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学校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系列项目，当年我们确定了“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支持”这一选题，并于2003年3月正式发表研究报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该报告发表之际，正是SARS疫情由南向北扩散之时，很快就酿成一场影响全国，乃至波及全球的灾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可以说，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在感受社会机体强劲力量的同时，也都体会到了社会的脆弱性。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摆在了人们面前，这就是社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最后确定的主题正是“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报告也是对SARS危机进行深度反思的一项成果。

一、为什么要关注社会安全问题

前面提到，本报告主题的选择受到SARS危机的直接影响。但是，最终确定选题是考虑到更多、更深层次的因素。

首先，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长期失调，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很多风险，或者叫不安全因素［1］，对社会良性运行构成严重威胁，急需深入研究。

2003年，在中共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举国动员抗击SARS，取得了重大胜利，并克服了SARS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确保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2003年成为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大关的一年。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推动地区协调发展，保障弱势人群利益，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总论：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然而，就在2003年，各种社会风险也相继被披露并引起关注。年初的SARS危机不说，年中安徽芦岭、河南安阳等地发生的严重矿难以及淮河流域的大水灾不说，仅就2003年末2004年初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媒体披露的信息而言，我们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之多、之大已是很令人担忧了。例如，《新安全》杂志2003年 第12期披露，当年1—9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720 622起，死亡96 343人；该期杂志还披露，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1/4。中国每年约有28万人自杀死亡，每两分钟就有 1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中国15岁~34岁人口的第一位死因。权威网站“人民网”2003年12月29日报道，当月23日发生在重庆市开县的“12•23”气矿井喷特大事故，已经导致234人死亡，“中新网”2004年1月5日则报道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43人。另据权威网站“新华网”2004年1月27日报道，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为“猛于”SARS的禽流感，继在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发现后，已经在中国出现。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最终确诊广西隆安县已经发现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与此同时，湖南、湖北也出现疑似病例。另外，北京《信报》2004年1月9日报道，北京市在2003年6月中旬至7月10日的20多天里，就发生食物中毒23起，中毒人数457人，引发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是食品污染；该报2004年1月19日还报道，北京市民已经有1/3患有“生活方式疾病”。一本颇受读者欢迎的杂志《领导文萃》在2004年第1期援引数据称，气象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6%；该刊同期还援引国土资源部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数据称，目前全国约有一半城市市区的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全国有7 000多万人仍在饮用不合标准的地下水。这些显现在我们身边的风险，实际上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威胁着个体的生命健康，也威胁着社会的良性运行。

其次，随着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于安全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关注安全问题即是关注民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在整体上稳步改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1—9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34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达1 802元，比上年增长了3?8%。与此同时，政府加大了扶贫力度。截至2003年9月底，已对2 183万城镇低保对象支出最低生活保障金95亿元；广大农村困难群体的支持体系也在逐步健全，低收入的贫困和温饱户已由1995年的29?7%降为2002年的12?0%。截至2003年9月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00 889亿元，比上年底增长16%。另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调查，55%的居民有债券、股票、外币储蓄、手存现金等金融资产。

从生活质量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5%左右，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5%左右。就城乡整体而言，已经初步进入小康型生活，单就城镇居民而言，已经开始进入宽裕型生活了。

“在这个物质生活富裕的社会里，我们特别关注安全，而在那些较贫穷的地方，人们却把风险看做是生存环境中的正常现象”［2］。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们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对于安全的需要就日益迫切起来，而且，安全需要的满足，是其他高层次需要，如尊重、爱和自我实现等得以满足的基础。中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防范风险的需求的上升。根据权威人士的预测，在未来10年里，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年增长率还将超过10%。事实上，富而思安，目前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人们担心失去工作，担心不能获得社会保障，担心因天灾人祸造成损失，担心生活环境恶化，都可以看做是对风险和不安全的担心，换句话说，也可以看做是对安全的追求，而社会安全是个体获得安全保障的重要前提，因此必须高度关注社会安全问题。

再次，建设更加安全的社会是落实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进入21世纪之际，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事实上是一种依然隐含着很多风险的小康。一方面，生产力的进步依然有限；另一方面，很多结构性的社会张力依然存在。例如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依然处于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等等。

基于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具体地说，主要是要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居民家庭财产普遍增加，社会秩序良好，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努力消除各种潜在的社会风险，缓和社会结构性张力，促进人与人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协调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未来的小康社会实质上也是更加安全的社会，无论是对个体生活而言，还是对整个社会运行而言，都是如此。

