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区稳定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变得严峻起来。不理解藏区民众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困境与心理冲突，就不可能找到威胁藏区稳定的根本原因。藏区现代化过程不可逆转，传统藏传佛教价值观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之间需要达成新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扮演帮助与呵护的角色。大力发展藏区经济，努力消除贫富分化，完善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藏区稳定的根本。

【关键字】现代化；藏区；稳定

藏区稳定问题在2008年的“3.14”事件后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此后，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流亡国外的达赖分裂势力无疑是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重要推手。但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不可能只有外部因素，必有更为深刻的内部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藏区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百万农奴对于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被解除，寺院的封建特权、世俗权力被剥夺，藏区人民获得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达赖集团也流亡国外，对藏区的宗教影响力也日渐式微。党和政府的藏区政策得到了藏区广大民众的拥护，藏区社会秩序相对和谐稳定。藏区稳定问题反而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变得严峻起来，需要反思。

一、改革开放进程中影响藏区稳定的两大问题

改革开放不仅是一场社会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同样冲击着相对传统与封闭、自成体系的藏区社会。藏族民众从出生时起就受到藏传佛教意识形态的熏陶。这种熏陶并不简单是思想观念上的认同，更是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接受过程。藏传佛教已经深入藏族民众的灵魂，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在充满苦难的现实世界，宗教以彼岸世界的信仰给予人类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和心灵慰藉。对于信教民众而言，否定藏传佛教意味着对人生意义的根本否定，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而且，民众的日常生活都要受到强大的宗教习俗力量的制约，如婚丧嫁娶都必须经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才能为藏区社会和民众所承认。藏传佛教作为一种藏区全民信奉的宗教，忽视其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和凝聚力是不可能的。

藏传佛教轻视现世生活、追求来世幸福。藏民的幸福感更多来自于积德行善、供奉神灵、施舍别人。而且，由于对现世生活的轻视，他们“缺乏利己驱动机制，鄙视商业行为……只追求稳定和维持现状，不追求生产方式的改进和产业的产出增大，更不会追求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1}现代社会重视此生幸福以及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价值观明显存在冲突。但现实生活的各种艰难困苦是客观存在的，需要不断面对与克服。现代化的发展实实在在地改善着人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这种诱惑和冲击实在过于强烈，藏区民众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特别是藏区青年一代视野开阔，思想激进，宗教的意识和情感有所淡化，而努力赚钱、追求现世生活幸福的意愿逐渐增强。在藏区民众的心理天平上，一边是传统的宗教文化的价值取向，一边是现代化开放自由的生活方式，发展和稳定的冲突显得尤为强烈，这其中的心理矛盾不言而喻。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迈进，这个天平开始失衡。然而，当藏区民众试图赶上时代步伐的时候，他们却明显感到了无力和不适。

一直以来，藏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策的强力推进和财政的大力支持，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援也大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受制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工业化进程缓慢，传统的农牧业生产依然处于原始状态，真正普惠农牧区个体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引导远远不够。在传统农牧业的发展缺乏潜力情况下，藏区青壮年也考虑到城镇和内地从事其他职业，如餐饮、运输，建筑等。但受制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语言差异、生活方式等不利条件，就业机会大大受限。另一方面，巨大的投资机会和旅游业的兴旺，大量内地的非藏族群体涌入藏区寻求发展机会。由于资金、技术和知识水平等的优势，他们在商业、服务业及旅游业等各领域都占尽先机，逐步成为藏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现代化并没有普遍惠及普通的藏区农牧民，反而使他们被边缘化，导致藏区与内地，藏区内部的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在这种情况下，藏区民众内心的焦虑和不安陡然上升。

“3·14”事件之前的2007年，我国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33倍。同年，阿坝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726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2406元{2}，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牧民的4.46倍。甘孜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7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692元{3}，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牧民收入之比更是高达6.02倍。从藏区与全国的比较来看，藏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并不明显。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是阿坝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1.72倍，是甘孜州的2.45倍。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藏区民众遭遇到的另一个困惑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问题。公平正义，从最简单的概念去理解，就是制定合理的规则并严格执行。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相对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制度建设与法律的完善难免滞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非常容易遭到破坏。虽然国家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藏区有地方自治条例，但这些法律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具体实施的细则。国家统一的法律与藏区习惯法并存并时常发生冲突，很多领域的法律规定模糊不清甚或存在法律空白，如一些草场、森林等重要资源的产权归属不明确，随着松茸、虫草等藏区土特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导致争夺这些资源的械斗、凶杀经常发生。藏区民众的贫富分化加剧现象以及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是规则不合理与政策失误导致的，是公平正义缺失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跟进不力，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僵化，官员渎职不作为、贪污腐败，执法犯法、官僚主义等问题非常严重。上述问题在藏区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削弱了藏区民众对国家公权力和世俗规则的信任度，并促使他们更愿意回归到宗教组织和宗教权力体系中寻求所谓的“公正”。在遇到民事纠纷甚或刑事案件的时候，民众不是寻求政法部门依法进行审理、判决，而是重新寻求宗教的裁决或者民间的私下调解。他们认为，一个盛行找关系、走后门、贿赂官员的社会，如何能够相信公平正义的存在呢？在这种情况下，藏族民众认为宗教或民间的裁判比政法机关的判决更为公正。我们调查中发现，藏区目前竟然存在由活佛、高僧、民间有威望人士组成的民间法庭，对一些民事、甚至刑事案件进行调解和裁决，严重威胁着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二、达赖集团的渗透及当前藏区民众的复杂心态

