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至少三千年的政治文明史。在汉代，它就已经产生相当可观的政治经验了；汉代以后的各朝，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制度实践上，都有现成的、丰富的资源可以利用。[1]然而，1840年以来，中国的外在处境发生了范式变迁，原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变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国由传统时代的天朝上国，变成现代性背景下民族国家。对于晚清中国来说，这一转变是激烈的。时人所感受到的，恰如一个孩子被人从“摇篮”中揪起，扔到了陌生的野地里那般。

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程，就是传统中国在现代性处境中挣扎求生、自我重塑的历程。今日回顾，这段历程显得惊心动魄、纷繁复杂。然而，带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细细审视，我们又能够从中感受到相当的教训，汲取相当多的经验。当代中国依然处于现代性演进之中，诸多政治、法律的议题依然还需要审慎探索。重温近代历史中那些关键时刻，看看历史中人的忧思、关切和努力，亦算是一种“温故知新”、返本开宏。或许，前贤的智慧能给今日的我们提供某些启迪。

面对晚清局势，梁启超算是“先知先觉”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在康有为的熏陶教化下，对中国的状况、世界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知{1}（P.15-20）。梁启超以“立宪”作为处理时代问题的总纲领，在不同阶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本文集中审视梁启超在武昌起义期间（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的立宪努力，并力图通过这一透视，去进一步认知梁启超立宪思想的内涵。

武昌起义如一声惊雷，打破了晚清时代沉闷的政治局面，革命党人的势力正式挤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地带，由满族亲贵所主导的清政府面临根本危机，北洋势力蠢蠢欲动……作为立宪派核心人物的梁启超、康有为也深深感到局势之变已是天翻地覆。他们原来的筹划已经不敷应对了，必须调整方案，才能跟上高速旋转的时势涡旋。概括说来，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逊位这四个月的“非常政治”时刻中，[2]梁启超围绕立宪主题，根据形势变迁，策划并部分实施了三种政治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初期，他力图策动宫廷政变，拥护立宪阵营中的皇族亲贵载涛重组内阁、召开国会、抚慰革命党。随着形势变迁，此方案已不可行，梁启超于是策划第二个方案，发表以“虚君共和”为主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并以此为纲领，派出人马与北京、上海、山东、广东各大政治力量联络，意图向他们推广这一折中性方案，把清政府、革命党人和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纳入到“虚君共和”的道路上来。这一斡旋努力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梁启超于是又展开第三个方案，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接近，准备分别从政治军事与舆论两个方面共同遏制南方激进势力。

在四个月里，梁启超的三次筹划，都是以立宪为宗旨。他既不赞同清政府的保守顽固，又不支持革命党人的激进冒险。他所追求的乃是一种中庸之道。而此道的要义，在于寻求保守与变革的平衡。所保守者，是整体的政治秩序、国家领土和民族主权；所变革者，是政府体制、官民关系和国家在现代性语境中的生存能力。

梁启超一生中，直接经历的且具有宪制意义的政治时刻有四个，一是戊戌变法（1898），二是辛亥周旋（1911），三是组党辅袁（1912-1913），四是护国运动（1915-1916）。这四个时刻中的活动，都是他的立宪理念在具体社会政治语境中的展开。在这里，我们集中阐释他的“辛亥周旋”这一“立宪时刻”。

一、立宪的主旨：追求保守与变革的均衡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行至今日，大体上使中国获得了主权的巩固和领土的完整，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权力的核心地带。以今日的位置回看100多年前武昌起义时的历史，我们会感到，可能梁启超等立宪主义者，对当时中国的国际处境之理解，是同辈人中较为深刻的。

梁启超的立宪立场，既不同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因为这种守旧立场，只能耗散中国挣扎求生的契机，坐待灭亡；也不同于激进的南方革命派，因为革命派力图重新奠定政治基础，断裂式地再造政治体系。他所追求的，是保守与变革的平衡。恰恰是这种对政治的分寸感，体现出梁启超在理解中国处境时的高人一筹。

如果说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混杂着政治义理与帝王知遇的复杂元素——他的儒家圣人情怀使他很难在政治实践中摆脱“君为臣纲”的伦理意识，“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对他的赏识与重用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清王朝君统的情感忠诚。梁启超则没有这种传统伦理和个体情感层面的约束，他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激进共和，所持的理由都是国家公义层面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康有为是清王朝的忠臣，而梁启超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由于梁是在如此身份下反对激进主义的，所以他的理念就更值得我们细细追究。

概括说来，梁启超立宪思想的主旨，是追求保守与变革的均衡。接下来就有三个问题，第一，何以要“保守”，保守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何以要“变革”，“变革”的内容是什么？第三，保守与变革的均衡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它包含着哪些更深刻的内涵？下面对这三个问题展开细致分析。

