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宽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日本的考验在于，是否能拥有德国一样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对于中国的考验在于，是否可以展现出不输于法国人的气度和胸怀？

虽然不能赞同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的某些观点，但对于他在2012年9月29日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关于欧盟的演说，却认为很有道理。

他说，欧洲经历过300多年的宗教战争、民族战争、政治战争和主权战争。战争的频率、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亚洲。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是以欧洲为中心打起来的。但是60多年来，欧洲通过煤钢联盟和欧盟的整合，找到了一条和平道路，60多年基本没有发生过战争。德国与荷兰、丹麦等国也发生过海岛主权争端，但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了。

亚洲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寻找一条和平的道路？亚洲60多年来发生过多次大的战争，而且目前还有发生战争的风险。应该思考怎样才能制止战争，走上一条和平的道路？

宋鸿兵讲这番话的时候，正是中国大陆民众自发反日游行方兴未艾之际。

法德的和解

“仇恨没有未来。”这句话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2004年6月6日纪念二战中盟军登陆诺曼底60周年时讲的。这一天，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内的16个国家首脑出席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的纪念仪式。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总理施罗德也出席了纪念仪式。

希拉克总统给二战老兵授勋之后，在演讲中专门解释了邀请德国总理出席的原因。他的讲话好像特意对施罗德而说：“60年前的今天，这里是血与火的战场，但这里更是新生的开始——欧洲联合起来，以及支撑这一合作的和平、民主、自由的理念，正是从此产生的。我希望德国与我们一同记住自由的理想重归这片大陆的那些时刻。我们树立起法国与德国和解的榜样，是为了向世界宣示：仇恨没有未来，而通往和平之路永远开放。”

德国总理施罗德说：“德国人未能阻止那场战争，为此深感历史的责任不能推却。我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会严肃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施罗德的父亲二战期间死在罗马尼亚。对于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人来说，战争造成的苦难是刻骨铭心的。

德国《世界报》驻中国记者约尼?埃林经历了法德和解的进程。他说，法国和德国的战争次数多。二战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站得比较高，看到法德关系实为欧洲关系的枢纽，法德和则欧洲和。戴高乐和阿登纳二人倾力合作，抛弃历史宿怨，打造新型法德关系。1963年，两位领导人推动两国签署了《爱丽舍宫条约》，确定了两国合作的步骤与目标，从而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和解与合作。

至今，法国与德国一直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比如今天，在欧盟里，没有这两国同意，任何事情都办不成。随着欧盟扩大，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法德合作始终没有改变过。可以说，没有法国与德国的和解，就没有欧洲的今天。

一些国家的媒体评论说，德国总理出席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和解不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不是迫于外在压力，也不是出于什么“战略平衡”的考量，而是基于双方永远放弃战争的共同决心。

法德和解背后的理念是和平、宽容、自省、对话和理解，总之是放弃仇恨，解开世仇死结。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孕育的暴力、强制、独裁、谎言，是过去欧洲战火频仍的原因，也是现在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因此，战后欧洲经过反思在观念和体制上的创新，具有世界意义。

宽容是人类最高美德

同样道理，没有中日和解，也就没有亚洲的安宁。

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 Van Loon)在名著《宽容》中说，宽容是人类最高美德。

房龙认为，宽容需要较高的智商才能接受和理解，智商不够的人常常不能宽容别人。他说：“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的狭隘偏见的人，他们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什么样的前景呢？房龙说：“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

写过《1984年》的英国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英国人》这篇文章中也说，虽然“很多英国人不会接受其主要特征为仇恨和非法的任何主义”，但是“英国排外情绪在工人阶级中比在中产阶级里更强烈。”

房龙的《宽容》出版于1925年，奥威尔的《英国人》写于1944年。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教育普及、生产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宽容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再只是局限在一个精英小圈子里了。

在如何看待对于亚洲未来意义重大的中日关系问题上，宽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日本的考验在于，日本是否能拥有德国一样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对于过去罪行的深刻反思？对于中国的考验在于，中国人是否可以展现出不输于法国人的气度和胸怀？

一次有规模的中日民间互动

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夏秋之际，正当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激烈冲突之际，中日两国的一次民间互动，表现出理性、宽容和互相理解。

2012年9月28日，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为首的日本近1300名知识分子发表联合声明《终止领土问题的恶性循环——日本市民的主张》，要求日本政府处理相关问题时要反省历史。

声明说，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是友好转变成纷争的原因，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钓鱼岛以及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宣布“国有化”的方针。领土问题除了以协议、对话方式进行，别无他法。在双方交涉期间，至少应该维持现状。双方都要克制行动，并应制定出相关问题的基本规则及行动规范。日本最重要的就是应该认识、反省自己的历史，尊重与中国签署的重要文件，加深与邻国的和解、友好、合作。对于争议领土的周边资源，除了共同开发、共同利用之外，其他办法势不可行。对于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应该通过和平协商加以解决。应当将引发民族主义纷争的种子，转换成地区合作的力量。

10月3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民间人士回应大江健三郎等人，在互联网上签署了题为《我们的呼吁》的声明。

《我们的呼吁》说，钓鱼岛的领土争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前人亦已提供给后人务实的思路。1972年，周恩来先生即表示了“搁置争议”的意向，1978年邓小平先生明确继承了这一方针，为的是不让钓鱼岛问题成为妨碍两国之间正常交流的障碍。在今天看来，这个决策仍然是明智的。因为在现状之下，任何单方面的解决方案，都只会导致武力冲突乃至于东亚和平局面的崩溃。一旦钓鱼岛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没有更好的对话、磋商可能的情况下，都先要回到这个立场上来。应该更多发展民间交流渠道，增进互相了解，为子子孙孙创造和平的未来。

在中日因领土归属引发的激烈交锋中，两国民间人士能有这样的理性互动，是两国交往史上第一次。中国民间人士的这个声明内容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影响。这次互动，是两国民间人士化解仇恨的一次努力，预示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未来。虽然中日关系今后也许还有波折，但从民间来看，曙光已现。这是亚洲联合起来成为一家人的基础。

来源: 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