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去世，中国思想界又失一健将。2012年3月7日，许良英先生曾接受马国川专访，全文刊登在《信睿》杂志。

采访时间：2012年3月7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海淀黄庄

受访者：许良英，著名自然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1920年生于浙江临海。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是中国核弹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学生。长期从事科学史、物理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思想、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科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是迄今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

“首先必须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

马国川：爱因斯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是许多人都仅仅把他视为有些怪癖的著名科学家，并没有认识到他的深刻思想。您在译介爱因斯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您看来，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许良英：爱因斯坦深受17和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可归结为：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世界主义和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所说的民主，是指以自由、人权和法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爱因斯坦憎恶人类自相残杀的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义务兵役制。为了确保人类和平，爱因斯坦主张限制国家主权，建立世界政府。

爱因斯坦青年时代就接受了社会主义，但他不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在政治民主、自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他很敏锐地认识到：“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

马国川：既然您在少年时期就崇拜爱因斯坦，而且了解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为什么您在很长时期里却远离了爱因斯坦？

许良英：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自己的迷信和愚忠。在1949年以前，我所从事的是名为民主革命运动，可是只是向国民党政府要民主，以为只要一解放，自然就民主了。到1974年才发觉事实并非如此，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懂民主的真正意义。因此，我长期迷失在内心的盲目忠诚和迷信中，失去了客观的判断能力。即使在我1957年被定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这种忠诚和迷信也未曾动摇。这实在是一种有双重意义的历史悲剧。

一个信仰科学和民主的人，却在愚忠和迷信中迷失了三十多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悲剧，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迷信是真理的大敌，必须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形形色色现代迷信，破除由忠诚所支持的迷信。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回到“五四”，开展民主启蒙运动。而这种启蒙，首先必须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各种思想进行彻底清理和反思，从人性的高度审视一切。

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吗？

马国川：民主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禁忌话题，例如前些年有学者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在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反响，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许良英：有争论是好事，不过，争论中的文章也反映出人们对于民主的真正含义、近代民主史并不清楚，其中不乏错误的理解。

例如，认为古代雅典民主制是奴隶主民主，是贵族政治。其实，雅典民主制虽有缺陷，但本质上体现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宽容和法制精神的。

还有，卢梭被认为是近代民主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标志，对杀人如麻的雅各宾专政顶礼膜拜。事实上，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民主革命（独立战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是直接受美国革命的影响的；而成为20世纪最大祸害的极权主义，正来源于卢梭和雅各宾专政。

马国川：既然雅典民主制本质上体现了真正的民主精神，为什么会发生苏格拉底被公众判处死刑的悲剧呢？

许良英：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内容是“多数决定”原则，这已为现代民主理论所确认，并继承下来。可是，如果把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地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必然会产生与民主理想相反的严重后果。

根据历史记载，雅典人在这个问题上犯过两方面错误。首先，由于多数人可能出现并不完全正当的冲动，会造成对少数人的合法权利的恣意侵犯。其次，多数决定只适用于关系众人实际利益的政治领域，而不适用于个人思想和精神生活，以及科学探索和艺术追求领域。苏格拉底的悲剧就是后者的产物。

马国川：民主的“多数决定”原则引发了人们对于“多数暴政”的恐惧。国内一些学者经常引用托克维尔的话，提醒人们警惕“多数暴政”。最近，也有著名企业家说，如果现在中国就实行一人一票，“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许良英：“多数决定”的滥用，必然导致“多数暴政”。在18世纪的欧洲，多数暴政确实存在过。卢梭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极其严重的“雅各宾专政”。卢梭的公意理论到20世纪20年代转化成把专制推到极点的“极权主义”，传统的专制统治者主要是在政治上奴役臣民，极权统治者则要控制一切领域，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自由，甚至隐私。1935~45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都属于同一模式。

在历史上，通过多数决定的选举确也曾产生过反民主的专制和极权政治。例如，1852年法国路易·波罗巴（拿破仑三世）以80%的赞成票复辟称帝，1932年在德国总统大选中希特勒获得的选票仅次于兴登堡，次年被任命为总理。

可是，所谓“多数暴政”绝对不能成为中国不搞民主的借口，因为多数暴政完全可以防止和杜绝。

马国川：那么，如何防止多数暴政呢？

许良英：防止和杜绝多数暴政的唯一可能，是确认人人都具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天赋权利即人权。

古代希腊民主制之所以会出现处死苏格拉底那样惨痛的冤案，是由于希腊人对多数决定这一民主原则没有设立界限。虽然他们崇尚自由，认为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但并不认为个人的思想和信仰有绝对自由权，而应服从多数决定。也就是说，古希腊没有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

