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村文化的考虑，在我看来还不够。如今，学界过多关注的是农村金融改革、乡村社会治理、土地流转、农村养老保障等问题。虽说这些问题与农村文化相比较起来，在社会稳定方面的确要显得似乎更为重要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乡村政治稳定不解决，基层政权合法性与权威性不得到保护，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农民与政府利益纠纷不能得到良好的协商···那么，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将无从谈起。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说，基于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所给农村带来的凝聚力与融合程度来看，农村文化的的确确又是保障农村发展的另外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
诚然，农村文化是伴随着农村社会而存在，而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村落日益消失，农村文化损失惨重。这是因为，我们一味的重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而过度忽略农村群众的精神归属与“乡土情怀”，这就会导致“何处是故乡”，“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一系列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李其名的《从乡村仪式到文化景观：洋蛇灯习俗的文化人类学解读》（江淮论坛，2012年3月，第153—157页）一文，通过分析洋蛇灯民俗活动从古老的乡村仪式向现代的文化景观嬗变的基础上，得出洋蛇灯习俗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其解决的是村庄身份认同问题，体现的是传统习俗与现代都市的协商过程。这就构成了农村社会的某种主文化完全是可以解决农村社会的“身份问题”（身份认同与身份焦虑）（“身份的焦虑”是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 ）在现代化社会中所提出的一个“我在他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他说，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潜藏着对自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而由此推导可以得出：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可以以农村文化为中介寻找到自己的归属，从而解决“精神的流浪化”。问题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将村庄的文化变得流离，变得残存。作为作家的冯骥才在前不久谈到，中国每天消失的村落有多少多少个。令人恐惧和不敢想象。没有村落为载体的农村文化，也会伴随着这样的转型与发展，走向灭亡。
我们不能忽视上述中所提出的这一简单而又直白的分析与解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的存在（农民身份的焦虑问题）将会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的村落文化流失，越老越多的被城市化的村民找不到一个归属。而只有消除“身份的焦虑”的中国村民与农村社会，才有可能保持多元与丰富的基层传统，农村社会的控制秩序（弱控制）才可能继续保持。而这恰好又是政府靠权力所不能完全达到的治理效果。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作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