达赖作为藏传佛教的领袖，其影响力无论如何不容低估。达赖集团正是利用了藏区存在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机以及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卷土重来。而贫富分化的加剧与公平正义的缺失事实上也把藏区民众推向了达赖一方。达赖集团频繁活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助其在藏区的宗教影响力，把西藏分裂出去，建立所谓“大藏区”独立宗教王国，企图重新夺回其在藏区的世俗权力。

政教分离是

历史进步的必然，它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既是为了尊重和保护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更是为了寻求更为灵活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更为自由的社会生活方式。达赖宗教势力向世俗生活渗透、争夺政治权力的企图是历史的倒退，必然面临失败。达赖集团为了增强其在藏区的宗教影响力，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近来，他们推行所谓“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下令不得过汉族新年、“不杀生”，即不得宰杀牲畜；如不服从，他们就以断绝宗教关系相威胁。宗教势力还非法设卡，有人卖牲畜，寺庙就出面买下牲畜。他们还主动插手民事案件的纠纷处理和调解，甚至插手刑事案件，如一些杀人案件，寺庙就以赔命价的方式了结。不许杀生、干扰牲畜交易这种做法严重影响和干扰了藏族民众的日常生活。面对来自这些干扰世俗生活的宗教命令，信教民众的心态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和藏区的宗教氛围使他们不可能无视来自达赖的宗教命令，但他们对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明显行不通的做法颇有微词。据公安民警介绍，当地出现藏区民众为了谋生，私下达成协议，互相偷窃对方牲畜卖掉的现象。对于达赖集团的倒行逆施，政府必须旗帜鲜明的予以反击，这是符合广大藏区民众利益的正义之举。

三、党和政府为藏区的发展和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藏区的发展和稳定工作。为支援藏区发展，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连年增加。2007年阿坝州财政收入8.78亿元，公共财政支出44.77亿元{4}，支出是收入的5.1倍。2013年阿坝州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4.5亿元，公共财政支出则高达175.9亿元{5}，支出与收入之比上升至7.2倍。2007年甘孜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65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51.3亿元{6}，支出是收入的7.7倍；2013年全州实现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2.12亿元，地方公共财政支出273.33亿元{7}，支出与收入之比上升至12.4倍。

除了增加财政投入外，政府还制定了很多惠及民生的政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是改善藏区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投入大量资金改善藏区交通状况、实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等等。尤其是政府出大部分资金修建牧民定居点，鼓励游牧民定居，大大改善了当地民众居住环境和游牧生活方式，受到藏区民众的热情拥护。

其次，改变藏区经济发展思路。以前，甘孜、阿坝两州政府主要以开发当地水电和矿产资源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由于藏区自然环境脆弱，遭到了宗教势力和当地民众的抵制。现在政府改变思路，重点发展旅游业。川西藏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不仅发展了当地的经济，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促进了与藏区以外其它民族的交流。对藏族民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宗教意识形态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康定县海螺沟一带旅游经济发展很快，民众一心赚钱，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兴趣大大降低。

第三，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发展藏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鼓励适龄儿童入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免费吃住。2009年四川省实施了藏区“9+3”教育工程，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并制定了相应的就业优惠政策，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作为解决藏区稳定问题的长远之计。

四、关注藏区民生疾苦，完善藏区经济发展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虽然藏区现代化的道路异常艰难，但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藏区民众感到的困惑和焦虑并不难理解。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如何面对现代性的要求逐步调整的过程。藏传佛教面临着适应时代的改革要求，藏族民众也面临着心理调适的问题。这种适应是在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间达成新的平衡。这个平衡的寻求和达成需要藏区民众的自觉自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尊重藏传佛教的文化和宗教生活方式，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越俎代庖，而是应该扮演一个呵护和帮助的角色，在发展藏区经济、切实改善民生的同时，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世俗社会环境，帮助藏区人民顺利渡过民族意识形态和心理的调适期。