最后，风险与社会安全问题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当代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社会变迁出现新的趋势，刺激了社会理论的创新。有很多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正在出现的新的社会形态，例如“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如果从现代社会产业结构转型、信息爆炸、知识积累加速以及知识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越来越重要的角度说，正在出现的新型社会确实可以从以上不同的角度被称作“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但是，伴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和知识的迅速增加，人们对现在，特别是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却越来越强烈了。很多人从来没有像以前那样觉得这个社会，乃至这个星球是如此脆弱，它的未来是如此不确定。在此背景下，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为代表人物的“风险社会”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86年，贝克出版了德文版的《风险社会》一书，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描述现代化的新阶段，提出当今社会是充满了体制性人为风险的社会。此书出版之际，适逢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由于人为原因发生爆炸，酿成国际性的大灾难，从而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证明。在该书出版的最初5年里累计售出6万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2年，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并在1993、1994、1996、1997年连续重印，表明了公众对于该书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一些著名学者，如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沃特•阿赫特贝格（Wouter Achterberg）、莫里•科恩(Maurie J?Cohen)、约瑟夫•休伯(Joseph Huber)、莱恩•威尔金森(Lain Wilkinson)、马克•H•丹尼尔(Mark H?Daniell)等等，都从不同角度介入了风险社会的讨论，并提出了很多远见卓识。

“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以来，一直为很多大灾难的发生所佐证，例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起源于英国并蔓延到世界的疯牛病、美国的“9•11”事件以及我们在2003年刚刚经历并且至今仍有威胁的全球性SARS危机等等。种种真实灾难的发生，越来越使人们对于传统型现代化产生怀疑，开始自觉反思并接受“风险社会”的概念。

可以说，“风险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确认当今时代各种社会风险的性质，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全面认识当今社会的总体特征，自觉反思和把握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介绍与研究都还有很大不足。如何运用这种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社会风险以及防范风险的对策，仍然是一个新课题。本报告在列专章梳理风险社会理论的同时，努力尝试借鉴这一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风险与社会安全问题。

由此看来，我们这个选题不仅是对SARS危机的直接反思，更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入反思，也是关注国际学术前沿，促进学术对话和学术发展的一种自觉努力。

二、社会安全的界定与分析策略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课题。我们这个报告只是一个尝试，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关注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对于社会安全问题的分析主要注意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本报告认为，社会安全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尝试着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界定社会安全。

广义上的社会安全是指整个社会系统能够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把妨碍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原理，广义上的社会安全取决于社会内部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思想文化子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协调。在此意义上，社会安全实际上包含了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生活安全和思想文化安全。

狭义上的社会安全［3］主要是相对于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而言的，是指除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之外其他社会领域的安全。这种界定并非是认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过于重要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社会领域的安全状况，以至于很早就受到关注，已经有大量文献论述。相对于此，狭义上的社会安全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系统的分析。事实上，在现代风险社会中，狭义上的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很多社会性风险会加剧经济、政治系统的压力，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和政治不稳定，例如疯牛病以及公众的核恐惧等。而经济、政治系统的不安全会直接加剧社会不安全，例如经济衰退、政治动乱等。

如果把政治安全的主体看做是统治集团，把经济安全的主体看做是厂商，那么狭义上的社会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的区分就比较明显，一般而言，它的主体是普通社会成员和群体。在此意义上，所谓社会不安全或社会风险则是指个人和群体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或者只能得到最低程度的保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关于社会安全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忽略个体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区别。从静态意义上讲，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有的，个体安全虽然受到社会安全的影响，但是一些类型的个体安全与个体自身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有密切关系。但是，从动态意义上讲，个体安全与社会安全又是密切相关的，具有普遍性的个体安全问题自然就演变为社会安全问题，而社会安全状况最终将影响到所有个体的安全状况。

本报告基本上是在狭义上使用社会安全的概念。我们所收录的子报告［4］侧重于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安全状况，而排除了对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直接分析。这样做除了突出狭义社会安全的重要性之外，还考虑到作者群的专业限制以及“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的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安全是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安全，在不同的社会阶段，社会安全的表现也不一样。此外，在深入研究社会安全时，还应当注意到公众的主观感受，也就是社会安全的主观层面。由于本报告写作期间并未开展全面的社会调查，所以也就不可能专门分析。

第二，本报告尝试着发展一个风险与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对于特定风险问题的分析，通常可以遵循识别风险、分析原因、提出对策的研究进路。然而对于多种风险问题的分析，这种进路不是非常适合。我们采取的研究策略是，先识别一些主要的风险类型，然后邀请相关的专家进行研究，最后汇编成本报告。因此，本报告中的每一个子报告是相对独立的。

