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6 月21 日，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暨社会发展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高端论坛•2012”在中央党校主楼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来自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政法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全国党校系统的著名专家学者、在校中青班学员代表、科社教研部全体教员近100 人与会。
中央党校副校长张伯里代表中央党校致欢迎词。他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总体形势很好，但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改革攻坚期、矛盾突显期，重视社会安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已经成为转型社会的重要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这次论坛将影响我国当前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作为主题讨论，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王怀超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并作开场演讲。王怀超主任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又一个发展的紧要关头，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集聚，社会风险增加，而且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的社会矛盾沸点低、燃点多。因此，他呼吁理论界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该问题，把社会矛盾，社会安全，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的研究放到一个突出位置，要确立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直面现实，大胆探索，迎接挑战，争取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有所进展、有所深化，为国家把脉，为中央谋策，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开场演讲中，王怀超主任提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安全或国家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第一，经济方面有两大问题： 即金融风险和多年来无法遏制的投资扩张； 第二，政治方面有政治发展中的民主进程问题，腐败问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问题； 第三，文化方面主要是集体无信仰问题，即缺乏精神支柱、全党的思想混乱、全社会的道德滑坡、全社会的诚信缺失问题。第四，社会方面有三个问题： 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风险与矛盾增加，社会结构的固化与底层上升渠道堵塞； 第五，民族宗教问题； 第六，资源环境问题； 第七，信息和网络问题； 第八，青年问题，包括青年人的信仰、就业和道德问题。
王怀超主任在开场演讲中提出的八个方面的问题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与会专家围绕影响我国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发言和讨论。现将论坛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社会安全总体形势的判断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积累的问题也非常多，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居安思危，对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安全总体形势有一个非常清晰和准确的认识和判断，与会学者就此进行了激烈而深入的探讨。
王怀超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安全的总体趋势是稳定的，但未来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不断增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化解风险。这一观点取得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吴忠民教授也认为，当前我国总体上发展形势很好，其中有两个意想不到，一是社会发展的这么好意想不到，二是社会矛盾这么多也意想不到。因此他认为，中国中近期即10—15 年内出现社会骚乱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可能出现跨省区的骚乱，但是出现社会动荡的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吴忠民教授强调，不能把本来属于社会骚乱的问题归为社会动荡。社会骚乱和社会动荡至少有两个主要区别： 一是以是否颠覆现有政府为目标，二是是否采取激烈的对抗方式，社会骚乱不具有颠覆性和激烈对抗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认同吴忠民教授对当前社会安全形势的判断，但他对于未来的预测则更加谨慎一些，因为他认为评估未来的社会安全状态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要考量，即全民的不安全感。对此中央党校侯少文教授表示深有同感，他强调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还要考虑国际性的因素，如为什么欧美国家的老百姓会生活较为幸福？ 为什么中东、北非这些我们认为长期不会出问题的地区出现了变化，等等。
山东省社科联原副主席包心鉴教授也对于当前我们国家安全的总体趋势做了四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就是国内的不安全因素大于国际和国外的不安全因素。第二个是党内不安全因素大于党外不安全因素。第三个判断就是体制内的不安全因素大于体制外的不安全因素。第四个判断就是政治领域的不安全因素，或者叫政治性的不安全因素要高于经济和文化性质的不安全因素。
从文明转型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的社会安全形势。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张恒山教授认为中国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已经经历了政治上的风险期； 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是商工文明的第二风险期，即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形成的风险期，这个分配是一个广义的，需要重新调整，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这种调整期。因此他总体上同意吴忠民教授的判断，但是认为于建嵘所讲的危险也不是不存在，总体上要持乐观态度，但是也不能低估社会矛盾带来的风险。
从改革风险的角度来评估中国的社会安全形势。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要判断中国社会安全的总体状态，首先要确定中国现在究竟处于什么状态。目前中国还没有解决社会普遍的贫困问题，也没有解决政治权力的正常更替问题与权力制约问题，因此他认为，总体上中国未来5—10 年社会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剧，改革面临着很大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中国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在进一步加大，几乎要改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刚性问题，不但要有极高的智慧，还要有决心、勇气和毅力，但现在已经出现逐步失去改革的信心、决心和毅力的倾向，这是最大的安全问题。
总之，与会专家都认为当前我国的社会安全总体形势较为乐观，但是无论是观察视角还是最后结论，在对未来社会安全危机的严重性判断上，不同学者却略有区别。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与会者认为不能过于强调甚至夸大未来中国社会不安全的形势。中央金融办驻云南办主任刘光溪将新中国与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与北欧的福利国家进行比较，与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金砖四国进行比较，甚至与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越是跟外国比较，越觉得中国发展得非常好，中国当前和未来社会的总体形势是稳定和谐的。
