇办公室来电话约胡耀邦去谈话。曹令中安排好车辆，送胡耀邦出门。
从刘少奇处回来，胡耀邦只顾默默走路，一句话也不说。回到屋里，曹令中问：“工作定了没有？”胡耀邦说：“定了，到团中央。”
这次工作分配，有些出乎耀邦意料之外，他原来一心想的是搞建设，盖大楼，即使有变化，他也没想到去团中央当书记，那天晚上在翠明庄招待所，他情绪低落，盘腿坐在床上，对着曹令中和胡德平说：“你看，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要我去做青年工作。其实，陈丕显、谭启龙都比我合适嘛。”事后知道，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要变动，急需有人接替。刘少奇提出了三位接替冯文彬的人选，即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这三人都是年轻的省委书记，都是37岁，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名单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
冯文彬离开团中央以后，胡耀邦才从翠明庄招待所搬到团中央，就住在冯文彬原来住的小院里。大约住了一年多，于1953年底搬到大甜水井胡同1号，后又因这里拆迁，1954年8月再搬到廼兹府大街关东店20号。原定4月份搬家，因越南武元甲将军当时住在这里，杨尚昆给团中央打电话，要胡耀邦迟一点搬家。因此拖到8月才搬。
胡耀邦来团中央后，即忙于筹备召开团的一届三中全会。
团的一届三中全会是青年团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既要明确有计划地经济建设时期团的工作方针，又要改选团中央的领导班子。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有计划地经济建设时期即将到来。全会是要从领导思想上明确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和如何进行工作，以便动员全团和广大青年迎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全会于1952年8月25日至9月4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毛泽东于8月23日和30日两次主持党中央会议，讨论青年团的工作。毛泽东说：“青年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学习是更加突出的任务。除了党的中心是团的中心外，青年共同的普遍的经常的东西，是学习、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还要注意体育，一定要把青年一代的身体搞好。”毛泽东在会议上还出了两个题目：一是党委应如何领导青年团；二是青年团应如何工作。前一个题目要各级党委作出答案，后一个题目则要各级团委作出答案。
全会共开了十天。那时团中央委员人数少，第一届团中央委员总共45人，候补委员15人。参加一届三中全会的正式委员30人，候补委员8人，另有列席人员41人，总共79人。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决议》。《决议》特别强调指出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的一个“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出的两个题目。胡耀邦对决议作了说明，并以《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把青年工作更加推向前进》为题，作了会议总结。全会根据党中央集中各大区团委书记到团中央工作的指示，改选和扩大了团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导生、罗毅、许世平9人为书记，区棠亮、高扬文、杨述、章泽、胡克实5人为候补书记。
北京的8月，骄阳高照，天气闷热，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但由于从团的一届三中全会上传出了胡耀邦接替冯文彬工作的消息，却使御河桥3号(现为正义路3号)这个往日平静的团中央大院顿时活跃了起来。许多人都在议论这次人事变动，都想更多的知道一点胡耀邦的情况。当时议论较多的是，胡耀邦过去在哪儿工作？做过什么工作？有人说胡耀邦是第一届团中央委员，我们就立即去查《团的文件汇编》，果然查到胡耀邦早在第一届全国团代会召开之前就是筹备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委员。以后慢慢听到的情况就多起来了，听说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过很多仗，来团中央前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等等。这时，胡耀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了，特别是在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看来，胡耀邦才37岁，又参加过长征，又打过很多仗，还是川北区党委书记，简直是了不起的英雄。多少天来，我们单身集体宿舍的议论中心就是胡耀邦。其实，我们对胡耀邦并不了解，只是就道听途说的一点情况进行议论。并且还进行幼稚的想象、联想。非常可笑的是，我们有一次议论时，把他响亮的名字和长征英雄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一定长得又高又大，身材魁梧。不料，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和我们原来想像的大不一样。那是团的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接见团中央机关干部时。他留着小平头，个子较矮，稍瘦，长得很秀气，显得很精神，完全是一个小青年的模样。有人说，人可以很矮，但人的形象不可以不高大。胡耀邦就正是人很矮，而形象高大的人。
胡耀邦接见团中央机关干部是在一天的晚上。那时团中央没有礼堂，吃过晚饭后大家陆续聚集在工字楼前的院子里站着，耀邦则站在喷水池边上。他首先向大家扼要地讲了团的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讲了在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全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接着，他提高嗓门，打着手势，说：“中央调我到团中央工作，我希望同大家一起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把全团的工作做好，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如果同志们发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什么缺点错误，则要大胆地提出批评，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见喽！告状喽！”
