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李庄一案，律师陈有西以其浓郁的公共关怀，以及坚守公平正义的法治热情，重树了公众对法律和律师的信心，可谓一案成名。

之后，一有公共事件发生，若需在法律层面汲取理性，或争取法律援助，人们就会期待陈有西发言行动。三年之间，陈有西从一个律师转身而成公众人物。

对于律师这一职业，陈有西谓之"进可匡扶正义，退可养家糊口"。然而，因一些理念的分歧，曾与他同袍为正义而战的法律人，尖锐指出陈有西的智识局限与退而求安的保守。

在人们满怀热情探讨转型时代各阶层人士的责任时，身处法治第一线的律师群体出现的分歧，是当下政治文化思潮中饶有意味的景象。故而本报记者在陈有西著作《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出版之际，以此为出发点对话陈有西。

负轭成长，绝处逢生

陈有西生于1955年，属"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童年时代，饱尝饥饿之苦与贫穷之厄。人生第一个记忆，是五岁时腹中饥饿大哭不已，祖母牵着他向村食堂求情半天，终得从大木桶连砂带屑刮下来的半碗冷粥，囫囵下肚。祖母终因饥饿过世。

陈家生养众多，儿女七人，兴可成行，但于彼时，生存为当务之急，养活儿女实为重负，家中劳动力唯陈父一人。身为长子的陈有西，若手不释卷，陈父即棍棒加身，为读书而挨打，恰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图景。

苦难的压抑，很早就催生了陈有西的颇为悲观的人生之思，十二岁时作诗"人生犹如花草样，一过青春冤从秋"，被老师批评颓废宿命。而至高中毕业，自知家中贫弱无背景，在推荐入大学的时代，恐与大学绝缘，整天独自伤怀，对生活绝望，想着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在家务农近五年，全国恢复高考，陈有西成功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恰逢国家大力提拔培养"第三梯队"。"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亟须人才，在提倡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体制氛围中，陈有西一毕业就进入体制，如鱼得水，由县至省，在体制的安排下，一路提拔迁升，到33岁，已是省委常委秘书兼省最高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但之后因体制内部的嬗变及人员调动，陈有西不再能如坐春风得意前行，一番思量后，辞别体制，另寻他路，在四十五岁时，开始律师生涯。十年后一案成名。

被安排的人生之路

陈有西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非真正法学出身，初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皆由体制之手按需分配安排。中文系出身而入法律之门，陈有西的法学资本，全部来自于他的自学与实践。他戏称这是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经历，历练了他的学习能力，而非提供他之后工作所需的知识素养。

陈有西的家乡宁海，濒海多山岩壑雄秀，多舍身守国、舍生取义的死节名士，有"士生期间，率尚风楷厉名节"之谓。陈有西觉得身上就有这种文化基因，考上大学，他自誓建功立业，扬名济世，经历一番周折后，反思而知晓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要推动社会发展，舍生取义值得尊敬，但守义而有所作为，更不容易，必须识时运，知进退，善权谋，能变通。

在陈有西自己一人打理的学术网上，有一段动人的话语："法治的进步不能靠恩赐，也不能靠机遇，它是深思熟虑的行动和顽强不息的奋争，推动法治建设的是一次次理性负责的公民行动，律师在这样的行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携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而非现代政治伦理，传播现代法治思想，是李庄案里那位坚守法律尊严的陈有西的另一种思想面貌。而陈有西的解释是，中国律师的荣耀，在于守护良知与正义，其前提，是理性与深思熟虑，是深入妥切地理解现实，一步一步践行，不做高远玄思。

对话陈有西

政治参与：与体制保持良性互动

新京报：在你的一些回忆文字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那是1983年，28岁的你写了一篇《也谈县级机关的机构改革》一文，入选中共中央杂志《红旗》内参，你说这是你的第一次政治参与，"内心很是自豪了一番"，当时你任职县级干部，已是政治中人，为何觉得文章入内参，才是政治参与？

