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时代反犹，冷战时期当东德的间谍，这位牧师和神学家真是一条变色龙。政治投机式的学术，和表达不合时宜观念的学术，这其间的界限在哪里？
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党全面掌握政权。在这改朝换代的当口，德国新教教会中有不少人认为，宗教当积极介入政治，于是颇有为希特勒政府摇旗呐喊者。这些支持纳粹的宗教界人士，组成“德意志基督徒”这样一个阵营（Deutsche Christen，英文译作“German Christians”），并设法攫取了新教教会的领导权。据保守估算，当时德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加入这一阵营，也有人计算，比例或可高达三分之一。这些人当中不乏知名神学家、牧师和学者，他们或是认同反犹的主张，或是不甘寂寞，要在新社会里有所作为。在超越世俗的宗教领域，如何在政治上积极表现呢？方法其实很多。比如，在不少教堂里，象征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居然可以同时挂出纳粹的卐字旗（《雅利安人耶稣》一书的封面照片便是一例）。圣经里的弥赛亚和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就以这种古怪的方式被捆绑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在举行敬拜仪式时，有些教堂的牧师和会众竟还要行纳粹举手礼，让人难以分辨这到底是礼拜还是党团集会。
除了这些积极的姿态，还有更露骨的表忠心运动。在图林根州，“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就曾号召全国牧师向希特勒效忠，誓词如下：“我宣誓：我要对德意志帝国和民族的元首希特勒忠心不二，遵守法律，自觉完成我应尽的职责。愿上帝保佑。”既要敬上帝，也要拜恺撒，一仆就服侍了二主。到了1938年，宣誓活动在图林根州和梅克伦堡州已经全面开展。但是，这些挖空心思向纳粹示好的弄潮儿们，很快发现，他们的热脸，实在是贴在了冷屁股上。希特勒对宗教向无好感，对于频频献殷勤的牧师们始终心存疑虑。1936年，政府就曾颁布一道公文，宣布：未获许可，禁止教堂内悬挂纳粹党徽，也不得将党徽印在教会出版物上。对于宣誓活动，纳粹官方也一样不买账。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宣布：牧师宣誓与否，乃教会内部事务，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即使宣誓效忠，第三帝国也不会对教会有任何特殊礼遇。这一来，旗子算是白挂了，誓也白宣了。但是拥护纳粹的神学家们仍锲而不舍，不断想出新的策略来讨元首的欢心，也为自己在新社会争得更大的权力。
学术反犹
1939年5月6日，在瓦堡城堡（Wartburg Castle），一家研究所正式揭牌。四百多年前，马丁·路德曾在此将新约译成德文。这个机构的全称译成中文十分拗口，叫做“研究和清除德国教会生活中犹太影响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und Beseitigung des jüdischen Einflusses auf das deutsche kirchliche Leben）。近来研究教会人士与第三帝国合流的著作，很少提及这个研究所。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家多以为此乃一专门学术机构，而且得到教会的明确支持。研究所后来虽发表了大量宣扬反犹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托庇于学术，让人不觉得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有教会和学界这双重掩护，这个研究所的运作和影响便始终无人系统研究。如今，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苏珊娜·海舍尔（Susannah Heschel）翻开尘封的档案，搜集了大量稀见史料，对这所隐蔽的机构，其历史、成员、工作、影响，做了仔细的梳理。这项研究成果于200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标题是《雅利安人耶稣》（The Aryan Jesus）。
