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你温柔的修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0 次 更新时间:2011-09-02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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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枫  

热气腾腾的讲辞

《走不出的风景》主要是一本大学演讲集。作者苏力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2001年到2010年期间担任法学院院长。致辞是院长必须要履行的一项义务。具体说来,每年9月初“迎新”的时候,需要对新生说“欢迎欢迎”。而来年6月“送旧”的时候,则需对该年的毕业生说“欢送欢送”。全书第一部分就包含了20篇当时流传甚广的迎新和毕业讲辞。这20篇演讲,如果打散开来,每年读两篇,绝对算是不拘一格的领导讲话。但是编成合集,让人在两小时内读完,内容便不免有些单调。作者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面临的问题,他曾对2008级的新生说过:“但这个场合该说的话,其实,每年迎新会上,我大都说过了……问题没啥变化,变化的只是受众,或修辞。”(72页)

大学中的致辞,就像所有职能性的演讲一样,自有其程式和套路。就拿告别演讲来说,《你柔软地想起这个校园》(2006年6月的毕业致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十年的院长任期刚好过半,相较于最初比较“青涩”的演讲,这篇集中了“苏力体”的所有特征。作者的自信力渐深,对演说的规矩、尺度掌握得炉火纯青,而且尚未出现懈怠和自我重复,更没有任期即将结束时的伤情和无奈,所以这篇卡在正中间的讲辞是一个范例。如果各大学还有文学梦尚存的校长和院长,这篇范文应该是学习的重点。

在告别的季节,面对感伤的学生,作者先是“忆往昔”。开场白的语言活泼,有生气,甚至还带着水蒸气:“四年前,夏末初秋,你怯生生走进这个校园。时间像刚出锅的馒头,饱满且热气腾腾。”(47页)馒头的意象引出毕业宴席,也带出下一个主题,“伤离别”——“在今晚的‘散伙宴会’上,或许是未来几天的一次开怀大笑后或独自发呆时,莫名的酸楚涌动着不期而至……六月是最残忍的;一转身,校园硬生生地拽下了一段你舍不下的青春。”(同上)后面穿插着这两个主题的多次变奏,直到下一个环节。

大学毕业,青春和激情埋葬在校园。学生跨出温情脉脉的学校,进入生存竞争的丛林。作为院长,自然有责任提醒大家注意丛林中的猛兽,于是就必须要有殷切的“寄语”。新生入校,作者已经激情澎湃地高呼过“发现你的热爱”(2002年迎新,16页),而毕业生离校,自然要转而冷静地强调“责任永远高于热爱”(2007年毕业,58页)。我们听到作者对心高气傲的北大人最后一次谆谆教导:“什么地方规定了北大毕业生就不能平凡、平庸甚或是失败?”(49页)在正式进入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之前,除了毕业体检,还真需要这样一针心理免疫针。四年前的迎新演讲,要让这批孩子心头烧起一把旺火;四年后的毕业致辞,就需要给这同一批孩子兜头浇下一盆冰水。这就是与时迁徙的硬道理。

在忆往昔、伤别离的抒怀之后,在容忍失败的寄语之后,还必须要汹涌澎湃地做一次“爱的宣誓”:“我,以及北大法学院的老师们,都爱着你们;除了家人,也只可能首先爱着你们。”(50页)这样既夸张又合理的表白,谨小慎微的院长、校长们是绝对说不出的。在狂飙过激情之后,剩下的就是那致命一击——对未来的憧憬、对时间毁灭一切的预言:“多少年过去后,你光洁的脸庞变得粗糙,纤细的腰身变得臃肿,在一个飘雪的薄暮,或细雨的清晨,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柔软想起的不会是图片或电影中的哈佛、耶鲁……而只会是这个让你心疼过的校园,这个残忍的6月,这些相拥而泣的XDJM。”(51页)如果我在现场,亲耳听到苏力使出这招杀手锏,相信我也会毫无保留地感动得一塌糊涂,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

修辞技巧的大盘点

《走不出的风景》的第二部分,辑录了27篇其他场合的演讲。听众不是学生,而是法律界的同仁,或者兄弟院校法学院的同行。因为台下人的暗淡,所以这些讲辞也不免随之暗淡,和前面20篇热气腾腾的讲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三部分包括两篇长文,作者明显要在前面修辞实践的基础上,做一番理论的攀升。也正是这两篇文章,让我明白了作者的志向和用心。他绝不满足于创作出温情、时尚、讨巧的校园致辞,还要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国人不大讲,也讲不大好的修辞问题,并思考修辞学的职能和技巧。这两篇理论色彩浓厚的文章,让这本书跳出了北大法学院的圈子,超越了小团体集体怀旧的那点小伤感,而忽然有了公共性和现实性。

第一篇文章题为《大学里的致辞》(225-265页),实际上是修辞技巧的大盘点。作者指出修辞乃是典礼仪式的一部分,必须服从特定的功能要求,也就是“凝聚人心,创造、重申或增强集体感、归宿感和责任感”(225页)。因为台下坐着屏息凝神、充满期待的听众,不是头脑中虚拟的读者,故而致辞、修辞必须要说服、打动听众。但是,如何打动听众,具体说,如何打动在场的学生呢?作者罗列出一系列技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校长、院长要“降低身份”,别“端着”,尤其不要染上公共知识分子的毛病,不要“一不留神就以为自己是在十字架上说话,或是——像王朔挖苦的——装真理的孙子”(237页)。对于打官腔成瘾的校长和院长来说,只要他们暂时忽略句子中陈腐的王朔腔,这段话还真是一个不错的提醒。但降低到何种程度才合适?架子是放到肩膀以下,还是腰以下,这其间大有分别。考之作者的践行,他的架子,放得是很低的。在他的演讲中,我们不仅能听到文青的缠绵悱恻,还能听到愤青的阴阳怪气。比如2004年9月的迎新致辞,作者谈到“你我心中最好的法学院”时,调侃道:“两年、三年或四年后,会给你盖上一个几乎是‘免检产品’的印章,颁发一份‘驰名商标’的证书”(34页)。这样的玩笑,卸任的院长或许可以开,在职的院长就最好少开,甚至根本不开。

一段天方夜谭?