耀邦的讲话，博得大家的热烈掌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第一次听他讲话，印象很深。感到他讲话实在，没有空话，没有官腔，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朝气勃勃。
此后几十年来，他率领团中央书记处和各部门领导，在党中央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团的独立活动，总结出一整套团的工作经验，开创出全团工作的新局面。
团的工作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青年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如何既要保持先进性，又要具有群众性，始终是团的组织发展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组织，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是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学校。”
为了更好地做到既保持团的先进性，又保持团的群众性，团中央于1954年4月1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团的组织发展工作，要求“正确地发展团的组织，把发展工作和巩固工作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倾向，也反对形式主义倾向。”会后，团的组织发展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到1957年团的“三大”时，全国团员数量已由1953年团的“二大”时的900万发展到2300万，团的基层组织则由38万个发展到93万个。
这次会议，是胡耀邦到团中央任职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业务会议。会前，他与团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一起研究情况，制定方针。会议期间，他听取汇报，及时指导。会议结束时，他作了总结讲话。
耀邦在这次总结讲话中，除了就团的组织工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外，他特别就整个团的工作原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这就是“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他说：我们青年团的干部在工作中，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所谓背靠党委，就是要紧紧依靠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及时向党委反映情况，听取指示，指导工作。而面向青年，就是面向青年群众，深入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听取青年的意见和呼声，帮助青年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做广大青年的朋友，引导和带领青年去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努力奋斗。
讲到这里，耀邦站了起来，搬了一把椅子，走到台前，坐了下去，形象地说：“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像这样，把身子紧紧靠在椅背上，把脸朝向青年群众。而不能颠倒过来。”说着，又把身体转过来，脸朝椅背，说：这样就成了面向党委，两只眼睛只看着党委的脸色，把脊背朝向青年群众。这样做，既不可能正确接受党委的领导，又势必脱离广大青年群众。他说：更不能既不背靠党委，又不面向青年，那就把自己悬空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成了“墙上挂王八，四脚不着地”。边说，两手两脚交替乱动，说得全场哄堂大笑。
自此，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成了几十年来指导青年团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做好青年团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青年工作要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1953年6月23日至7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于6月30日接见了大会主席团成员，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这次指示，成了胡耀邦领导开展团的工作的大政方针。此后，胡耀邦在青年工作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使青年工作生动活泼，有声有色。
毛泽东说：“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青年团的独立工作。”“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团的领导机关要学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党的领导机关也要学会，就是围绕党的中心，照顾青年特点，不断地组织群众。”毛泽东说，新中国“要为青少年设想”，“保证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毛泽东说：“十四岁至二十五岁是人们长身体的时期，二十五岁以后就不长了，又是工作时期，又是学习时期”，因此，要“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要两方面兼顾”。“两头都要抓，学习王作要抓，睡眠休息玩儿也要抓。”毛泽东强调说：“一是照顾青年特点，一是照顾团的系统工作，同时受各级党委领导，这是总不会错的。这不是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这么讲的，这是按事实，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搞青年团！”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明确地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庆祝他们身体好；二、庆祝他们学习好；三、庆祝他们工作好。”据此，青年团“二大”一致决定，将毛泽东指示的“三好”作为今后青年团的工作方向。
胡耀邦根据毛泽东关于“三好”的指示，认为青年团的工作应该把引导青年长身体、长知识作为重要内容来抓。耀邦认为，青年一代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必须具有坚强的体魄和丰富的知识，否则不可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因此，他在1956年5月16日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工作总结时，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他说：“学校是研究学术、传播知识的阵地”，“学生就是专门在向科学进军的”。
