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中国，自由民主总是被当局视为一个十分恶劣的反面政治体制，被列为了古往今来所有集权国家都独有的政治特色——禁区。自由民主，不仅在正式文件中会被作为严厉批评的对象，而且在国家网络管制中也被视为不良词汇，甚至还成为了当局打压异己分子或者政治对手的借口。一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成为了常识的政治体制，一种十分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竟然沦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不得不让人痛惜。在下文中，笔者将分析那些反对自由民主的典型观点，以期让国人能够辨别真伪，对中国的未来能有个清晰的认识。

一、西化论

攻击自由民主的第一个理由便是西化论。该观点声称自由民主仅仅适用于西方。这个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或许有些道理，实际上却很片面，经不起推敲。自由民主是不是西化本来就存在争议，不仅没有谁敢声称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思想，相反中国古代倒有不少这方面的萌芽，只是没有像西方这样所称呼罢了。例如，《尚书·太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话意思是说，比皇帝更高更大的“天”是代表老百姓的，其实就是在说明那时人们心里都还或多或少有些向往民主的。再如，《孟子·尽心上》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带有限制君主专制的意味在里面。《论语》中有一句流传十分广的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显就在代表着一种浓浓的民主观念。明末清初时，中国就出现了一批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家，诸如李贽、黄宗羲都是非常好的证明。鸦片战争后，不少学者都在寻找民主的中国“历史基础”，康有为、胡适这些人都是很好的榜样，可惜由于共产党执政后的控制与打压，才使这种努力逐渐消失。

由此，关于自由民主是西化的理由便随之破产了，不是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历史基础，只是在当局的压制下，没有人敢去整理这些古代的基础，就算整理了，也不敢用来驳斥当局的谬误。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愈加自由、开放，一定会找出不少中国元素的自由民主来。

此外，就算假设自由民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也没有谁论证过凡是西化的就是失败的。反观中国，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以来，有多少东西不是西化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现代科技发明，没有哪一项最初不是来自于西方，就算是政治制度方面大多数也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人大、选举、宪法，不都是来自西方吗？甚至连共产党自身所奉若神明的马克思不也是西方的吗？相反，如果我们以“西化失败”的理由来拒绝这些东西，那中国还会剩下什么呢？难道又要回到罪恶的封建时代吗？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并不排斥西方的东西，只不过有选择地吸收而已。这句话本身固然是对的，笔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既然当局知道西化未必都是坏的，那就不应该用西化这个理由来打压自由民主，否则只有一种可能：无论何种理论，也不管它是否对中国的未来好，只要能够满足当局自身的利益就可以，至于人民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样的立场是很可恶的，明显带着有色眼镜，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共产党早年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情形。早年，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大局出发，不仅自身十分注重人民民主的建设，推行“三三制”，而且坚决与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作斗争，全力支持民主党派，主张重新进行多党联合执政的国会选举，以至于当时还有一句十分流行的口号——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吸引了广大热血青年前往延安圣地。然而，等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不仅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幌子去镇压那些民主人士，而且还以诸如“西化论”的理由来拒绝实行自由民主，离曾经的理想越来越远，这不得不让人觉得悲哀。由此笔者想起了在国民党独裁专制时代，一些民主人士为了抨击其独裁体制所写的一副对联，叫做：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始为群首，终为暴君”，本来是一群追求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英雄豪杰，结果却同样陷入历史的怪圈中，能不让人惆怅吗？

二、自由民主失败论

攻击自由民主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失败论。这种现象的常见形式便是找出所谓的资料，以此来论证世界上新实行自由民主的国家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在媒体报道中，常常宣传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由于实行自由民主，造成了国家动荡，纷纷以失败告终。这种观点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拉丁美洲国家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明显进步，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原因不仅不是因为实行了自由民主，相反却是没有真正实行过自由民主。按照福山的观点，那些拉丁美洲国家，是表面上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而实际上却在走重商主义的路线，不失败才怪。那些国家，既然连自由民主都没有真正实行过，怎么能够说它们是因自由民主而失败的呢？

