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西方代际流动研究中的“地位获得”范式和“阶层流动”范式背后存在着两个强假设：从时间维度上讲，存在静态的社会结构背景；从空间维度上看，存在同质的变化趋势。但是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不是发生在坚实而稳固的社会结构之上的，因此代际流动就表现为“双重流动”：不仅仅是人在社会樊篱间流动，而且樊篱本身的位置也发生流动。中国代际流动的根本问题不只是“流动的樊篱”，而且更重要的是“樊篱的流动”。本文利用“中国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尝试对上述命题进行验证。
关键词：结构变迁；社会流动；阶层结构；流动樊篱
*本文脱胎于作者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在此感谢导师刘世定教授的悉心教诲。本文曾先后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学沙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变迁调查”课题讨论会、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分层与流动”论坛上宣读，分别得到过如下师友的批评与建议：戴建中、雷、韩嘉玲、李伟东、马丹、包路芳、沈崇麟、陈婴婴、夏传玲、张宛丽、李春玲、李煜、冯仕政等，在此一并致谢！
自“二战”后，西方代际流动研究的数据收集质量不断提高，统计分析方法不断创新，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学中量化程度最高、统计模型最为繁复的领域之一，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现在的代际流动研究已经过于依赖于统计模型与方法的进展，而缺乏理论与视角上的突破，不再能够为更为广阔的社会学核心理论作出贡献，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交流沟通也受到限制（Grusky，2001）。但是，中国学者却对代际流动的模式与机制进行了诸多创新性的探讨（李路路，2003a ，2003b ，2006；陆学艺主编，2004；李春玲，2005），这仰赖于中国的结构变迁背景为代际流动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问题。
本文从一个侧面来探讨结构变迁背景下的代际流动问题，认为在结构变迁背景下必须要凸现“双重流动”：人在社会樊篱间的流动和社会樊篱自身的流动。我们将首先对西方代际流动研究中社会结构的静态性、同质性假设进行反思；然后结合中国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提出自身的研究方案；最后利用“中国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对提出的观点进行验证。
一、西方代际流动研究的指向：流动的樊篱
西方代际流动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路数：一是以布劳和邓肯的《美国职业结构》为代表的“地位获得”范式（Blau，1967），二是以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的《稳定之流》为代表的“阶层流动”范式（Erikson Goldthorpe，1992）。
（一）“地位获得”范式
概而言之，“地位获得”范式的研究一般会先按照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等因素对各种职业地位进行评分，然后看子代职业评分与父代职业评分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一些中介因素（如父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初职地位评分）的关系。如果子代职业评分与父代之间的关系紧密，则代表代际流动度较低，反之则较高。如果上述关系主要通过子代受教育程度来间接传递，那么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主要是“自致性因素”；如果上述关系主要通过父代职业地位来直接传递，那么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就主要是“先赋性因素”。布劳和邓肯的研究结果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代际流动度较高，而且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主要是“自致性因素”。出现此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断地产生着新的位置，产生了新的流动空间，由此有了流动的动力；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效率的追求，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得以盛行，教育成为重要的流动桥梁，家庭出身因素在流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地位获得”范式在理论上的预设是根本无视“社会樊篱”的存在。
该理论认为，最主要的流动障碍来自于“社会位置空间”和“流动手段”的限制：只要现代社会持续出现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新的“社会位置空间”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只要教育规模不断发展，“流动手段”就会被充分地生产和供应出来。因此，工业化、现代化下的代际流动是一幅乐观的图景。至于“社会樊篱”，它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存在但无足轻重，对于社会整体图景没有根本性的影响。从方法上讲“，地位获得”范式分析是建立在几个前提假设基础上的。第一，存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否则我们怎么能够设想，父代时的职业评分体系到了子代时仍然能够适用？然而事实上，在一个结构变动的社会中（例如当代中国），同一种职业的地位得分在20、30年间可能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这时再使用上述假设便存在问题了。第二，社会中所有成员（至少大部分成员）的流动路径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否则我们怎么能够设想把所有人的流动过程纳入到同一个路径分析方程中去？然而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父代农民流动为子代农民工的逻辑和父代干部流动为子代私营企业主的逻辑能够用同一种模式（例如所谓的“后致性因素”）来解释吗？换言之，在时间上静态、在空间上同质，这是“地位获得”范式的两个强假设。正是由于这两个强假设“，地位获得”范式获得了强大的理论概括力和方法吸引力，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获得了经验解释力。问题是，当时空背景转换到20世纪末的中国时，这些假设是否还有解释力？