就保证报告的系统性而言，采取以上研究策略的关键是如何识别主要的风险类型并明确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而言，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世界银行发表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向贫困宣战》提出，可以按照风险发生的层面和事态的性质对风险进行分类。［5］比如说，按照风险发生的层面可以区分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风险。微观层次的风险通常是特有的，主要是对具体的个人或家庭产生影响；中观层次的风险则对一批家庭或整个社区产生影响；宏观层次的风险是指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发生的风险。如果按照风险的性质则可以区分出自然风险（如洪灾）、健康风险（如流行病）、社会风险（如恐怖主义）、经济风险（如经济危机）、政治风险（如暴乱）、环境风险（如污染）等。但是，由于本报告并不强调微观层次的风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之外的风险都称作社会风险，因此，以上分类方法并不适用于本报告。事实上，严格地把风险区分为微观、中观与宏观层次也是不太可行的。在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很多微观、中观层次的风险常常产生宏观层次的影响，反之，更是如此。

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则从促进社会可持续性的角度，提出应当学会管理更广泛意义上的资产组合。［6］传统上，人们局限于对人力、物质与金融资产的管理，这种意义上的资产管理不能保证社会的可持续性。该报告认为，应当把以上资产之外的自然资产、知识资产和社会资产纳入管理的范围，以保证社会的可持续性，促进人类福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可持续性是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方面。因此，也可以借用这种资产分析框架，来分析社会风险的不同方面，例如各种资产的存量、增长及其问题。然而，这样做依然与我们所采纳的社会安全定义有冲突，并且难以包容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比较富有启发性的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观点。他区分了三类风险：前工业时代的灾难、古典工业社会的风险和晚期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灾难。具体来说，它们分别体现为地震飓风等外部危险，职业事故风险以及大规模的生态、核、化学以及基因风险。然而，这种分类还是难以揭示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形势。事实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风险是复合性的，同时并存着贝克所说的三种历时性风险，还包括体制转轨所造成的特殊风险，如社会控制的弱化。

因此，本报告尝试着对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进行简单的二分，也就是将一些主要的风险区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浅层风险与深层风险。所谓浅层风险是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为公众所熟知并密切关注的风险类型，这类风险通常存在已久并时而显现，社会已有一定的安排来应对这类风险，比如说自然灾害、贫富差距、刑事犯罪、失业、生产事故、传染病、心理疾病、劳资冲突、族群冲突、道德失范、邪教、恐怖主义等。所谓深层风险虽然也与公众生活相关，但是并不一定被感知为风险，因为其对目前社会安全的威胁尚未充分显现出来，社会应对此类风险的准备也还不足。但是，这类风险确实存在，并且正在对社会运行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更为基础性的和结构性的威胁，所以可以叫做深层风险，例如人口结构变化、初级群体的裂变、信任危机、高新技术风险、生态危机、全球化风险、社会控制弱化等等。本报告大体上就是按照以上线索和框架进行编排的。最后，本报告列专章梳理了风险社会研究的不同视角。很明显，这种框架依然存在缺陷，只能在进一步的专门研究中加以完善。

第三，本报告特别关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风险共生现象，这种现象加大了社会安全保障的难度。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风险是复合性的，这与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特殊的转型时期是密切联系的。

一方面，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启动比较晚，并且主要是由外部因素驱动的。这样一种社会转型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均衡性、整体性，而必然是一种不均衡的转型过程。一般而言，容易与西方世界发生联系的地区总是率先开始转型的过程，如城市以及沿海地区；而广大农村、内陆地区的社会转型总是相对滞后。因此，在中国社会现阶段，历时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共时态地存在，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也就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现阶段，传统类型的风险，例如传染病、自然灾害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运行的威胁，而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还不断涌现和加剧一些需要面对的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社会风险。此外，从局部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晚期工业社会或现代化晚期的社会形态，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初露端倪，高新技术日益发展，从而预示了新型社会风险，其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威胁都在不断积聚、加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来。

面对这些不同类型乃至不同性质的风险，我们的社会在应对风险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有时某些防范风险和加强风险控制的举措，反而扩大了某些类型的风险。例如在SARS危机中，一些落后地区的群众按照传统的方式（比如说封建迷信）去应对SARS风险，明显是不利于降低这种风险的；而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目前规避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却有加大失业风险的倾向。更为重要的是，按照风险社会理论，强化工业社会前期的控制逻辑和应对风险的策略，根本无法应对工业社会晚期的巨大风险，往往只会加剧风险，“今后的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无法保险的社会”［7］。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还内含着一个特殊的过程，即从一个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转向一个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这样一种转型过程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现在还远未结束，但其基本趋势是市场化、非集中化、流动化和多元化。正因为这样一种转型过程还没有结束，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整合机制正在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与机制尚未完善并真正起作用，所以诱发和加剧了一些特殊类型的风险，比如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越轨乃至犯罪激增、传染病控制难度加大、族群冲突加剧、道德失范、信任危机以及控制失灵等等。