另外，纵观人类历史，自由民主的确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哪怕现代宪政民主起源的英国也同样经历了长时间地斗争才确立下来，可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正确的东西不都是要经历一个坎坷的过程吗？眼前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什么，况且经历了这些暂时的挫折后，自由民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下来了。凡是真正实行自由民主的国家，无不发展良好，而那些集权国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很多都经历了民主过渡，否则就会被推翻。例如，根据福山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里面提供的大量资料可知，同样是拉丁美洲国家，在1980年，秘鲁结束了12年的军人统治，恢复民选政府。到了1982年，阿根廷军人政府也跟着垮台，转为民选政府。随后，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智利、尼加拉瓜，纷纷建立民主制度。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亚洲，1986年，菲律宾推翻了马科斯的专政。次年，韩国金斗焕将军被赶下台。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可是当局不仅不去看看这些成功的例子，倒还抱着那些不成逻辑的假例子进行狡辩，这种行为很不负责。

总体来看，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发展良好、政府公正廉洁、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国家无不是实行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相反，凡是实行专制集权体制的国家，政府没有不腐败的，人民没有不是在扭曲中苦苦度日。

三、西方反华论

攻击自由民主的第三个理由则是认为自由民主是“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以此来打压在中国推行自由民主的主张。张千帆教授说过，所谓的“反华”就是最大的烟雾弹，完全是处心积虑炮制的一个错误名词。此话十分在理，在中国社会，一旦出现违背政府意愿的事件，马上就给你安个“西方反华势力”的大帽子，其行为非常无耻，纯粹是为了维护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集团利益而奉行的强盗逻辑。诚然，的确存在西方反华势力，例如美国中情局就喜欢做这种事情，可是政府却没有道理借用这个幌子来随意打压它的国民。同时，这些西方反华势力，虽然很反华，但反对的并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中国政府，怎么能说中国政府一定就能够等同于中华民族呢？如果政府一定能够等同于整个民族，那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难道中共想与整个中华民族作对吗？很显然，并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合法代表，除非它是经过绝大多数人的同意而成立的，否则就是一种专制主义下的强盗逻辑。在革命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而且也做得很好，可是一旦掌握政权后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对它的国民反复地声称，自己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没有了伟大的党，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就不会成功。这明显是在强权的裹挟下所进行的愚民宣传，跟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做法如出一辙。过去的中国，每一个朝代新建立后，都会不遗余力地动用各种手段向它的臣民反复灌输它的存在是多么的合理与不可缺少，弄得那些百姓，甚至包括统治集团自身，都不知不觉中把这种极端反动的政治形态视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中华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灾多难的民族之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最能忍受各种逆境的性格，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本来以为到了近代，中国人民几千年受压迫的情况能够彻底消除，可谁知却与想象中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早年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不仅屡屡开着历史的倒车，而且还显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这能不让人痛惜吗？笔者也相信中国共产党确实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一旦与中华民族为此所遭受的苦难相比，则显得比较小，而且现在还在逆人民大众的潮流而行，大有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从人民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趋势。

同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倒是常常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为自己的恐怖统治辩护。例如，柬埔寨这个小国，本来就经不起折腾，可是等到红色高棉以反美救国的方式获得政权后，便在“反美”幌子地掩护下，推行了极左政策，不择手段地针对本国同胞进行疯狂大屠杀，造成近200万人死去，在人类历史上又留下了无比黑暗的一幕。爱国主义固然没错，可是绝对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去推行专制，成为政治流氓的遮羞布，况且如果是真正爱国的话，就应该坚持自由民主，毕竟自由民主是最有利于人民大众的体制。因此，在政治层面的爱国主义，就是自由民主体制，就是通过这种体制来保护人民免受来自政府或者党派的迫害与压榨。