（一）何以要“保守”，“保守”的内容是什么？

政治建构的方案与政治体的处境总是密切关联，处境构成了方案选择的制约性要素。在1840年之前，中国总体上处于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中国是“天下体系”的中心，是自足的东亚文明的核心。在这种条件下，历史上各朝在开国时一般不用特别关心中国之外的要素。哪怕偶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也可以在稳固政治根基之后，从容出军、北击夷狄，光复大漠，汉朝、唐朝、明朝在这点上表现得特别典型。中原文明对于边疆势力、化外势力，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为此，推翻旧朝、另立新朝，几乎就不怎么需要考虑中国之外的因素，外在环境对于中国来说，是安全和恒定的。[3]

然而，1840年以来，中国的外部处境发生变化，“世界体系”取代“天下体系”，中国已处于现代性潮流和欧美强权的压力之下了。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建构方案，就须充分考虑语境变迁这一要素了。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发生时，就充分阐释了由旧制骤然转向新制所蕴含的危险：

今各省军队皆变……政府请援兵于外国，以与革命新起之军战；革命军兵械不足，顾畏多方，又请兵于外国而酬于地；鹬蚌相争，终为外人受渔人之利而已……夫使若刘项、李窦、朱陈相争之世，甚至如洪、杨、韦、萧、冯、石相杀之时，皆无外国列强之窥视，譬如二夫搏斗，无论谁为胜负，不过楚人失弓，而楚人得弓，皆中国自主之，不足计也。今列强之军舰陆兵，凭轼观战，宁能待刘、项之数年相拒于荥阳、成皋，李窦之数年相持于洛口，朱陈之数年相持于长江耶？{2}（P.654-565）

武昌起义之时，恰是列强虎视、见缝插针之时。梁启超也多次表达过类似的忧虑，立宪主义者对这一处境显得非常敏锐。

梁启超在思考中国政治问题时，现代性的国际处境始终是一个关键要素。他深刻地意识到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在外部环境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对比一下，同是硕学鸿儒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对此问题就缺乏梁启超那样的敏感性。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信里写到：

清帝犹在，而蒙古已宣告独立，是虽存清帝之号，未足羁制蒙古也……本部之地大于日本七倍有余，日本尤足以自强，况中国本部乎？要之，兵强财盛，本部足以雄视世界……共和政体既就，蒙古必无恶感……俄人能运动蒙古人，汉人亦能运动蒙古，岂在持清帝之虚名以招致之乎？{3}（P.374）

对于弱国在强权时代的艰难处境和所面临的危险，一直处于在野状态、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革命党人，似乎缺乏真切的理解。

现代性潮流中列强环伺的险恶处境，是梁启超“保守”的根本理由。时势比人强，民主共和极美极佳，但价值优越是一回事，实践中能否达致又是一回事。那么，在梁启超立宪观念中，“保守”的内涵有哪些呢？细细分析，约有三个层面。其一，保障基本秩序不破裂。之所以要采用“虚君立宪”，在政治体系中延续君位，关键一点就在于君主的存在代表着基本秩序的存续。君主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凝聚力，是政治秩序的象征。“人心惟危”，保留此定心锤，就是在国民内心保留一种秩序感和安全感。其二，维持领土不分裂。一直到清代，中国才真正把西藏、蒙古与中央朝廷的关系稳固下来。这种关系又主要是依赖西藏、蒙古政治（宗教）领袖与清朝皇帝的君臣关系支撑的。[4]为此，维系君位，对于维护西藏与蒙古地区的领土安全有着深刻的意义。一旦皇纲解钮、皇位灭失，藏蒙地区与中央的关系就会在英国、俄国的窥伺下出现危机。其三，为议会民主政治的运转消除障碍。梁启超考察了墨西哥、拉美等总统共和制的状况后，看到了总统共和制在这些国家造成了无尽的兵争与混乱，就深刻意识到在后发国家中贸然展开共和政治所存在的风险。由于共和政治的规矩还没有树立和巩固起来，一旦没有了君主这一秩序象征，政客之间争心大起，会为了总统之位诉诸一切手段，以丛林法则的形式展开竞争。如果能保留君主并虚之，则在总体秩序之下，政治竞争限于国会的层次，人性中的那种极端欲望就会有所节制，就不会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民主政治也容易走上轨道。

（二）何以要“变革”，“变革”的内容是什么？

革新政体、通达官民、救亡图存，一直是梁启超努力的目标。然而，自戊戌变法以来，晚清政局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但每一次变化，都没能使政治危机缓解。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年轻的载沣监国摄政，成为清政府实质上的最高掌权人。载沣掌权后，进一步加强所谓中央集权，将“预备立宪”中“大权统于朝廷”的理念在人事问题上付诸实施。[5]细细看去，晚清的中央政府权威流失，加强中央集权的思路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缺乏政治智慧的载沣，却将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过程变成了排斥汉族政治势力、强化满族亲贵势力的自我狭隘化过程。中央集权的强化需要夯实中央权威，但载沣的人事布置却使得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1911年“皇族内阁”的出现，使清政府彻底变成一个势单力孤的满族亲贵政府。[6]

梁启超对此看在眼里，心中的失望与愤怒不可言表。他在武昌起义期间发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写道：“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自甘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之较者。而无如始终不悟，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4}（P.27-46）亲贵集团这种颟顸自私、坐待国亡的蠢行，使梁启超求变之心，愈加激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相当程度上把它视为一个政治革新的契机，期望借武昌起义的压力，策划宫廷政变，力图使亲贵集团中的开明分子载涛出任总理、重组内阁、召开国会，并诛杀引起南方激变的盛宣怀以安抚革命势力，进而将革命危机扭转为立宪契机。

