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和考验期。习总书记指出，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再好的规划和方案都难以实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不再提“社会管理”，改提“社会治理”，提出要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使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此后，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然是一字之差，却是我们党在社会领域内执政理念和政策思路的一次彻底转换。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管理与治理最大的差别就是，“管理”强调社会建设主体的唯一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绝对权威性与强力色彩；而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可见“治理”强调的是社会行动主体的多元化与平等性，各主体在协商基础上形成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最终实现共生共赢。但是从现实来看，我国当前所提的社会治理与西方国家所提倡的“治理”、“善治”等理念在内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上。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是三权分立的，而且在社会上也是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三权并立的，三元社会主体地位无差异，分工进行分领域的合作治理。而我国当前所提倡的社会治理要求的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可见，在主体上，我国要构建的是一种“一主多元”式治理结构。

“一主”是指党委政府。党委政府要真正发挥“一主”功能，关键要真正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理念转变。一是在行动理念上，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换。在1921-1978年年间，我们党解决了革命问题，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而1978年至今，我们通过经济上的空前成功，基本解决了发展问题，未来我们还要解决服务问题，因为在前两个时期，管理甚至是控制都是常态，而服务型政党则是一个新命题，尤其是在这种本身就具有硬控制色彩的社会治理领域内，首先要做的就是理念更新。正如2011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培训班讲话中所指出的，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二是在行动主体上，实现从“绝对一元”到“相对一主”的转换。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同时更要注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三是在行动取向上，实现从管控-专断到协商-合作的转换。习总书记指出，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正因如此，习总书记要求在促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提高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的工作能力。“一主”与“多元”之间，更多的是要进行平行式的沟通，进行协作与协商，而不再是垂直式的简单的从命令到执行的关系。

“多元”主要包括企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要真正在“一主”背景下，做到“多元”，关键有两点。首先，多元主体要进行角色调适。只要有进有退、有取有舍，定位准确后才能与其他主体进行明确的分工界限。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这种分工的基本界限是：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和130万家事业单位都要发挥优势积极参与，60多万个村(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要实现自我治理功能的真正回归，700万家人民团体及其外围组织要在工作中体现出作为“人民”团体的功用；近50万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帮手”功能，不能将其定位为“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其次，才是各自独立功能的充分发挥问题，在做到占位而不越位后，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当前，“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治理功能发挥都有其不足之处，未来的重点工作很多，譬如，积极鼓励人民团体参与社会治理，如在联系草根组织、促进和谐就业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夯实社会治理的社区基础，通过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社区成为社会治理的综合性平台，目前部分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及农村地区社区创新社会治理难度大，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理念、方法技术等方面加强支持；在社会组织体制上，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等等。

通过以上努力，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将会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一主多元”式社会治理结构将会充分发挥其功能，从而有力地助推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久治安这一良好愿景的实现。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