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先生是我国新时期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6年间，他有20多年时间担任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主要领导职务。可以说，今天中国社会学学科欣欣向荣、发展潜力无穷的景象，与郑先生的不懈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初步来看，郑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社会学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一个学科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理论上论证这个学科的合法性，从而在现实中为该学科发展赢得充足的空间。郑先生一直在努力让政府、民众和学术界都认识到，社会学在现实中是“有用”的，与主流社会是“相融”的。在理论上，郑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家中首次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提出社会学有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有革命批判型与维护建设型之分，当代中国社会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非常明显的维护建设性质，讲清了解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学与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联系与区别。在此基础上，郑先生还全面论证了社会学与执政党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学的互动走过了“合—分—合”的曲折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动的增多，执政党和社会学都认识到相互之间的密不可分：执政党的长期执政迫切需要社会学，社会学的大发展也需要执政党的支持。

不断完善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中，费孝通先生促成了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他建立了社会学学科体系的“五脏六腑”，即学会、研究机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学科的专门刊物和出版机构。郑杭生先生则在费先生的基础上对社会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开创了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重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并且在近年教育部的历次一级学科排名中均列本学科第一；他从元理论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证了社会学的元问题、基本问题与研究对象，讲清了社会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独特地位；他在全国期刊数量大规模压缩的背景下，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创办了《社会学评论》与《社会建设》两个专业学术杂志，而此前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学仅有《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两本专业学术期刊；他晚年创办了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最近三年来已经捐资数百万元，使154位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及青年社会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得到无偿资助。

倡导形成社会学学派推进社会学学科的中国化。郑先生认为，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平台。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至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郑先生创立了新中国社会学中特色最为鲜明的中国社会运行学派，以根本观点一致为基石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学术团队，培养出两三代社会学学者，并领导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与实践结构论五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同时，郑先生还提倡“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所以他对于国内外所有社会学的青年后学都殷殷教导、倾囊相授，对于东中西部所有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都一视同仁、无私扶助，其对社会学学科的大爱，委实令人感佩无限。

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定位。郑先生认为，在全球社会学格局下，中国的社会学者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要不断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要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和双维视野，要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要有“理论自觉”意识。其中郑先生对“理论自觉”这个概念的阐发，掀起了学术界甚至政界有关中国“理论自觉”、“理论自信”问题的大讨论。郑先生提倡学术研究要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历史中国的地气、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种风尚。可以说，郑先生在事实上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那就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应当进入理论自觉阶段，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做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最终形成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