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现阶段，各种风险共生现象的存在，使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第四，本报告认为，由于转型社会自身的缺陷，其应对风险、控制风险危害、保障社会安全的能力和条件较差。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转型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弱化着转型期风险控制的效果，但却加大着各种风险对于社会运行安全的威胁。甚至可以说，转型期社会缺陷本身就是风险之源。

首先是中国社会存在着结构性断裂。

近年来，孙立平教授公开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层面的断裂现象。［8］这一概念本身确实尚需进一步进行学术上的推敲，比如说，假定断裂现象存在，那么它们是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现象？再比如说，断裂社会理论与其他有关理论（如社会整合理论）是什么关系？这一点孙立平教授本人也注意到了。然而，“断裂社会”的概念确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概括性，并因此引起广泛的关注。

按照孙立平教授的观点，目前中国社会的断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第三，社会的断裂还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

事实上，在以上几方面之外，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增加一个方面，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从管理与控制的角度看，行政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疏远、断裂。这种断裂主要是在由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行政集团自身定位和行为不当造成的，特别是在基层，规模庞大的行政集团越来越内卷化，越来越脱离群众，有着很强的自利倾向，由此导致大家常说的干群关系紧张乃至对立、冲突。这种状况对于长期依靠行政权威进行控制的社会而言，无疑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失控。

存在着结构性断裂的社会，很难发现共同的利益基础，从而导致确立社会共识、进行广泛社会动员以及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的困境。不仅如此，由于断裂所造成的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于防范社会风险或控制风险危害的。

其次，中国社会文化堕距现象普遍存在。

文化堕距是社会学家奥格本（W?F?Ogburn）提出的一个概念。［9］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含了物质技术、制度与观念等不同层次。文化是会发生变迁的，但是，在文化变迁时，文化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通常来讲，物质技术层面变化最快，制度层面次之，最后观念层面才真正发生变化。由此，文化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差距与错位，并进而诱发各种社会问题。

以此反观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确实可以发现广泛存在的文化堕距现象，其中很多方面的文化堕距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风险之源，并妨碍着风险控制。比如说，从生产角度看，在工业化过程中，快速转换的工作环境、工作技术与落后的工作观念、工作管理制度之间出现差距，就是导致各种生产事故的重要原因；从生活的角度看，在城市化过程中，生活场景、生活内容的快速变化也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滞后存在矛盾，从而导致公共卫生保持的困难。从个体角度看，改革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急剧改善，但是很多人并没有确立对于物质生活的适当态度，而陷于过度的物欲之中，甚者因物欲而加剧健康风险或导致越轨；从群体角度看，群体利益分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利益协调的速度，必要的利益协调机制建设滞后，从而加大群体冲突的风险；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公众的科学素养之间存在巨大差距［10］，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也严重失调，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潜在的巨大风险之中。

再次，中国社会现阶段还缺乏对于现代社会的深入反思。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社会正在进入加速转型时期，从局部意义上看，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快速跨进现代社会的门槛。尽快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的政府和民众现在依然憧憬着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然而，必须意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进程，是既能创造实利，也能产生毁灭性风险的，它在带给人们可见的许多实惠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处于越来越大的风险之中，这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一再强调的。比如说，现代化的进程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提升了人们的知识水平，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但是，它也同样使婴儿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过量辐射、污染、药物滥用甚至各种专家“虐待”所造成的风险，继续扩大着人们未知的边界，从而强化着人们的不确定感，越来越使人们远离自然，甚至使自然“消失”，人类越来越朝着自己编制的“金丝笼”里迈进。与此同时，现代化还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东西，例如核武器、基因技术等。

目前这种现代化进程，它造成巨大社会风险的根源在于其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逻辑。如果不对这种逻辑进行深入的反思，我们步入现代社会越快，我们面对高风险的威胁也越大。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学者和公众、媒体都在积极反思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反思整个现代性，探索新的人类未来之路。事实上，必要的反思意识、反思机制和反思力量是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在我们这个一路高歌走向现代的社会中，几乎没有反思的声音！

三、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谈到人们对于现代风险的反应时区分了四种情况［11］：（1）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而不关注风险的后果，强调当下的生存；（2）持久的乐观主义，坚持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信仰，相信肯定会找到解决风险的技术方案；（3）犬儒式的悲观主义；（4）激进的卷入，针对已经察觉到的风险采取积极的行动。我们关注风险与社会安全问题，并且不确定将来肯定能够找到一揽子的技术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对防范与控制风险持过于悲观的态度。因此，我们的主张显然属于吉登斯所说的第四种类型，我们强调当下的积极行动。

本报告基于对不同层面、不同内容的社会风险的研究，提出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风险管理，确保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安全。

第一，我们认为，应该高度认识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扩充对于社会安全问题的理解。