当局的反华理论不仅不能驳斥自由民主，相反还在反面衬托着自由民主的光芒。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西方为什么要反中国政府而不反中国人呢？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答案。在西方国家中，对待中国人最好的是美国（虽然20世纪早期存在排斥华人倾向，不过只是暂时的，相反今天不少中国人都在美国生活得比较好），然而却由于反对中国政府，故在政府的舆论控制下，美国一跃成为了中国的“首恶”。相反，曾经一直被当作“毛主席最好学生”的红色高棉，在对待华人态度上，是野蛮地赶尽杀绝，甚至还把我国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中培养的“侨共”也几乎消灭干净，却由于支持中国政府，竟被我国政府荒谬地认为是“第一铁哥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相对于那些集权国家，自由民主国家虽然在对外关系时也会追求国家利益，但它同时还会考虑到人道精神与基本人权，这就很难得了。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之所以针对中国政府，除了国家利益外，同时也是为了自保。康德曾说过，在一种那儿的臣民并不是国家公民，因此那也就不是共和制的体制之下，战争便是全世界最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此话非常有道理，暂且不论古代历史上，由于专制主义盛行，频频发生战争，就拿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来看，不都是以德国为代表的集权国家，在国力强大后，通过爱国主义的煽动作用而发动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集权体制下，战争只需凭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愿或者判断就可以发动，而且由战争所引起的巨大代价也不用自己去承担，至于广大人民，则完全沦为了统治者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对比今天的中国，政治上是相对集权的，经济上比较自由，这种体制在短期内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十分类似于德国在二三十年代的情形，而且还多了核武器，倘若再陪上狭隘民族主义的灌输，战争便极有可能随之爆发，你说能不让美国人紧张吗？同样例子，朝鲜在金正日的领导下，比中国专制多了，所以一听说人家搞核武器，不仅美国紧张了，甚至连作为铁哥们的中国政府也慌了，马上积极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希望朝鲜政府能够慎重决定，为东亚的稳定着想。当然，民主国家也会发生战争，可它只是在狭隘民族主义的鼓动下发生的，而且一般只是跟非民主国家进行战争，毕竟民主国家发起战争必须要得到人民中多数的同意，自然就困难多了。相信在未来某一天，每个国家都真正推行自由民主体制后，普遍的人类关怀之情取代狭隘的民族主义，人类必将实现永久和平。

四、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论

攻击自由民主的第四个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论。在中国，连《宪法》赋予公民的游行、示威、罢工权利都被当局视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严格加以控制，遑论民主改革。出现的种种批评或者揭露政府的行为，常常会以维稳的理由被和谐。例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人由于反对政府拆迁，要么被送到精神病院，要么就是在上访的过程中被类似于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强制带走。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论下，所有的改革与反对声音都会被压制下去，以造出表面的和谐与稳定。这种理论是不严密的，稳定固然重要，可是落后的、表面的、压迫的稳定就不是好东西了。古代中国，也是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又加上小农经济的自身特点，只要没有碰到天灾人祸，社会总是呈现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可是有谁愿意去这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去生活呢？同样道理，中国现在虽然也表面看起来很稳定，社会各界也呈现一种比较和谐的状态，可是却是一种假象。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变，各种价值观，无论古今中外，纷纷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传播，冲击着国人早年的纯粹而又保守的传统意识。与此同时，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接二连三的出现，例如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等问题，都在导致着很多国民的不满，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进而助长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几率。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真的稳定呢？然而，这一切都被掩盖了，都被以维稳的名义给和谐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假象，这一方面是因为长久经受专制主义压迫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了特别能忍的性格，所以对于政府的不合理行为一般都不会过多表示不满，除非实在被逼得没有退路可走。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等手段对全体国民实现了比较全面的控制，编织起了一张巨大的网，覆盖到社会的每一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了进一步达到表面的稳定，严格控制各种民主力量，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暴力工具予以镇压。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晚晴政府也是在维护大清王朝稳定的名义下，坚决去抵制各种民主改革措施，给那些改革者扣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发动了残忍的“戊戌政变”。可最终历史还是站在了那些改革者的一边，晚晴政府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成为后人谴责的对象。

不仅如此，专制政体下的社会，虽然可以维持短期的稳定，给人一种虚假的印象，但是从长期看，专制政体是一切不稳定因素中最重要的根源。其一，上文已经分析过，专制政体是最容易导致战争爆发的体制，而战争恰恰是最大的混乱。其二，目前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例如一些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很多都呈现一种混乱状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专制政体导致的，部分是由于民主体制很不健全所导致的。相反，这个世界上最稳定与发达的国家，没有哪一个不是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例如，北欧国家瑞典，自建立自由民主体制以来，没有一次社会大混乱和内战。同样是身边的国家，印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7年，刚刚独立时的印度，社会十分混乱，不仅政治派别林立，社会暴力犯罪盛行，而且民族、宗教对立严重，以至于圣雄甘地都被宗教极端分子给刺杀了。幸运的是，在后来，印度逐渐走上了民主之路，将各种派别或者集团的利益斗争全部都拉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在迄今为止的历届大选中，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实现了社会稳定。这又再一次论证了自由民主体制是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能够和平解决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