耀邦积极倡导青年报刊和出版社要多搞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从1959年秋天起，他把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定为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碰头会时间，参加人是分管宣传出版工作的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单位的社长、总编辑，届时自动到他家去，不再每次通知。每次会上，除了及时传达中央有关宣传方面的精神外，耀邦都要大家敞开思想议论全国全党的大事，议论青年工作的实际情况，类似今天人们所说的“务虚会”。他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拟出一批题目，要各有关单位写文章和编书。在耀邦倡导下，1961年《中国青年报》办起了《星期天》、《原子时代》、《舞台与银幕》、《长知识》等七个副刊和《旧典新喻》。耀邦强调报、刊、社的文章要有知识性、趣味性。他说：“比如，中秋节前介绍中秋，孔子诞辰介绍孔子，也可介绍婚姻恋爱的历史，篮排球的历史，中国衣着是从哪里来的，穿裙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初是什么式样，等等。”还有“为什么青年人见了人脸红，如何使自己长高一点，如何使自己不胖”(当时尚无减肥一词)，“这些都是青年人关心的问题，写出来一定受欢迎”。
耀邦强调，青年团做思想工作要“有声有色”，“多种多样”，“声音要响亮优美，要红娘之声，要男高音女高音，低嗓子是不行的，枯燥的东西给人印象就不深。”他说，要善于思考问题，“每天用几个小时，书也不看，材料也不看，就在屋子里迈着八字步，或者躺在床上想问题。”他还用唐朝文学家王勃写《滕王阁序》的例子来说明思考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王勃的《滕王阁序》，是一挥而就的。他坐在船上，想了几天，又喝了几盅酒，被子一蒙，不是醉了，而是在想。”
在耀邦这种思想指导下，那个时期青年团的报刊办得真是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不但青年喜欢看，连许多中老年人也喜欢阅读。毛泽东也说过他喜欢看《中国青年报》。
善于同青年交朋友
1959年5月，一过“五一”节，耀邦提出要去河北省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些年，毛泽东很强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后来形成了规定，每人每年至少要参加体力劳动一个月。耀邦对毛泽东的号召身体力行。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批干部在安国县下放劳动。这批干部中，有的是被打成“右派”的，有的是被打成“中右”的，让他们去农村劳动，显然是带有惩罚性的。耀邦去安国劳动，也是为了看望这些干部，了解有关情况。
他事先不让我们向县委打招呼，除了通知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张宇、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邢雁随后赶去外，耀邦只带了我和警卫员李汉平，由司机高振球开车，乘坐苏联老式“加斯69”吉普车，直奔安国县齐村。一路上十分颠簸，有一次我被从座位上颠起，头碰到撑帆布篷的铁架子上，立即起了一个大包。我们一行人午饭后从北京出发，到达齐村时已是黄昏时分，耀邦直接住进了群众家里。我和李汉平商量，认为还是应该告诉县委，不然万一发生事，大家都担当不起。于是，我请李汉平和高振球瞒着耀邦开车到县委报告。县委领导和公安局长很快来到了齐村，为了安全起见，一再动员耀邦去县委住宿。耀邦婉言谢绝，说自己是来劳动的，住在村子里最合适，不能住在县委，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没有办法，县委的同志经过商量，决定留下公安局长住在耀邦隔壁一家，负责安全工作。我和李汉平与耀邦住在一个小院里，耀邦住南屋，我和李汉平住西屋。
那时候，我27岁，李汉平24岁，我们年轻人睡觉多，劳动一天，更是睡着了醒不来。每天早晨一发亮，耀邦就起来了。他见我俩还在睡，就在院子里大声喊：“小李，走，下地了！”我们赶快爬起来刷牙，耀邦说：“刷什么牙呢！人家群众都下地了，我们不能去晚了。去晚了影响不好，劳动就要像个劳动的样子。”说着就出门往外走，我们也只好揉揉惺忪睡眼，跟着他下地。
耀邦劳动是很认真的，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肯休息。陪他一起劳动的齐村团支部书记叫采姑，性格开朗，干活泼辣，外号“傻闺女”，见耀邦干累了，就说：“胡书记，休息一会儿吧！”耀邦则风趣地说：“我是来劳动的，你这个傻闺女怎么老是要我休息呢？”所有在场的人一阵开心地大笑。
耀邦在生活上也不要人家照顾，真正做到了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当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白薯干在晾晒过程中，有的沾上了尘土，吃起来硌牙。有的发了霉，苦涩难咽。有一天，耀邦悄悄跟我说：“高秘书，我今天吃了一块鸡屎。”我忍不住笑了，说：“您怎么会吃了鸡屎呢？”他说：“有一块东西我以为是白薯干，吃到嘴里发臭，咽下后才想到可能是鸡屎。”我说：“那可能是晒白薯干时混进的。”
耀邦在劳动中很注意了解基层情况，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在“大跃进”中，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怨气冲天。耀邦在劳动之余，利用晚上时间同干部座谈，了解情况。他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出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他鼓励村干部实事求是，不要虚报，不要浮夸，不要去争当虚假的“红旗”，不要怕当实事求是的“白旗”。当地群众形象地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耀邦借用群众这个说法，说明有的地方，为了当“红旗”，浮夸虚报，发生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征了过头粮，结果，这个“红旗”看着好看，群众却挨饿了，吃不饱。而有的地方，敢于实事求是，不怕当“白旗”，没有征过头粮，群众还能吃饱饭。他说：归根到底，不怕挨批判，不怕当“白旗”，敢于实事求是，才是符合党和群众利益的。
