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名家云集，胡部长也来了，很多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宪政学者和其他领域的权威学者。这么宝贵的时间，先留给我们三人重点发言，很感谢《中国改革》和《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安排。

我昨天准备这个发言时，一直在思考选个什么样的题目。结果选了“重庆反思的国家样本意义”这么个提法。“国家样本意义”，题目有点大，我想了好久，但是仍然用了，因为觉得比较贴切。觉得今天我想谈的，就是这么一个重大的题目。是我这阶段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点。

刚才童之伟教授和李庄的演讲，各有侧重。童教授是对重庆打黑，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的理论法学界的重要学者；而李庄则有切身感受，是亲历者。他在出狱后，多次回重庆，了解了非常多的内幕案例，尤其是有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现在李庄是解剖重庆现象的一个金矿，最近他的申诉复查的事，引起全国主流媒介的关注，人民网、新华社都上了，非常热。他自己也忙得不亦乐乎。这不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体现的是民心所向。

实际上，我也受理处理着一些重庆的重大冤案，有公安机关内部被冤打的，有企业家被冤判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个托运公司、重庆市渝西半岛实业公司 的王能案， 50 亿的资产被黑打，经营行为都发生在浙江绍兴，却说他在重庆欺行霸市。文强的案子，我也研究了解过。他的强奸罪根本不能成立，受贿罪有大量水份，根本不够死刑。黎强的案子，西政的刑法专家赵长青教授在辩的，为了压制他真辩，重庆就查他的女婿的律师事务所的税，迫使他退出辩护，不要真辩。这种做法，重庆当局当时是极其卑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我在李庄出来以后，就曾经发过文章，李庄的案子他自己出来了，很多事情他自己会做的，我可以退在一边。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刑辩律师，有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就退到第二线，没有多说话。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十八大”之后，情况特别好，之前我就听到领导说，“十八大”以后，李庄案复查会启动的，现在也说到做到了。

《中国改革》和胡耀邦史料网今天能召集这么一个会议，反思重庆现象同国家法治的关系，非常有意义，我下面就接着李庄刚才讲的，再说几个更加宏观的话题。扼要地阐述四五个小专题。

一、 重庆教训需要深层思考

我现在提出四个问题，供大家一起深思：

1 、重庆教训是个别现象，还是中国普遍现象？有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因为在李庄案以后，我又接了很多全国性打黑的案子，进行辩护。在贵州贵阳、在江西宜昌、在湖北武汉、在江苏常州、在黑龙江伊春、在浙江金华，打黑的模式不断被复制，连公安的《起诉意见书》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再到法院的《判决书》，公诉的模式、侦察机关取证的模式和法院判决书的逻辑论证，一模一样。打黑“黑打”，对民营企业的摧残，不只是在重庆，全中国都在发生。这点好多人没有认识到。

2 、重庆现象是薄熙来个人因素导致的吗？是他个人野心膨胀，急功近利，就搞出这么些行动吗？重庆事件后，很多人认为重庆问题就是薄熙来一个人搞出来的。再用了一个疯子王立军。做出了那么多极端的事。但经过两年多的观察、思考，我觉得，产生重庆悲剧的社会基础，在中国是非常雄厚的存在着的，如果我们不对重庆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对重庆问题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位和反思的话，发生重庆悲剧的土壤照样还存在，不在重庆发生，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

3 、重庆现象只发生在重庆吗？有没有影响到其他地方？无论“唱红”，还是“打黑”，当时都得到了一些重要部门和重要人物的支持。唯其如此，重庆问题清理起来，就特别困难。因为有些根子并不在重庆。有没有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 ？ 我最近接了一个珠海的“打黑”案子，完全是在“黑打”，把没有任何罪的一个私营企业家，搞了 9 个罪名，抓了 14 个人，都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没有一个社会闲杂人员。而其行为，都发生在自己向政府承包的养殖海域里，针对别人的入侵和骚扰进行的自我保护行为。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陆地公众场所，却被搞成犯了九种罪的“欺行霸市”的黑社会势力。他“霸”的全是自己的合法承包海域里。这是地方为了完成打黑落后的“硬任务”，拼凑出来的黑社会。其方法，完全是在复制当时的重庆模式，跟风。生怕这方面落后了，“打黑”不力了。

