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中国政治风云激荡的一年，在这些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最受到人们关注的，当数由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发轫的倒薄大案。案起至今已十月有余，虽然还没有经过法律程序，但由于网络上持续不断的热播，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非常清楚，需要的只是一个公正的、公平的、公开的审理。

但审理判罪绝不是这个案件的结束。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不是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的集中反映。它发生在此时此地此人的身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出现在社会分裂不断加深、各领域的危机日益深重的中国，却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不仅是一个事件、案件，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我们不妨把它称做“薄熙来现象”。

所谓薄熙来现象，是指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资源，凭借逐步取得的政治权力和掠夺所得的财力，笼络民众，构筑政绩，树立个人形象，积聚政治能量，为夺取最高权力准备条件。薄熙来是第一个出现的这样的人物。

薄熙来现象的产生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理论渊源，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动的“社会主义改造”，铲除了稚弱的民主主义幼芽，实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把中国带进先是饥饿后是恐怖的社会。粉碎四人帮后，朝野的民主力量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土地包产到户、真理标准讨论等形式，解放思想，讨伐毛泽东的封建专制主义。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是这次民主主义进军的继续和深化。许多与会者在会上揭露、声讨毛泽东的罪恶。民主主义的胜利进军引起了专制主义维护者的恐慌，他们由邓小平出面，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遏止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同时动用政治权力，镇压在野的民主力量。至于在朝的民主力量，由于他们虽然倾向于民主主义，但政治上思想上都没有摆脱毛式专制主义的阴影，因而只能俯首帖耳地接受专制主义的控制。

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共产党执政的法统所在，即使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杰出的党内民主派改革派，也无法抗拒它的强大压力，甚至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其他领导人就更不可能放弃它或对它提出挑战，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坚持、遵循，把它当做立党治国之本，维护不遗余力。但四项基本原则本质上是专制主义的共生物，专政体制的保护神，它可以成为执政的指导思想，也可以成为反改革的利器。因为严格地说来，改革开放确实是同四项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薄熙来的唱红塑像，高举毛泽东思想，重树毛泽东的权威和神话，确实比当政的领导者更符合于四项基本原则，从而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思想理论的制高点，这是孕育和产生薄熙来现象的思想理论渊源。

另一方面，1989年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和随后的清查运动，将朝野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一网打尽，反改革反民主的势力乘机崛起。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虽然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却被束之高阁；在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走上邪路，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孵化器，并且培育了依附权贵而暴富的豪强资产阶级。进入新世纪后，这两个剥削阶级勾结更紧，对老百姓的掠夺更深，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官民对立，贫富之间和朝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全国每年十几万起群发性事件和京城每天成千上万上访者的事实，充分揭示了社会危机的严重程度。这给反改革反民主的复辟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使薄熙来得以积累起通过政变攫取最高权力的社会基础。

现在，薄熙来垮台了，但产生薄熙来现象的思想理论根源和社会基础并没有消除，薄熙来现象再度出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何避免这个可能出现的前景，是摆在现领导人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如何避免薄熙来现象再度出现的前景？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谈：近期任务是清除薄熙来东山再起的机会。薄熙来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能量虽然已经大为削弱，但那些曾经支持他唱红黑打、阴谋夺权的政治势力仍然强势存在，不排除他们干预薄案，甚至挑起事端、制造混乱、乘乱变局的可能。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前景，首先，依法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审理，把薄熙来的全部罪行暴露在阳光之下，杜绝一切遮遮掩掩的借口。其次，与薄案有关的人员，特别是参与政变密谋的政客和收受大量贿赂、为虎作伥的文痞，凡是触犯法律的，都应依法判处，严肃依法，不留后患，彻底消除薄熙来东山再起的机会。

避免薄熙来现象再现的长期工作是逐步铲除它的产生条件。一方面，开放舆论，就治党治国的思想理论和基本方针，进行全党全民的大讨论，以便在最根本的理论方针问题上深化认识，取得共识。这将是一场为时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新启蒙运动。另一方面，平反冤假错案，严惩贪官污吏，厉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惩治权贵富豪的不法行为，化怨气为和谐，化戾气为祥和，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以消除薄熙来现象再现的社会基础。

当然，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都是极为艰巨的难题，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却是我们不得不走的光明大道。

2012年12月31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