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其党员的数量要比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但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面临着无穷的问题、挑战，甚至危机。有人说，中共那么多党员，如果每一个党员可以为党承担一份责任，这个党还有什么问题呢！既然执政党面临那么多问题，就说明了，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其党员，都没有担负起责任来。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不应当发生的局面？这里的因素非常复杂，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执政党已经发展出了不应当出现的“党文化”。
如同世界上其他的政党，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其独特的党文化，或者组织文化。一种积极的组织文化，是这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软力量。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党文化”是一种消极文化，是促使党快速衰败的负面文化。
如何来理解“党文化”的消极性和积极性，正面性和负面性？这个问题主要看政党的性质。政党和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目标是执政，也就是说，成为执政党是任何政党的使命。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这种使命感，就不是真正的政党。如果要执政，政党就要考虑其和社会的关系。一个脱离社会、不能得到社会支持的政党，是不能成为执政党的；同样，一旦脱离社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是不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解“党文化”的正、负面并不难，那就是，一种鼓励和支持党和社会联系的文化，就是正文化和积极文化；而一种导致党和社会脱节和分离的文化，就是负文化和消极文化。
过于浓厚的“奴才文化”
在中共的“党文化”中，存在着众多能够导致党和社会脱节和隔离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或者是文化核心，可以用一个常见的概念来概括，那就是“封建”。中国共产党经过了30来年的革命，经历了改革开放前30年的阶级斗争，也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无论是革命，还是斗争，或者是改革，从理论上应当是“去封建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文化，中国的封建长达数千年，要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完全去除封建化也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但至少，人们可以希望封建化的程度越来越低。不过，现实的情形是，封建文化随着革命、斗争和改革的过程延续下来，在不同时期“转世”成为不同形式。在一些领域，文化的封建性似乎越来越浓厚。
“党文化”中的封建性处处可见，把党的领导和下级官员隔离开来，把党和社会隔离开来。首先体现为一种封建的等级化。在任何组织内部，包括民族国家，等级性不可避免，也是体制运作的内在要求。但中共体制内部体现出过于浓厚的“奴才文化”。上级领导把下级看成“奴才”，一级、一级地往下传递。中国的“党文化”中没有其它国家官僚体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尊重权威的文化，而体现为恐惧权力、献媚权力的“奴才文化”。当然，这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只有恐惧或者献媚权力的传统，从来就没有尊重权威的传统。
“奴才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顶点，下级唯一所想的就是要讨上级的欢心，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说假话。结果怎样呢？有人已经指出，党内说真话变成了天下第一难。当然，这里的说话并不仅仅局限于平常那些交往过程的谈话，更是体现在党内的各种领导人讲话、公报、政策等所有需要用文字来表达的文件上。“党八股”的文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只能从字里行间来解读其需要传达的信息。到了社会层面，这些文件谁也看不懂。当下级看不懂文件，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揣摩上级的意图的时候，当人民看不懂执政党的文件，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揣摩执政党意图的时候，相关各方之间的沟通就中断了，他们之间也就拥有了无形的“城墙”。
表现在实际政策行为中（无论是决策还是政策执行），这种文化表现为只“唯上”而不“唯下”。从统治者或者上级的角度，他们当然希望下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在上级的政策意志和社会需要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从而能够一方面从下级那里得到反映现实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使得政策能够执行下去。但在“唯上”的文化里面，下级是不会考虑到现实情况和社会需要的，很多政策既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也不能得到执行。如果要强行执行，必然深化体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从而走向了统治者和上级本来意志的反面。“唯上”文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精英淘汰”，就是那些具有独立思考又能够做事情的干部被视为是异类，不能被上级和同事所接受。
与之相关的，是被称之为“秘书帮文化”的“党文化”。在任何制度下，秘书都是很重要的。但中国的秘书有其封建特性，有点类似封建时代的“家奴”。中国的秘书帮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对很多领导来说，什么都可以缺，唯独秘书不能缺。无论是本身的工作、外部关系，甚至家庭关系都是需要秘书。如此高度依赖秘书，秘书简直就是一些领导通往外部世界的“必经通道”。换一句话说，秘书就是领导的“城堡”。在这个意义上说，秘书有效地把领导和真实世界隔离开来。再者，秘书也是领导的“脑袋”。很多领导整日沉迷于琐事，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来思考问题，尤其是大问题，所以需要秘书来做其“脑袋”，秘书要替其所服务的领导思考，准备好领导所有的讲话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无怪乎有人说，秘书是领导的“领导”。在很多场合，秘书的品质就决定了一个领导人的成败。