耀邦通过同青年座谈，了解到有的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有一个青年整天想着往城里跑，认为一到城市，一个月就可以挣七八十元，就可以穿皮鞋大衣，他真有点想得入迷了，以至听着那火车的声音就像是这么“说”的。火车近了，他听那声音像说“七八十块，七八十块！”火车走远了，他听那声音像说“皮鞋大衣，皮鞋大衣！”耀邦利用这个例子，反复向青年们说明，安心农村生产是农村青年的光荣职责，目前农村生活虽然苦一些，但只要安心在农村艰苦奋斗，将来一定会富裕起来。并且说明，城市工人的生活也同样很艰苦，青工一个月也只能挣三四十元，而且劳动强度大，对国家贡献大，并不是一到城市就能挣七八十块。他还从工农联盟关系上说明，工农相互依存，相互支援，如果农村青年都盲目流入城市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城市工人不但没有饭吃，而且工厂也没有原料，农村也就没有工业品，国家永远不可能富裕起来。
耀邦热爱青年，了解青年，善于同青年打成一片。在劳动休息时，青年们逼着他唱歌，而且点名要他唱当时才放映不久的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可是他没有学过这支歌，实在不会唱，但答应回北京后一定学会唱。从安国齐村回来，他要我给他找来《柳堡的故事》电影插曲，有空就学唱。耀邦识简谱，一个歌曲拿起来就能学唱。
耀邦常说，青年们喜欢唱的歌，我们作青年工作的人也要学会唱。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人批评流行歌曲，认为软绵绵，缺乏战斗性。耀邦说：“好的歌曲就是要流行嘛！流行不起来的歌曲，大家都不喜欢，怎么能说是一首好歌曲呢？不要一般地反对流行歌曲。”
应比武松高明，要找虎而打
耀邦很善于鼓舞青年的劳动热情。
1959年3月他去上海调查研究，了解到青年在生产劳动中的许多情况，正好3月30日上海召开青年工人为实现1959年更大跃进立功誓师大会，上海团市委请耀邦在会上讲话。他作了题为《为祖国的伟大事业增添新的光彩》的讲话。其中讲了一个“等着干同找着干”的问题。
有的青年说，领导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领导上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干。有的青年说，现在有的工厂原材料有困难，缺少原材料，叫我怎么搞技术革命呢？有的青年形象地说：“我想学武松打虎，但是无虎可打。”
耀邦根据这些情况说：“领导上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领导上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干，这是对的。但是，光这样还不够，每个工厂，每个单位，都有许多事情是上面布置不到的，安排不到的，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发挥主动精神，不仅等事情干，而且要找事情干。”又说：“有人说，要学武松打虎，但是无虎可打。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似乎也有点点道理。但是，打虎有几种，一种人是遇虎而打，一种人是等虎而打，一种人是找虎而打，武松虽然勇敢，但还只是遇虎而打的人。我们比武松高明，我们要找虎而打。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去突击，哪里有薄弱环节，我们就去进攻，哪里的事情没人干，我们就去抢着干。只要我们具有这种精神，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潜力挖掘出来，把更多的窍门找出来。”一席话，讲得青年们心花怒放。一时间，“找虎而打”成了青年们行动的响亮口号。
钢是炼成功的，刀是磨锋利的
“亲爱的党我的妈，十五块钱不够花，你的儿子吃得多，能否再给两块花。”这是北京团市委书记张进霖向胡耀邦汇报的北京市一位徒工的打油诗。耀邦听后哈哈大笑。
1959年6月，北京市团市委打算召开一次徒工代表大会，想请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讲话。一天，张进霖到耀邦家来谈情况，说徒工们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认为学习年限规定二至三年太长，一个是工资待遇太低，并汇报了那首打油诗。
6月22日下午，胡耀邦在徒工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自觉接受锻炼，越炼越加坚强》的讲话。
他首先向大家分析了学习年限问题。他说，愈是现代化的工厂，机器操作就愈简单，几个月、甚至几天学习一门操作，的确并不难。但是，学会了一门操作，并不是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技术的熟练工人，就像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写得不错，但并不是就成了一个作家一样。他说：在我想来，要成为一个有技术的熟练工人，至少需要具备这么四个条件：第一，能够很熟练地操作一门技术，不出或少出废品；第二，懂得自己与有关的机器设备的构造和性能，机器出了故障，大体知道毛病在哪里，而不会瞪着两只眼睛抓瞎；第三，对普通的机器和工具能够作最简单的修理；第四，同时能够兼作另外一两个工序或工种的活，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一专多能，精一兼数。他说：“要学到这四门本事，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能够作到的，而是需要二、三年的时间。”“说有些工作没有什么学头，只要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学会了，我基本上不同意这种说法。”
对于徒工待遇问题，耀邦首先念了那首打油诗，然后说：“有个别同志讲怪话，说十五块不叫十五块，而叫一百五十大毛，一千五百大分。”他提高嗓门说：“同志们，一百五十大毛，一千五百大分这个待遇高不高呢？共产党员是讲老实话的，这个待遇是不高的。低不低呢？叫相当低。但是，我们不能只作一个比较，而要多作几个比较。第一个比较，同解放前的徒工的待遇比，低不低？听说上午有许多老工人同志的发言都讲了，绝不会低的。第二个比较，同农民比，低不低？那就很不低了”。“十五块钱够不够吃？我的答复是，那要看你怎么吃法。你想要吃得好，那就一定不够吃，你要吃得饱，怎样呢？”接着他给大家具体算了一笔账，当时大米是一角六分钱一斤，按一个吃得最多的徒工算，一月吃70斤，才十一块二角，每天吃五分钱的菜，一个月是一块五角，两项合计十二块七角，还有二块三角的零用钱。他说：“一句话，好是不好，但是吃饱了。”
耀邦特别同大家讨论了“青年时期吃一点苦好不好”的问题。他说：“假使说吃苦吃到底，一直吃到去见马克思，吃苦万岁，这当然是不好的。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青年时期吃几年苦好不好？……我的意见是，从十二岁开始到二十二岁，吃上十年苦，很有好处。我认为至少有这么两条好处，十八个字：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成勤俭持家的习惯。我们共产党、解放军靠什么起家的呢？我们的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具有上面所说的两个条件。”他又说：“我们就是靠这个东西起家的，我们就是靠这个东西取得革命胜利的。我们也要靠这个东西来锻炼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坚强。”“我们有些同志，天天讲要提高思想，锻炼意志，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光靠嘴巴讲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必须进行严格的锻炼。钢是炼成功的，刀是磨锋利的，高尚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是锻炼出来的。”