读过海教授的书，我们发现，这所研究机构的成立和运行，可归结为八个字：教会资助，挂靠大学。建所的动议来自教会内部强烈支持纳粹的成员，为的是要在教会中推动反犹的进展。总部设在艾森纳赫（Eisenach），办公楼是图林根教会的资产。关键人物之一维尔纳（Friedrich Werner），当时是“旧普鲁士联盟教会”的领袖。德国统一之前，普鲁士邦将境内的路德宗与加尔文宗联合起来，组成这个联盟教会，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依然是德国新教最重要的一支。维尔纳在建所之初，为考虑平衡教会内部势力，犹豫再三，不愿意让教会直接出头。但反犹的冲动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他后来从教会拨款5000马克，在财政上给予全力支持。其他经费分别来自各地教会的捐助。从资金来源考察，这所研究所不是官办的智库，而纯粹是由宗教界谋划、为迎合潮流而设立的教会研究机构。当时纳粹化程度最深的高校是耶拿大学，所以研究所核心成员大都是耶拿大学神学系的教授，就毫不为怪了。
建所的宗旨，已经在机构名称上写得清清楚楚了。在成立仪式上，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也是后来研究所最活跃的成员格伦德曼，做了大会主题发言，题为《宗教生活的去犹太化乃是德国神学和教会的首要任务》，再次为研究所的走向定下了基调。机构名称中，除了“研究”，还有“清除”二字，显得格外刺眼，也清楚表明这个机构是要把学术转化为政治行动的。研究所的工作无外乎三种：课题组、办会和出书。既然清除犹太影响是建所的第一要义，那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这些事自然就免谈了。因为要紧跟时政、紧靠政府，所以研究的题目和角度都是现成的、内定的。比如由核心成员挂帅的课题组，是要从种族的角度研究基督教的起源。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严格的学术研究，因为结论大家都已心知肚明：基督教与犹太教无涉，耶稣不是犹太人。办会自然也要秉承研究所的核心题目，为反犹运动造势。有些学术会议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比如，研究所的一位核心成员在某次会议上论证，英国由于在宗教改革时期过度依靠旧约，所以完全被犹太化了（102页）。论题之浅陋、论证之粗糙，说明学术已经滑向政治宣传。
在那个特殊年代，研究所人气很旺。到1939年底，建所不足半年，成员已有80人。两年后，又增至180人。成员工资来自各人任职的教会或大学，而日常开销，包括秘书工资、电话费以及办会费用，则由研究所用教会的款项支付。学者和神职人员纷纷入伙，其中不乏真心认同反犹主张者，但大部分人都是受利益驱使。出书有人资助，开会有人邀请，食宿有人报销，还可以结识当红学者、明星教授，把握学界最新风向，站在时代思想前沿，既然有这一连串的好事，那么渴望发表的年轻学者、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又有几人能抵抗住诱惑？特别是学术上想“预流”、想“前瞻”、想开风气之先者，研究什么题目，能产生什么后果，这些问题哪里有心思去想？再加上教会的威望，更是让人感觉加倍放心。
去犹太化的耶稣
爱默生有言，“机构乃是个人拖长的身影”（An institution is a prolonged shadow of an individual）。我们可以说，这所“研究和清除德国教会生活中犹太影响研究所”，便是沃尔特·格伦德曼（Walter Grundmann， 1906-1976）的身影。他不仅担任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也是风头最健的人物，了解格伦德曼，就等于了解这所机构。格伦德曼年轻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当时就已加入学生右翼组织。1930年，他入纳粹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他去图宾根大学读神学博士，导师基泰尔（Gerhard Kittel）是与纳粹合作最知名的神学家（详见Robert Ericksen，Theologians under Hitler，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格伦德曼创建反犹的研究机构，可谓在精神上得了他师傅的真传。