细究梁启超立宪思想中的“变革”，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更为深邃的内涵。比较而言，南方革命党人的政治变革，受民族情感驱动，它内核里是一场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变革；而梁启超的政治变革，是以政治实效为主，是一场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变革。政治民主化偏重于价值理念，政治现代化偏重于功利实效，二者构成了革命党人与立宪主义者之间微妙而重要的差别。

回看历史，革命党人几乎是从体制外兴起的力量，他们在理解政治问题时，更多受西方价值理念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先验价值气息。康有为在这点上就看得很准，说革命党人“动于情感而缺乏通识”{2}（P.611-659）。其实，如果我们放眼历史，会发现一个问题，从体制外兴起的革命力量，很多都是感动于某种理念而起来行动的。这些革命者由于没有体制内的经验，摸不准现实中的内在理路，他们就只能依赖理论逻辑或自发情感。当革命党人诉诸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共和主义时，立宪派的人士会觉得他们不懂政治，抓不到问题的实质，仅是凭着一腔热血在盲动。梁启超等立宪主义者，绝大多数都拥有体制内的相关经验，更重要的，他们属于传统士大夫阶层，对于古代中国政治经验有相当程度的继受。这些因素，使他们在思考问题时比较老辣，能够懂得什么是核心问题，什么是国家利益的关节所在。在行为过程中，他们就会比较务实，能够以最大政治实效作为思考的出发点。[7] 恰恰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得梁启超对满汉问题、国体问题不那么在乎。“皇族内阁”出现以后，舆论一片哗然，但梁启超不以为意，所筹划的新内阁依然是以载涛为总理的新版“皇族内阁”。

从总体谱系来说，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都追求现代政治，但革命党人却不自觉地以现代价值理念为出发点，而立宪派则从政治实效出发采择现代性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现代性在革命党人那里是本体性的，在立宪派这里却只是工具性的。这一差异，非常值得我们辨析。

（三）变革与保守的平衡意味着什么？

近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契约论，多是从个体权利与自由出发思考政府与政治秩序。个体是绝对的出发点，政府与权力是维持个体间和平与安全的“必要的恶”。这是一种逻各斯化的、线性化的思维方式，在其中，个体的自由是因，政府的存在是果。这样的一种思维，对于驯化权力来说，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近代政治文明成果，大半出于这种思维的规训。然而，这种思维如果固化，则容易在实践中丧失现实洞察力，丧失一种政治实践的智慧。革命党人对于总体政治秩序、国家领土完整的漠视，相当程度上是由这种政治学逻辑导致的。因为，在这种逻辑中，政治秩序与国家领土不是基础性问题，它们在价值位阶上次于民主、自由。[8]

梁启超等立宪派则有另一番视野。他们大多熟读儒家经典，具有那种从官到民、从秩序到个体、从上到下的视域方向。当他们接触西方政治理论时，一方面会认同这些理论中的权利、民主要素，另一方面又有机会细致审视其中的逻辑。梁启超一度非常赞赏卢梭，但稍稍回过神来之后，就发现卢梭的理论会导致秩序的大破坏，进而又远离了卢梭。总体看去，这些主要来自于士大夫阶层的立宪派人士，他们对于皇权与民权、秩序与自由、国家与社会、权威与民主等范畴的把握，有很恰当的分寸感。他们不是从某种单一逻辑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从整体格局出发考虑问题。这是一种中庸之道，其间包含着整体性视域，包含着处理各种矛盾要素时的平衡感。所谓变革与保守的平衡，究其实质，就是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政权与民权的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平衡。

由于这个原因，梁启超一方面要和清政府里的顽固势力斗争，策划着要推翻旧的“皇族内阁”，重塑政府体系；另一方面要和激进的南方革命党人斗争，遏制激进主义，避免秩序的总破裂与国家领土的分崩离析。保守与变革的平衡是一种政治实践中的智慧，在梁启超的立宪理念和各个阶段的立宪实践中，都贯穿着这一智慧。

阐述完立宪的主旨与内涵之后，我们就具体来重温和理解梁启超在武昌起义期间策划实施的三个立宪方案。

二、筹划宫廷政变、召开国会

武昌起义的爆发，对于梁启超来说，福兮祸兮，尚未可知。但是，一贯善于权变的梁启超，决定在乱局中寻找立宪契机。于是，就有了关于策动宫廷政变、拥戴载涛、召开国会的筹划。

事情的原委，得从“皇族内阁”事件说起。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并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组织了满清贵族占多数的内阁。这一内阁布置，引起舆论大哗。[9]梁启超和立宪派对清政府失望至极。在这种情况下，武昌起义事件，对于梁启超来说，一则以忧，一则以喜。所忧者在于，武昌起义有可能导致国家秩序破裂，使既有政治权威彻底瓦解，进而内乱外患，一起涌来；所喜者在于，武昌起义为沉闷的政治局面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酝酿着迈向立宪政治的机会。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以尽人事而知天命的态度，决定有所作为。