讲到最后，耀邦说，如果同志们同意的话，我准备把那位同志的打油诗改一下：“亲爱的徒工顶呱呱，勤劳节俭志气大，努力学习闹生产，锻炼思想建国家。”他高声问：“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大家响亮地答：“同意！”全场代表的情绪在一片掌声中达到了高潮。
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一开始就要把风气带好
胡耀邦对青年团的作风建设极为关注。大会讲，小会讲，个别讲，处处讲，并且身体力行。
早在1952年8月他刚到团中央上任时召开的团的一届三中全会上，就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团的干部的作风对于工作好坏有极大的意义。全会经过讨论取得了共识，认为团的工作是人民的一种事业，团的干部应该成为青年的表率。因而，认为保持和发扬团内那种朝气勃勃踏实苦干的优良作风，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乃是开展青年团今后工作的重要关键之一。全会号召全团干部一致努力，忠诚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忠诚地当青年的好朋友。
根据青年团的干部流动快，新手多的特点，耀邦不断强调训练和培养团干部的好作风。他在1959年3月6日团的三届四中全会上作总结时说：“由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厂矿企业的大发展，团的许多基层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新手甚多，必须利用生产空隙对他们加以训练。至于训练内容，不但要谈思想，谈业务，还要谈作风。搞好作风很重要。白纸上画画，一开始就把它画好。‘新官’上任，一开始就要把风气带好。培养团的干部具有一种好的作风，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他还说：“中国青年和广大干部要把我们的党联系群众的作风继承下去。只要我们能够联系群众，我们的事业就会欣欣向荣，朝气蓬勃不断地向前进。”耀邦在1964年6月11日共青团九大上作的题为《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报告里，比较集中地、系统地总结了团的作风问题。他说：“党经常教导我们，共青团一定要树立一种好的作风，要把广大青年的风气带好。作风是一种无声的号召，无形的精神力量。团的作风好坏，对青年的革命化有着直接的影响。青年看团员，团员看干部。干部要作为团员和青年的表率。”
那么，团干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作风呢？胡耀邦说：“概括起来说，这就是朝气勃勃，实事求是八个字。”
对于“朝气勃勃，实事求是”，耀邦还作了具体阐述。他说：
“朝气勃勃就是要有勇于跟困难作斗争的革命干劲。”
“朝气勃勃就是要开动脑筋，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有负责精神和创造精神。”
“朝气勃勃就是要有努力学习、永不自满的精神。”
耀邦说：“朝气勃勃必须建立在踏踏实实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必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接着，他又对实事求是作了具体阐述。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蛮干，不乱干，不弄虚作假。要有认真严肃的态度，要有实干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耀邦讲的作风含义较广，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以及读书钻研、调查研究、待人接物等等。
胡耀邦倡导的青年团的作风鼓舞教育了一代一代青年和团的干部，至今一进团中央办公楼的大门，迎面墙上就是“朝气蓬勃，实事求是”八个金光闪闪大字。这已成了共青团的一个光荣传统。
争当“五好青年”，争创“四好团支部”
胡耀邦在青年工作上有许多独创性的活动。1961年后在全团开展的争当“五好青年”，争创“四好团支部”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共青团是一个全国性的群众组织，1961年全国团员已达到2240余万名，团支部134万余个。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如何才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是耀邦经常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农村，这是青年团的一条最广阔的战线，而农村团的组织又比较分散。团的支部是否坚强有力，是团的工作好坏的关键，因为团支部是全团工作的基础，上级团委的指示、号召，都要通过团支部去贯彻，去落实，各项活动，也要靠团支部去开展。即所谓“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有鉴于此，耀邦经过调查和思考，于1959年下半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要在全团开展争当“五好青年”，争创“四好团支部”活动的建议，作为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遗憾的是，他的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通过。
1961年夏，一天晚上耀邦正在办公室看书，我去给他送当天新来的文件，同时取回看过的文件材料。他指着一份部队开展争当“五好战士”“四好连队”活动的材料说：“你看，人家部队四好、五好活动还不是开展起来了？其实，我们比部队早两年就提出来了，但当时书记处有人不赞成，我只好等一等，暂不搞。现在林彪在部队搞开了，我在书记处又提出，这才在今年开展。”接着，他脸一沉，又说：“什么事情好像我提出就是低级的，人家(指林彪)提出就是高级的了！我们有些同志不是看事情对不对，而是看是什么人提出的，实在不好。”
我看他有些火气，就说：“有的事情统一认识，要有一定的时间，一开始不一定都能认识一致。”
不想耀邦更来气，说：“不是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情，我提出就不赞成，一见林彪提出就赞成，这怎么是认识问题！”
耀邦一提到“五好”“四好”问题就有点来气，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个问题是他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又经过多少天的深思苦想，觉得比较成熟了，才提到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的。不料，提出后没有得到积极响应，甚至有人还讥笑他的建议“低级”，他怎能不感到扫兴？以至林彪在部队上开展这一活动后，大家回过头来又表示赞成他的意见，但时间已迟了2年，怎能不使他来气？
