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携带安倍晋三致习近平的亲笔信访华，这被解读为是日本对华释放“友好”信号。更早些时候，原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题写“友爱和平”，特意将名字中的“由”字写成“友”，这让人在中日剑拔弩张之际看到些许“和平”的微火。

然而，在大形势面前，这些努力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异常地“非主流”。鸠山由纪夫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立场与日本政府的立场不符，这让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大为不满，甚至以“国贼”形容，而首相安倍晋三则反复重申“在领土问题上中日没有谈判余地”，日本政府将毫不妥协地固守“不存在领土争议”的立场。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军报》头条发出“准备打仗”的指示，日本防卫省也话中有话地暗指或“警告射击”的发言，都让中日上空的硝烟味愈发浓厚。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2月5日在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军舰曾于1月19日、1月30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用火控雷达对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进行瞄准射击。然而，中方对此一口咬定系日本方面故意炒作、以制造紧张局势。中日间的你来我往、真真假假都预示着中日间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

毫无疑问，中日两国正经历着40年来未有之困局，两个曾因战争而几近毁灭的国家似乎忘却了惨痛的教训，战后曾被扫进垃圾堆里的“国家主义”思潮重新回流，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被一步步工具化利用，成为百试不爽的创可贴。中日两大国的持续对立，让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世界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东亚列为2013年最有可能爆发战争冲突的地区，其中钓鱼岛争端引发战火的可能性最大，并煞有介事地警告“中日间围绕着历史和领土冲突已发展到空前高度，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双方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双方争执走向失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但是，中日两国真到了“不惜一战”的地步了吗？日本知名军事专家茅原郁生认为，“中日在钓鱼岛海域的摩擦日益增多，难免会增加双方在军事上擦枪走火的危险性。但依据各种信息判断，中国不会轻易为一个小岛而动用武力将其演变为战争等严重事态”。这种看法是否是对华误判还不得而知，但对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而言，“不轻易言战”确实比高喊“绝不畏战”重要得多，一旦误判形势，跨出“小不忍”的一小步，结局都可能是覆水难收。正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所言，“一场战争，甚至是一场战斗的偶然性结果，都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没落”。

中国《环球时报》在社评中强调“一旦擦枪走火，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付出不小于中方损失的代价”，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一代价必定给双方都带来超出想象的巨大且久远的创伤。战争的可怕就在于战争往往会不可控地扩大化，日本知名媒体人田原总一朗在《日本的战争》一书中总结道，“开始一场战争并不难，但要结束却极难。若无大量牺牲，断难以结束。这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经历战争，并应从战争中学到的最大、最深刻的教训。”中日两国若武，只会是你死我活的输赢之争，所谓限于“小规模局面战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两国都需要有全新的思维和大视野，这涉及对“主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衡量。

首先，如果将之视为“国家vs.国家”的博弈，那么武力是唯一途径。归根到底，钓鱼岛问题的实质在于主权归属，而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主权”。在亚洲几千年历史上，“主权”意识一直是相当淡薄的，但被视为现代主权概念的始作俑者让?博丹将“主权”界定为是一种超越法律和国民的统治权，认为“主权是一个共和国所拥有的绝对和永恒的权力”。此后的卢梭、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人都几无例外地认定“主权”在本质上是不可被分割的。若基于这一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主权概念，在中日互相主张主权且不妥协的姿态下，钓鱼岛就将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笔者熟悉的一位中日关系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曾在琉球大学执教近十年，与当地渔民有过深入接触。据其回忆，冲绳渔民经常说“我们的海”，当询问“‘我们的海’边界在哪儿”时，冲绳渔民会回答，“越过台湾、远至菲律宾。我们和台湾、菲律宾等的渔民一起打过渔，我们之间不需要护照什么的，就是一起打渔的朋友”。天儿慧教授感慨道，“他们所谓的‘我们’并非仅指日本渔民，而是指一起打渔的人，他们的眼中的国界意识很淡薄，遇到台风等困难时，他们之间会相互帮助。但我们这些被近代理论浸染的当政者、学者、媒体人，除了‘主权’二字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

日本《朝日新闻》去年9月也曾采访过一位台湾渔民张金波，目前担任台湾宜兰县近海渔业协会理事长。当在电视上看到钓鱼岛画面时，他总是看得入迷，眼神中充满怀旧，因为那里是他以前经常去的地方。他从1965年开始，每年夏季，都会从宜兰县苏澳渔港出发去钓鱼岛捕鱼。他回忆称，“岛周围的海底凹凸不平，沿岛北上有许多乘黑潮而来的青花鱼，渔业资源应有尽有”、“当时也有很多来自冲绳的渔船，过往船只间都会互相招手问候。在岛上，有时会看到冲绳渔民留下的锅”。自从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后，这一切宣告结束。他联合渔民一起争取恢复捕鱼权，强调，“对于主权领土之类的政治问题，我搞不清楚，想去只是因为那里海产品丰富，这是唯一也是全部的理由”。

站在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罗马帝国分裂、欧洲国家殖民地独立、美国独立战争、前苏联解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及当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等，都意味着所谓的“主权”其实是不断变化的。为此，天儿慧教授在钓鱼岛问题上提出“共同主权”的主张，建言中日两国享有“共同主权”，并可通过协商实施“共同管理”。他坚信，“合作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定会比对主权的政治质疑更有曙光。‘脱国家’的逻辑和实践不应片面地从属于国家的逻辑和实践”。

如果将“主权”概念简单地理解为是“国家主权”，那么“战争”就成为必然选项，但琉球大学名誉教授山里贤一提倡应站在“国民主权”的视角上思考。他主张，钓鱼岛更应该成为“中日台三方共存共生的生活圈”，成为“促进渔业、观光、贸易、资源利用等各领域友好交流之地”，唯此才能让冲绳逐渐从“军事据点”走向“和平据点”。

其次，在看待钓鱼岛问题时，还必须具备宏观的大视野。连台湾问题都非中美关系全部，中日关系大局就更不应被钓鱼岛问题绑架。诚如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所言，“中国要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只能靠综合实力，在美日以及其他美国盟国共同站队的情况下，仍能实力占优，法理占优，这还需要一定时间来磨砺”。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不久前在接受《周刊文春》专访时称，“要想在领土问题上得出一个黑白分明的结论，唯一方法就是战争。除此之外，就只有用金钱收购，或是向国际法庭提诉了”。但他同时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还有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休”。

中日领土问题的复杂就在于与历史问题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但抛开数千年交流史不谈，即使在错综复杂的近代百年历史中，中日两国其实也始终贯穿着“对抗”与“提携”两种因素。早在十年前，马立诚就预言，“中日关系在未来历史上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一是日本加深与美国结盟，提防和对付中国；二是不即不离，互相猜疑，暗施冷箭；三是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中国对日外交是否成功，见仁见智，但实事求是地说，在这十年中，中国非但没能将处于摇摆状态的日本拉近，反而让其渐行渐远，日本这样的走向，对中国是否有利，不言而喻。

中日两国形似神异，既远又近，且近且远，但作为永远都搬不走的邻居，纵有彼此有百般怨念，唯一的选择就是常思如何交好而非交恶。时至今日，我们更应该从最根本的层面深思，如何在包括日本、中国和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范围内，构筑起亚洲人共通的理想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重新考虑如何面对和处理一系列棘手难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