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的时代课题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现代化。中国人先后走过了器物救国、制度救国、思想救国三个阶段。在器物救国方面，精英们迷信坚船利炮，代表性的事件是洋务运动；在制度救国方面，分为两种路线和两种尝试，一是从维新运动到清末立宪，一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救国方面，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一阶段的启蒙运动没能持续下去，而是很快中断，接下来被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代表一种思想救国和制度救国探索的里程碑，其主要结晶即是诞生了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1840年到1912年，这一阶段中央集权被逐渐削弱，直至民国初年国家陷入分裂战乱状态。民国初年袁世凯当政时期国家相对比较稳定，但随着袁世凯的死去，国家再次陷入长期的分裂战乱状态。于是，任何革命组织的革命任务就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要执行其革命目标，另一方面要力促统一。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未必能兼顾，有时甚至相互冲突。当二者出现冲突时，革命组织日益发现，唯有掌权和完成国家统一才能为实现革命目标创造前提条件。于是中国的进步力量在一方面抗拒落后势力、落后思想，一方面力促国家统一过程中沾染了太多旧毛病。这使得革命组织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行动带有越来越多的改朝换代色彩，而进步革新之感则显得不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变化乃至异化。1912年到1928年，国民党继续革命，广泛地利用国内外社会上层力量完成廉价的统一。由于严厉清共并打压其它左派，更由于国民党当局广泛地与大资本家、大财团、大军阀和其它社会名流结盟，使国民党政权具有强烈的右翼色彩，使中国在当时日益成为权贵资本主义主导的国度。从这一点看，国民党自己所想要实现的革命目标并没有实现，尽管他们掌握了政权并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同时，中国国民党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也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冷血。这一切其实也是恶劣的内外部环境逼出来的。这样看来，在近代中国复杂而又血腥恶劣的内外环境下，似乎根本无法诞生温和中道的当权派别。正是恶劣的环境逼着国民党日益集权化、列宁化，视掌权和军事胜利为重中之重，从一个追求民主进步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保守独裁的执政党。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后来集中到了国共之争上面。国共之间的路线之争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斗争，是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由于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更由于国民党右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也越来越失去温和的一面，日益走向激进和独立，民粹色彩也越来越浓。同时，国民党的权贵资本主义路线和对左派的血腥镇压，相当于使这个政权与左派完全决裂了，不仅是决裂，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死对头。这就撕裂了社会也撕裂了国家，破坏了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
近代中国处在列强国力上升期和对外扩张期，国家和民众的生存危机非常深重，时刻感受着外部的高压。恶劣、高压的环境使国家和人民很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难以保持温和和理智。而温和进步如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那样的模范政府则举步维艰、内外交困。这恐怕是一贯主张维护它国人权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始料未及的。西方发达国家自以为它们是全球的人权卫士，实际上恰恰是它们的对外扩张恶化了很多落后国家的生存环境，使这些国家深处恶劣高压的国际环境中，难以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开温和的步伐。要考验西方国家的真正心态，不妨问它们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中国出现一个奉行独立自主不亲西方政策的民主政府，你们会支持它吗？或者说至少不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孤立它、打压它吗？恐怕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中国的分裂动荡是很容易的，但中国要想统一安定是非常不易的，往往需要推动统一的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在这一过程中推动者的人性和品行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种种扭曲。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主进步，我们应当选择一条风险相对较小、相对比较稳妥的政改方案，大破大立不太适合中国这种“和平难得”的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逐渐让权来逐渐向民主方向过渡，可以减少国家的震荡，保障国家的安定和统一。这样一来，追求民主进步者不用抗拒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也就不会走向偏激和异化，而中共当政者则在民主化进程中妥善地保全了自己的部分权力和地位。通过寻找双方的交集来渐进地向民主国家过渡，其实是符合各方最大利益的。一个稳定的中国和一个在稳定中逐渐进步的中国，会以其相对比较温和的土壤滋润民主斗士，也滋润中共执政者，使双方都免走极端。而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虽然不为列强所乐意看到，但却对捍卫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权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要知道中国这样的大国天生就是某些国家称王称霸的眼中钉，唯有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局才能免受列强的欺负。列强当年可以把中国的革命者和进步力量逼得失去了温和进步的一面，今天也同样可以。一个虚弱的、难以保住领土完整的、完全抛开中共的新生民主政权是不符合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也是很难立足的。一旦这样的新生民主政权在民主范围内难以克服内外交困的压力，难免又会走向异化和倒退。到时候中国难免又要走回头路。与其彻底变革未遂而不得不倒退，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抱着温和包容的心态积极支持中共在体制内的渐进变革。恰恰是这种渐进的变革更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使中国向民主化迈进。
作者系传媒人士，民间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国情和中国改革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