他的第一项方案是策划宫廷政变。在书信中，他阐释了政变的具体安排：

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今日所欲办之事，则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召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极言今日时势不容内争。令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此次叛军非由中山主动，不纯然为种族革命。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若其不从，则举国人心暂归于平和党，彼无能为力矣。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3}（P.361）。

细致归纳，这个方案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改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皇族内阁”，拥立载涛为总理，组织新内阁；（2）召集国会；（3）与起义军和解；（4）诛杀引起民愤的盛宣怀、废除满族政治特权、皇帝改汉姓，以缓和民族矛盾。

这四项措施中，后两项为应付局面的技术性办法，前两项关乎梁启超一以贯之的立宪努力。我们就集中阐释前两项内容。

现象之下，往往包含某些实质性的东西。我们首先来透视新内阁构想中包含的民族观念。

在晚清政治中，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革命党人的眼里，以及相当多的立宪派人士眼里，与异族统治密切相关。为此，“驱除鞑虏”、推翻满清皇室的统治，就被视为政治演进的一项关键内容。对于异族统治局面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梁启超也一度非常愤慨。他在不同时间段，均痛陈历史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皇族原罪，也对现实中皇族的颟顸自私深恶痛绝。然而，审慎的理智最终还是压过了情感上的激愤。当他意识到君主问题与国家秩序、政治改良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时，他把满汉民族问题放到了一个次要位置上。

“皇族内阁”出现之后，整个立宪派对朝廷的行径极其失望。但是，在这种氛围中，梁启超在构想政变方案时，还是拥立满族贵戚载涛任总理。这是一个新版的“皇族内阁”。载涛在这个时刻拥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满族贵戚，另一重是立宪党的同路人。前者涉及民族问题，后者涉及政治理念问题。若是依当时浓厚的反满氛围，则不应该推重载涛；但如果依当事主体的政治观念，载涛则是立宪派最合适的人选。在当时的语境下，梁启超和康有为等立宪派还有另外一项选择，就是拥立汉族实权派领袖袁世凯出任总理。不管是从当时的民族主义氛围来看，还是从方案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看，选择袁世凯显然比选择载涛更具有可行性。但问题在于，立宪派不信任袁世凯的政治品格，对袁世凯是否认同立宪政治没有信心。康有为在武昌起义之后，第一个要防范的就是袁世凯，他说：

所幸武汉之事，出自将军黎元洪，而汤化龙参之，皆士夫也，或可改为政治革命。又适有机会，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亲贵，欲胁以改政府，即以资政院（为）国会，并合十八省谘议局为议员，且罢征讨军令，往抚之。已发要人数四，入北运动。若不得，则欲募壮士数百为之，否则土头（袁世凯）亦必自专，亦无我等回翔地矣。[10]在这里，政治理念是原则问题，民族身份是权变问题；优先选择载涛，实质是优先考虑政治理念。

儒家传统中一直有华夷之辨、文野之别的意识架构。华夏代表文明，夷狄代表野蛮，但二者区分的标准，有时依据身份血缘，有时则依据文化内容。西晋时期，八王之乱，士族纷纷南迁，时人认为，江北处在少数民族统治下，性质上属于夷狄。可是，有人探访北方之后，却发现北方虽然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但文明程度却很高，“衣冠人物、尽在中原”。这个历史公案，算是儒家文化中以文化内容来处理“文野之别”问题的一个典型。在晚清，梁启超等人认识了欧美的现代文教制度之后，经常感慨，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已在域外得到了实现。他们此时已经开始以文化内容来理解文明和野蛮问题了，已经不再把欧美人看做蛮夷了。经过这样的一种思想洗礼，再回视国内，他们对于革命党激烈鼓吹的“驱除鞑虏”、过分强调民族身份的做法，已经不那么以为然了。梁启超曾创制了一个包含境内各民族的综合性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之后产生的，它意味着梁启超在思考国内政治问题时，已经具有了相当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这种开放观念之下，所谓满汉问题，已经不属于政治现代化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了，而只是某种次要层面的问题。有时需要去关切它，比如皇帝改汉姓等，但只不过是为了应付一时舆论潮流而已。

我们再来分析“召集国会”与立宪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梁启超的这个立宪构想中，改组内阁只是表层目标，召集国会才是根本所在。国会是立宪体制的关键，是改造旧政府的中心环节。在原有帝制权力结构中，皇帝是权力核心。摄政王载沣通过行使皇权，建立了内阁班子，形成令人失望的“皇族内阁”。但是，在梁启超的眼里，哪怕载沣组织的是以汉人为主要成员的开明内阁，事情也并不令人乐观。因为，旧有的皇权结构并没有变化。