（二）“阶层流动”范式
“阶层流动”范式会根据父代和子代职业分别确定其阶层归属，然后看子代阶层归属与父代阶层归属之间的关系。“阶层流动”范式预设了“社会樊篱”的存在，而且强调要区分“社会位置空间”扩展造成的流动和“社会樊篱”变得宽松造成的流动。与此种理念相适应，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分析工具——建立在“相对流动率”概念基础上的对数线性模型（Hauser，1978）。
经验观察显示，某一阶层（如白领阶层）的社会空间是在不断扩大，但关键的问题是，出身于原本优势阶层者（如资产者）还是原本弱势阶层者（如工人）成为白领而非蓝领的比率更高？这两个比率之比即为“相对流动率”。如果相对流动率随时间变化而逐渐趋向于1，则表明代际流动机会在社会各群体间都平均分布；如果相对流动率随时间变化而逐渐偏离1，则表明代际流动机会在各社会群体中的分布趋向于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相对流动率表明了一个社会中流动樊篱的疏密程度。费瑟曼、琼斯、豪泽1975年提出的“相对流动率稳定命题”认为，在西方工业国家中，这种“社会樊篱”的疏密程度基本相似，而这种疏密程度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阶层结构所决定（Featherman Hauser ，1975）。之后，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利用大规模的数据资料证明了上述命题大体上符合西方国家的现实（Erikson Goldthorpe ，1992）。谢宇利用“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重新分析了费瑟曼等人的数据，认为西方工业国家中代际流动模式可能没有差异，但是代际流动的数量存在差异（Xie ，1992）；也就是说，西方工业国家中社会樊篱的基本布局是一样的，但是其疏密程度却有所区别。
鉴于以上分析，“阶层流动”范式似乎更为贴近当代中国的现实。
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其背后的理论预设与方法取向，仍然会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第一“，阶层流动”范式仍然预设了一个静态的社会结构背景，即社会樊篱尽管其疏密程度在不同社会有所差异，随着时间有所变化，但是社会樊篱的位置却是静态不变的。在流动的图景下面，其预设的是一个静态的体系——把这些“社会樊篱”视为固化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樊篱间流动，但樊篱本身并不移动。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在他们的模型中预设了四种“流动樊篱”（在其术语中被称为“拓扑效应”）：1.等级；2.继承；3.部门障碍；4.某些阶层间的亲和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些社会樊篱在各不同国家中有着相同的布局，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没有呈现出大的变动趋势。第二，“阶层流动”范式预设了所有社会樊篱的疏密程度变化是同方向的，这种统一的变化方向被称为社会的开放度（或反之，僵硬程度）；但是，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某一些社会樊篱变得开放乃至于消失的同时，另一些社会樊篱却在被编织、强化？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时间上静态、在空间上同质这样两个强假设同样在“阶层流动”范式中存在。如此，不难发现，在面对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时，仍然未加反思地沿用这两个假设，只能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不过“，代际流动”研究仍然建立在非常强的“静态”假定上，这一悖论也恰恰成为新的研究的生长点。
二、代际流动问题在中国：社会樊篱的流动
当我们把目光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布劳—邓肯的数据收集时点）和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埃里克森—戈德索普的数据收集时点）拉回到当代中国时，发现必须对他们研究中的两个假设加以反思。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尚在重组中，代际流动不是发生在坚实而稳固的社会结构之上，而是一种双重的“流动”：人在社会樊篱间流动；同时，社会樊篱本身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动，或者仅仅因为人员的频繁穿行，不仅其疏密程度在变动，而且其位置也在流动。我们必须把人的流动与社会樊篱的流动同时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出中国代际流动的真实图景，我们的理论语言才不至于在现实面前太显笨拙。我们的根本问题不只是“流动的樊篱”，而且更重要的是“樊篱的流动”。
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对于代际流动研究的意义，前人已经多有论述。陆学艺等在一项非常有影响的代际流动研究中指出，“5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几度重大的变革背景下发生的。而工业化国家学者研究的社会流动，一般都是研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的代际流动，所以两者在社会流动的机会、规则、方向，速度、规模等方面都是不同的？？所以，仅仅应用现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社会流动研究理论、模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的许多现象，都不好解释”（陆学艺主编，2004：9）。那么，适宜的分析框架应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使用的社会流动解释框架，就由四类基本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起作用的变量以及一类综合性变量组成：（1）先赋性变量；（2）后致性变量；（3）经济—社会结构变量；（4）制度—政策安排；（5）具有综合性的社会资本（或关系网络）”（陆学艺主编，2004：29）。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其实是“地位获得”范式与“阶层流动”范式的混合，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了结构变量或制度变量，但是它却没有能够用一个核心议题把结构变量或制度变量与代际流动问题本身勾连起来。结构变量或制度变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落实在代际流动研究问题上，它的核心议题到底是什么？更进一步地，如何用主流研究的语言表达出我们的本土问题？我们认为，勾连结构—制度变量与代际流动问题的一个核心策略就是去关心社会樊篱的流动，并把这一因素引入到社会流动的传统分析模型中。