4 、薄熙来退出政治舞台后，就能够消除重庆现象吗？没有薄熙来，我们中国会不会再发生重庆这样的悲剧？这是更高一个层次要思考的。今后的中国，这种隐患有没有消除？

二、重庆模式为什么差点就成了？

我出场为李庄辩护，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根本不知道重庆的水有这么深，当时只是“律师帮律师”， lawyer for lawyer 的想法。当时全国很多人“唱红”，中央有关部门是肯定的，当时的“打黑”，各省很多公安局，派人到重庆去学习。东北、安徽、湖北，都有公安机关去向王立军取经，有的干部就直接调到了重庆，被王立军重用。有的地方还派副检察长去重庆挂职学习。湖北当时一个经侦总队的负责人，一年半以后给我打电话，说感谢你写的《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这篇文章，本来我要带 40 多个人去重庆学习取经的，就是看到你这篇文章，我们起了怀疑，刹车了，没有去参观访问，没有复制他们的模式。现在想来都后怕。我到武汉开会，这位同志专门来宾馆看我。全国很多公安局到那边去学，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叛逃，没有薄熙来野心膨胀，迅速暴露出来，急于表现自己，《薄熙来之歌》都出来了，他如果再忍个八个月，可能就入局了，真有可能。重庆模式走向全国，真的是一步之遥。我们中国的法治道路将会怎样？我们越想越后怕。

为什么重庆模式差一点就成了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庞大的组织，整个系统，会如此无力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这些大学，为什么全部会失守，为他搞课题、为他背书，为他抽专家写作那么多歌功颂德的“重庆模式”的书？为什么北京这样的最高学府，会这样缺免疫力？拿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这点好处，就能为他摇旗呐喊？为什么凤凰、新浪这样的大网站，会连篇累牍的登他的“唱红打黑”？在上海开了热热闹闹的“日出重庆东方红”的会议，文革余孽和极左势力都出来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线，为什么没人阻击他？如果他上去，会是怎样的情况？

为什么重庆道路差点成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唱红”的思想基础，同我们一直在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方法是吻合的。红海洋癔症，并没有消除。因为对文革我们并没有真正清算和反思。主流意识上，薄的做法有强大的传统依据。我们共产党建立国家，学苏联的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操纵，斯大林主义根深蒂固。文革发展到极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思考那么多年，我们的宪政思想有了一定复苏，到了九十年代，很多地方回潮了，思想解放的成果被否定了。我们那种对文革的思考的教训，得到的精神遗产，全部夭折了。当然现在“十八大”也讲，我们的旗帜不能倒，我们不会走邪路，老路也不会走。那么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个人迷信，专制主义，以人划线，自相残害，残酷斗争，要不要摈弃？实际上 80 年代，我们已经非常深的思考到这些问题了，可是后来全部回去了。唱红的基础，并不是重庆才有的。要回到计划经济、回到纯公有制、回到思想控制和个人祟拜，这种思想基础是非常浓厚的。

第二个是打黑的法律基础。我们的泛犯罪化立法，导致运用刑法工具整人非常容易。这一点不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是感受不到的。我们 1979 年《刑法》、《刑诉法》“两法实施”以后，经过了 30 年《刑法》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育，我们搞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现在的《刑法》罪名已经发展到 450 多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 110 多个。现在要折腾一个中国企业家，非常容易。企业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随便找找，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主找出十几个罪名，易如反掌，随便都能找到。只要这个公安局长心术不正想搞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逃得过这个法网。就是说我们打黑的法律工具基础，已经建成了。