权力的中心在哪里，这关系到政体类型的差异。当权力中心在君主时，它就是传统的皇帝官僚制，当权力中心在国会时，它就属于梁启超孜孜追求的立宪政治。为此，是否召开国会，意味着政体是否有了实质变化。英国是立宪改良的典型范例，在它几百年的政治发展史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权力中心逐渐由君主移向国会。君主的权力慢慢减小，国会的权力慢慢增大，一直到君主变成单纯的国家象征为止。这一权力转移过程，也是君权缩小、民权扩大、民主增长的过程。通过民权和民主的发展，政治愈加开明、社会愈加繁荣自由、国家愈加富强文明。[11]梁启超深谙这一政治发展之道。传统儒家思想中官民通达、言路开放、选贤与能的理念，在国会制度中找到了具体的实施路径。

我们细细考察梁启超关于国会的阐释，发现他对于国会的组织、国会与内阁的关系、国会的运转等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张。比如：到底是采用一院制还是采用两院制，内阁对国会的责任形式应该怎么界定，他的阐释显得前后不一。然而，去掉这些表面的差异，我们还是能发现他的一个基本主线，即通过国会这一机关来转移君主权力，使政治结构朝着民主化、开明化方向演进。在这个具体的立宪方案中，梁启超期望在南北双方对峙的时刻，先下手为强。通过政变，改组内阁，将资政院和地方谘议局改造成为临时国会，由其掌权。从而一方面和革命党人争抢政治发展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借由国会平台，来容纳南方政治势力。国会在整个立宪构想中，成了主轴性的政治设施。

两千多年前，孔子和孟子怀揣儒家政治理念，周游列国以求落实理想、改进现实政治。他们的心性和行为塑造了“士”这一个阶级。[12]两千年后，我们细细体味，梁启超对立宪政治的追求和当年的孔孟有相当类似的地方。梁启超本人，虽然经过近代西学的洗礼，但实质上还是一个士大夫。他把立宪理念当做那个变革时代的救世药方，半生倚道而行。他认定国会是政治发展中的关键，就用尽一切努力把现实政治朝这个方向拉……1912年，清帝逊位，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南方参议院的选举，袁世凯成为总统，实施议会内阁制，梁启超积极参与，但等到1913年袁世凯取消国民党、解散议会时，梁启超也变得意兴阑珊了，和袁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3}（P.442）。

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载涛为总理、召集国会这一整体构想，是梁启超立足于清王室内部力量的一次立宪努力，它在性质上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有些类似，都是想扶持当权集团中的开明力量，从而实现政治革新。只不过，这一个构想，在制度结构上比“戊戌变法”更加接近立宪理念。为此，梁启超专门从日本回国，到大连、奉天等地活动。但政治形式瞬息万变，安置在清政府内部的立宪党人被袁世凯清除，宫廷政变的计划无法顺利推进，整个构想失去了现实可能性。梁启超又返回日本。

根据新的政治形势，梁启超迅速展开了第二个立宪方案，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同时派人向各方推广“虚君共和”的方案，意图把清王室、袁世凯、南方革命党和各地方政治势力纳入到一个共同政治架构中。

三、推广“虚君共和”，斡旋南北各方

政治实践需要具有高超的战略能力。某些时候，需要从内部某一层面入手。另外一些时候，则需要调整思维，从整体局面入手。如果说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载涛属于第一种情况，那么推广“虚君共和”，则属于第二种情况。梁启超归国未遂，回到日本后，即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作为政治纲领，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政体结构两个问题展开阐释，有倾向性地抛出“单一制”和“虚君共和”的方案。同时，派出得力人士向北方的袁世凯、南方的宋教仁、章太炎，以及山东、广东地方军政大员游说，力图以“虚君共和”方案争取各方的妥协与合作。

《新中国建设问题》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以“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之问题”名之，下篇以“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问题”名之。关于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即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梁启超列举分析了主张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各自理由，最后有倾向性地指出：

吾国今日所要求者，首在得一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今采联邦制，若能用德国式，则此愿诚易偿。然时势既不许尔尔；若用美国式，则无论若何，而于强固统一之程度，总有所不慊。吾所以始终不能释然于联邦制者以此。今所最当熟审者，则今日之中国，是否必须经过联邦之一阶级乃能进于单一。此则须俟全国俊杰之公判，非不佞所能臆断也{4}（P.27-46）。

关于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即政体结构问题，梁启超所花笔墨较多。先是分析了古今中外各种政体形式的优劣得失，最后强调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他写到：

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此制滥觞英国，全由习惯积渐而成……有一世袭君主称尊号于兆民之上，与专制君主国无异也。而政无大小，皆出自内阁；内阁则必须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异者，则戴一世袭之大爵主为装饰品，国民待以殊礼，且岁贡皇室费若干以豢养之而已。夫欧人果何取乎此装饰品而全国人屈己以礼之，且出血汗金钱以豢之也？以其可以杜内争而定民志也。{4}（P.27-46）