人权概念是17世才出现的，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荷兰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格劳秀斯最早提出，生命、人身自由和占有财产是人人都享有的、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并且“人人都天赋有进行抵抗以自卫免受侵害的权利”。

天赋权利概念为以后的启蒙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每个人生而具有的不可侵犯的人权就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民主政体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全体人民的每个人的人权，任何侵犯人权的决定，包括公民大会的多数决定，都是非法的。多数暴政也从而在历史上绝迹。

“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

马国川：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具体到改革路径则分歧很大。例如，有些人主张，目前中国当务之急是实行法治，因为法治比民主更重要。

许良英：这是对民主的误解。“法治”(ruleoflaw)是与民主、自由、人权互相结合成为一体的概念，是指法律由公民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法律至高无上，人人必须遵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有法治。民主必须始终如一地事事出处贯彻着自由、平等、法治精神。没有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马国川：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可是目前囿于各种客观条件约束，例如，中国经济尚不发达，所以应该先搞经济，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民主。

许良英：“落后”是个相对概念，目前中国经济比起发达国家固然是大大落后了，但比2500年前的古代希腊雅典决不落后，甚至同200年前的美国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及今天的中国。当时美国是个农业国，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中国目前是51%。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可是雅典在2500年前就实行过历时200多年的民主制，行政、军事领导人和司法人员都由自由民选举产生。200年前美国独立时即实行民主制，开国元勋华盛顿连任两届总统后，坚决拒绝继续连任，而且也没有指定所谓“接班人”；美国也并没有因此就天下大乱。而美国的工业化，1807年开始，1860年才完成。

由此可见，民主并不是一个钱的问题。实行民主，不需要多花一分钱，相反，倒可以大大节省政府开支，因为只有在真正的民主监督下，才能保证为政清廉。

马国川：使一切官吏无例外地置于人民的公开监督之下，确实是反腐败的良方。可是也有一种担心，搞民主有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不利安定团结和经济改革。

许良英：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以法治为基础。民主不仅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而且是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经济改革是关系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重大改革措施必须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同，这样才能共同承担困难和风险。

其次，对改革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通过政治民主是无法杜绝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于1887年说过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当前民愤极大的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官商、官倒、贪污、受贿、浪费和官僚主义，愈演愈烈，如不能有效地制止，势必导致改革的最后失败，人民和国家将再受一场浩劫。

马国川：还有一种广为流行的“民主素质论”，认为中国文化教育落后，人民不会行使民主权利，搞不好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似的混乱的“大民主”。

许良英：从历史上看，民主只有有无的问题，不存大小的问题。所谓倾听群众意见的“小民主”或“民主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至于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标榜“无法无天”、以践踏人权为“革命行动”的造神运动称为“大民主”，这是对民主的亵渎。这种“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实质是反民主的。因为真正的民主都是与自由密不可分的，任何剥夺公民自由的群众暴政，都与民主无关。

今天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到2011年成人文盲率仅有8．72％，国民的文化素质并不低。何况，教育程度并非民主的先决条件。在美国，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州是宾夕法尼亚，开始于1832年。教育最发达的马萨诸塞州1852年才实行义务教育，到1870年才有2/3的州实行义务教育，在这以前，美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不及今天的中国。而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他的著作《美国的民主》里，就对美国民主制给以高度的评价。由此可见，普及教育虽然有助于民主制的建立和发展，但不是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

“以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

马国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有人说，中产阶级是中国未来实现民主的基础。您对此如何评价？

许良英：我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中产阶级，情况很复杂，有些是权钱交易中的暴发户，有些是官僚集团的寄生者，即使是靠个人努力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与个人利益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很少有关心政治问题的眼光和热情。

要推动中国实现民主，首先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而具有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主动承担起民主思想启蒙的重任。我所说的民主意识，不仅是真正懂得民主概念的正确含义，自身还应该坚持民主精神，不可自视高人一等，更不可以领袖自居，而应以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

但是我又从自己切肤之痛的反思中认识到，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之蒙，彻底打破几千年来形成的自我封闭和夜郎自大的心态，虚心学习那些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在先进国家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而且行之有效地实行了几百年。

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民主的基础，正如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

马国川：在两会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温家宝说，“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许良英：中国实现民主的道路，应该是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不应该再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老路。民主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争取民主的手段也应该合于民主原则，应该合情合理，光明磊落，不可采取以往各种造反运动所常用的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因为它们与民主精神完全背离，很可能成为培养帮派、特权和私欲的温床，甚至沦为黑社会。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是最合乎普遍人性的政治制度，但是中国的民主道路将是漫长而崎岖的，需要韧性，有远见，不可浮躁，不可急于求成。首要的工作不外乎于启蒙，没有广泛、深入的民主思想启蒙，没有公众的自觉，民主不过是空话。

来源: 《信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