海舍尔教授考察格伦德曼的早期著作，发现他很早就流露出教会应与纳粹合作的念头。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格伦德曼在2月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上帝与国家》。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带来极其危险的政治平等观念，破坏了所有的权威和社群。结果，上帝在不同的种族、国家、阶级、性别之间所建立的区分，一律被抹掉，导致德国陷入种族混杂的乱局。在他看来，希特勒应运而生，为的是要恢复被颠覆的秩序，而他的权柄毫无疑问来自上帝。在同年出版的《信仰与民族》一书中，格伦德曼这样评论希特勒：“我们知道，如此纯粹、诚实的人，他的权力绝非来自人间，而是来自天上，就是我主耶稣所说的天国。从元首身边的人，我们也了解到，他深知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工具，他对上帝有明确、单纯的信仰，就如圣经上所说，他与上帝和解。”（191页引）
要了解格伦德曼的学术研究，必须回到本书的标题。什么是“雅利安人耶稣”？耶稣难道不是犹太人吗？福音书里记载得清清楚楚，耶稣被门徒称为“拉比”，也就是犹太教熟谙律法的教师。他在民间传道时，朝夕出入犹太会堂。他和法利赛人激烈争辩的，都是犹太教规，就连临终遗言都说的是阿拉米语（《马可福音》15：34）。我们知道，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但后来犹太裔的教徒和非犹太裔（即所谓外邦人）的教徒之间起了争端。此后这种新兴的宗教在外邦人中广泛传播，在犹太地区反而渐趋式微，而且教会对犹太裔基督徒的敌视慢慢扩大为对犹太人的仇恨。耶稣被犹太法庭审讯，又被犹太人移交给罗马人处死，所以早期教会中不少人视整个犹太民族为残害耶稣的刽子手，甚至称犹太人为“弑神者”。可以说，对犹太人的仇视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历史。
基督教自认为已经取代、超越、完胜犹太教，但是有一个心理疙瘩两千年来也解不开。基督教继承了犹太传统，这是不言而喻的。考其核心教义，诸如“弥赛亚”、“末世论”、“拣选”这些观念，无不来自犹太教。连圣经中的“旧约”，本身原就是犹太典籍。但基督教要闹独立，就一定要否认犹太教的合法性，甚至要彻底抛弃犹太传统。古代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二世纪的神学家马克安（Marcion，约卒于160年），他力主旧约、新约水火不容，宣称犹太人的神是凶残横暴的造物神，而新约中的神则是仁爱和平的真上帝。因此马克安主张将旧约这部宣扬律法、记载上帝暴行的犹太书从圣经中彻底清除。他还对新约做了大量删改，同样为的是要剔除他目之为陈旧、野蛮的犹太因素。在19世纪，信奉种族论的神学家同样不满意基督教这个不光彩的“母胎”，想尽办法让基督教从源头处与犹太教做最彻底的切割。海舍尔教授用第一章描述了纳粹兴起之前，欧洲在新约研究方面已然不断在试图“排空耶稣身上的犹太特征”（“Draining Jesus of Jewishness”，第一章标题）。
要清洗基督教的犹太“污点”，就需要在犹太传统之外，为它另寻生身父母。于是乎，有人将基督教核心教义归结为希腊影响，有人认为耶稣生平实际上取自佛传，甚至还在印度教、拜火教中发掘基督教的起源神话。所有这些19世纪很风行的研究，背后都隐含这样的情结：希腊的来源也好，东方的影响也罢，只要不是犹太教，就都能和基督教门当户对。除了在宗教起源上排除犹太影响，新约研究也不断在消解耶稣的犹太身份。如果耶稣不是犹太人，那他所创的教派岂不和犹太教八竿子都打不着吗？当时最流行的，也是被支持反犹学者广泛采用的理论，就是所谓“加利利胡化说”（the Gentile Galilee）。
“加利利胡化说”
耶稣出生在拿撒勒（Nazareth），属耶路撒冷北边的加利利地区。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曾大举入侵犹太地区。按照“胡化说”，此后，该地区便有大量外邦移民涌入，当地人口中犹太人即不占多数。旧约《以赛亚书》中曾提到“外邦人的加利利”（8：23），塔木德中提到加利利的人民律法废弛，不守教规，而且《约翰福音》中又有“先知不出于加利利”一句（7：52）。把这些材料串起来，便可让人得出一种印象，仿佛加利利已然变成外邦人的聚集地，犹太人反而沦为少数族裔。即使是生活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在种族论挂帅的学者看来，由于与外族人通婚，早已不再是纯种的犹太人了。如此一来，加利利地区既已被外族文化长期侵蚀，无论在人种还是在宗教方面，早已被“胡化”。耶稣在福音书中说了不少在正统犹太教看来大逆不道的话，做了不少犯忌讳的事，他与犹太祭司的冲突就被想当然地归结为种族问题。这样的解答干净利落：耶稣并不生于犹太家庭，本就不是犹太人。不仅在种族上不算犹太人，他还与犹太教为敌，以战胜犹太教为一生的志业。