这种体制能否落实于中国？梁启超欲说还休。他首先把怎样落实这一体制的路径给大体叙述了，包括君主改姓、首都南迁等。

依比利时挪威等国迎立异邦君主使宣誓入籍然后即位之例，但使现皇室能改从汉姓，我国民或许其尸此虚位乎。夫昔代既有行之者矣；北魏孝文帝之改拓跋为元氏是也；更有进者，则宪法中规定册立皇后，必选汉族名媛，则数传之后，血统亦既丕变矣。吾以为苟用此法，则以视糜千万人之血，以争此土木偶之虚君较为得计。又所谓宪法十九信条者，今已誓庙公布，若能永见实行，则虚君共和基础确立，吾民诚不必争此虚位，然事定之后，旧朝岂肯长此退让，不谋所以恢复其权力乎？此尽人所不能无疑也。窃以为若万不得已而戴旧朝以行虚君共和制，则迁都实为一重要之条件。诚能南迁，则民权之确立，孰可期矣。且京师久为首恶之区，非离却之，则政治之改革，终未由奏效也。然此事果能办到乎？即能办到，而吾国民遂能踌躇满志乎？吾尽不敢言{4}（P.27-46）。

然后，话锋一转，又把清王室痛切批判了一番：

呜呼，吾中国之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令此事殆成绝望，怡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悟，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期偷活，而既晚矣{4}（P.27-46）。

以前，我曾把这篇文章当做一般政论文来读，发现它和梁启超一贯文风很不相同。梁启超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属于那种知一能言十的人；只要若有所感，他就能把意思说得酣畅淋漓。凭他的叙事技能，如果愿意，强辩足可饰非；对于答疑解难，他顺手拈来，经常一个问题可以提出多个对策。可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却显得重分析而不重判断，似乎只用五六分力气说话。直到了解了这篇文章的历史语境和性质后，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政论文章，而是向南北敌对各方推广“虚君共和”体制的政治方案。梁启超力图在分析阐释过程中关照到矛盾各方的立场，并促使他们能接受这一开诚布公而又有所倾向的方案{3}（P.369）。

在这一方案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梁启超倾向于单一制，除了单一制与“强大政府”相关联这一因素外，梁启超可能还有更现实的担忧：在南北对峙、各省宣布独立的状况下，联邦制可能会导致中国分裂。方案的重心在于政体形态，梁启超倾向于“虚君共和”，主要理由在于这一体制可以在总体秩序不破裂的情况下进入到立宪政制中来，并且，虚位君主有“定民志而杜内争”的功能。

发布了这一纲领之后，梁启超派出自己阵营的人士，分别到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进行游说，以推广“虚君共和”方案、谋求敌对各方能够在此基础上妥协合作。然而，情况并不理想。袁世凯虚与委蛇，革命党人冷淡消极，地方政治势力骑墙观望。

罗瘿公是梁启超派到北京与袁世凯接洽的人。他在给梁启超的报告中描述了袁世凯的态度：

外人揣测，谓袁将为总统。昨见袁时，气度极其闲暇，言下似甚有把握，不知其心如何……{3}（P.370）

袁世凯此时，已被载沣任命为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实权。到底是采用君主立宪，还是采用民主共和，由于博弈的形势瞬息万变，他自己也一时无法决断。对于梁启超的提议，只能是含糊虚应着。

盛先觉是梁启超派到上海、南京与革命党接洽的人。他的报告中写到：

午后访章太炎，托词事繁不见，仅以书答……“清帝犹在，而蒙古已宣告独立，是虽存清帝之号，未足羁制蒙古也……本部之地大于日本七倍有余，日本尤足以自强，况中国本部乎？要之，兵强财盛，本部足以雄视世界……共和政体既就，蒙古必无恶感……俄人能运动蒙古人，汉人亦能运动蒙古，岂在持清帝之虚名以招致之乎？”{3}（P.374）

除了章太炎，盛先觉还三访宋教仁，均“不遇”。革命党人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下活动，“驱除鞑虏”是其核心政治目标；对于梁启超提出的“虚君共和”方案，态度非常冷漠。

搜集南北双方和谈信息的蓝公武、在山东活动的章汉章、谭奎昌，在广东活动的麦孺博，均没有带来积极消息{3}（P.374-384）。

事实上，武昌起义期间的博弈和较量，主要是兵与权的较量。南方革命党有自己的政治蓝图，北方的袁世凯也有自己的盘算。双方都希望以自己的方案来收拾局面。没有独立军事力量和独立政治力量的立宪派，在整个博弈格局中只能是边缘性的第三方。在这个时候，除了梁启超的“虚君共和”方案，南北双方也有自己比较完整的方案。南方革命党人所追求的是民主共和体制，他们期望通过颁布宪法，确立革命法统，实施民主共和政治，并将北洋的袁世凯势力纳入到革命法统和民主共和政制之下。而北方的袁世凯，一度在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犹豫。如果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南方的妥协其实就是向北方投诚，直接将自己置于满清法统之下；如果北方要采取民主共和体制，袁世凯则筹划着由清帝逊位，将主权禅让于北洋主导的民主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政府的法统奠基于清帝禅让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讲，梁启超的方案，显然令双方都不满意。南北双方争法统、争政体形式，而梁启超则完全站在超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没有真正照应到南北双方的利益焦点。南北双方后来虽然一度达成妥协，但双方法统之争依然存在着。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是在革命法统的基础上，由南京参议院选举而成为总统的；而袁世凯则认为自己的总统是建立在清帝禅让主权的基础上的，南方革命政府只是被吸纳进北方法统中来。革命党人与北洋力量在1913年决裂，决裂的原因有多种，但法统之争、政体形式之争，是其中关键。[13]