长期以来，社会安全被认为决定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所以人们更多地关注各种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而有意无意地把社会安全置于次要地位，或者看做是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自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安全确实受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影响，比如说经济危机会导致失业，打击一些人的生计，政治动乱则可能引发全局性的混乱甚至战争。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日趋深入，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对于社会安全的忽视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中国2003年的SARS危机都造成了广泛的经济、政治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安全是受高度关注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例如“三反”、“五反”、“反右”、“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保障政治安全。当时的意识形态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奉行斗争哲学。然而，对于政治安全的过度关注，使经济风险逐渐暴露出来，到改革开放前夕，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各种社会矛盾也积累了很多。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经济安全和经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可以说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防止经济过热、平稳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防范经济风险。这种努力确实有很大效果，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并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

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进步并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一些早就存在的社会风险继续累积，一些新的社会风险又在显现，可以说，目前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已经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了。当然，我们说重视社会安全问题，并不是否认关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重要性。我们深知，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风险。我们强调关注社会安全的出发点在于：社会安全与经济、政治安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关注社会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关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关注社会安全还需要扩充对于社会安全的理解。前面已经提到，本报告采用简单的二分法，把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区分为浅层风险与深层风险。目前，许多浅层风险已经受到关注，例如贫富分化、犯罪与失业，政府也在努力控制这类风险。控制这类浅层风险无疑非常重要，但是必须意识到，这种控制并非风险控制的全部。从长远看，威胁我们这个社会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还有一些深层风险，例如人口结构转变的风险、生态危机的风险、社会失信的风险、高新技术风险、全球化风险。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必须着眼于优化社会的基础结构，改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做到未雨绸缪。

第二，我们认为，应从确保社会安全的角度认识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性。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之一就是使“社会更加和谐”。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把政府职能定位为4个方面：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社会管理明确定义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很有新意的。可以说，政府加强社会管理是使社会更加和谐，确保社会安全的重要举措。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加强社会管理对于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性。

一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社区和社群的力量受到削弱，例如村庄的解体与宗族的衰落，使得社会成员自我管理的条件丧失，能力下降。大量失去传统纽带维系的人集聚到城市，并促成大众社会的形成。如果社会没有有效的管理措施，满足大众社会的各种需求，这样一种社会将陷于混乱。

二是在中国从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来曾经具有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职能的单位体制正在趋于解体，单位成员与单位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只具有单一内容的工作合同关系，而不再是全方位的身份隶属关系，单位因此不再、也不可能代理政府发挥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的功能。随着广大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的转变，要求社会必须创新管理与控制的方式和机制。

三是加强社会管理可以保证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在结构上化解风险之源。因为加强社会管理势必意味着相应规范的确立，意味着增加社会服务的提供，意味着增加资源投入，意味着对资源投入与产出进行合理的核算，这样不仅会使社会领域的发展获得更多的资源，而且会使社会领域更有秩序，更有效率，这对于促进社会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四是加强社会管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防范现代社会个体化风险，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必要支持的一种手段。现代化的过程既是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也是社会个体化的过程。按照贝克的说法［12］，个体化是现代教育、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社会竞争以及现代居住方式等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个体化的过程使得个体从传统的支持网络中分离出来，失去了来自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保障和支持方式。即使是在家庭成员之间，他们也选择各自独立的关系并生活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中。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形成有赖于个人选择，社会纽带从而变得具有反思性了。人们找不到可靠的保障和长久的支持，个体在面对社会时，感到孤立无援，遭受各种风险袭击的可能性加大，因而危机和不安全的感觉时时相伴。一种适当的社会管理模式无疑是有助于个体控制生活风险，并减轻个体危机感与恐惧感的。

目前需要抓紧深入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最适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可能是政府扶植社会力量，并与社会力量一起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机构的膨胀以及职能的扩大。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提供规范、组织资源投入并进行有效监管，具体的执行机构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民间组织、社区以及其他政府之外的机构和组织。

第三，我们建议，要尽快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在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的社会，无论从什么角度说，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著名经济学家彼得•F•德鲁克（Peter F?Drucker）曾经指出，保险和风险管理对于促进西方世界在18、19和20世纪的经济进步所起的作用与企业和商业起到的作用同等重要。他甚至认为，一个社会处理类似于火灾、沉船之类偶然事故的能力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灾害降临到富国和穷国的概率是相同的，比如说日本的地震、孟加拉国的洪水，但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控制和减轻这些灾难，那么该社会就可以更好地把资源运用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在彼得•L•伯恩斯坦（Peter L?Bernstein）的《抗争命运：值得注意的风险》（1996）一书中，作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一个社会理解、度量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主要区别之处。［13］

