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分子是一种对自己所属共同体进行反思活动的角色。反思构成了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为了实施反思，知识分子需要将自身与所属的共同体进行一定的区隔，形成“主体-客体”的意识关系。通过知识分子的反思，共同体实现了自我意识，从而也展露了自己存在论上的根据。

【关键词】反思 知识分子 共同体 自我意识

一

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或者应当是）超越于现实社会的。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知识分子”，不是指吃喝拉撒睡的知识分子个人，而是指作为特定角色的知识分子这一身份；“超脱”，也不是指彻底从现实社会中孤立出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指和流变不居的社会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据说起源于俄国。俄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在东方人的眼里，它是西方国家，而在西方人眼里，它又是东方国家；俄国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感到迷茫——尤其是那些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没有身份定位的人，就像没有家园的人一样，注定要承受更多的焦虑。在近代，俄国知识精英非常积极地学习西欧，然后又用西欧文明的眼光反观自己的祖国。这样一种用“他者”视角审视自我的思考机制，就成了俄国知识精英非常独特的生存方式。当然，用“他者”眼光审查自我，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伏尔泰的《波斯人札记》等等都浸透着这种思考方式，甚至现代西方“人类学”把这一思考机制当做自己的专业原则；然而，俄国近代的知识精英则是集体性地、生存性地这样做，由此缔造了一种特色鲜明的人格形象——知识分子。

利用“他者”的目光审视自我，意味着思考者本人必须进行自我流放，流放到日常现实的“彼岸”。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一个人一旦选择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角色，他就必须和普通感情、社会常识决裂，必须对自己进行边缘化，把自己置身于与日常思维、习惯性思维不同的一种思想位置上去。

知识分子必定要和普通生活、日常价值保持相当的距离。日常里重要的事件，让人兴高采烈的事件，让人哭天抹泪的事件，在他那里未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相应地，在知识分子那里具有重要性的事件，在日常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可能显得微不足道。知识分子所应用的思维方式、所持守的价值判准，往往是颇具历史深刻性却又未必具有现实重要性的。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源地包含着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选择去做一个知识分子，一方面，意味着要把自己从所属的群体中抛离出去，和自己的群体在思想上、情感上、甚至，某些时候，在一些具有紧迫现实利益的问题上，保持距离；另一方面，自己却要对整个群体、民族负起责任（account for）。常常看到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的政府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政府对群体和民族负责的方式是现实性地、就事论事地关照，而知识分子对群体和民族负责的方式则是历史性的、超越性地担当。或许，我们可以说，良好政府的负责方式犹如母爱，温馨而贴切，而知识分子的负责方式则犹如父爱，深沉而严厉，前者唱的是红脸，后者唱的是黑脸。知识分子的对自己民族的爱是一种大爱，但绝对不会是一种让人感到舒舒服服的爱。

二

选择做一个知识分子，注定了要把自己流放到社会共同体之外。但是，这种自我流放不是一种任性地离家出走，也不是一种赌气式地和自己的共同体闹别扭，更不是一种因为受到委屈了，要和自己的共同体断绝关系、将来有机会了伺机报仇。选择自我流放的知识分子生活，其实是选择一种反思的生活。

知识分子的自我流放本质上对自己共同体的反思。

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虽然是以“个体户”的方式经营着，但其实质却是一种公共角色。知识分子的反思不是对个人主体的反思，而是对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进行反思。总体上来说，知识分子的最终归属不是个体的私人经验，而是历史理性。

自我流放和反思在结构上是同构的，甚至可以说是等同的。

反思是把自我当做对象来思考，思考者和思考对象有明确的距离和差异性。思考者清醒地意识到，我所思考的对象是我本身，但现在，我要把它当做他者来思考；或者说，我要放弃我原来的、习惯了的思考方式，重新用某个别人，比如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敌人的思维方式来查看一下我自己到底是怎样的，探索一下自己客观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从小接受自己共同体的文化熏陶，不知不觉就培养起来了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我们会无意识地、不自觉地在社会生活中使用这些观念和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共同体文化价值的担纲者、承载者；或者说，我们本来就“是”（as）共同体文化价值本身。然而，反思却要求我们“不是”共同体文化价值，而“是”一个共同体文化价值的审视者、批判者和诠释者；我们要把我们惯常的那些价值见解、行为模式揪出来加以探看、审查，要把我们自己放在手术台上解剖。