在这一个立宪的展开过程中，梁启超等立宪派的性质暴露得比较彻底。立宪派人士多是从士大夫阶层演化而来，他们在思想气质和行为模式上，与古代士大夫颇为类似。古代士人不事生产、不营造独立的势力团伙，而是靠着从圣贤书中获得的知识，通过与政治权力的合作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士人阶层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基础，他们必须依附在某种政治经济力量上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立宪派人士，总体上属于士人范畴。在南方的革命党和北洋集团面前，他们的社会政治根基最浅，一旦政治博弈进入到以力相争的阶段，像立宪派这样的“第三势力”就会显得飘渺无依。

历史经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复，武昌起义期间飘零于南北双方之间的立宪派，和30多年后夹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民主党派，处境非常类似。更为直接关联的是，民主党派中诸多骨干力量，比如张君劢、张东荪、梁漱溟等，某种程度上就是梁启超的弟子。这种以知识和理念为立身之道的士人知识分子，只有在和平时期，他们的知识和理念才能有较多的发挥余地，才有较多的机会嵌入到社会政治中去。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立宪之道算是一种中庸之道，此道中人的命运沉浮，与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性历程密切相关。今日重温这类问题，似乎并不过时。

四、与袁世凯接近，共同遏制激进主义

在第一个立宪方案中，袁世凯是立宪派人士主要的防范对象；在第二个方案中，袁世凯已成为立宪派拉拢斡旋的一方。随着情势的变迁，梁启超在展开第二个方案时，同时也在筹划第三个方案，着手与袁世凯合作，一起遏制南方激进力量。

第三个方案的启动契机，源于袁世凯对梁启超的笼络。袁世凯出任总理后，重组内阁，将梁启超任命为法律副大臣，并连连修书促其就任。

梁卓如兄鉴：……国势土崩，人心瓦解，凯起衰病，安任巨艰？延命公推，艰辞弗获。亟盼账哲，入危救亡。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简命既下，中外欢腾。务祈念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即日脂车北上，商定大计，同扶宗邦{3}（P.367）。

梁启超再辞，袁世凯再邀：

卓如仁兄大人阁下：……十余年来，执事含忠吐谟，奔走海外，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每读所著文字，未尝不拊掌神往也……命日之下，中外欢腾。执事热心匡时，万流仰镜，现值国事羹沸之际，民生涂炭之秋，必不忍独善其身，高蹈远引，不思同舟之急难，坐视大厦之就倾……{3}（P.367）

袁世凯对梁启超的笼络，虽然没有使他出任法律副大臣之职，但也使之下定与袁进行外部合作、共同对抗南方革命党人的决心。梁启超回信袁世凯时，阐释了外部合作的原则、原因和途径：

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激进派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项城坐镇其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激进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而鄙人自以此为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翼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法律副大臣）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地位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3}（P.370-371）。

这封回信简要阐述了二者合作的纲领。细究之，它的内涵有三个层次：第一，梁在君主立宪的立场上与袁世凯合作；第二，合作的目的是共同遏制南方激进势力；第三，梁通过政府外舆论引导的方式配合袁世凯。

在此时期，虽然袁世凯对于梁启超推广的“虚君共和”方案暧昧含糊、虚与委蛇，但较之革命党人的冷淡拒绝，情况要好得多。为此，选择与袁接近，一方面遏制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努力把袁留在君主立宪的轨道上，就成了梁启超自然而然的选择了。

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除了在政治纲领上反对革命党人，在精神气质和实际政治能力上，也不看好他们。康有为曾分析过革命派的心理状况和认知状况。

夫汹汹发愤之士，多热心之才杰，痛中国之沦亡，而思救焚拯溺于一线者也。夫能破家沉族，断腔膏血，犯万死不顾一生，以救中国，虽违命于旧朝，岂可不取。然实举五千年文明之中国，完全无恙者，而破坏沉埋之，举四万万之同胞安平乐寿者，而大半焚溺之，岂其本愿哉？……一则易煽动于感情也，一则无通达之深识也{2}（P.658）。

1912年，袁世凯已任临时大总统，梁启超在给袁的信中，进一步分析了革命党人的状况，他认为：

旧革命派……其纯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消涨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于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败劣，不足为梗也{3}（P.401-402）。

