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周，一位好友从国内返回东京，聚餐时问及回国感受，他感叹道，“别提了，国内的人还在热议钓鱼岛呢，哪怕是一些有学识、文化的人都觉得，中国要打日本，那就像打着玩儿似的，随便一捏就把小日本捏死了。很多人陶醉在对日经济战的‘胜利果实’中，觉得日本严重依赖中国，离开了中国，日本经济就垮了。”

中国国内弥漫的这一氛围，即使没回国，笔者也深切地感受得到。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国内不分左右、不分庙堂江湖，各路专家呼吁“对日经济战”的声音不绝于耳，且自告奋勇地出谋划策，大谈该如何打才能确保“击敌要害、勿伤自己”。

为迫使日本让步，中国在换届之后是否会打出“经济牌”还需要观察。但至少截至目前来看，政府层面的动作并未过多涉及经济领域，9月上旬局部地区出现了强化日本产品通关检查等，但很难称得上是“经济制裁”，政府方面也予以否认。

准确地说，所谓“对日经济战”的论调基本上仍限于民间，其思维逻辑不外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中国，上升期的中国只要抱定“杀敌一千”的决心，以承受部分损失来换取“让日本经济倒退20年”（人民日报语），同时寄望于受损的日本财界向政界施压。

二

那么，弥漫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上的所谓“日本经济严重依赖中国”是否属实呢？这股在中国悄然兴起的论调如同“地球绕着太阳转”一般不容置疑。当笔者在微博上写“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几乎可忽略不计”时，认同者只是极少数，这些认同者们也纠结“该如何让打着鸡血、盲目自信心爆棚的国人接受这一事实”。不过，大部分还是质疑声，而且很多人调侃“博主没喝醉吧”。

但是，面对毫不怀疑地相信所谓“日本经济严重依赖中国”论调的人，当笔者询问“依据是什么”时，几乎得不到让人信服的回答。对方要么回答不上来，要么想当然地称“中国市场这么大”、“在华日企这么多”，有的则直接拿媒体报道的所谓日系企业在华生产、销售出现减少来说事。一些专家学者回复的答案中，最关键的依据也无非是两条：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出口国、而且有望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

这些依据自然有一些道理，但恐怕忽略了一点：若因为“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出口国，且有望成日本最大海外市场”，就推导出“日本经济严重依赖中国”这一结论的话，恐怕需要一个基本的事实前提，即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出口或外部市场，换句话说，日本是所谓的“贸易立国”或“外向型经济”。

三

那么，日本是“贸易立国”吗？日本经济对出口或外部市场的依赖度到底有多高？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就存在一种解读，把日本的经济崛起归结为“贸易立国”路线的成功，这一观点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但其实存在认知误区。

中日两国的经济崛起之路极为不同，日本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有三大中国崛起没有的成绩——建立了健全的社保制度、培育了成熟的中产阶级、造就了扎实的汽车、电子等基础工业，这些因素注定了日本经济崛起的动力主要来自个人消费、公共投资及企业设备投资，而绝非出口贸易。

一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高还是低，都是相对而言的。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是典型的出口型国家，1967年的出口依存度只有11%，如今为50%左右；德国在1970年只有16.4%，如今维持在40%，甚至50%以上；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在1993年达到19.6%，1994年达到21.3%后就一直高于20%，2006年升至最高的39.1%。

反观日本经济，从1960年至今，出口依存度最高的一年是2007年，达17.6%，大部分年份为10%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63个国家中，日本经济的出口依存程度排第158位。事实上，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10年也公开承认，“日本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实际上较低”。

为何日本给外界的印象是“出口型”国家呢？实际上，这一始于1980年代的印象恐怕与当时的特殊背景有关。日本在1980年代前期，出口依存度相对较高（13%-15%），当时盛赞“日本第一”（Japan as No.1），加上日本GDP基数庞大导致日本的出口额显得很大，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非今日可比，且与欧美等国存在巨大顺差，以致贸易摩擦不断。而且，日本的出口业多为大型跨国企业垄断，其动向分外惹人关注。

但事实上，日本根本就算不上是“出口依赖型”经济体，而是与美国相同，归根结底是内需型经济模式。“无对华贸易，日本经济将破裂”、“中国应贸易制裁日本”等说法都言过其实。

四

那么，被反复引述的所谓“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达20%，中国对日本只有9%，日本对中国依赖性更高”的说法是否正确呢？

不妨看下最新的2011年度中日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011年对华贸易总额为3449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14.3%，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量的20.6%。其中，对华进口为1834亿美元，同比增加20%，占其进口总量的21.5%；对华出口为1615亿美元，同比增加8.3%，占其出口总量的19.7%，对华贸易为赤字。但鉴于日本对华贸易有一部分经由香港，若一并算入的话，日本2011年对华贸易约黑字111.7亿美元。

这些数据显示，“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达20%”的说法大致属实，但由此得出“日本对中国依赖性更高”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主要原因在于两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相差巨大。从两国贸易对各自GDP的影响来看，结论绝非“20%”和“9%”这般悬殊。2011年中日贸易额（3449亿美元）只占日本GDP（6.53万亿美元）的5.28%，占中国GDP（7.49亿美元）的4.6%，日本对华出口（1615亿美元）约占日本GDP的2.47%，中国对日出口（1834亿美元）占中国GDP的2.45%。