知识分子的反思，本质上是一种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觉醒。经过知识分子这一公共角色的劳作，一个共同体明白了自己所处的位置、知道了自己的特征、也懂得了自己的优势和局限。至于说共同体内是少数人获得了觉醒、还是多数人获得了觉醒，这仅仅只是一个“量”的问题，在这里不具有重要性。

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过程，就是他的反思过程。我们刚刚提到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西欧文明的眼光来看待和反思自己的民族，这种立足于西欧文明立场的做法，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放逐。当他们剃掉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大胡子，脱掉俄罗斯本地人常穿的大袍子，把自己变成一个具有英格兰或法兰西绅士气派的人时，尤其是用西欧人的思维来审视自己民族时，他们实际上是把自己变成了俄罗斯民族的“他者”，或者把俄罗斯民族变成了自己的“他者”——尽管他们也同时意识到，俄罗斯就“是”他们，他们就“是”俄罗斯，他们深爱着他们的祖国，他们永远属于他们的祖国。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智慧，而是距离。或许，智慧只能因距离而产生。一个人与其思考对象拉不开距离，他很难获得关于对象的真正灼见，尤其当他的对象就是他自身，或者是他所本真归属的共同体时。

三

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共同体，就是由于它拥有一套定形的习俗、价值和思维方法。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人，基本上仅仅只是共同体文化价值的履践者、表达者；他们只是这些作为内在灵魂的文化价值的外在肢体。

要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nation）、或者一个具体的文化共同体，除了去阅读一些表达这个共同体精神的文化典籍之外，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去观察这些共同体成员的现实生活了。文化价值总是浸润在其成员的行为实践中，并且决定着这些成员的基本生活方式。

在共同体之内生活着的人们，总是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用来应付有限目的的追求。他们追求生活资料，追求功名，追去荣誉，追求爱情，追求幸福。 不管他们多么机灵，多么善于变通，但他们这些有限目的行为却总是自己共同体文化价值的外在展开而已，他们仅仅只是自己所属的价值文化的“工具”，或者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来说，是“刍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被自己所属的价值文化预先规定了的。

世俗的生活忙于去追求特定的目的，但这种追求行为本身，以及它所包含着的根本性的文化价值却很少被专门拿出来审视、思考。

知识分子的职能就是，忽略和悬置那些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某个个体的，而是把这些生活模式及其背后的价值文化抽离出来、进行观察和研究。

本来，对特定价值文化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展开方式，如思想史研究，文化学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等等，但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所展开的研究，还要比这些研究更深一个层次，它不是把这些文化价值当做一个现成的一般研究对象来看待，而是把它当做共同体的本质、命运和灵魂来研究。这也是一般社会科学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区别所在；一般社会科学学者在研究文化价值的时候，更多地是立足于它们的质料方面，也就是着力去关注要素结构、历史源流、社会效果等，而知识分子则是立足于它们的形式和本体，去关注这些价值文化的精神结构、生存样态和所指引着的终极价值。

知识分子对文化价值的关怀，其实是关怀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生存状态。他们所力图把握的，不是共同体内核的某些具体属性，而是共同体内核所归属的历史理性和终极命运。

知识分子的反思特质和边缘化地位，使得他们与中国历史上“入世的”、“经世济民”的儒家士大夫形成重要人格区别。知识分子不是特定文化道统的承担者或接续人，他们并不致力于直接发扬自己原本所属的文化价值，而是致力于从外在的立场理解它们，并认识它们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现代知识分子常常充当自己所属文化价值的批判者，他们以批判的方式使这些文化价值的本质展露。为此，我们可以说，尽管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形成于俄国近代，但其始祖，则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只是充当真理的“助产士”，或者说自己共同体的“牛虻”。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则是另外一种人格形象，他们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致力于某种特定文化道德的传续、“开新”。我们通过仔细辨别可以发现，传统士大夫们的活动，本质上是对特定价值文化进行一种具体实践语境中的应用性阐释、疏证和修补。中国古代的士人有“述而不作”的传统，所谓“述”，就是对特定价值文化在新语境下的阐发，而“作”——这是他们所不提倡的——是指转换思维方式、另立门户、重新建构价值规范。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士人的基本倾向是“崇古”，而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倾向是“疑古”，只不过这种“疑”不是一种彻底虚无化的“疑”，而是一种积极的反思、本质的追问。