这种“胡化说”在学术上已经为现代更为严谨的历史研究证伪（可参Mark Chancey， The Myth of A Gentile Galile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加利利不是纽约，不是种族大熔炉。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个理论风靡一时，因为它绝对符合时代精神，而且用起来非常趁手。格伦德曼依赖的就是这个靠不住的理论。1940年，他出版了《加利利人耶稣》一书。这部书在学术上殊少创见，只是将前人成果归纳综合，但突出了种族主义的视角和取向。对于“胡化说”，格伦德曼是照单全收。他说，耶稣与犹太教根本对立，后者强调律法，而耶稣突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耶稣的使命就是终结犹太教，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更可见犹太人是多么残暴和卑劣。格伦德曼本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明知道有些研究靠不住，仍然以意见主导学术。比如，耶稣没有生父，这一点屡遭古代人嘲笑。早期攻击基督教的著作中，曾记载一传说，说耶稣是私生子，其生父实为在巴勒斯坦地区驻防的罗马士兵，名为潘特拉（Pantera）。此说极有可能是为丑化、中伤基督教而编造出的段子。这样一则自古以来就未曾证实的八卦，格伦德曼居然也采信，用作书中的证据（153页）。耶稣与犹太祭司的任何纷争，都被他拿着种族主义的放大镜，夸大成不同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斗。在他看来，犹太教对外邦人怀有刻骨的仇恨，其终极理想是奴役所有外邦人，也就是支配全世界。而耶稣呼唤的则是和平和公义，决不局限于巴勒斯坦一地，因而绝不可能是犹太传统中的弥赛亚。
改写新约
格伦德曼组织才能出众，在他领导下，研究所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主要包括改写新约、重编赞美诗和教义手册。所里的专家组对新约正典先动了一个大手术。他们将四福音和保罗书信都大加删削，炮制了一部反犹主义的“新”新约。这部新约改写本，打乱了新约传统的篇章顺序，按主题分作四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救主耶稣”，将前三福音中记录的耶稣生平事迹汇为一编，终止于耶稣的“奋斗、十字架和胜利”。第二部分“人子耶稣”将《约翰福音》浓缩，侧重神学议论。第三部分“主耶稣”从保罗书信中截取片段论述，按照宗教主题重新编排。第四部分“基督教教团之兴起”，则按照《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记载，叙述保罗如何与犹太教决裂，向外邦人传教。这部配合新形势的新约新编，将原书中所有涉及犹太人的段落悉数删去，比如《马太福音》开篇所记的耶稣犹太家谱，以及所有引自旧约的预言。福音书中保留的犹太习俗术语都被修改，比如“安息日”（Sabbath）被改写成没有民族色彩的“节日”，“逾越节”（Pesach）被替换成基督教的“复活节”。（以上见109-110页）
二战期间，物资紧张，正规的学术书往往因为纸张短缺而无法出版。但是，这部与时俱进的新约新编，到了1941年底，连出售、带分发，竟然发行了20万册。由于有出版资助，所以价格低廉，大大方便了书籍的流通。这也可见研究所确实获得了不小的特权。
