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中《出埃及记》一卷，讲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法老的压迫、奔向上帝所许诺的乐土。摩西担负起争取自由的使命，成为在埃及寄居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和先知。他和法老展开一系列的缠斗，而所有这些情节的背后，都是上帝在筹划和安排。随后，以色列人逃至红海岸边，埃及追兵已至，自由的希望即将破灭，奴隶即将再次戴上枷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是以色列的上帝出手，分开海水，让逃亡者从海底的干地走过。
在早期教会和中世纪的解经传统中，《出埃及记》一卷主要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理解。解经家努力挖掘的，是此卷字面义之下暗藏的宗教象征含义。比如，以色列人过红海一事，被解释为预示基督教兴起之后的洗礼仪式，因为穿过海水就如同被洗濯了一番。又比如，摩西被解释为预示基督的降临。当摩西高举手中的杖（14：26-27），就如同以自己的身体摆出一个十字架形状的造型。基督教解经传统的主流，并未强调此卷中（在后代看来）很明显的反抗压迫、逃离暴政、争取自由的政治主题。但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开始，《出埃及记》的革命主题被挖掘出来，并且与《圣经》中其他一些相关段落，被不同时代的“革命者”反复解读、反复运用，最终在英美历史上形成一个悠久的政治传统，铸造出一套事关“自由”和“解放”的强大的政治话语。
英国莱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考菲（John Coffey）在《〈出埃及记〉与解放》（Exodus and Liberation ）一书中，首次系统勾勒了这一套政治话语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轮廓。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约翰·加尔文到马丁·路德·金的解救政治》，足见此政治传统绵延之久。作者认为，从加尔文开始，英国革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废奴运动、美国内战、二十世纪民权运动，一直到二〇0八年奥巴马当选，都贯穿着一个神意强力干预历史的解救传统，作者称其为“解救政治”或者“救赎政治”（deliverance politics）。在大约四百五十年的历史中，英国和美国在几乎所有历史危机时刻，都有大批知识精英和民众秉持这种政治信念，认为《圣经》中的上帝不仅同情和支持一切被压迫者，而且会在最后时刻主动援救，帮助被欺压的边缘群体最终战胜人间一切的压迫者。
“解救政治”的主要《圣经》依据是以下几段经文（我将最具标语特色的句子用黑体标出）。《利未记》中有关于“禧年”（Jubilee）的记载。根据这一制度设计，以色列人每耕种六年之后，第七年为“安息年”，彻底休耕。七个安息年之后，也就是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设为“禧年”，要让所有沦为债务奴隶的本族人获自由：“第五十年你们要当禧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25：10）。在后世的废奴运动中，这段话被广泛引用，被当作上帝明令要释放奴隶的证明。另外两句常被引用的经文，一句来自《以赛亚书》：“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58：6）；另一句来自《路加福音》第四章所引用的《以赛亚书》：“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解放，被囚的出监牢”（61：1）。但所有这些旨在为穷苦人伸张正义的表达，都不如《出埃及记》的故事具体、生动，因为《出埃及记》前十五章是一篇连贯的叙事，记述了摩西带领人民逃离暴政、获得自由的全过程，因此构成此种“解救政治”最关键的《圣经》依据。
《圣经》中的一些语汇原本来自古代社会生活，比如“赎买”就让人想到古代奴隶市场的贩卖和释放。这些词语在后来基督教的解经传统中，被赋予神学含义，指的是将人从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但是后世历史中最终会出现合适的时机，这些词语原生的社会政治语境又会被唤起，神学含义会随之隐退，词语的理解趋于字面化、具体化、政治化。“赎买”“救赎”“自由”这些词语开始直接对应于现实社会的关切，人们可以用《圣经》词语来描述人类现实。如此一来，人类历史事件，由于被《圣经》预言和《圣经》修辞来表述，也就同时带有《圣经》意义和神学规模，历史事件也就相应变成《圣经》事件，变成具有宗教意味的拯救事业（10 页）。这就形成一种双向运动。后世以《圣经》故事为先例、典范、样本，以《圣经》语汇来描述当下现实，以《圣经》观念来理解当下，打通《圣经》之“古”与当下之“今”。与此同时，当下也就被理解为《圣经》原型和典范在人类历史上最新的显现，当下也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为例，对于当时人来说，英国内战不仅是古典意义上的民族解放之战，更是《圣经》意义上的拯救之战。从一六四一年开始，“拯救”（del iverance）一词反复出现在各种书籍和小册子标题中，查理一世被比作埃及法老，而克伦威尔被称作摩西。一六五一年铸造的英格兰共和国国玺（The Great Seal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刻画的是威斯敏斯特议会正在开会，铭文为“上帝保佑而重建自由之第三年”，突出的主题是英国新教群体在被查理一世剥夺自由之后，依靠上帝的庇佑而重获自由的历史（48—49 页）。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被推翻，奥兰治亲王威廉即位，此年经常被称为“救赎之年”（the Yearof Redempt ion）。所以威廉被称为摩西，而詹姆斯二世被比作法老。半个世纪之后，亨德尔还创作了清唱剧《以色列在埃及》（I s rael inEgypt ），正是此种政治话语的音乐呈现。