二、关于影响我国社会安全的主要问题
在对社会安全总体形势进行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与会专家们进一步就具体影响当前中国社会安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不同侧面对影响我国社会安全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
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概括了影响我国社会安全的主要问题。王怀超教授从总体上总结了影响我国社会安全的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认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认为，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安全的状况主要有四类： 一是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公众利益受损； 二是社会灾难直接造成的对公众利益的伤害和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三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引起较大的社会恐慌心理； 四是直接由于社会因素如群体性事件、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 其中第四类事件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并且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特别需要从政治上加以防范。包心鉴教授认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安全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或者带有症结性的问题有三点：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管理体制长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造成对经济民主秩序和社会民主诉求的严重滞胀。很多人把高度集权美化了，只能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是权利本位的固化，造成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利益之间的严重疏离，这个固化主要表现在对党管干部的一种误解和曲解； 三是由于权力滥用或者是权力异化，既得利益集团对我们党执政造成严重危害。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教授认为，当前中国主要存在三个安全问题： 一是来自于我们党内部的安全，如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不统一，因为党内思想上不统一，就可能出现党内分派，进而出现党的分裂，最后走向多党； 二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一方面是一些西方国家在保卫自己的价值观，在向国外推荐甚至强化自己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没有概括出来； 对内对外宣传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是两套话语体系； 三是网络安全的问题。于建嵘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存在两种社会抗争形式，一种是威权活动，主要是农民和工人的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的问题，工人是改制引发的问题。另一种是骚乱问题，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造成的，但没有一个目标性的发展方向。在这其中，要特别关注三个社会群体，即第二代农民工、近2000 万底层知识分子和近300 万退伍军人，因为这三类人群可能会很迅速地形成社会动员。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谢志强教授认为，目前中国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有九个：政治结构的权力制约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投资出口与扩大内需的关系问题，社会结构的塑造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区域结构中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教育结构的关系问题，利益结构在分化和协调中的统筹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西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
在总体概括的基础上，更多的与会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党的建设、民族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出发，分别就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安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有侧重的论述。
从国防安全角度看社会安全问题。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姜鲁鸣教授认为，国内安全与国防安全是互动的，两者间的相互转化是一种常态现象，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两者的关系就会形成内外不安全相互转化、恶性互动的局面。从国防安全来看，当前中国是五个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即传统的安全威胁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现实安全与潜在安全相互交织，国际威胁与国内威胁相互交织，军事威胁和其他威胁相互交织，国家战略拓展与维护安全相互交织。
从核心价值观角度来看社会安全问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贵清教授着重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问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在一部分人看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不能保证； 社会财富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直接影响了共同富裕社会本质目标的逐步实现，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一部分人认为工人在政治上的基础地位发生动摇。
江苏省委党校科社部主任徐民华教授也着重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并认为这个安全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就是我们的执政主体，需要针对中高级领导干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否则理想信念缺失，后果会非常严重。