完善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规避风险。尽管风险可能意味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但是，很多风险的消极影响要大于积极影响，特别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纯粹风险和不可分散风险。对于本报告所关注的各种风险因素而言，显然都是社会所希望规避的。

我们所说的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首先是指建立健全各种风险管理制度，消除现有各项制度之间的冲突。大体上说，风险管理的制度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和四个层次。所谓两大类型是指预防风险发生和减轻风险发生后的危害。例如，社会保险制度、传染病预防制度就可以看做是预防风险发生的制度类型；而社会救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则可看做是减轻风险发生后的危害的制度类型。所谓四个层次是指全面的风险管理规划与战略、风险管理法律、风险管理的行政条例以及各个管理部门的具体规章。当务之急是在识别主要社会风险的基础上，拟定全面的风险管理规划，并依照这个规划清理、协调现有的一些法律、条例和规章，补充完善一些缺失的管理制度。

其次，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意味着要健全风险管理机构，并增强这些机构的能力。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有着规模庞大的风险管理机构，例如劳工部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环境保护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核管理委员会、联邦紧急措施署等等。围绕这些管理机构，还有很多外围的信息服务和分析组织，例如全国工程科学院、疾病控制中心、全国职业安全及保健研究所、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等等。［14］在中国，直接涉及社会安全的国务院部委包括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国务院直属机构包括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国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包括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包括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等。这些担当着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的部门及其人员，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是需要不断加强能力建设的。

最后，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意味着要加强风险监测和评估，这是准确控制风险并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的前提。围绕风险监测和评估，国内外学者已经探索了多种指标体系。例如，1961年，一位国外学者提出了测定社会动荡发生的3项经验指标：（1）都市化程度的增长；（2）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对它的社会限制的消失；（3）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快速增长。［15］

中国学者宋林飞曾设计了包括18个警源指标、10个警兆指标和12个警情指标的“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16］。本报告所列若干社会风险，也可以看做社会风险监测的一个初级指标体系。但是，一般而言，对中国社会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的难度在于：（1）很难有具普遍共识的监测指标体系；（2）现行统计系统很难提供必需的规范化的时间序列数据；（3）评估风险的严重程度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重视风险监测与评估，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可以通过一些程序和办法，尽量克服或减小。例如，我们可以鼓励采用多种指标体系进行监测和评估，以便互相比较；我们还可以改进统计部门有关社会指标的搜集工作，确保数据来源的持续性和可靠性；我们也可以通过广泛协商对风险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并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确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水准。

第四，我们建议，应当正视转型期社会风险的复合性特征，积极采取多元化的风险管理策略。

前文提到，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风险共生现象，各种历时态的风险同时存在，给社会风险防范与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事实上，在不同阶段的社会，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有着不同的应对策略（参见表0—1）。表0—1风险类型与管理策略

风险类型前工业化时期的风险工业化前期的风险晚期工业化时期的风险风险举例瘟疫、自然灾害失业、职业伤害、疾病核技术、化学技术、基因技术风险产生的原因人类社会以外无法控制的力量对人类的惩罚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进行控制的意外结果人类科学技术不受限制地推进，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控制逻辑的过度扩张应对风险的策略敬畏上帝、效法自然、人类自责强化控制逻辑，发展风险计算、保险以及相关的监管标准和组织反思性现代化，实行公平的权利分配，技术民主化，营造公共领域，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注：本表参照以下文献制作：［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下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荷］沃特•阿赫特贝格：《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等。

在前工业化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等外部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只能任凭其肆虐，并通过一些宗教仪式甚至迷信活动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增进群体内部的团结，激发平安度过风险的希望。然而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今天，我们对于许多早就存在的外部风险有了更多的认识，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手段的进步已经为防范这类风险和控制其危害提供了可能，人们也不再相信依靠各种宗教和迷信手段能够抵御风险。事实上，继续采取传统的应对风险策略很可能加大风险的危害。

但是，传统的风险应对策略也确实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说敬畏自然世界、约束人类行为和观念、讲究天人和谐，这种策略甚至与目前比较前卫的风险管理思想还有相通之处。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提出，工业社会以来，正是自然和传统的消解，人类力量的过分扩张，使得整个社会处于风险之中。正如贝克1986年所指出的：“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7］。

进入工业化时期，随着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方面的能力显著增长，从而强化了人们对于社会风险的控制逻辑，相信通过适当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能够控制风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工程技术（例如防洪工程）、保险业以及福利国家的迅速发展。这确实缓解了一些浅层的社会风险，在一定时期增强了公众的安全感，维护了社会稳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经验甚至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学习的榜样。