市场经济初起阶段，我们有个“法律万能论”，出现一个问题，就立一个法去解决，出现一种要治理的社会问题，就立一个新的罪名。我之前就是从公安厅出来的，我深深感觉到，立法万能论对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严重破坏。立了那么多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固然治理了很多市场无序问题，同时，也导致我们现在，不用再像《暴风骤雨》中“土改”时期那样，用民兵连长枪毙人剥夺富人财产了，用公安局抓人就够了。现在中国《刑法》的法网，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逃得过去。用公检法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是分分钟的事。而我们的宪法基础是公有制，是先天歧视私有财产的。这种刑法思想是有宪法性依据的。重庆能够这样大规模地把无辜的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基础，剥夺他们，判决他们重罪，甚至剥夺生命，同我们的的这种宪法思想、刑法思想是渊源相承的。我们的法律基础有天然的消灭民营企业的基因。

现在全国人大那么多专家常委、法学家常委进去，有没有人在思考立法万能论的危害啊？不是我现在吓唬人，任何一个企业家，经营五到十年，如果我是公安局长，每个人整五个罪名，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搞到死刑。像文强怎么被杀掉的？说他是黑社会保护伞，判决书中认真去看，他保护了谁？他的受贿，都是在公安内部部下这里受贿，没有一个黑社会老大给他送钱，只有龚刚模给他送了 3 万块钱。受贿数额，比他早的一个中海油的受贿一亿八，死缓，他几百万，能够死刑吗？强奸罪，那个女大学生，房子都买了，同居了，按司法解释，即使第一次是不愿意的，后来长期同居，也不能按强奸定性。不能构成强奸罪。因此，对他的死刑判决，根本不是依法办案。情节中的弄虚作假，也是一清二楚的，而文强居然被杀掉了。而且，王立军公安局这样搞，检察院守不住起诉关，法院把不住审判关，最高法院把不住死刑关，就这样把他杀掉了。所以，打黑的法律基础的隐患，只有我们深层了解的法律人，才能思考到。

第三个是中国的维稳方针。这十来年，中国的维稳采取高压维稳，就是王立军的典型做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警察内部搞党同伐异，大清洗，高度发挥警察强权的作用。搞专案组，钳制检察、法院、滥用劳动教养职权，不要法律原则。“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这就是一些地方极为流行的庸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维稳三大方针”。“露头就打”、“消灭在萌芽状态”、“花钱买平安”，是典型的维稳套路。我只要“搞定”就好了，有事就采取高压手段，用大量的警察放到街上，办案用刑讯逼供，有不老老实实的，鼓动犯人打犯人，甚至直接搞死。所以这样的维稳方针，在重庆给了他一个可乘之机。王立军才敢这么干。刑讯逼供，私设铁山坪看守所，审讯室和羁押室不分，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没有入监记录没有别人监督，所以可以连续吊打搞他八天八夜。龚刚模是大便小便都在裤子里，放下来到洗手间洗一下，没有衣服穿，就光着身子再拷回去。所以维稳这种思路，导致无法无天。你这里没有大事情，能把事情包住不暴露，你就是好局长。只要摆平，里面出点儿问题，都是次要的。所以，中国的火药筒在发酵，在烧高压锅。

第四，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被否定。我们 30 年来，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梯次发展，先富帮后富，要让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重庆的做法，就是要均贫富。不是让穷人向富人看齐，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宣扬一种民粹主义，消灭先富，实现低水平的均富。另一方面，又培植自己的新的权贵，让他们在资产转移重组中大肆捞钱。自已也中饱私囊。他就是觉得毛泽东时代好，邓小平的路子走错了，要回到文革去，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薄熙来、王立军，包括重庆现任的个别领导，还在位置上的一些人，走的就是这条路啊。他不是想“农民上楼”，进一步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城市土地流转问题，扩展到农村去吗？把大量的大型私营企业消灭以后，将二三十亿、五六十亿的财产，两三亿就卖给国有企业，进行国进民退吗？国企再捐 1.5 亿给王立军，创立警察基金，给警察发好处，这样的消灭私有经济，用法律手段进行掠夺，实施“国进民退”，再用打黑没收资产，不经法定程序，用来进行面子工程和扶持民生收买民心，完全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还有就是社会舆论的绑架。薄熙来很懂得舆论炒作，他知道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以网络媒体的连篇累牍宣传、大量给御用写作班子砸钱写书、在全国唯一强令电视台不做广告，用政府财政拨款，传播红色文化，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宣传，他是不惜工本的。所以当时重庆极左势力对舆论的利用、占领，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如果他的政治生命不是这样由于目空一切大暴露，一朝结束，他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但能够迷惑越来越多的人，而且很有可能长期占领中国的意识形态舞台，为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服务。他的计划差一点就成了，只有一步之遥。