近代西方兴起的宪政体系，宪法制度作为公共平台，各种政治力量依据宪法规则，在公共平台上展开博弈。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宪制体系是“营盘”，彼此竞争着的政治力量是来来往往的“兵”。宪政体制与各种政党力量，相当程度上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形式”是结构、是平台；而“质料”是支撑结构的内容、游走于平台之上的鲜活的力量。缺乏了“形式”，“质料”则无归宿；缺乏了“质料”，“形式”则空洞抽象。对于宪法规则和现实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已经了解得非常透彻。他通过考察比较英国、美国、法国和墨西哥等国的政治体制和宪政历史，深刻意识到要构建起一套各种政治力量都能遵守的公共政治规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没有政治共识的情况下贸然打破旧的秩序，往往会导致长时间的内战与纷争。革命党人有自己的宪法理念，也有系统的政制构想，梁启超对这些东西都不怀疑。他怀疑的地方在于，革命党人是否有能力把他们的宪法理念与政治构想付诸实践。细细追究，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在宪政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之处不在于宪政制度本身，而在于如何走向宪政轨道这一实践层次上。梁启超认为，打破现有秩序、构建新的宪政秩序，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和付出沉重的代价；而革命党人则认为，只要推翻满清这一腐败政府，他们就能顺利实施自己的政治构想，建立起健康的民主共和制度来。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都以政治现代性为追求的立宪派和革命党，在宪政落实难易程度的判断上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双方的分歧难以弥合。

革命党人浪漫、天真、低估了问题的难度，使梁启超在没有其他道路的时候，宁可选择北洋集团和旧官僚集团。这些旧势力，虽然没有多少现代理念，但他们至少还有实践智慧和实践能力，如果善加引导，也可以在新体制内发挥作用。这种判断，使梁启超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间，一步步走近后者。

在这个立宪努力的方案中，我们可以透视出梁启超的原则与权变。孟子曾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信念的贯彻，需要不断调整行为方式。当袁世凯邀请梁启超入阁时，梁可能面临三种选择，一种是直接加入袁的内阁，成为北洋集团中的一员；第二种是外部合作，从舆论上配合袁，共同对付南方的革命党人；第三种是完全不回应袁的邀请。如果采用第一种合作方式，梁则成为北洋集团内部的一个成员，如其在信中所说，会丧失掉自己的独立地位，进而丧失掉舆论发言权。这对于梁启超来说，不仅仅是舍弃话语权，更隐含着偏离君主立宪理念的危险。如果采用第二种合作方式，则能够保障自身的独立位置，进而保障自己始终倚道而行。如果采用第三种处理办法，则会使立宪派被政治形势边缘化，被挤出政治博弈的核心地带。梁启超权衡各种路径的利弊得失，选择了与袁世凯进行外部合作。中国传统士大夫有“以道事君”的精神结构和行为逻辑，梁启超在这个立宪方案中，基本上贯彻了“以道事人”的原则。

梁启超曾设想了这次合作的积极场面：

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如蛇蝎，渴思所以治之。其时，则我辈主义或伸之时也……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所为文已成者已不少，惟当分先后，择时而布之……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者近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补救，固不可，然非与项城分劳勠力，则亦无能为役也{3}（P.371）。

然而，时局的变化，却并未朝着君主立宪的路子发展。在拉拢梁启超的同时，袁世凯已经与南方革命党人展开谈判。南方革命党人许诺，只要袁世凯促使清帝退位，终结君主制，南方参议院则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接受了革命党人的条件，随后用种种政治手腕逼迫清帝退位，进而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君主时代自此结束，共和时代自此开始。以中国政治改良自任的梁启超，也因势而移，放弃原有的“君主立宪”立场，开始在民主共和的框架下展开政治改良的努力了。

历史故事，嚼之思之，余味无穷。

昔之英雄，奔走斡旋，音容未远。

【注释】作者简介：周睿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经验的阐释，可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章：“大一统政府之创建”第113-128页；第8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131-152页；第23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政治机构”第392-399页。

[2]高全喜先生专门用“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这两个概念解释宪制变迁问题，参见高全喜：“‘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3]基辛格从世界秩序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古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与当今东亚秩序之间的异同，参见[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6章“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第275-304页。

[4]外蒙王公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曾致信梁启超，邀请梁回国救难。信中写到：先皇下诏立宪，今上颁布信条，既为立宪之君，当食立政之报。民军主张共和，排斥君位，欺人孤寡，攘夺非分，稍有人心，能不发指？公倡议保皇，热心祖国，内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请公等速归，共筹匡济之策，亟谋对待之方，失今不图，悔其何及？扶冲主而慰先皇，惟公是赖。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5]相关历史细节，参见徐爽：《旧王朝与新制度》第7章，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176页。

[6]张朋园细致梳理了晚清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态，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3页。

[7]孟子曾阐释过政治官僚阶层的问题，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所谓世臣，就是政治世家、以政治为业的官僚阶层。参见孟子：《孟子》“梁惠王•下”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

[8] 福山在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中，曾细致分析了主权、国家能力、自由、政府责任这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部分：“国家建设”第96-225页；第三部分：“法治”第241-299页；第四部分：“负责制政府”第315-413页。

[9]这一内阁组成人员状况如是：总理大臣奕劻（满），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满），度支大臣载泽（满），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满），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大臣溥伦（满），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满）。

[10]康有为给徐君勉的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

[11]约翰•密尔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系统阐释，参见[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52页。

[12]陶希圣从阶级的角度分析了汉代以前“士”的行为模式，参见陶希圣：《辩士与游侠》，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36-61页。

[13]高全喜先生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详细阐释，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43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三十自述”，载《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2}康有为：“救亡论”，载《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期刊名称】《政法论坛》【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