有人可能会说，实行自由民主的转型过程中，会导致社会混乱与国家分裂。这种言论，粗听起来，的确有些吓人，但实际上依然是谬论。先看国家分裂，一般情况下实行自由民主是不会导致国家分裂的。目前这个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都建立了自由民主体制，可是你听到有几个国家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国家分裂呢？至于那些导致了分裂后果的国家，其原因不在于自由民主，而是不同民族的隔阂。例如，南斯拉夫联盟与苏联都解体了，可是它们都是因为内部深深的民族对立所导致的，以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主要是专制下的暴力在维持，而民主只不过给各族人民自己选择的权利而已。现代社会，国家的成立只有在当大多数被统治的人民都同意的情况下才是合法的，而国家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全体公民的幸福。因此，自由民主不仅不会去导致国家分裂，相反却能够让国家的存在是合法的，可以最大限度地真正赢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自然也就会让国家变得更加稳定与和谐。再来看下社会混乱，笔者承认，在实现自由民主转型过程中，的确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或大或小的混乱，可这却不能成为反对自由民主的理由？试想下，当年革命党人暴力推翻晚清政府时，为什么后来的历史却没有去批评这些人制造社会混乱呢？再例如，重庆谈判破裂后，国共发生内战，那为什么当局不去批评当年的中共不该与蒋介石打仗呢？显然，进步的改革不应该惧怕破坏社会稳定，因为那种稳定是假的，有时甚至是反动的。同样道理，当局不应该以“自由民主制造混乱”为借口去压制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况且，当局倘若肯主动去改革，稳步推进，混乱自然就会变得最小。事实上，当局不仅不去选择混乱最小的方案，主动去改革，相反竟然还以破坏稳定的借口去阻止改革，其立场与价值取向不得不说是扭曲的。

在此，我还想特别指出在维稳这一政策指导下的中国党化教育现象。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保持稳定的局面，在全社会普遍地推行党化教育。关于这种做法，大概从秦始皇时期就可以找到先例。当年，为了确保大秦王朝的江山，秦始皇在当时中国推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将文化教育工作严格地控制在他的政府部门之下。到了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利于为其统治服务的儒家思想列为官方指导思想，从而导致了中国漫长的文化专制，这也使得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没有独立的认知能力，自然在进入近代社会中长久地落后于西方国家。本来在民国初年，中国教育曾经出现向世界教育接轨的努力，可惜好景不长，从苏俄引进的党化教育被国共两党欣然接受。旧的实质，新的称呼，这样的做法大有历史重演的悲剧感觉，最终倒霉的只是中华民族和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可喜的是，到了蒋经国晚年，台湾社会终于解禁了，党化教育成为了历史。然而，在大陆，自建国以来便逐渐开始推行这种愚民的党化教育，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更是构筑起了一面密不透风的铁幕，外面的知识和思想投不进来，里面的人则都成为了思想的囚徒，结果导致了震撼人类历史的文化大革命，一亿左右的人受到伤害。不仅如此，党化教育下的文化、教育都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学生、教师、知识分子都在权力的支配下过着扭曲的生活，这一点连北洋军阀都不如。在北洋军阀时期，既有各派之间的文化大论战，又有像蔡元培这样的个人声望超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学者，更有青年大学生敢为天下先，勇于与政府的黑暗作斗争。可是今天，大多数所谓的“敏感问题”都被和谐了，文学不怎么像文学，艺术不怎么像艺术，学者更不怎么像学者，自然在学术、人文素养与科技方面远远不如西方国家，哪怕经济总量再大，也很难成为现代国家，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中国自己培养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以上的分析都在说明，时下中国就跟古代中国一样，是表面的、压制的稳定，十分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稳定自然就成了既得利益群体维护私利的幌子了。这种虚假的稳定，排斥了国民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长期下去，当国民的不满和社会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总有一天会导致更大的混乱。自由民主改革，虽然短期内会制造一定的混乱，但是从长久看，却可以促使中国实现真正的稳定。