四

反思必定是对自我对象的反思，没有对象的存在，反思就无法展开。反思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知识分子只能在既有的经验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工作。

为此，一个知识分子必定要熟知自己所属共同体的属性、状态和历史。这些属性、状态和历史是一种直接经验，也是共同体文化价值的外在展开——它们构成了反思的对象。

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应当成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体的现存状态和历史过程，隐藏着一种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论上的“存在”。这种“存在”潜在地在历史和日常现实之中，即在共同体的自我直接经验之中；知识分子只有透过这些直接经验，才能将潜在的“存在”展露出来，从而将共同体的本质命运揭示出来。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身份，不从事于历史经验的创造，也不从事于价值规范的建构，也不从事于实用技术的生产；这些活计都归属于大众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劳作范畴。这些初步的经验和劳作，构成了文明存在、发展的前提，构成了社会繁荣、富足的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的群众和专家，他们更多地将目光放在自己所从事的事务上、沉浸在劳作过程之中，他们在劳作过程是“忘我”的，即缺乏主体性意识和“存在”意识的。知识分子则是超脱出实践和劳作过程，把目光集中于共同体的集体经验活动本身——他们追问：共同体的经验活动表达着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体现着一种怎样的价值追求，蕴含着一种怎样的主体性认知。

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阐释历史和现实中所潜藏的历史规律、公共理性，阐明它们的本有的精神结构、揭示它们的“生存论”状况。

为此，历史虚无主义和漠然于现实生活的自我封闭的作风，是知识分子最应当忌讳的。

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运行状况构成了共同体存在经验。这些经验的展开，使共同体文化价值获得了特定的现实形态，使之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形式走向内容。历史和现实是共同体最鲜活的绽放，它包含着——不管是潜在的还是现实地——所有属于共同体的内涵，反思活动最终无法在范围上超越这些内容。只不过，无反思的认识活动只能把握一些质料性的方面、非本质的方面、也即是直接（immediate）方面，只有经由反思，才能把握那些形式性的、本质性，也即是中介同一（mediated identical）的方面。

我们可以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现实，知识分子通过对这些不自觉的创造活动展开反思，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本质。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一个问题，反思是一种在层次上超越于对象的活动，所谓反思的“超越”，是指超越经验层面那些直接的、有限的和非本质的东西，使反思主体与对象构成认识上的“主体-客体”结构关系。

知识分子常犯的形而上学独断论错误（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教条主义），主要就起源于他们的历史虚无主义作风和漠然于现实生活的闭门造车的做派。当反思缺乏对象时，反思必要就要堕落为玄想和虚构。

至此，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和边缘化，是为了与自己的思考对象形成必要的距离，从而形成中介同一的“主体-客体”认识关系，进而深刻地认识自己本来所属（/所是）的共同体的价值文化。

五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为共同体命运负责（account for）角色，它所展开的反思是一种自我反思，即共同体的自我觉醒。知识分子所实施的这种反思活动，是一种高端的意识活动，在意识发展史上，意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才达到这种水平。

我们从人类社会活动这个角度来阐释反思机制的演化历程。在农业时代，人们活动的对象主要是自己种植的农作物和饲养的牲畜，人们观察它们的生长习性、把握它们的生长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目光主要是投向了这些外在对象上面，极少反过来思考自身。为此，农业时代的人们或乡村里的人们，在情感上比较直接和淳朴，他们对主体本身的机制了解得比较少。

到了工商业时代，人们不仅仅只是跟外在的物品打交道，而是主要跟人打交道。在交换贸易的过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对象已经主要是人了；为了顺利地完成实现交换，人们需要充分地去了解他人，了解他人的习性、欲望、需求等等，从而满足其需求，最后实现交易。工商业时代，人们已经普遍把人当做认识对象了；但是这个阶段对人的研究，还只是把人当做自己之外的事物来研究。渐渐地，人们在认识、研究他人的过程发现，用以观察、揣摩他人的那些方法，其实也可以用来观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样，人们就进入到了自我认识、即反思的阶段了。

反思总是对自身的反思，也就是把自己当做对象来看待。这是意识的最高水平。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属的共同体进行的研究，就是一种自我反思。它在原理上与我们单个个体对自己私人经历的反思是一样的；只不过，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公共角色，它所实施的反思，是作为主体的共同体对共同体自身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