全书的重头是两篇长文中的第二篇,题为《修辞学的政法家门》(266-294页)。这也是问题最多的一篇。上一篇是致辞技巧的清单,属于“技”;这一篇大谈修辞学与政治和法律的关系,则上升到“道”。作者以很粗很粗的线条勾勒了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轮廓,他认为与古希腊民主制相比,中国古代的政治决策中,讨论和论辩企图要说服的只是个体(人主)或少数政治精英(275页)。中式的政治修辞具有某种私密性,不像古希腊人那样在公共空间中说服与自己地位相等的公民。由此一来,作者对汉语文学修辞便产生一种意见,认为它集中关注“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不太关心“士大夫以外的其他可能的受众”(280页)。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因为这篇29页的文章,虽有74条注释,还算不上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文章对比中西古代修辞学,只是表达了作者一些模糊的印象和观感,更何况,作者自己的意见,在他考察修辞学之前早已形成了。

作者要引导读者接受这样一个前提:中国传统的修辞学是文人士大夫的专擅,与平民百姓无涉。一旦这个前提得以确立,作者后面的立论就顺流直下、顺理成章了。作者认为,中国近代突然出现一股力量,彻底改造了文化精英把持的修辞学。作者用很学术、也很福柯的语言把这件大事表述为:“挑战建造这个真理的所有原材料和建造者,挑战生产了这些原材料、培养了这些建造者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281页)这股经天纬地、改天换地的巨力是什么呢?“真正推动汉语修辞实践改变的是过去100年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282页)。怕读者还参不透其中的玄机,作者又大声宣告:“对现当代汉语修辞实践影响最大的,在我看来,是近现代的中国革命。”(283页)作者告诉我们,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争取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而争取民意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各种各样的口头交流、演说和宣传,无论是北伐还是抗战,无论是‘土改’还是抗美援朝,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同上)。

最雷人,也最能代表作者基本态度的是284页里的两句话:“无论政治文化精英如何批评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政治,但不可否认,自1911年以来,中国是一个共和国,任何政治领袖和精英都必须首先关注和说服普通民众。而在此意义上,民众已经参与了政治决策,并至少形成了决定性的力量之一。”揆诸民国年间的历史,这如果不是作者的笔误,那就只能是天方夜谭了。

谁是苏力心目中的世纪演说家

如果真如作者所说,修辞领域里已经出现了新天新地新气象,那么到底造就出了哪些新型演说家呢?我们看到闻一多的名字,周恩来也在脚注中闪现了一下(284页)。作者花费笔墨稍多的是彭德怀和陈毅这些嚄唶宿将。比如陈毅在1965年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时,豪迈地说,如果美国人把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那么“老子欢迎他们早点来,明天就来……老子已经等了十六年了!老子等得头发都白了!”(285页)这种率性的语言当然比外交部发言人的套话听上去更过瘾。但这是否就能代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的文体”(284页),就不好说了。就好比那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说它亦庄亦谐也罢,说它是“讽刺诗的杰作”也罢,但绝对不能代表诗词创作的新突破。道理是一样的。

作者心目中真正的世纪演说家是毛泽东。全书中,毛泽东的出镜率极高,如果编辑肯为这本书编一个索引的话,会吓人一跳的。在书后的附录中,作者还特意把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全文照录,当成范文。这篇开幕词就是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结尾的那篇。作者高度评价这篇开幕词的语言,称之为“简洁、朴素、雄浑、大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286)。作者还很霸气地说,即使我们不理解其中的政治主张或命题,这些语言表达也足以打动所有人。可是这篇开幕词真的能够无条件地惊天地、泣鬼神、动人心魄吗?我看未必。我听到的不过是普通的政治呼喊、呐喊,有时是嘶喊,硬要拿来作世纪范文,恐怕推崇太过了。

在北大的讲辞中,作者精心结撰的还是一批温柔的修辞,贴心、趋时、煽情、小资,能让毕业的孩子们脸上挂满含泪的微笑。虽然讲辞中屡屡出现“混搭”——比如,既有《无间道》(76-78、84页),也有《地道战》(6、52页);既有《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12页),又随处可见毛泽东语录(见第17-18、35、64、78等页)——但说到底,青春气、时尚气还是压过了红色潜流。但是到了这篇收尾的纲领文章,作者的红色情结便如泥石流一样排山倒海地冲下来,彻底压垮了文青、小资的装点。作者甚至还发动了一场超希(腊)赶罗(马)的大跃进,在修辞学领域中放了一颗卫星:“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横空出世,因此是独立地创造了在性质上与古希腊作为政治学分支的修辞学更为一致的现代中国的政治修辞实践”(285-286页)。

政治领袖的几篇讲话和宣传语,老帅的几句粗口,就表示业已涌现出大批“中国制造”的德摩斯梯尼了?要把红旗插到雅典,应该没有这么容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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