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出埃及记》的主题更是被广泛运用。建国者的思路是：美洲定居者屈从于英国议会的专断统治，被剥夺自由，沦为奴隶。所以与英国开战，正可类比于以色列人对埃及法老的反抗。托马斯·潘恩普及了埃及的类比，在《常识》和《危机》等书中，他将英王乔治三世比作法老。新英格兰的很多牧师都认为摩西杀死埃及监工（《出埃及记》2：11-12），正可以证明武装抵抗政治压迫的合法性。一七七六年，杰弗逊和富兰克林设计美国国玺时，都曾想到《出埃及记》场景。富兰克林提出的国玺方案，描绘法老坐在战车上，正穿过红海分开的海水。而摩西站在对岸，伸手向上帝祷告，让海水淹没法老的追兵（69 页）。虽然国会最终采纳了金字塔和白头鹰的设计方案，但可说明《出埃及记》对于建国者来说，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考菲总结道：“在英语世界新教政治话语中，神意和解放紧密相连，其根基就是对《出埃及记》的政治解读。”（70 页）
在新教群体看来，美国革命乃是加尔文派反抗教皇权力、反抗奴役这一传统的发展顶峰。华盛顿被称作美国的摩西，是解救美洲殖民地摆脱奴役的救主。但是美国革命所使用的自由和解救的政治话语，却很快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因为白人争得了自由，但黑人却继续充当奴隶。自由只是部分人的自由，解救也是部分人的解救。更有甚者，摆脱英国人奴役的群体，如今却是奴役黑人的法老。但这样的内在矛盾并不妨碍这一套有关解救的政治话语在随后的废奴运动中继续被使用。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废奴运动中，废奴派领袖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 1805-1879）仍自觉延续新教的救赎政治传统。摩西带领成千上万的奴隶逃亡，因此被视为历史上首位废奴主义者，而上帝自然就是最伟大的解放者。加里森创办并一直担任主编的《解放者》（The Liberator ）杂志，是当时宣传废奴派主张的喉舌。考菲检索该杂志，发现提到《出埃及记》有一百五十处，而提到旧约中的“禧年传统”则超过五百五十处（125 页）。可见新教的解放话语以及最常使用的《圣经》证据乃是美国废奴运动主要的思想资源。
本书第五章，我认为具有特殊意义。这一章讲述美国黑人从十九世纪初到美国内战结束，如何运用《出埃及记》中的解放思想来完成他们对奴隶制最激烈的控诉和讨伐。研究美国黑人宗教思想的著名学者拉博陶（Alber t Raboteau， 1943-2021）曾指出，《出埃及记》故事乃是建构美国黑人身份最重要的叙事。对于《出埃及记》故事，黑人废奴主义活动家要比白人有更深切的理解，也曾提出更激烈的主张。白人废奴主义者从外部、远距离观察黑人奴隶制以及解放运动，但十九世纪的美国黑人却亲身重历《出埃及记》中所描绘的奴役状态和最终的解救（147 页）。因此，从个人体验来衡量，黑人群体是美国奴隶制最直接的受害者，必然会有切肤之痛。此外，考菲注意到，《出埃及记》既事关逃亡和迁徙，又涉及奴役与解放。以往白人在运用《出埃及记》的政治话语时，往往只取其一端。比如，英国的清教徒来到美国，将他们横跨大西洋的旅程想象为《圣经》中以色列人奔向迦南的进程，但很少提到从奴役中被解放。在独立战争中，美国人欢庆从枷锁中被解放，但他们建立新的国家却不涉及逃亡的主题。在考菲看来，唯有美国的黑人奴隶才结合了解放和迁徙这两大主题：他们的祖先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 他们又不断盼望在这个基督教国家能获得《圣经》所许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黑人群体将《出埃及记》政治话语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美国黑人对奴隶制的谴责，包含对美国立国精神和整体政治构想的批判。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活动家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1818-1895）在一八五二年国庆日发表了著名演讲《七月四日对黑人的意义》，说得最为痛切。他对白人社群强调：你们的独立和自由，乃是我们的奴役；七月四日是你们的独立日，但不是我们的独立日。这相当于反向使用《出埃及记》。考菲评论道：
非裔美国人用《出埃及记》来建构黑人的文化身份，并质疑美国以《圣经》叙事为基础所建立的民族身份。美国宣称自己是新以色列，但与其全然矛盾的是国民中依旧遭奴役的旧以色列（155 页）。
