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以来直到近期的一系列事件说明，美国社会的撕裂已经不可避免。支持移民权利，宽容非法移民，主张非裔美国人，穆斯林，拉美裔，同性恋，跨性别者平等待遇的自由左翼，和主张白人至上，民族纯化，限制移民，敌视非主流族群的保守右翼已然势同水火。

在这一形势下，有必要注意到美国社会和文化中早已存在的一股危险的潜流——就是可以称为“纳粹情结”的心态和亚文化。

在8月12日弗吉尼亚州Charlottesville发生的血腥事件中，驾车冲入人群导致一名女性死亡的菲尔兹（James Alex Fields Jr.）可以说是这种极端主义思潮的代表。据美联社报道，20 岁的菲尔兹是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崇拜者。2015年，他参加了高中组织的一个赴欧洲的游学活动，其间他表示他无法忍受法国人，并说他参加修学旅行的唯一目的是参观他的“祖国”（ “the Fatherland”）---德国。菲尔兹公开表示，法国人是比美国人低等的民族（ “lower than us and inferior to us”）。

在我看来，菲尔兹的德国情结和纳粹崇拜在美国绝非个案。在我所任教的大学里，美国学生在选修外语的时候，在流行的西班牙语以外，几乎压倒性地选学德语。在历史系内，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除了大部分研究美国史以外，美国以外的研究都集中在德国，而对德国的研究又集中在纳粹和大屠杀上。就纯粹的学术兴趣来说，这些都无可厚非，但美国学生对纳粹，希特勒，和犹太人大屠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痴迷，是值得审视的。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学生似乎并没有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暴行的道义谴责，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不做政治评判的兴趣，甚至某种欣赏和迷恋。

在去年的一个会议期间，我曾就此现象询问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中国史专家安东尼（Antonia Finnane）教授。对方答曰，纳粹的大屠杀在当代西方的历史想象中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涉及善恶对立等基督教文明中一些基本的文化观念。

值得担心的是，这种认识和学术兴趣并没有建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对纳粹进行双重否定的前提下，反而刺激和纵容了一种认为纳粹“很酷”的心态。正如美国学生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也没有东亚民众和学界的反省和批判，同样倾向于认为武士道的纪律性，权威性，自我牺牲是“很酷”的事情，而不考虑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于是，“恶”也被作为一种“美”来欣赏。

由于地理的优越和政治经济在19世纪初叶以后的迅速崛起，美利坚民族缺少欧洲民族和亚洲民族在历史上的灾难和创痛感，因此很容易以一种隔岸观火的“观剧”的心态看待历史上其他民族的灾难。美国虽然参与打败了纳粹德国，但毕竟不是德国。德国自身在二战后对纳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严厉和持续清算，美国并没有经历过。在学校的教学中，虽然大屠杀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但就其效果而言，假如没有教师的带有明确否定的政治立场的介入，很容易成为一段“客观”然而同时也很暧昧的历史叙述，甚至刺激学生的憧憬和崇拜。

根据2005年的一项人口调查，美国人中自认为是德国后裔，或部分德国后裔的人（5千万），占总人口的17%， 占“非西班牙语系白人人口”（non-Hispanic white population）的比例高达26%，而美国犹太人的人口在2012年也不过介于5 百万和八百万之间，只有德裔的十分之一左右。相当一部分美国白人（当然不是所有人）和德国的情感联系，如果没有对纳粹主义的清算，很容易在移民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下演变为在纳粹的思想和实践中获得认同感的行为。另外，在弗吉尼亚州骚乱中公开使用纳粹旗帜，行举手礼，引用希特勒的语录的行为，在美国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这为暗藏的纳粹情结公然浮出水面，成为新纳粹运动提供了合法的基础。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经把二十世纪定义为“极端的时代。”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短暂的”二十世纪始于1914年，终于1991年。或许我们可以说，在经历了20年的彷徨以后，真正意义上的二十一世纪始于2001年，虽然它的长短现在还无法衡量，但也可以肯定，还是一个极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