然而，一些著名思想家已经对工业社会的风险控制逻辑提出质疑，指出正是工业社会风险控制逻辑自身加剧了晚期工业社会的风险。贝克认为，在工业社会前期行之有效的保险已经无法为晚期工业社会提供安全，因为“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已经彻底摧毁了风险计算的四大支柱。首先，此时此地所造成的灾难不再是局限于此时此地，而经常构成一种无法弥补的带有全球性损害的灾难，所以风险计算中的货币补偿概念失灵了，不管用了。其次，在最致命的灾难过程中，在人们能够想像到的最糟糕的事故状态下，风险计算这一理念所赋予的关于事故善后处理以及对结果进行预警监测的安全概念也变得无所谓了，没有意义了。再次，风险计算因灾难性事故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范围与界线完全消失而变得无法操作、无法推算。最后，灾难性事故所产生的影响，或呈澎湃奔腾之势，或呈浸润蔓延之态，或呈快慢交叉、急缓重叠之姿，使得风险计算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有开始无结局的事情”［18］。

吉登斯也指出，现代福利制度最初是作为一种提供生活保障的国家体制、作为一条防范风险的途径而发展起来的，它产生于“自然界仍是自然界，传统仍是传统”的社会背景之中，与私人保险的早期形式一样，它是在外部风险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为人们防范诸如疾病、伤残、失业等事故提供集体保险。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这种旧式的福利制度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其表现并不单纯是财政上的，更是一种在人为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出现的风险管理危机。因为这种福利制度不但创造了一种依赖性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了一种“道德公害”，即人们理性地利用福利制度所提供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人们利用福利救济逃避劳动，就在事实上制造了新的失业。因此，福利国家自身成了风险之源。［19］

针对工业社会前期利用知识和技术控制风险的逻辑，贝克和吉登斯都指出，在一定意义上，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正是工业社会后期面临高风险的原因，因为已有的知识增长进一步扩大了未知和不确定的领域。

因此，在工业社会前期适用的风险管理策略并不一定适用于晚期工业社会的风险控制。在晚期工业社会，推动反思性现代化，重塑社会体制，着眼于社会动员和全球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才是风险管理的出路。

中国社会转型现阶段，恰恰是既有前工业化时期的传统成分，又有工业化前期的现代成分，还在局部意义上有晚期工业化社会的成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风险也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历时性的，因此，管理和控制现阶段社会风险的策略也注定是多元化的、灵活的，而不能局限于一种思路、一种策略。对于某些类型的风险，我们要继续借鉴传统中的积极成分进行管理，对于另外一些类型的风险，我们依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那些行之有效的知识、技术与制度，把风险的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正确判断中国社会风险形势的变化，及时反思、调整和改造整个社会体系。

第五，我们强调树立新型发展观的重要性，主张应以新型发展观统筹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努力从战略层面、结构层面化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高风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观的演变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主要参照的是西方的所谓“现代化理论”。战后初期，西方一些学者沿袭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和进化论的发展观，以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为蓝本，向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提供摆脱落后状态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普适性，所谓发展就是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许多人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A ?Lewis）和美国学者罗斯托(W?W?Rostow)。在他们的著作中，增长、发展和进步是同义词，发展就等于经济增长。与这种发展观相适应，他们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就是“增长第一战略”。后来，联合国在制定“第一个发展十年（1961—1970）”计划时，明显受这种观念影响。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遭到挫折乃至失败。在一些国家，尽管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破坏、贫富差距过大、失业和社会骚乱等等，整个社会表现为“有增长无发展”。这种局面反过来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发展的概念被修订为“发展＝经济增长＋取得经济增长的社会条件”，或“发展＝经济增长＋分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提出的著名公式“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代表。这种发展观虽较“发展即增长”的观点有所进步，但从本质上看，仍属传统发展观的范畴，因为，这里的所谓“社会变革”实际上仍然只是居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从属地位。

第三阶段，20世纪70—80年代，面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及发展战略所遭遇的挫折，学术界开始反思发展理论，寻求摆脱发展理论“危机”的途径。于是，各种新的发展观和替代发展战略相继被提出。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他在1983年提出，要把增长、发展和进步三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于是，对于“发展”便有了新的理解。在“发展”的新含义中，强调发展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同每个民族的价值与传统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发展战略相应地包括“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内源发展战略”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接受了新的发展观念，即发展是多元化的，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这一内容。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无疑都是各具特点的，但它们也是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保证。

以上发展观的演变确实有其进步的一面。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从追求单纯经济发展转变为追求全面社会进步，从追求物质生活改善转变为追求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充实并重，从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转变为立足本国实际，从忽视人的发展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然而，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缺陷依然存在，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所谓发展仍然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尚未从全球的角度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二是传统发展观还没有深入考虑发展的环境维度，没有考虑环境资源对于发展的制约，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缺陷的强烈批评；三是传统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仍然是当代人的状况，而没有考虑到后代的、尚未出生者的发展需求，换句话说，传统发展观并未考虑发展的时间维度。