在废奴事业中，白人和黑人虽然都秉承新教特有的“拯救论”，但具体策略却有很大不同。很多白人废奴者害怕黑人起义，担心这将损害废奴事业。他们强调用和平手段来抗争，更愿意引用摩西在《出埃及记》中的一段话：“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只管站住”（stand still）被解释为不可用人力过度干预历史进程，应当静候上帝的拯救。但与之针锋相对的是黑人起义的领导者，他们主张不流血就不可能有拯救，不抵抗就谈不上得自由。由此可见，在同一套新教政治话语中、同一项事业中，白人和黑人因为处境不同，他们所解读和依赖的《出埃及记》也会如此不同。对不同族裔的人群在运用这套拯救话语时的不同侧重，考菲做了更精细的对比和区分，显示出这套话语的复杂性和弹性。
《〈出埃及记〉与解放》一书，讨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话语在过往四百余年间的发展。因为涉及英美近现代主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所以作者需要横跨多种专门史，掌握庞大数量的材料，才能从中勾稽出一条线索。仅就此书的历史跨度而言，可算一项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作者雄心万丈的决心。考菲自己的学术专长是十七世纪英国史，但此书有关美国史的篇幅大大超过英国史。而读者可以看到，他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美国史的理解非常充分。为了说明美国黑人灵歌对《出埃及记》主题的运用，他阅读了有关灵歌和民歌的专门研究著作。为了了解美国历代外交政策与《圣经》的关联，他参考了多种相关研究。所以，论到研究话题之重大、研究时段之长、读书之广、占有材料之多，这本书属于短时间内不容易被超越的著作。
本书除了时段长、材料多、气魄大这些优点之外，还有很多对细节的讨论，发人深省。仅举两例。考菲区分了liberation 和deliverance 两个词，对于二者的准确含义做了辨析：
l iberat ion 一词在十七世纪英国极少使用，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才变成常用词。……“解救”（del iverance）指的不是人为自身所行之事，而是他人对自己所行之事。在宗教语境中，这个词指向上帝，上帝才是伟大的“解救者”（Deliverer，37 页）。
这里对词义的区分非常重要。在考菲所讨论的“解救政治话语”中，deliverance 代表他人对自己所实施的营救、援救和解救，解救并不来自自身的努力，而是自身之外的力量主动干预和积极介入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样的“解救”必然来自外部。相反，liberation 一词在十九世纪之后常常带有自我解放的意味，即通过自身努力而摆脱压迫。这样的辨析可以强化我们对“解救政治”的理解，因为这种政治话语直接来自神学：“解救”一定是上帝所施的拯救，不是人类通过人间手段可以完成的自救。这其实也是《出埃及记》与《利未记》《以赛亚书》中那些解放宣言的不同之处。“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报告被掳的得解放”，这些话被后世引用时，往往强调人的主动施为，而《出埃及记》更强调上帝的营救。考菲总结道：“禧年传统和先知书要求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m），而《出埃及记》则鼓励一种天命论（providentialism）。”（7 页）前者是上帝在发布指令，但自身并未在历史中显现，而后者则是上帝直接现身、直接出手。
拯救论影响并推动了英美两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但考菲也注意到有关解放的政治话语在全球语境中所产生的问题。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英国的废奴运动就有推广到全球的抱负。这种推广运动的具体主张是：英国或美国不仅仅要在本国争取自由、成为自由的国度，而且还需要“出口自由”，也就是要向他国输出自由与解放。作者称之为“传教式帝国主义或人道帝国主义”（missionary or humanitarianimperialism， 116 页）。英国废奴运动领袖巴克斯顿（Thomas Fowell Buxton，1786-1845）很早就提出，英国要出口三个C——Commerce， Cultivation，Christianity（贸易、教化、基督教）。看来，解放话语全球化的倾向由来已久。考菲对此问题的思考，也让这部著作与现实产生了更直接的关联。
这本集中讨论《出埃及记》政治含义与后世影响的著作，在思想史上也有特殊的意义。考菲在绪论中指出，在英美学术界，像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 ）这样的名家，他们在讨论“自由”这一观念时，极少提到《圣经》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艾瑞克·方纳（Eric Foner）在其《美国自由的故事》一书中，也很少涉及自由话语中的《圣经》因素。很多著名学者都未能注意到英美有关“自由”的观念，实际上包含了《出埃及记》和“禧年传统”中大量的希伯来思想资源（11 页），也未能指出新教群体不断提及上帝将人类从奴役中解救出来这一重要主题。所以，考菲这部著作，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忽视《圣经》传统的严重缺陷，让读者对于“自由”“解放”这些概念的理解更加深入、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