三、薄熙来为什么会受欢迎？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重庆乘出租车，由于谈到了薄熙来的问题，出租司机一言不合，将他赶下了车。现在看来，重庆老百姓，仍然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支持薄熙来。他获得了很多底层人民的支持，他很有民粹主义的力量渊源。这是令人深思的。不能单纯从人民被蒙蔽、人民不知道真相来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底层百姓的支持？

第一，重庆的问题远没有真正揭开。反思重庆做法，会涉及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基础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先天性的病灶。对薄执政时重庆的一些倒行逆施，对人民的犯罪，根本没有、也不敢真正揭示。财政亏空问题、冤假错案问题、家族贪污问题、关系户到重庆捞钱问题、谋杀外国人包庇问题、唱红愚弄人民问题、都没有真正揭示。就想平稳过渡，早早收场。张书记说了重庆没有模式；孙书记说了点真话，也只是说到“重点工程财政亏空难以为继”。真正的数据和问题真相，都没有揭示。人民当然只看到了形象工程表面现象。

第二，我们现在的官媒宣传太虚假，现在继续着这种方法，同薄熙来在干的这一套相吻合。重庆这几年的做法，有一种受我们官方思想支持的基础。就是歌舞升平，只说好话，掩盖真正的矛盾，倾向性引导和炒作，“唱红歌、红海洋”这种方法，我们一些官媒现在仍然在用。因此没有人看出薄唱红歌有什么不对。相反认为“唱读讲传”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屡试不爽的成功方式。

第三，薄的作为欲望和作为能力，迎合了人民的期望。中国近些年的平庸政治，越来越不得民心。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的真正有效整治，这十多年的等待，人民已经不耐烦了。人民需要执政者有所作为，期望有声有色，打破沉闷。而薄熙来好象是这样一个人。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他任商务部长、刚到任重庆时，都是有良好的期待。期望他给沉闷的中国政治舞台，带来一股新风，希望他成为改革开放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他有作为的愿望和能力，能够敢作敢为，不计后果先干起来。他从大连、辽宁、商务部，他是想做事的。不管做的对做的错。而人民已经对维持会式的中国政治非常失望和讨厌。人民已经不耐烦了，需要打破沉闷。你要动起来，动的对、动的错我不管。所以他得到了底层民众，特别是一些人心思变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觉得这个人能够有作为，上去以后能够大刀阔斧的干。如果他的唱红、打黑的真相不暴露，他的政治形象仍然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所以政治家如果没有事业心，太平庸，就会失去民心。

第四，就是人民对腐败和犯罪的痛恨。重庆抓到了这些社会热点，以反腐败、打黑，迎合了人民群众中仇富、仇官的心态。打黑中的一些违法做法，令人发指惨无人道的刑迅逼供做法，他们通过宣传掩盖，人民并不知道。而他们把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一抓起来就先涂黑，伪造材料进行打黑展览，说成是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分子”。被打的毕竟只是少数富人，只有几个家属喊冤，人民不会相信这些有钱人，能够得到大量不了解真相群众的拥护。群众是相信官方报纸的宣传的，他们没有办法对每一个案件真相进行了解分析。谷开来杀人、雷政富腐败、王立军滥权受贿、郭维国刑讯办案这样的腐败行为，他们可以通过抓人、劳教、判刑，严密掩盖起来，不让人民知道。相反用公权又表彰，提拨，并给他们戴上人民卫士的桂冠。

第五，就是关注底层民生和市政形象工程。通过打黑敛财、引资、贷款，短期内启动经济建设，做形象工程和民生工程。幼儿园、敬老院、发补贴、搞绿化、为老百姓加强巡逻，他抓住了民生热点的东西，自然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