李春玲对于中国社会流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她的研究结论是：“我们发现很难简单地依据流动情况，判断经济改革之前或之后的社会结构哪一个更开放或更封闭，因为，在某些方面社会变得更加开放，而同时在另一些方面社会封闭性又有所发展。
这两个方向的变化同时发生，使当前的社会结构变迁表现出复杂性特征“（李春玲，2005：402）。这个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她已经意识到社会结构背景的变化给中国代际流动研究带来的挑战：经济改革之前和之后的社会结构各有开放之处，也各有封闭之处。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从哪一点上入手可以破解这种”复杂性“？在我们看来，破解这种复杂性的入手之处在于研究流动樊篱本身的变化：在哪个时间段、何种社会樊篱发生了何种变化？只有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才可能解析中国代际流动模式中的”复杂性“。
李春玲在研究代内流动时，特别关注到了流动樊篱的问题（她称之为结构性屏障）：“根据前面部分对十个阶层90年代流动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人们的社会流动过程中有三道因阶层分化而导致的结构屏障。第一道屏障是源于是否占有最重要的资源种类（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而导致的阶层分化？？第二道屏障是源于劳动技术分工（白领职业与蓝领职业）或者说拥有文化资源与没有文化资源而导致的阶层分化？？第三道屏障存在于有机会争取到就业岗位的人与没机会获得工作的人之间”（李春玲，2005：396）。这虽然是她在研究代内流动时提出的，但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代际流动樊篱的起点。然而仍然存在以下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一，所谓第三道屏障，与前两道屏障并不在同一个概念层次上，并不能构成一道真正的阶层流动屏障；第二，权力与经济资源屏障和文化资源屏障，其实并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这两种屏障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中也是存在的；第三，权力与经济资源屏障和文化资源屏障也并不是天然静态存在的，它们的作用强度也是在变化着的；第四，除了这两种屏障之外，还存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屏障机制？
李路路在研究代际流动时，在方法上借鉴了“阶层流动”的范式，如采用了包括父代地位、子代地位、时间、城市等4个变量的对数线性统计模型。他的结论是：“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意义上，原有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没有随着制度转型的过程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是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甚至有所强化”（李路路，2003a：134）。我们同意，社会樊篱仍然存在或者仍然“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但是樊篱的布局是否依旧？在其后的一项研究中，李路路借用了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等人使用的拓扑图来设计了几种主要的代际间阶级继承关系和阶级渗透关系，其中特别指出了在阶层分析框架中存在的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界、农民阶层与非农劳动者之间的分界，以及自雇佣者阶层的自我封闭性（李路路，2006）。虽然这已经非常明显地涉及了“社会樊篱”问题，但是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比较中显示的共性背后的社会流动机制，而不是中国代际流动樊篱的时段变化，因此也没有触及到社会樊篱的流动问题。
缘此，本文下面的分析任务，就是要用量化的方法手段，揭示出中国代际流动图景中“樊篱的流动”。
…………
四、讨论：理论与方法上的反思
本研究数据量尚不够大，方法模型也并不精致，阶层分类也只有简单的三大类；它也没有能够回答社会樊篱的流动与制度政策安排、阶层价值观变迁、经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但它的意义更多的是启发性的，对于社会樊篱变化原因及后果的讨论有可能深化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认识，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更细致的讨论。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希望对此加以明确。
西方的社会学研究路数有许多隐而不现的假设，只有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方法路径才有其正当性。在他们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假设前提可以起到简化问题、增强分析效力的作用。但是当时空背景转移时，这些隐而不现的假设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和忘却，研究的突破口和创新点也往往因此而失去。重视时空背景，这是社会学学科的重要传统智慧之一，社会学者应对此有足够的自觉和敏感。
本文正是通过对于西方代际流动研究的假设进行反思，提出中国代际流动研究应同时关注“流动的樊篱”与“樊篱的流动”。
在代际流动研究上，本文希望回归到结构主义的取向上去。代际流动研究可以分为个体主义取向和结构主义取向。布劳—邓肯模型实质上是个体主义取向的，它描述的是个体通过教育获得地位这样的故事。阶层流动范式更多地带有结构主义的意味，但这种意味却被“社会开放度”等简单化的问题所遮蔽。本文指出，代际流动研究重要的不只是先赋性还是后致性因素，不只是社会开放度，重要的还有社会结构中的樊篱以及樊篱的变迁问题。
代际流动研究在方法上应当更为多元化。传统上认为量化研究倾向于静态的、关系式的研究，但本文恰恰是用量化方法揭示出了变迁的社会图景，因此对于任何方法都不应有僵化的认识。在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结构时，变量分析、模型建构、民族志、历史比较研究、过程—事件分析同样都可能是灵活的方法工具。在将来，探讨社会樊篱的流动与制度政策安排、阶层价值观变迁、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共同努力。代际流动研究期待着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而多样化的方法一定会为代际流动研究这一经典研究领域带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