胡耀邦提出的“五好青年”条件是：(一)政治进步思想好；(二)勤俭建国劳动好；(三)勤学苦练学习好；(四)体育卫生身体好；(五)团结群众作风好。“四好团支部”条件是：(一)思想政治工作好；(二)“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活动开展好；(三)组织生活健全好；(四)联系群众作风好。他说：“为什么提五好、四好呢？是为了好记，简明易懂，具体易行，恰好中国青年节又是五月四日，五好、四好合起来也是五？四。”耀邦当时确实感到他这个点子是得意之作。
部队是从1960年开展争当“五好战士”“四好连队”活动的。“五好战士”的条件是：(一)政治思想好；(二)军事技术好；(三)三八作风好；(四)完成任务好；(五)锻炼身体好。“四好连队”的条件是(一)军事训练好；(二)思想教育好；(三)生活管理好；(四)三八作风好。
把青年团和部队的这些条件对照一下就会看出内容基本一致，不过部队上的条件突出了部队的特点而已，耀邦提出的条件则是适用于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商店、街道等各条战线团的组织的，是从全团情况提出的。但从开展这项活动的时间来说，青年团比部队迟了近2年。本来耀邦提出早，是他的一个发明创造，现在却变成跟在部队后面跑，好像是团中央把部队的“五好”“四好”活动搬到全团来开展，这怎能不使耀邦一说到此事就来气呢？
六级团委办支部
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开展六级办支部活动。这一活动是紧接着争当“五好青年”，争创“四好支部”活动在全团开展起来的。六级办支部，是l961年初首先从陕西开展的，他们叫“五级办支部”，就是省、地、县、社、大队五级团委办支部。所谓办支部，就是由上级团委具体帮助一个团支部选配好领导班子，制订出活动计划和规章制度，指导团支部经常不断地开展活动，朝着先进团支部的目标前进。
耀邦及时总结推广了陕西省的这一经验。他于1961年12月在南昌召开了一次十二个省市团委书记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他说，“会议的唯一目的是交换情况。”
12月20日耀邦对座谈会作了总结。他用较大篇幅讲了在农村团的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方法。”他要求“把群众路线贯彻到一切方面、一切部门中去”。“青年团的各个部门的工作要经常注意到这个问题。”
耀邦认为，1961年全党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搞得比较好，可以说是全党执行毛主席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指示的一年。耀邦要求团的各级干部要亲自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他还引用古文《石钟山记》说明亲自调查的重要性。他说：“苏东坡写过一篇《石钟山记》，这篇文章就出在江西湖口，其中有一句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回答是不可以。”他批评过去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虽然有调查，但是粗枝大叶，他的结论是，我的调查比较实在，因为我是亲自考察的。也就是说，他有了感性知识，取得了直接的材料。所以，“如果脱离群众，不亲自调查，我们就不可能准确地分析和估计今年的形势。”
团的基层组织是全团工作的基础，如何把基层组织建设好，是耀邦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1961年1月团中央常委扩大会研究青年团的工作时，耀邦提出的五项任务的第一项就是“整理基层组织，加强团的组织作用”。
耀邦不赞成笼统地、普遍地在全国提出“整团”。因此，他创造了一个提法，叫“整理基层组织”，或者是“健全组织”。他说：“有的同志说，有些地方可以提整团，有些地方不要提整团这个话，提健全组织，我同意，如何提，要因地制宜。我想，在健全组织的同时，要适当地开展一些活动。”
在南昌十二省市团委书记座谈会上，陕西省介绍了各级领导机关办支部的经验，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扎扎实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措施。耀邦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在全团开展六级办支部的活动。他说：“为着使我们健全组织和开展活动心中有数，从明年起我们要六级办支部，就是中央、省市、地市、县市、公社、大队六级各办一个，书记带头，一年为期，每期办好一个。”耀邦说：“明年冬天如果真正办好了，全国加起来就有六万个好的团支部，我们的阵地就不是‘星星之火’，而是‘满天星’了。如果真正办好了，我们的感性知识就丰富了，说话也有根据了。这是一个好事情，这样做可以督促我们的干部联系群众，熟悉事物。这个方针要定下来。
胡耀邦很注意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提出六级办支部，要求“书记带头”，他这个团中央第一书记当然要带头去办。1961年11月，经与北京团市委商量，选定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作为他的联系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耀邦把北大团委干部杨永源和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书记高文元、宣传委员李玉英请到家里谈话，开门见山地说：“团中央机关有这样一个制度，书记处每一个书记至少要直接联系一个基层团支部，作为了解情况和结交青年朋友的一个渠道。经过研究，由我联系你们团支部，胡克实同志联系清华大学一个团支部。你们欢迎不欢迎？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高文元和李玉英听后高兴地说：“非常欢迎。”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接着，耀邦问了一些班里的基本情况。当问到全班同学都来自什么地方时，高文元说：“同学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有河南、甘肃的，有……”，耀邦知道“大跃进”中那里饿死了不少人，当即说：“我们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各方面的问题不少。有些困难经过两三年就能克服了，有些损失，恐怕要二三十年才能恢复到三年困难时期以前的状况。比如，长了几十年的大树砍倒炼了钢铁，若再长出一片森林来，还不需要几十年吗？”