从党的建设角度看社会安全问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强调了党的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对社会安全构成的威胁。他认为，邓小平同志早就提醒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党内，所以如果党的自身改革不向前推进，其他可以说都是零，目前党的改革出现“不精神”的状态，这尤其令人忧虑，这是影响最大的政治安全问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峰教授从政党利益表达功能角度出发，认为今天我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是如何通过现行的政党制度来解决多元利益表达的问题。我国的政党制度应该能够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的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从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从公民权利角度看社会安全问题。南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阎孟伟教授认为，公民权利问题是当前需要直面的一个最根本的社会安全问题。可以说，我国公民权利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聚合点。目前，中国公民权利被侵犯问题非常严重，这带来了四个严重后果： 一是使公民丧失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失去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和维护； 二是侵犯公民权利成为政府官员腐败的一个主要机制和方式； 三是由于法制环境不稳定，造成大量资产流失境外； 四是道德法律自律的缺失加深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从社会风险角度来看社会安全问题。竹立家教授强调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有四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如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 二是领导意志和个人决策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不确定性； 三是社会阶层固化与社会阶层对立变成一种普遍现象，阶层的矛盾已经不是矛盾而是断裂了，群体性焦虑、群体关系激化现象非常普遍； 四是腐败不仅仅是一种现象，它已经转变成腐败文化。侯少文教授也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安全的最大问题就是腐败问题，现在的腐败是大面积的，是一种具有持久性和穿透性的顽症。浙江省社科联原副主席蓝蔚青研究员认为，我国是处于超高速发展历史过程中的超大型社会，而且经济社会正在快速转型，问题的复杂性十分罕见。但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有区别，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是社会风险。外部主要是金融危机，怀疑领导干部或者是决策层的决心和能力，从而削弱了执行力、抗风险能力，可能会出现社会失控。内部相应存在着信心危机，表现为“击鼓传花”现象，而改革缩手缩脚往往也是因为不自信。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尹志刚教授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社会风险的责任主体不清晰，谁也不作为，集体的不负责任； 第二个就是风险严重到什么程度，能不能防治，还需要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风险有些是结构性风险，如制度性剥夺，有些甚至目前无法找到应对之策。
从改善民生角度看社会安全问题。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郭强副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在内不在外。国家安全的基础是社会安全，社会安全的基础是人民安全，人民安全包括人民的生活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安全、权利安全等。如果人们觉得这些不安全，会通过理性的或者非理性的手段来改变政策，甚至可能会要求改变政府。因此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如产业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民生问题，否则工人群体可能会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刘光溪主任也认为，未来唯一能撼动中国共产党根基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可能会出现的抗争问题，其他都不足以影响，因此要考虑第二代农民工的归属问题。朱云波认为，在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收入和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的两极分化，并且有固化的现象； 二是分配收入秩序混乱，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全民的寻租动机在增加，根源主要是由于政府政策和社会制度的多变性，或者说非均衡性。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社会安全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该民族在理论认同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 二是有独立的、非常明确的地理行政边界； 三是有政治目的非常明确的集团。当前要适当考虑到在市场化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体和精英被边缘化，防止以上三个基本条件的形成。中央党校科社部靳薇教授认为，影响民族宗教问题和国家安全的第一个问题是民族与国家之间缺乏良性互动： 有一些民族的自我认同出现强化和极端化，权利与资源的民族分配政策严重失衡，仅代表本民族利益的精英群体的出现。第二个问题是民族地区的贫困与差距问题，民生问题和民族问题叠加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另外在宗教方面，中国的宗教存在四个矛盾： 信众和寺观教堂增加，国际环境对宗教的影响增强，一些邪教在兴起，宗教价值观对核心价值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
三、关于我国社会安全问题成因的分析
在讨论影响中国社会安全主要问题的同时，部分学者进一步就各种社会安全问题的成因进行了精辟入里的分析和研讨。
从社会动荡形成的条件角度进行分析。吴忠民教授认为，中国中近期要防止社会骚乱而不是社会动荡，其具体原因有四点： 一是中国民众目前的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系的可能性，中国民众也不会出现难以忍耐的心理； 二是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 三是中国的社会控制力不可能混乱，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十分强大； 四是与别的国家相比，在中国极端的价值观很难实现。因此，未来我们主要警惕的是社会骚乱而不是社会动荡。
从文明转型角度进行分析。张恒山教授认为，整个人类正在从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但中国转型较慢，目前还处于向商工文明转型过程中。商工文明形成的最大共识是法律制度，没有法制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风险。所以，当前中国各种社会安全问题的成因就是一个脚在商工文明，一个脚还在农耕文明，整个社会向商工文明发展时，很多意识还停留在农耕文明，用农耕文明的手段来管理社会，所以，目前我国社会精英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缺乏共识。
从党自身改革角度进行分析。王长江教授认为党自身改革“不精神”影响到整个国家发展的安全，结果导致政治竞争已是既成事实，但是却缺乏制度的保障； 对权力的约束机制还远未形成； 改革缺乏战略，习惯于用旧的方式推进改革，导致部门利益做大； 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改革的障碍。
从社会安全的所有制基础角度进行分析。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真正按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制度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基础如何健康发展。从现在的经济状况来看，现在真正能引发社会安全的最大问题就是公私之间关系问题，至今在政治层面、社会制度的建设层面都没有把两者看成是有机融合的，没有内在统一的用制度构建它。
从结构和体制机制角度进行分析。谢志强教授认为，结构性障碍已经成为了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和安全运行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中国的结构性问题覆盖面广，非常深刻，连带性强，有不平衡性，有的是结构失衡，有的是结构扭曲，有的是结构冲突，有的是结构物化，有的是结构畸形，所有这些都导致我国在各个层面出现了影响社会安全的各种问题。侯少文教授认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权力滥用，控制权力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运用监督机制和民主法制。但目前我国监督机制非常薄弱，监督不力，监督疲软，缺乏刚性； 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上游，因为授权机制出了问题。朱云波认为，导致收入分配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政府在某些社会领域中的失职。