第六，他熟练地掌握了刑法工具，来实现他新时期的独裁统治术。我们 50 年代土改的时候，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现在中国有了三百多部法律，再用这种方法不可能了，因为有了法律规则。他就用了公、检、法，用“依法办事”的漂亮口号，来实现他的实质上的独裁管治。他从辽宁调去一个王立军，然后再调去大量的中层警察，把原来 2300 多个警察骨干，从派出所长以上，全部下岗重新聘用，换班子，把警察这个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牢牢抓在手里。然后，通过专案组和反腐败抓法院检察院人员，让检察、法院、律师都听命于王立军控制的警察，由侦查权主导所有的检察权、审判权、辩护权，来毫无阻力地实现他的独裁意志。

他用刑法这个工具，把检察院、法院搞的不敢说话，只有惟命是从的份。刚才李庄讲了很多例子，王立军控制的警察力量，在重庆就成了太上皇，后台直接是市委一把手。权势冲天。

最后刑法工具被他们用的驾轻就熟，他想怎么干就怎么用。而且用刑法工具干了以后，做的坏事很难纠正，非常稳定，为什么？我是“依法办事”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你中央都没法来干预。我们走了非常严格的司法程序，我们这不是公安局在黑打，我们检察院严格审查了，我们法院严格审判了，做了一审判决，我们还开庭了，让他上诉了，有的还经过最高法院死刑核准了。他把“打黑”的责任套给了最高法院，文强案、樊奇杭案，重庆直接绑架了最高法院。同时唱红，把中宣部套进去了，打黑把最高法院套进去了。

因此，用法律手段进行黑打，大大降低了他自己的责任风险。而事实真相是，这一系列他是完全一手操作的。连如何审判一个李庄，他都是亲自关注的。这么多表面上的司法机构，这么多人，都围着其指挥棒转。唯其个人意志是瞻。所以过去革命，个人拍板，责任明确，精力有限。现在的专制权力，能够让一个人干坏事的能量放大到无穷大。用司法的手段进行掠夺和资产的重组，甚至剥夺人的生命，而自己又不用直接承担责任。他把这个用得驾轻就熟。

所以，薄熙来为什么能够受欢迎？有很多的客观上大的因素，也有其个人行事方式的因素。直接的原因是我们投鼠忌器，不敢公布真相，实质性地清算重庆当局当时的罪行，不能让人民知道真相。而后果，则是像我们对待反右、文革局势一样，再煮一锅夹生饭，继续祸害我们的政权和人民。这是我这两年多来一直在思考的，现在悟出一些道理了。

四、重庆问题的危害实质

下面我同大家谈谈重庆这套做法，对我们的政权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哪一些危害，以及其危害的实质。主要分九个方面谈。

第一， 治理方式：权治还是法治 。这个很清楚，重庆走的就是权治的道路。他表面上的法治，只是一个外衣。在薄的诸候割据式的治理下，公共权力家丁化，法律规则被破坏殆尽。他可以随心所欲，指鹿为马，反白为黑，无罪的李庄可以轰轰烈烈地审判判成有罪，不该死的文强、樊奇杭可以通过审判杀掉。

第二， 发展方向：顺势还是逆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中共 “十二大”、“十三大”以来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要不要继续？是回到共同贫穷，杀富济贫，分蛋糕，还是继续扶持民企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蛋糕，在竞争中提高社会创富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 政治导向：独裁还是民主。薄在重庆主政的一言堂风格暴露无遗。无论是同僚，还是下级，薄的工作作风不能容人随时显露。党内民主、政治民主、集体领导，都被严重破坏。

第四， 经济基础：计划还是市场。国进民退、政府强势干预市场经济行为，是重庆这些年组织经济的基本特征。公有制，还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重庆打黑，百分之百打了民营企业，没有一家国企。私人有钱了就是犯罪了。打黑的目的、针对的对象十分明确。重庆模式如果得逞，他在全国推开“打黑”的话，很多民营企业都会被摧毁。这一点很多民营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重庆打黑打的 600 多个黑社会团伙，当时被抓 2 千多号人，实际上现在掌握的数据远远不止。我们还在继续调查当中，因为当地官方一直没有准确公布。

