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自利”对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厂商为了利润才生产和销售产品，这样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源，他们就必须在价格、质量、包装以及服务等方面让你满意；厂商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也就是说，各个厂商追求私利的欲望越强烈，那么他们为消费者所提供的服务就越周到，消费者从厂商的利己行为中也就可以获得越多的好处。
“损人利己”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意的，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附带地”损害了他人利益，如工厂生产污染环境等，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者说是客观上造成的；另一类则纯粹是人为的有意的，即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为自己谋利，如偷窃、以权谋私等，经济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行为”。损人利己行为的可恨之处就在于它增加了交易费用，导致了社会损失。举例来说，就是因为盗窃行为的存在，才使广大居民被迫购买财产保险、安装防盗门窗，把自己的住房修护得像个“监狱”。如果没有盗窃，这些费用就不会引起，社会也无须雇用警察、保安了。节省下的这笔钱完全可以用于更有益的投资。因此说，损人利己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值得我们痛恨和制止。
其实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自利”对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厂商为了利润才生产和销售产品，这样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源，他们就必须在价格、质量、包装以及服务等方面让你满意；厂商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也就是说，各个厂商追求私利的欲望越强烈，那么他们为消费者所提供的服务就越周到，消费者从厂商的利己行为中也就可以获得越多的好处。
理性经济人的存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现代经济对私有市场的信赖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他认为，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用亚当-斯密自己的话说：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饼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的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在另一段论述中，亚当-斯密则用“看不见的手”做比喻来说明个人利益如何给社会带来好处：
“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当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绝非单单出于“利己”之心，只有完善市场竞争体系并健全法律规范，才能使利己心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我们在保证以市场为主体的同时，还不断强调政府作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