耀邦针对当时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向高文元等说：“思想工作千万不要追求形式，不要搞花架子，要讲求实效。不要把政治指标定得过高，过高了就会出现假象，强迫别人说假话。这两年同学们自己提出了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红透专深’‘反对白专’等等。红透专深这句话本身是好的，但是太高了，大多数人达不到，作为口号就不恰当了。白，表示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不能和思想、作风问题混为一谈，随便扣‘白专’的帽子”。
1962年前，同学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政治热情很高，差不多每天晚上熄灯后，还躺在床上热烈争论国际上的复杂形势。耀邦在1962年“五四”青年节前，针对这种情况找高文元等谈话，说：“你们关心国际上的大事，关心国家大事，是对的。但不能每天晚上都谈到11点。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把知识学得更好。”为了使大家明白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耀邦说：“人的一生可以分几个阶段。三岁以下小孩子的主要运动是哭。你们青年人就像一个大口袋，你们的任务就是装知识，装得越多越好。学生不学习，工人农民不生产，干部不工作，那不就乱了套啦！”为了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耀邦还特意找了班上两位学习尖子谈了一次话。鼓励他们说：“事实将证明你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几十年后证明了耀邦的话是正确的，那两位同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
耀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同这个团支部的学生谈了四次话，他的谈话传开后，促使全班同学思想活跃，学习空气浓厚，许多同学要求进步，学习刻苦，有几位同学还加入了党、团组织。1962年11月，高文元等以全班同学的名义向耀邦写信，汇报入学三年来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并且希望能够在与耀邦建立联系一周年之际，再次见见耀邦。但是，这时耀邦刚刚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返国不久，见到来信的第二天又要挂职到湖南湘潭地委工作，无法抽出时间与同学们见面，他便于11月9日给同学们写了如下这封信：
文元、克定、玉英三位同志及全班同志们：
明天，我就去湖南湘潭地委工作了。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这件事。这是在中央十中全会关于干部交流决定下发生的一件事。我在那里将工作三年。当然，每年可能回来一两次。
出国回来后，相当疲劳，又作了下去的一些准备工作，来不及约你们会见了。但是，我要尽量作出安排，在你们毕业前再同你们见一次面，并且仔细地交谈一次。
你们的记性比我好。我完全记不起我们之间联系了整整一个年头。一年来，我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帮助？帮助了你们进步得很快吗？这我担当不起。你们把它夸大了。
你们加了一门外国语，在我看来，这非常之好。你们知道，我们的国际事务要一天天多起来，我们需要比现在多几百倍、几千倍的懂一门以至好几门外文的工作人员。我希望你们下一番功夫，努力把外文掌握好。
你们很关心时事，也很好。但我不希望你们把有限的脑力成天地跟着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着的时事事件后面跑。我希望你们多学一点分析时局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它，就可以知道许多时事是怎样发生的？会怎么变化？变化中即使有曲折，但到头来仍然是要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走！
归根到底，观察问题不外是两种情形。一种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一种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我再三希望你们，多搞点马列主义的基础的东西。这是走向政治上成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具有一个健全头脑的人的一个根本条件。
还有一些事要办，搁笔了。
再见了，同志们。我把心的一部分留给了你们。留给了正在向着我们伟大事业使劲地在准备自己的你们。
祝好！
胡耀邦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
这封信是耀邦自己亲自起草的，有的地方写写改改。写完后，我重抄一遍，由通讯员于11月10日晚上送到了高文元手里。而当高文元等同志兴高采烈地读这封信时，胡耀邦已经坐在了列车包厢里，正在向着湖南湘潭飞速奔驰。
1964年7月，耀邦联系的这个团支部的同学就要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了。同学们非常期望能在这时再见耀邦一面，耀邦也曾在给他们的信上说“我要尽量作出安排，在你们毕业前再同你们见一次面，并且仔细地交谈一次”。可是，当时耀邦已调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高文元他们以为耀邦不在北京。不想一联系，知道耀邦还在北京，就决定于7月15日下午在团中央机关接见全班同学。在会议室门口，耀邦同全班38位同学一一握手，大家围坐在耀邦身边，先由当时的团支部书记荀春荣简要汇报了班里的情况（原团支部书记高文元已改作别的社会工作)，耀邦说：“同志们，许久不见了。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祖国和人民培养了你们，应该接受祖国的挑选，不管分配到哪里，都要安心工作，兢兢业业的，做出成绩来。”
耀邦说：“你们多数做什么工作？当教员，到教育部门去？过去当学生，现在当先生，从坐着变成站着，从台下到台上，从学习到工作，这是个大变化。你们现在二十三四岁，二十四五岁，十七年都是学习，再过十七年，就四十二岁了，要好好想想，今后怎么干？这是人生的重要关头。”
耀邦说：“现在兴讲革命历史，我讲讲我自己的历史。十二岁报考高小，要借一块大洋报名费。向隔了几房的叔叔借，他是地主，就是不借，最后是伯伯借的，他是小学教员。高小毕业后，又没有办法读书了，我就参加了革命。二三十年以前，许多同志参加革命，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哪有多少觉悟、知识？可没有你们今天这么大的资本。我们小时候，从学校转到工作，是糊里糊涂地过来的，跟着红旗走，没有你们这么好的条件。你们学了这么多的政治，这么多的文化，听了这么多报告，全副武装上阵。我们当时什么东西也没有，年纪那么小，没有什么知识，没有文化，没有什么经验，革命怎么革法也不懂得，不革命活不下去，你不革命谁分配你？”
走上工作岗位后怎么办？针对当时即将在全国铺开的“四清”运动，以及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耀邦一再强调要准备遇到风浪，要准备犯错误。他说：“错误有两类，一类是可以避免的，党说要四清，你却要搞四不清，贪污；第二类是不可避免的，从书本知识到结合实际有个过程，结合不好就会犯错误。遇到困难，犯了错误，经过磨练，从一定意义上讲有好处。从古至今，凡有成就的人，大多经过磨练，不怕困难，不怕失败。”说到这里，他背诵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背诵完，他又讲解一遍。那些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佩服耀邦的记忆力强，讲解又通顺流畅。