更为重要的、可以对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致命伤的“党文化”，就是党内毫无规则的权力竞争。在封建时代，没有政治竞争，因为王权具有高度垄断性，属于皇帝本人或者皇帝家族。不过，皇帝之下有变相的竞争，竞争产生于皇帝家族成员之间、产生在各级官僚。旧时有“朋党”一说。“朋党”就是政治竞争的工具。因为王权是垄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有合法性也有能力来制约甚至消灭“朋党”政治。
现在时代不同了，无论是高层的权力交接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人“换届”或者“换代”，权力都比较分散。尤其在强人政治之后，政治竞争不可避免。不过，竞争没有任何明文规则。情况往往是，各方的权力争斗经常到白热化的程度。在地方层面，激烈的政治斗争往往导致党的干部之间的互相攻击，动真刀真枪，甚至“暗杀”。同样，这样那样的“朋党文化”也盛行起来，干部中间的“山头主义”、“派系”、“帮”越来越盛。帮派之间的竞争也经常导致它们之间的不同形式的“火拼”。这种方式一旦上升到中央层面，对党整体的伤害可以是伤筋动骨式的。对社会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享受不到这种政治竞争方式的任何好处，但要承担其负面后果，甚至恶果。在传统王权社会，宫廷斗争可以伤及社会无辜。不能否认这种现象的现代版本的存在。
缺乏人道主义精神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体现为党内人道主义的缺乏。无论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还是横向的政治竞争，都不能体现任何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奴才文化”就是不把下级当人看；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竞争，必然表现为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性质。
“党文化”一旦延伸到社会，更是造成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对立。这里所说的“党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的文化，而是唯一执政党的“党文化”，就是说，是统治者的内部文化。统治者的这种内部文化，必然要影响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就是党内的“非人道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执政党党内没有人道主义，对社会、对人民自然也很难实行人道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但中国的人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人本主义，不管其哪种版本，都是在祈求官员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儒家的一些经典语录，例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里面的主体仍然是王权，就是说王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善待老百姓。因为儒家往往把君和自己这个群体视为是道德的化身，要比老百姓高人一等。君和士大夫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而是可以站在法律之上。因此，中国从来就产生不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文化，充其量只有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法制文化。人民永远是一个被管制的客体。在这样一种文化里面，人道主义永远只是理想，而成为不了现实。
西方的人本主义就是要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设计政治、社会各种制度。因为人人都性恶，所以需要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近代法治精神。
党内封建式的“奴才文化”延伸到社会，表现为官员往往自认为是人民的老爷（或者是“青天大老爷”），要为民做主（“民主”）。实际上是把人民当成“奴才”。在党内，上级把下级当“奴才”，到了权力阶梯的最低端，基层干部在党内找不到“奴才”，就只好把平民百姓当“奴才”。拿老百姓出气、欺负人民的现象经常发展到“官逼民反”的程度。中国社会上官员与社会、老百姓之间的日常冲突，不仅仅是因为物质利益上的，更是官员藐视老百姓的心态的直接反映。
在如此“党文化”影响下，很多党员不仅在党内的各种关系中，而且在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中，都表现为极端的自私。党员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利益，执政党不能超于自己狭隘的利益。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当党员和执政党整体不能超越其自私利益的时候，就必然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
问题在于，今天的社会毕竟已经和封建时代大不相同了。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无论是封建式的权力“等级”还是“奴才文化”，都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是被社会和老百姓所接受的。但是，今天当人民和社会自己不认为是“奴才”的时候，当他们对政治和社会平等具有高度认同的时候，党政官员如果继续抱有封建式的“党文化”，其和人民、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种积极正面的“党文化”有助于党的生存和发展，但一种消极负面的“党文化”则加速党的衰败。中国封建式的“党文化”无疑属于后者。如果任其延续和发展下去，这种“党文化”最终会葬送执政党的命运。也无容置疑，只有通过大力改造执政党的“党文化”，去封建化，建设一种人人平等的法治“党文化”，才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的道路。（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