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正来先生病重入院，还未来得及去探望，他竟然已经匆匆走了。在这样的时刻，以满目赞誉的篇章来做悼文大抵是人之常情，但却未必符合正来的性情和意愿，也难以传达我对他的独特感受。
正来与我相识十五年，最初只是学界同人间的泛泛之交。我钦佩他的学识才华，但并不特别欣赏他的风格。以个人的倾向而言，我更偏爱低调和沉静的学人；而正来兄的张扬、夸耀和领袖欲望是如此夺目，让我不由自主地敬而远之。在他到上海工作之后，我们有了更频繁的交往，让我慢慢越过了对他的表面印象，见识到他独特而可贵的品性。
还记得在复旦高研院的成立大会上，轮到与会者发表感言，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北京学者语出惊人，说邓教授此前经常以“体制外”的身份激烈抨击学术体制，现在又热心投身于体制，看来真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如此言辞在这个“名流云集、高朋满座”的场合是令人难堪的。但正来毫无尴尬之色，谐谑一笑而过。
熟识之后，我发现正来身上有两种看似矛盾的品质：他有一种自视极高的骄傲，但这却从不妨碍他兼具虚怀若谷的开放精神。有一次在聚会中，我揶揄他太过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他笑答：“当然。但最要紧的是水准。只要真正到位，批评和表扬都很好，甚至更好。”随后加上一句：“比如你的‘恶毒’，我就很受用。”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对他倡导的“中国学术主体性”论说有过尖锐的质疑，但恰恰是正来本人反复督促我写成文章，最后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刊物上。与当下许多“学界大佬”的习惯相反，正来是喜欢直面挑战的学者，他不仅从不掩盖与压制对自己的批评，而且鼓励和欢迎尖锐的批评，甚至有闻过则喜的风范。
正来兄的豪爽性情也尽人皆知。想必他深知人性的复杂与幽暗，在为人处事的枝节问题上，他既不严于律己也不苛求他人，对己对人都表现出相当一致的自由宽容。也正因如此，复旦高研院的讲坛上有来自各种立场和倾向的学者，成为国内少有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平台。他重义气讲交情，但绝不是没有原则上的是非标准。学术上的平庸和虚假是他最大的敌人。在这方面，他可以放任自己智识上的优越感，从不掩饰对学界人事的臧否。在一次学术伦理问题的争端中，他在人情与是非之间陷入矛盾纠结，当说服化解的努力失败之后，他至少保持了沉默，而没有因人情世故越过伦理的底线。
令我个人感念的是他给予的无私支持。我并不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是对他“有用”的学界名流，但他在如此繁忙的日程中热心地帮助过我：从我回国之初在学刊上发表文章的问题，到家人的工作问题，甚至在我一位硕士生的发展出路问题上，他都频频伸出援手。正来的豪放之中有温暖的情谊。
在中国学界的著名学者当中，放眼望去，很难得见到正来那样认真地对待学生的教师，很少有人能沉潜多年完成上百万字结结实实的译著和具有深度的研究论著，也很少有人愿意付诸心血提携年轻学人的成长。他过早的辞世，不只是“少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份寂寞”，而且使学界缺失一种难以替代的眼光与活力。
世间没有完人。正来大概也会是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但我们偏爱一个人，亲近他，并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而是因为有缘了解和感触到他与众不同的价值。也因为他独有的率真与侠义，他的某些缺陷，以及一点点能被人轻易识破的狡黠，不仅足以让人谅解和包容，甚至使他亲切而真实，使他有时像老顽童一样可爱。于我而言，正来并没有纪念碑式的高大形象，他的超凡之处化身于凡俗之躯的音容笑貌。于是，在我的缅怀中，深深的痛惜漫过了敬慕。
正来兄请走好！你在我们心里，不仅活着，而且依旧生龙活虎，笑声朗朗。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