四、关于加强社会安全建设的对策建议
在全面分析社会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对问题形成的成因进行探究的基础上，与会学者就未来如何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安全提出了一系列真知卓见。
完善社会安全的实现机制。李忠杰教授认为，在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要在稳定和活力、安全和进步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努力做到活而不乱，静而有序。加强社会安全建设实际上就是加强社会基础性建设和应对性建设，尽可能防止和减少社会不安全问题和事件的发生，从而保持社会始终处于较高程度的和谐和稳定状态。加强社会安全建设的具体方式和保障表现在四组词上： 第一组法制、道德，第二组统筹、管理，第三组磨合、协调，第四组防范、处置。经济基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水平要进一步提高，应急准备要进一步加强，处置完善也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素质要进一步改进。保障社会安全既要治标也要治本，要防止也要制止，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基础和根本上保障了社会的活力和平衡，提高了社会安全程度。
形成更加成熟的国家对外战略。姜鲁鸣主任认为，在内外互动的过程中把国防建设好，是保持国内社会安全的重要前提。应当形成与我国地位相称的成熟心态，即不惹事不怕事，继续把韬光养晦作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大战略。中国没有必要急于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潜心打造我国物质基础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要有礼有节地抗击各种阻挠，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绝不含糊； 另外，一定要把周边谋划好，在这方面中央的战略非常成熟，因为开拓周边、稳定周边、塑造周边，一直是大国的战略。
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肖贵清教授认为，国家要长治久安就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实际上这也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问题。但要增强认同感，最重要的是要回归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向前发展。竹立家教授认为，从价值高度上讲，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不是伦理性的，不是道德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要重建开放式的社会主义形态，要有开放性，包容性，核心价值应当明确自由是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另外，要以公正民主为中心重构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未来的改革逻辑一要明确发展价值，二是制度重构时必须重建以人民权利为主体的权利结构。蓝蔚青研究员认为，做实事是强化人民对基本理论、基本制度的认同感，增强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最有效办法。宣传工作要避免假大空，找出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做好对现行政策的宣传解释和对大众情绪的疏导工作。
夯实社会安全的所有制基础。韩保江教授认为，构筑社会安全的经济基础，要老老实实地处理好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空间等问题。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有作用的，而且是有重要作用的，关键是公有制要处理好跟私有经济的边界。未来如何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混合性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一个健康发展、平等发展的新的所有制发展空间，关系到社会的安全稳定，甚至关系到政治文明的选择。
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包心鉴教授认为，针对社会安全方面的高危因素，必须树立强大的自信心，要跳出权力本位的误区，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唯有如此社会才能更加和谐。郭强副教授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以内，中产阶级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体； 即使中产阶级成为主体，中国中产阶级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恰恰是最不稳定的敏感因素，鉴于东亚地区中产阶级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影响，当前应当首先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关注价值观对社会安全的影响，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断增强民族关系的安全性。马戎教授提出，一是将56 个民族去政治化，保持中华民族的称呼，但56 个民族建议改叫族群，这样可能会使民族关系风险下降； 二是党和政府要兼顾多元化，应当因地制宜，因族制宜； 三是缓慢地、稳妥地推进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在具体政策上，一方面在大量调查基础上，提出可操作的、能够保护少数民族具体权益的政策微调方案； 另一方面通过讨论基本的民族问题、民族理论、民族制度以及国内外的历史比较，让少数民族的精英可以更理性地看到少数民族未来的发展和它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是与中华民族完全一致的，从而形成某种共识，走向真正的和谐。靳薇教授认为，第一，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保持国家安全，要加快发展、缩小差距； 要切实改善民生，促进民心安定；要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坚持完善党的民族政策。第三，强化国家认同，关注国家认同上的群体差异和代际差异。第四，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既要认识它的严重性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要注意不能扩大化。第五。依法抵制宗教渗透，在手段、方式方法上要进行创新。
通过制度建设消除各种结构性障碍。于建嵘研究员认为，未来10—15 年不发生动乱的前提条件是对执政者要进行改变，执政者一定要有改革意识，要建立社会规则体系。谢志强教授认为，要朝着三个目标努力： 一是社会结构要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变化； 二是必须要有良好的平衡能力和支撑能力； 三是要有良好的构架和完善的平台。蓝蔚青研究员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提出了三点建议，即及时解决社会问题，谨慎制定社会政策，宣传工作注重实效。
王怀超主任在会议结束时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认为，这次会议有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参会人员层次高，与会者都是国内一流学者； 二是多学科交叉，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民族学、社会学、党建和管理学等角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知识储备和价值观进行探讨，视野开阔，讨论充分全面； 三是信息量大，有微观，有宏观，有历史比较，有现实分析，还有国内外安全； 有学者介绍独立见解，也有学者介绍经验教训，因此这次高端论坛是一次知识和信息高度聚集的研讨会。正是因为有这三个特点，所有与会人员都开阔了视野，深化了认识，更新了思想，特别是对影响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的认识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清晰。因此，这次会议相当成功，实际效果非常显著，必将对社会安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