除了对新约做“排犹”的处理，研究所还对传统的赞美诗以及用于宗教启蒙的教义手册（catechism）做了修改，都旨在向公众灌输符合纳粹国策的反犹思想。1941年出版的《德国人与上帝》一书，就用简明的语言总结了新型基督教的核心主张。比如，他们用新编的“十二诫”代替了摩西十诫，诫命中甚至有“保持血统纯正”、“尊敬元首和主”这样富于时代气息的信息，而禁杀人、禁偷盗这些传统的戒条反而不见了（127页）。在1940年编辑的另一部宗教入门书中，还出现这样的问答：“谁是德国精神的敌人？德国精神的敌人就是犹太人……基督是犹太人吗？说耶稣是犹太人，这是犹太人捏造的弥天大谎……我们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耶稣的生命和训诲就是要挑战犹太精神……旧约是怎样一本书？就如同田里庄稼和杂草共生，所以旧约里包含善，也包含恶。我们尊重旧约中关于上帝的永恒真理，但我们要把它的犹太精神彻底摧毁。”（127页）赞美诗和教义手册不是专家学者高深的撰述，而是和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流行文本，研究所的影响就以这种形式跨出学界，深入民间。
书斋杀手
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这个研究所自然就地解散，格伦德曼也被解除耶拿大学的教职。但解职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的反犹宣传，而在于他是纳粹“老”党员。当时盟军为了在德国各高校推动“去纳粹化”，划下一条杠杠，凡1933年之前加入纳粹党的教员，一律解除教职（244页）。格伦德曼的老师基泰尔由于是全国闻名的纳粹神学家，还被关押了好几年。相比之下，格伦德曼差不多要算毫发无伤，这段不光彩的学术生涯并未给他带来任何罪名。研究所主要成员在接受例行的调查时，相互包庇，互相提供有利的证词，结果受到惩罚者寥寥无几。他们对外一律宣称，二战期间的研究属于教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不能算是与纳粹合流。格伦德曼被解职之后，仍受到图林根教会的庇护。1950年，他被派到偏远村庄担任牧师，最后几经辗转，竟然还出任一所神学院的院长。战后他在学界仍相当活跃，不断出版学术著作。只有在他去世之后，留下的一部书稿被出版社拒绝。海舍尔教授对此非常无奈，只能在一条脚注里发泄一下愤懑之情：“战后35年，死后6年，格伦德曼参与‘德意志基督徒’组织这件事才让他付出一笔小小的代价——一部遗作不得出版。”（266页注109）
最让人错愕的是，二战之后，格伦德曼的学术生命力不仅依然旺盛，他的政治生涯也没有就此终结。海舍尔教授发现，战后格伦德曼居然为东德安全部（Stasi）充当过间谍，专门收集宗教界的情报和动态，他当年定期打的小报告都还原封不动保存在档案中。根据这些资料，1956年4月，安全部情报人员秘密与他接触。第一次会面中，格伦德曼说这一天他盼望已久。他还说，通过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坚信德国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格伦德曼每隔几个月就与情报人员秘密会面，他的上线发现，他经常主动要求接头，干劲十足。纳粹时代反犹，冷战时期当东德的间谍，这位牧师和神学家真是一条变色龙。究竟是因为格伦德曼投机钻营、没有操守，还是因为“神学为政治服务”的想法已深入骨髓？其中原委，也只有他本人才最清楚。
格伦德曼有罪吗？海舍尔教授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部三百多页的《雅利安人耶稣》可算一份起诉书。坐在书斋中，站在讲堂上，以思想和学术为凶器，不见血地杀人，这是海舍尔对格伦德曼的控告。这些“书斋杀手”（armchair murderers）最终逍遥法外，这尤其让海舍尔义愤填膺。但是，在全书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个更根本，也更尴尬的问题：“对于什么是纳粹的反犹主义，什么是基督教在神学层面上合理地表达反对犹太教的见解，教会很难区分。”（277页）格伦德曼是在反犹被定为国策之际，以学术积极襄助纳粹政府，宣扬彻底清除犹太影响。可是，还有很多学者虽强烈反对纳粹，但在学术和神学立场上，都力主耶稣与犹太教格格不入。这些政治正确，但学术上对犹太教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是否也要为大屠杀担负一点点责任呢？政治投机式的学术，和表达不合时宜观念的学术，这其间的界限该划在哪里？它们是否要为历史灾难担负同等的责任？
责任可以承担，可以推卸，也可以分摊。格伦德曼们往往躲在基督教这棵大树之下，将他们自身的罪责推给教会。只要基督教羞于承认自己的犹太起源，只要基督教明示或者暗示犹太人是杀害神子的元凶，只要基督教不反省教会中绵延已久的反犹潜流，格伦德曼们就永远可以找到丹书铁券和“免死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