五、资产阶级独有论

攻击自由民主的第五个理由是认定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并给那些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以前非常明显，凡是具有一些自由意识的人，很有可能就会被当作“走资派”处理，沦为专制主义下的牺牲品。改革开放后，虽然根本政治制度没变，但社会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建设，公民也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其实这背后已经说明了自由与民主是人民向往的，绝非资产阶级所独有。当然，此处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自由与民主，而是怎样去获得自由与民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家与领导人也是主张自由与民主的。马克思自身就很赞赏雅典民主，但却又因为雅典容忍奴隶制的存在而生气，其实这就在说明马克思是支持和拥护自由与民主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大肆批评过西方国家自由与民主程度低，称它们的议会是清谈馆，所以马克思后来非常推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主张直接民主，而他一生所孜孜不倦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再者，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也是将自由与民主作为革命的一个目标，例如毛泽东、周恩来曾经就是坚决与各种专制势力作斗争的好榜样。

对此，就有一个疑问了，既然社会主义也是为了追求自由与民主而来，那为什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却反对自由民主这一历史潮流呢？关于这个问题，还得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源头。上文已经说过，马克思是主张自由与民主的，但他由于性格有点极端，观点常常很激进，又加上当时西方国家自由民主体制很不完善，议会民主的作用不仅发挥不大，而且由于没有普选权，大量的工人处于无权地位，因此一生追求民主的马克思便十分厌恶这种类似于清谈馆的议会，进而也讨厌分权制衡。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自由民主就成为了分权制衡与议会民主的代名词，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反对的自由民主正是这个东西。在批评清谈馆的过程中，马克思采用了法国国民公会时的做法，主张一切权力交给由国民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列宁继承了这种观点，在撰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直接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治体制称为中央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义学说自身的矛盾与错误，又加上以列宁为代表的苏俄革命党人过于激进，试图让立宪会议成为履行党的意愿的法律工具，最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党专政的局面，背离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那错误究竟出现在哪里呢？其一，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当时西方国家民主的缺陷，但却忽略了这一制度的真正完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忽略则直接导致了对西方自由民主的误解。

其二，马克思之后的一些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那些自诩为正宗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革命领导人，不仅没有带着批判吸收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相反自身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极其晦涩难懂的学说，而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看中了马克思所主张的一些极富煽动力的口号与言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革命者自然也毫无疑问地接受了马克思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误解，甚至为了统治的便利而将这一误解有意或者无意的扩大化。

其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举着“共产主义”的大旗，但却犯了一个严重的激进主义错误，误以为“共产主义”所代表的一些美好理想会很快实现，于是为了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满足少数狂热者的愿望，便推行了极权体制，以求高效率，用暴力来维护通过暴力取得的政权。例如，根据苏联解体后逐渐披露出的史料可以得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在刚刚掌控政权的时候，还是推行了早年的议会实权的主张，并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人民自由投票的民主选举。可是，选举结果却完全出乎了列宁的意料，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是这次立宪会议选举的主持者，但是仅仅获得四分之一的一席，十分悲惨地输了选举。于是，列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通过自己控制的苏维埃政府宣布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时间。这一明显不合法地决定遭到了立宪民主派的示威抗议，可是，列宁领导的政府却对这一抗议进行了野蛮的镇压，很多立宪民主派成员不是被迫流亡，就是被当局捕杀。吸取了选举失败教训后的列宁，调忠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进入首都，决定通过“以武力更正票箱”的手段解散不受自己控制的立宪会议。多数与会代表反对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做法，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力胁迫下，立宪会议被驱散，引起了内战，战争结束后的苏俄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导下慢慢走上了一党专政的极权道路。在这个极权过程中，一方面，无一例外地产生了新的权势阶层，即既得利益群体。另一方面，由于奉行极权体制，以暴制暴，忽略民主法治建设，而共产主义又无法实现，自然就陷入了泥潭，走上了真正的极权路线，离曾经主张的自由与民主越来越远。当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做法跟近代独裁者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行为实在如出一辙，背离了早年的理想，在当时自然也遭受到了很多民主和社会主义者（包括高尔基、考茨基、孟什维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这些人）的谴责。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拳头更硬，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又由于历史常常为独裁者所歪曲，后来的人便在苏联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中了圈套，慢慢就误以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好代表。更加可悲的是，中了圈套的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将苏联错误的做法纷纷照搬实行在自己的国家里，以至于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时至今日，自由民主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跟当年少数人的民主差别很大，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已经掌握了实权，分权制衡也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选择，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障，而且也可以比较自由而全面发展，可这些成就都是当年马克思所没有料想到的。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错误所在，就应该重新回到西方自由民主这一套体制中，在结合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真正去践行自由民主的体制，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