可以说，向对方国家的出口，对本国GDP的贡献度大致相同，极端点说，若双方停止贸易往来，对彼此经济的打击基本上一样大，甚至是中国遭受的影响会更大，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的贸易构成大为不同。

日本对华出口以成品或半成品为主，对华出口品中过半数（约52%）为协助生产其他产品、服务的“资本品”（Capital Goods），而非“消费品”（Consumer Goods）。在2011年的对华出口中约70%为会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正常运营的机械和零部件，代替性相对不高，有些核心部件甚至根本无替代品，中国面向欧美的出口品中，实际上很大部分需要借助从日本进口的中间产品或部件才能完成整个制造生产。

中国对日出口仍主要为原料或生活类初级品，生活类初级品的替代性不言而喻，即使在原料进口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远没有媒体宣传得那么大，占日本原料进口最大比重的是中东地区，而非中国。包括稀土在内，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其实是短期的，长远来看远没有媒体渲染得那么严重，更何况就连稀土在内，中国都无法做到长期禁运，中国若对稀土长期禁运，日本若无法短期内保证稀土供应，势必造成日本国内精密部件生产不足，而这势必将影响含中国在内的中下游生产链（注：稀土问题比较复杂，另撰文分析）。

靠“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达20%、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只有9%，日本只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国”这样过于简单的表面逻辑，并不能反映复杂的中日贸易实情，及其对彼此经济的影响。

五

那么，中国媒体所谓的“若离开了中国市场，日本经济将难以自立”，属实吗？

首先看下日本在华企业数。对此，中国媒体的报道在数据上是混乱的，2万家、3万家、5万家等说法不一。拥有亚洲最大企业资信数据库的日本帝国数据银行（TDB）9月27日发布的统计显示，截止8月底，进驻中国市场的日企总数为14394家，其中制造业居首位，共5951家，其次为批发业，共5057家，这些企业构成了日本对华投资的主体。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中国则是日本第三大投资对象国。日本JETRO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余额从1999年至今一直处于增长中，截至2011年末约为834亿美元，这一数额不可谓不庞大。

但是，如果做下比较便知，这实际上与日本对荷兰的直接投资余额（849.5亿美元）大抵相当，是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余额的32%、对美直接投资余额（2755亿美元）的30%、海外直接投资总余额（9647亿美元）的8.6%、日本GDP的1%。极端点说，抛开波及效应和中国的损失不谈，即使日本一夜之间丧失在华全部投资，日本约1%的GDP直接受影响。

其次，媒体对日系企业受损的计算严重失切。比如有报道称，以日产汽车等为首的日系汽车厂商在“918”期间的停产损失约为2.5亿美元，其计算方式是停产造成减产1.4万辆，日系品牌车平均每辆1.8万美元（1.4×1.8＝2.52）。这种计算简单但粗糙，因为忽略了这些打着“日系品牌”的汽车实际上多为“中国制造”，而且中日汽车领域的合资多为五五对半出资，因产量和销售减少造成的损失，中方企业一样承受损失，而由此造成的税收减少更多地转嫁到了中国身上。中方企业承受的压力和损失之所以没有表面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日媒会大加报道日企的受损，中方企业的受损却无人关注，在敏感的民粹情绪面前，中方企业才是真的“哑巴吃黄连”。

对日企而言，中国市场是一块骨头，既是骨头就需要啃，而不是放在嘴里嚼一下就能吃的，能啃得了骨头就自然能吃得了肉。日本中央大学战略经营研究科教授服部健治在4日的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上称，“日企应兼及进军其他市场，但无法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企业，去别的市场也不能成功。在艰难的中国市场上经受酸甜苦辣是积累海外市场经验的捷径。”他预测，“截止2013年底，日企转向他国的可能性比较低，但2014年将迎来经营大转换，日企在维持在华业务现状的前提下，会大举开始进入拥有5亿人口的东南亚、12亿人口的印度，以及巴西和俄罗斯等市场。”

中国无疑是日企重要的海外市场，但若过高评估这一重要性的程度，甚至拔高认为“离开中国市场日企无法存活”，那就未免言过其实。

总体上讲，在经济抵制问题上，中日的看法截然相反。中国认为日本将受严重打击，日本则认为中国受损更大。日本拓殖大学教授朱炎曾总结称，“日本实际的反应与中国的想法存在错位。在华日企遭受一些损失，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大。日本国内认为，这些企业多为现地生产，而且这么多年已获利甚丰，因此并不持同情态度。与过去财界被誉为‘经济内阁’时代比，日企的话语权已大大削弱。日本相信中方在得不偿失的情况下只能主动放弃反制。”

笔者认为，讨论所谓的“经济战”、以及“哪方受损更大”，实际上是完全没有理解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实态，更没有认清中日经济仍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一基本事实。在中日两国仍存在短期无法解决的政治、历史、领土等问题的情况下，为防止政治纷争走向全面冲突，提升经济对政治的抑制力更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