第五， 发展模式：长远还是短期。为了实现薄的进入十八大高层的目的，能够获得短期的民心民意，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他毕全市之力创造政绩。只要眼前搞的好，管你“十八大”以后重庆经济能不能继续维持，政府是不是破产？根据目前的一些调查研究披露，重庆现在有大量的银行贷款、大量的引入投资，以及现在几千亿民营企业被打黑没收掉的资产，都无法复查恢复。有一些是现金、有一些是股权、有一些是房产。是支持重庆长期的发展，还是短期马上见效？如果他为了拿到一张政治门票的话，他把这些钱两年就花光是毫不犹豫的。他的这些做法还得到了一些百姓的拥护，管你怎么弄到的钱，也不管你以后怎么还，能够为重庆现实搞到钱建设的就是好官。因为群众不会去考虑长期和全局。

第六， 组织路线：民主还是擅权。在全国，对全市公安机关干部采取全员下岗重聘，只有重庆。 2300 多个科所队长以上的中层干部一个命令全部重新来过，就是完全由他家天下决定的，他说用谁就用谁。对党政官员的任用，包括王立军的免职，都是视为私家天下。

第七， 意识形态：多元还是盲从。唱红充分展示了重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奴化教育的恶果。花巨资强迫人民按照文革时的方式进行文化娱乐活动，对唯一的电视台进行节目的直接干预控制，对重庆日报和华龙网进行完全的操纵，有时不惜发布虚假不实消息。僧尼、学校、街道、精神病院、环卫工人，都被发动起来唱红。

第八， 法律价值：公平还是镇压。法律程序变成演戏。检察、法院完全成了贯彻长官意志的工具，丧失了基本的事实和法律把关的功能。大量劳教一些有不满言论的人。发一条微博劳教一年，转发一条微博劳教二年，公安和报纸能够串通起来诬陷律师嫖娼，全市律师被压制得不敢真正辩护，三年多没有任何不同声音。

第九， 政治道德：公义还是私利。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书记夫人，能够指挥公安局长、区委书记、警卫人员帮助他杀人，毁尸，灭证。能够玩弄异性，能够为自己和亲属大肆捞钱。而在台面上又非常高调地标榜自己。做个两面人。有些行径，哪里还是共产党做的，国民党也不敢这样干。

五、重庆问题的治理趋势

重庆薄下台领导调整后，很多人问我，你预测，重庆下一步会怎么办？确实，大家都很关心，新的主政者，会如何面对薄的遗产，怎样开始重庆的新的执政思路？很多事情，到底是平稳过渡，还是拨乱反正？

我说，用平稳过渡，安定人心的方式治理，会是基本的方式。很多冤假错案，不可能立即全面地复查。因为一个是思想意识上，当地一些人们，远没有明白重庆路线的危害性；二是经济问题有个惯性，不可能出现大的调整；三是冤假错案产生的人员基础都还在，人员不动，复查基本上动不起来。四是很多打黑资产，已经被王立军等人未经审判在公安侦查环节就违法变卖处理了，很多资产已经挥霍处理，政府根本没有能力都复查发回。

对待薄的审判，是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搞，还是用法治治理的方式搞？我们一贯的方式，很有可能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搞。包括以前的四人帮审判，后面的陈希同、陈良宇审判，都不是严格的法治方式的审判，而是一种政治审判。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们很希望从薄熙来审判开始，能够真正严格按《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能够公开化、实质性地公正审判。保障他的自身辩护权和律师辩护权。开一种政治行为司法化的先河。但现在我听到消息，不是这样的，最高检没有接受他的家属为他请的两个律师，另外推荐了两位北京的律师。连请律师的权利都被限制，还能公开公正审判吗？

重庆前几天报道，法院、检察院公布任免了一批新的干部。公检法如果不换班子，案件复查是动不了的，而冤假错案不认真复查公开，公开报道揭示真相，要人民理解重庆事件的危害性也是不可能的。重庆现象的后遗症就不可能消除。