陈有西：我对政治参与的理解，很朴素，传统所说的"一言兴邦"，对于我而言极具吸引力。我潜意识里就认为，真正的政治参与，是要能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氛围很好，我就希望自己的言论能够影响到体制决策层面。

这样的理念，其实一直贯穿于我的生活工作中。我一直觉得，关于好的社会的设想，如果能进入国家决策层面，那比在体制外摇旗呐喊多年要好。也就是说，有济世情怀者，应该与权力阶层保持良性互动，在对话与协作中，实践自己的理念。

新京报：我们可以把写作分为两种，一种以公众为阅读对象的公共写作，带有启蒙与分析性质，一种以执政阶层为阅读对象的政治写作，带有建言以及谏言性质，你的新书《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有很浓郁的进言气质，更像是第二种类型的写作？

陈有西：如你所言，我的写作确实是第二种，不乏有人指责我有媚上之嫌。我不认为第一种写作就比第二种来得高尚，事实上，两种写作方式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当下这样的转型时代。我也在践行你所说的公共写作，我的微博发言以及一些报刊文章，其实就是有意识地与大家分享我的理论。

合力前行：转型时代更需对话与和解

新京报：斯伟江律师曾著文指出你和他之间的分歧，你认为要看到体制内的健康力量，而斯伟江认为要看到公权力的恶行。这种分歧的实质是什么？

陈有西：斯伟江的立场，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认为必须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并且时时质疑权力。不是一个政治的立场。

这样的判断的最大失误是，13亿人口的国家，八千万党员，二千多万公务员，如果你将体制内的所有人都否定掉，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任何社会的前进，每一步改革、改良，到最后，还是要依靠体制内的有良知的人。

我认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是值得珍惜的，而且将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理想的模式，现实不可能突然产生一批新的可用之才来打造一个新的社会，不可能天降一个新体制，我们所有改革的理想与力量，智慧与勇气，都是来自于当下这个我们可能并不满意的社会。我们不能出于某种失望悲观的情绪，就否定当下，好的社会秩序，好的法治，都是缓慢生长的，不可能全部推倒重来。

新京报：塞廖尔·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有类似的观点，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必须努力消弭分裂，要驾驭各种社会势力，并且，改革者的问题在于不可用一大堆要求来压倒某个对手，而是要用有限的目标计划，一点一滴推动改革，使阻力缩小到最低限度。如果说斯伟江是独立知识人的立场，那么你采用的立场，更接近改革者的立场？

陈有西：是的，我的自我定位，确实有改革者的意味。亨廷顿这个观点非常正确，我始终认为，不要去幻想天上掉下一个美丽新世界，我们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一点一滴推动社会的进步。

我强调的一点是，在一个有分歧的转型时代，我们更要强调对话与和解，要有共识，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合力前行是最重要的。

超越局限：以开放的视野关怀当下

新京报：你曾著文谈论律师与公众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同样以言论介入政治，律师的介入程度可能会更加深入，而且，其实际作用力，也是比较大的。就你的观察而言，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当下的律师群体，特别是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律师群体，他们自身的局限在哪里？

陈有西：我们现在很多律师，其实被草根思想所左右，他们以良知为原则，勇敢、正义，敢于与公权力做斗争，但也正是这种斗争的状态，他们的视野是有局限的，因为总是在扮演一个正义斗士。

新京报：近年来，普通人的法律意识在增强，律师群体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律师都在扮演正义守护者的角色，但是只要有律师挺身而出为公平正义呐喊，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这其实也反映了大家对健全法制的渴望，以及对法治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型时代的律师，其实还担负这一种类似于法律启蒙者的角色。也许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时代使命。

陈有西：对，可以这么讲。所以，我尤其想提醒那些有公共关怀的律师，不要让自己标签化，你必须站在正义公正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体制的抵抗者这样的立场上。而且，与公正的敌人作战，必须讲究策略，要注意的是，公正应该是全方位的，既要看到体制内的积极健康的力量，也要看到民间的积极健康的力量。来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