接见结束时，高文元、荀春荣等把一枚北大毕业纪念章赠给耀邦、帮他别在胸前。耀邦笑着问：“你们班有多少人？”
“38个。”同学们一齐回答。
“好，现在就是39个了。”耀邦风趣地说。同学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耀邦突然问：“我们班这39个人是不是一条心？”“是！”全班同学齐声回答。
耀邦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激动地说：“对！我们是一条心。我们都要跟毛主席一条心！跟党一条心！”
耀邦又进一步问：“什么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大家一时语塞，无人回答。耀邦说：“为人民服务是人生的最大乐趣，这里讲的是最大乐趣，不是唯一的乐趣，还可以有别的乐趣。”(所引胡耀邦谈话，根据高文元当时的记录。)
“跟党一条心！”“为人民服务！”就是耀邦对大家的临别赠言。
带领青年前进
胡耀邦一贯强调共青团要带领青年前进。
胡耀邦根据中共中央建团决议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经常告诉团的干部思想上必须明确：党决定建立青年团，目的就在于把青年中的先进部分组织起来，使之形成一个核心，凭藉着这个核心，去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共同奋斗。他经常教育团干部，要知道青年团的工作方法同党、政府和军队不一样，党可以发指示，政府可以作决定，部队可以下命令，而青年团是一个群众团体，只能靠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带领青年前进。而带领，就要首先作表率，起模范作用，为青年树立榜样。因此，耀邦对青年团干部提出了五条要求：(一)政治上要坚强；(二)学习要刻苦；(三)工作要勤奋；(四)作风要扎实；(五)品德要高尚。他说：要带领青年前进，首先自己要做出好的样子来，就是要政治上很坚强，行动上做榜样。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学习，积极宣传，努力贯彻。没有这一条，就从根本上脱离了青年群众。因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党的决议、指示，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的根本利益。他说：青年团的干部要具有那么一种风格和品德，要朝气蓬勃，要有专业知识，很刻苦地学习，不要当官做老爷。要勤奋，所有的讲稿、文章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稿，自己念稿。每天要接近群众，去谈话。要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
胡耀邦在带领青年前进中，很注意总结、培养、树立各方面的典型，用典型引导青年。比如下乡知识青年典型邢燕子、侯隽、徐建春等，这些人不但当时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后来她们都成为当地各级党政优秀领导干部了。还有在生产活动中，为了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按照青年特点，建立了各种生产组织形式，既有助于生产，又有利于青年的教育，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独立活动，主要有：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农村青年生产队、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开展“三好”活动，扫盲活动、向科学进军等。胡耀邦特别强调对青年要爱护，要教育，要引导，历来反对简单粗暴对待青年。六十年代初学校开展批判“白专道路”之类的东西，他就感到对待学生的思想工作出现了简单粗暴的现象，于是领导团中央学校工作部赶快制定了《学校政治思想工作条例》(简称三十八条)，来防止和纠正此类“左”的偏向。耀邦说：我们必须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青年人上上街说说怪话，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善于引导和教育，而不能压制和禁锢。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是被学生推翻的。我们这么一个先进的党，决不能把青少年当敌人对待。当然“文革”造反的也是青年人，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主要问题不在青年身上。青年中也有害群之马，那是极个别的。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啊！
****
胡耀邦领导共青团的这些工作经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照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取得的，而这些原则都是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接见青年团“三大”主席团成员时亲口说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硬给团中央扣上“生产团”“娱乐团”“全民团”的帽子，说团中央执行了修正主义青年路线，而且是“修到家了”。对此，胡耀邦1978年5月6日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就那么高，没有本事制定另外一条路线，我们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讲。‘四人帮’说团中央执行了错误路线，是血口喷人，是陷害，要敢于挺起腰杆讲。”
在共青团成立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作为一名老团干，回忆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期的一些工作经验，感到很亲切。我对共青团有一种特殊感情，这缘于我的个人经历。我1952年初(20岁)到团中央工作，1983年初(51岁)从团中央正式“毕业”，调往邯郸市委工作，这个期间共31年，中间扣除在教育部工作4年，也还有27年。因此，可以说我既是把青春全部贡献给了共青团，又可以说是党和共青团把我培养长大的，我一生先后经历过六个单位，团中央这一阶段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沿着九十年来的光荣历史道路，朝气蓬勃，继续前进，再创辉煌！
2012年4月15日
本文曾在《纵横》2012年第12期发表，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