以发展促稳定是藏区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性的政策抉择，发展经济依然是当前藏区面临的首要任务，但发展藏区经济不能只靠政府“输血”。政府要尽快完善当前支援和扶持藏区经济的政策措施，充分相信藏族人民的智慧与能力，让他们在现代化的经济大潮中迎头赶上。交通不畅依然是制约当前藏区经济发展的瓶颈，要继续加大投入改变藏区交通状况。同时，政府要大力支持藏区本土性的经济实体，吸收藏区当地青年就业，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内地各类技术人才进藏援助，把资金援助与技术帮助、人才支持结合起来，对藏区青年一代，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学习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帮助他们自主创业，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受制于藏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农牧业依旧是主导产业。政府应该为藏区农牧民的个体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如农牧产品深加工产业和旅游产业，实现各产业之间的完美结合，构建藏区合理的经济结构。

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导致两极分化，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法律和政策以各种福利形式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公共财政支出应该更多向民生倾斜，让藏区民众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努力缩小藏区与内地、藏区内部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政府对于藏区的财政支援和经济扶持不可谓力度不大：2013年国家对于阿坝州的财政转移支付为175.9亿元，按照阿坝州户籍人口约90万人来计算，人均约19508元；甘孜州地方公共财政支出273.33亿元，甘孜全州户籍人口约为110万人，人均更是达到了约24805元。但我们也看到，2013年阿坝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6793元{8}，甘孜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5435元{9}，政府虽然对于改善民生做了很多努力，但公共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投入仍然不足，而是更多集中在交通等大型基础建设、以服务藏区城镇人口重点，还有就是高额的维稳费用。这种政策事实上造成了藏区内部的割裂与对立。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更应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直接补贴给农牧民个人，用于激发他们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改善当地医疗、居住、饮水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建设，千方百计改善藏区人民的生活、生产条件，特别是医疗卫生条件。藏区很多农牧民如今仍然过着游牧生活，生活异常艰苦。高寒、潮湿的气候环境使他们年纪轻轻就患上各种疾病，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医疗服务体系。

如果说发展藏区实体经济、改善民生是现代化进程中维护藏区稳定的经济保障，那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则是藏区稳定的根本政治保障，并且是比前者更为重要的问题。没有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藏区民众很容易把政府的任何帮助和救助行为都看做是机会主义，是为了“维稳”采取的权宜之计。于是，他们趁机想方设法向政府多要补贴，出现向政府反复哭穷、向寺院慷慨捐钱的怪现状。藏区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质疑使党和政府关心他们疾苦的良苦用心化为乌有，怎不让人扼腕叹息。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包括上述为防止贫富分化制定各种再分配的福利政策和法律制度。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完善适用于藏区社会的自治性质的法律体系。国家政治与宗教权力之间的界限、国家统一法律与藏区习惯法之间的关系需要理清和界定；有些习惯法在不影响国家法制统一性的前提下，经过严格论证后应予以法律上的认可，并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步缩小习惯法的范围。

有了完善的法律体系，还应做到有法必依。而影响法律严格执行、危害公平正义的最大危险是官员腐败。因为腐败的本质就是官员为了谋取私利、带头违反法律的行为。而且，藏区民众对于官员的腐败、渎职不满情绪在达赖集团的煽动下，很容易放大为对中央政府的敌视，社会危害性尤其严重。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长效机制，加强对藏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监控，不能因为藏区维稳任务繁重，就减轻对于藏区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的打击力度。我们要坚决避免藏区官员面对民众的诉求不作为、乱作为，回避问题、激化矛盾、养痈遗患等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更要防止官员为自己的渎职和工作失误寻找借口，把自己的责任“上纲上线”推给达赖分裂势力。严格国家援藏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防止截留与挪用，用于各种三公经费和各种政绩工程建设。可喜的是，据当地民众反映，当前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重手出击，一批批的腐败官员倒下。中央的反腐决心和雷厉行动大大提高了藏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总之，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稳定问题是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藏区维稳应以争取民心为第一要务，严防死守、保持高压态势的做法并不是上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当前藏区民心之所向，是维护藏区长治久安、粉碎达赖集团分裂国家图谋的根本大计。

【作者简介】

宋海山，四川警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哲学，犯罪学。

【参考文献】

{1}李健.对于西藏经济发展进程的制度变迁分析{1}.西藏发展论坛，2008，（1）:24-27.

{2}{4}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统计局关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EB/OL].

{3}{6}甘孜藏族自治州统计局关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EB/OL].吉祥网甘孜

{5}{8}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统计局关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EB/OL].

{7}{9}甘孜藏族自治州统计局关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