还有个财政亏空的问题，真相如何？孙书记一到任说，很多建设项目难以为继，我理解是他不想背黑锅 ， 因为下步建设放慢是他的责任。还有，打黑的资产怎么发还？这些财产据说 2 千亿，至少几百亿，如果复查，怎么恢复？打黑资产发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很有可能不了了之。复查会碰到强大的阻力。

重庆民心的恢复，需要真相的揭示。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唱红的开支和效果，还是打黑对民营经济的摧残、对人权的践踏，都需要真相。我觉得整治重庆、反思教训，不单是为了重庆，而是为了整个中国。

六、 重庆逆流对我们的警示

重庆事件，能够给我们怎样的教训呢？我们如果防止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某些地方再次发生呢？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党的一把手专权与党内民主化问题。一把手权力过大，形成诸候政治，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需要重提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问题。政府功能的依附问题目前非常突出。十二大十三大曾经提出过的党政分开，已经长期没有提了。相反，这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一种经验在强化。结果是党管了好多不应管的事，背了好多不应背的包袱，使很多社会矛盾集中到党的头上。同时，导致了党的一把手一言堂的情况。

民营企业的地位和命运问题。这是重庆教训特别让我们引起注意的地方。民营经济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发育的重要成果，在一些地方已经占有大半壁江山，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持。不从思想上、政治上、法律上给民营经济应有地位，将严重影响现有国民经济基础。还会导致无端伤害，和大量的民营资本和先富阶层外流。损害国家发展的后劲。要在政治上为民营经济正名、经济上对其理解和扶持、法律上严格保护合法民营经济的权益。

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模式问题。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投放重点逐渐内移。西部开发有很多机遇，也有一些急躁情绪。但是拔苗助长、用政治资源带动超常规发展的模式是不可复制、也很难长久坚持的。重庆的大投放经济效果如何，后续动力如何，都有待观察。

司法独立审查功能问题。重庆模式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对社会公平的破坏，对人权的破坏，对法治规则的破坏，基本特征是警察权的强势，法院审判权、检察监督权、律师辩护权，都让位于警察强权，实质是让位于个人的独裁个人专权。司法的审查功能、最后把关功能，基本都失守了。既没有保护住公民的财产权，也没有保护住自由权和生命权。再一次证明，司法独立，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走的道路。必须建立独立、客观、超脱，不受政党、政府、个人任意干预的独立的司法机制。防止个人权力、利益集团权力对司法的损害和破坏。

重庆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人心思变，政治家要有所作为。维持政治是没有出路的。人民允许试验，不允许不作为。哪怕试错了，人民都是能够容忍的。而没有任何新思路想维持原状前瞻后顾，人民不会答应。

重庆教训告诉我们，要关注五大热点问题。一是关注民生问题；二是关注社会犯罪问题；三是关注社会腐败问题；四是关注舆论放开问题；五是关注用人路线问题。

特别要关注政治思想幼稚病问题。我们不争论、不折腾已经二十年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盲从主义施政方法也坚持了二十年。不单官方，民间现在都缺乏清晰的国家发展思路。缺乏宏观设计，缺乏周密论证，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最应当遵守宪法的政治家，往往平时从不提宪法，害怕宪政，故意淡化宪法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政治幼稚病。

重庆现象，是我国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过了二十年的不左、不右、不争论的埋头经济建设的实用主义的调整，在一个省区出现的全国性隐患的集中总暴露。这个坏事能够变成好事，让我们看清了不继续深化改革的严重后果，看清了不加快实质性政治变革的严重后果，看清了极左势力复辟的极大可能性和深厚的土壤。

反思重庆现象，是有全国意义的。今天的研讨会，真的是为了探讨，我们的国家下一步应当走什么路。“十八大”以后，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到全国的体制上来思考。因此，不要把重庆事件，孤立地认为，就是薄熙来个人搞出来的一个局部问题。它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多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谢谢！

（本人已经校对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