六、国情特殊论

攻击自由民主的第六个理由是国情特殊论，这一点跟西化论有些相似。例如，建国初刘少奇同志曾说过，“说到选举，有些人就常常想到‘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这句老口号。毫无疑问，过去在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底下，提出这个口还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那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这个口号要是拿到今天新民民主主义政权底下要立即实行，对中国人民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还不完全适应的，因而也是不能完全采用的”。诚然，在当时情形下，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早期中共领导人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却也犯了一个给将来留下很大隐患的错误。当时中国人民的文化程度的确低，民主意识也不高，可这恰恰需要政府来引导，而不是以这个理由拖延了实行民主的进程。后来由于这一次的拖延，使得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一直比较落后，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文化上，中国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可是仍然有人打着“国情特殊论”的借口来反对在中国推行自由民主。对此，笔者不禁有疑问，为什么这些人既不说自由民主不适合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不说自由民主不适合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却唯独说不适合中国呢？暂且不论其用心是否正当，同样是地道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实行而大陆却不行呢？或许，有人又会拿出大陆经济文化水平低来作为理由，可是，我们试想下，难道今天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比1988年的台湾低吗？甚至难道还比1787年的美国低吗？除了经济外，在文化上，大陆已经经历了人类各种文化的洗礼，怎么可能还比几百年前的西方国家低呢？况且当局不是一直在宣传中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吗？可能又有人会说中国人多，难以操作，可是世界上并不只有中国人多，而且据说印度人口很有可能会超过中国，那人家印度不是照样将自由民主实行得比较成功吗？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呢？显然，各种关于“国情特殊论”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倘若非要整出个“国情”来，那些以“国情”来攻击自由民主的人或者利益群体便是最大的“国情”，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国情”的存在，才弄得中国社会处处充斥着官僚主义、腐败、特权、国富民穷、社会不公、身份歧视、潜规则、暗箱操作等等这些变态现象，此乃中国人最大不幸之根源。对此，笔者想起了当年中共和民主人士批判蒋介石一党专政时，国民政府马上弄出一个类似“国情特殊论”的“反普世价值”言论。可是，等中共掌控政权后，这一伎俩不仅同样被使用，而且还频频设置一些敏感词汇以钳制国人思想，这种行为实在可耻，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追求自由民主的宗旨。

自人类产生以来，不同群体、不同种类之间的交往便如影相随。在交往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什么交往会促进各自社会的发展呢？这是因为，无论哪个社会，也不管来自何方，只要属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这一种群，就必然会有很多相似之处，进而产生最基本的普遍的符合人类的价值追求，即普世价值。正是因为这些普世价值的存在，交往才有必要，联系才有意义，否则完全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无论是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还是大陆官方所提倡的当代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抑或二十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和“地球村”等普世性质的概念，都在不同程度地告诉世人：尽管人类生存形态千差万别，但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人类相互依存，有着一些基本的共同期盼和追求。现今世界，每个国家会由于种种原因，在具体的发展道路上可能会存在各种差异，可是在普世价值这一最基本问题上却一定是一样的。

自由民主体制，代表着人类最基本的政治诉求，无论哪个国家都是无法否认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倘若一意孤行，以各种自认为的特色来排斥人类最基本上的普世价值观，不仅阻碍本国的进步，而且还会威胁世界的和平发展，永远都不会得到历史的同情，最终只会被扫进垃圾堆。

七、总结

在中国，反对自由民主的理由可能不止上文所分析的六种，但是不管何种理由，只要仔细分析，都是不成立的，都是不合逻辑的所谓“中国逻辑”，都是很片面的，跟古往今来的专制政权的幌子没有多大区别。

其实，判断自由民主应不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关键既不在于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了历史潮流的这一事实，也不在于这种体制能够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强大，而主要却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迄今还没有哪一种体制能够像自由民主那样如此有利于每一个公民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需要先给自由民主体制的基本原则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对此，去年逝去的蔡定剑先生曾在《重论民主或为民主辩护》一文中作了很好的概括，此处就借来一用，其原文如下：

民主是一种管理体制。其中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这种负责是建立在定期举行的、全体公民自由参与的、公开和公正的选举基础上的；

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民主制避免使政府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手里，也避免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实行一定的分权和自治，地方政府也必须是对人民开放和对人民负责的；

民主政府充分尊重人民的选择，并在各个政府和非政府的层面上，只要涉及人民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由人民进行充分协商后再做出决定；

民主充分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民主政府首要的职能是依合法程序及平等的法律保护基本人权，保护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

民主政府遵循法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公民权利受司法的有效保护，为此需实行司法独立，独立的、职业化的法官可以自主地依法做出裁决；

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反映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公民有法律保障的平等表达意愿的机会，多元主义，政治过程是建立在众多交互重叠，自愿组织起来的、自治的私人团体之上的；

民主社会奉行宽容、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社会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即使是时常无法达成共识。

显然，这些原则没有哪一项不是从最大限度利于人民利益出发的，既保障了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又维护了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自由民主自产生以来，就是为了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只不过在早期由于各种原因，它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但却不能否认它这一根本目标。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自由民主已经具有了实现其目标的良好土壤，而这个时候人们就应该抓好机遇，让自由民主真正成为全体人民追求幸福权利的利器。

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在这种畸形社会形态下，很少可以看到具有独立人格与认知能力的个体。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中国人很多时候都对政治产生了误解，误以为政治永远只会是争权斗利的工具。今天，人们应该纠正这样的错误，因为在自由民主的指引下，政治完全有可能变成一件高尚的事情。纵观人类的政治制度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近代自由民主的国家中，的确有一些值得歌颂的政治家，例如华盛顿、杰斐逊便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在他们手中，政治成为了人民追求幸福权利的神器。在让政治变得高尚的过程中，固然需要政治家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但更需要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让自由民主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生活的地方都是这个大社会的一部分，都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如果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只知道随波逐流，麻木于不公平不正义的行为，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变得黑暗，便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相反，倘若大多数人都敢于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斗争，哪怕不是揭竿而起，而只是默默的抗议与坚持，这个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美好。一旦我们追求美好的行为，引来了千万人同往，那么，中国的前途将会一片光明，政治自然就会成为一项高尚的荣誉性事业。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误以为政治只是少数人的事，跟他们没有关联，甚至产生了一种政治冷漠。实际上，这是很片面的认识，人都是社会中的人，只要他一离开私人活动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就必然会与政治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这就不奇怪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会做出“人是天生政治动物”的判断了。在中国，我们常常可以听说各种热门社会问题，诸如“物价上涨”、“房价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高铁事故”、“留守儿童”、“城乡二元制”、“贫富差距”、“就业与失业”等等这些问题，都与政治有很大关系，其根源基本上都在于目前中国政治体制问题。再例如，每天早上起床后，城镇居民都要用自来水洗漱，而在每个公民所缴纳的水费中有一部分就得上交给国家作为税收，因为中国政府的税收是通过将税收转移到商品价格中来收取的。举了这些例子，我们还能说政治跟自己没关系吗？相反正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政治跟自己没关系，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心态与行为，自然就为政府推行集权提供了条件，长期下去，社会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不要求每个人都能挺身而出，去努力担当这一社会大变革的责任，但至少应该能够分辨是非，给予那些民主斗士和民族的先知先觉者以鼓励与支持，唯此才无愧于作为一个公民。多一份呐喊，多一份身体力行，渐渐地，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才会更快成为巨大的潮流，中国的民主之路才会距离更近。

最后，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碰撞，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结果，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公民社会的形成。在时下中国的社会群体中，特别是80后90后，甚至接下来的2000后，这些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公民，受到传统影响越来越少，不断感受着现代文明的成果，注定会慢慢形成自主意识，对自由民主的需求，势必会慢慢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中国肯定会经历一场走向自由民主的大变动，只是笔者希望当局在这之前就能够有意识地进行稳步而有力的改革，否则那场变动势必又会给中国造成大的动荡，成本自然就变得比较高。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正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今天当局如果肯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实现先贤们的未竟之愿，否则他们倘若在天之灵，看到自己一生所为之努力建设的社会竟然换汤不换药，估计也会无尽悲愤。当然，中共可能也会顽固不灵，或者改革派由于抵挡不住既得利益群体的攻击而选择保持原状，但是这样下去，中共势必会在人民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潮流中垮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未来的出路是自由民主，这肯定会在若干年后成为事实，让我们一起去祝愿中国，希望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在未来成为人间的乐土。

（写于2011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