在此种意义上，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观也都可以称之为“传统发展观”。与以上“传统发展观”相对应的现代发展观主要是指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是在汲取传统发展观之进步的一面，并试图克服其局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反映了人类发展观的一个重大飞跃。

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H?Brundland）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使可持续发展进入联合国议程并由此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该报告在呼吁各国维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同时，明确定义并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倡导各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里，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的条件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此后，在联合国这一国际论坛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和辩论，增进了各国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并于１９９２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不仅标志着全球发展新战略的形成，而且标志着可持续发展从研究向行动的转变，是人类诀别传统发展模式和开拓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政府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就着手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采取实际行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宣言可以看做中国政府真正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高度关注树立新型发展观对于控制社会风险的重要意义。如果这种发展观能够落实到实践中去，首先是可以缓解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的结构性断裂，例如城乡之间的断裂，促进社会整合，从而增强社会系统抗拒风险的能力；其次，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从深层结构和体制上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

再次，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可以减少社会风险因子，同时谋求更多的社会共识，促进社会稳定；最后，充分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有利于保障未来时代的社会安全。此外，新的发展观把中国发展置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事实上也拓宽了风险管理的视野。

第六，我们认为，随着社会风险性质的转换，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高风险社会，应当重新认识国家的作用。

首先是要正确认识国家在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中的主体地位。随着传统社会的淡出，当人们继续面临各种灾难和风险时，人们已经不再祈求上帝或责备自身，而是寄希望于世俗的国家，当国家不能为人们提供安全保障时，国家自身的安全就会由于民众的压力出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福利国家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和加强对于社会的控制，往往也乐于宣称要为全体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并作出相应的制度、组织与文化的安排。在某种意义上，世俗国家替代传统社会的“上帝”成为民众安全的保护神。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风险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很多风险并不是外在于现代国家并可以经由国家采取一些手段进行控制的。在很多时候，国家控制风险的逻辑本身就导致了巨大的风险，例如在第三世界，一些发展主义国家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方发达世界，也出现了福利国家在制造道德公害并成为风险之源的情况。事实上，在一个更加现代的社会，社会成员、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和国家都成为控制风险的主体，都有责任参与风险控制。

有鉴于此，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概念，希望以此取代“福利国家”概念。在“社会投资国家”，政府、企业和劳动者都对风险控制负有责任。国家对于风险的控制并不局限于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的影响，而是包括利用风险之积极的一面，并为风险承担者提供必要的资源。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尽量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并进一步把福利供给与发展公民社会结合起来，促进公民社会的自律和自治。

毫无疑问，吉登斯等人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风险管理是有启发的。在控制社会风险方面，我们不能全部指望国家，国家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控制风险。激发和培育风险控制的多元主体，对于保障我们社会的安全非常重要。

其次，要积极促进国家风险控制角色的转换。在一个更趋现代的社会，很多社会风险并不是被动存在、可以预见并可以控制其范围的，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形。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风险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迅速扩散性等特征，事实上还具有建构性特征。这样，依靠传统的风险控制理念和手段，已经很难实施风险控制了，就像打仗一样，传统上我们可以明确定位敌人所在，而现在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我们何时会遭到袭击。

因此，风险社会理论提出，如果说为了应付传统类型的风险和社会危机，人类设计了 “警察型国家”，那么，为了应对现代社会风险，国家的角色应该转变为“警戒型国家”(vigilant state)，这样一个国家的目标实际上并不在于控制某种确定的风险，而在于保持对各种风险发生的警戒能力，包括对国家自身行为危险的自觉。在一个警戒型国家，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保持、科技学术支撑系统建设等是非常重要的。通俗地讲，一个警戒型国家是一个注重保持活力和灵敏性的国家，而一个警察型国家则是注重实力和打击力度的国家。

再次，我们要重视国家在调整风险分配方面的作用，特别是要重视其在支持弱势群体规避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前期，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在一个更加现代化的阶段，国家应当积极介入对于风险分配的调整。

现代社会的很多风险在地域和人群上都具有扩散性，也就是说，一地的风险、一部分人的风险，可能迅速地影响其他地区和其他人，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风险，例如核污染，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够逃脱。但是，当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并存着多种类型的风险，有些类型的风险并非是打击所有人，而是更倾向于打击社会的弱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是不对称的，那些占有财富越多的人，不仅可以有更强的能力规避风险，而且可以借助风险攫取更多的财富；而那些占有财富越少的人不仅难以规避风险，而且还将继续减少占有财富的份额，从而遭受双重的残酷打击。

有鉴于此，现代国家在谋求财富合理分配的同时，还应当谋求风险的合理分配，对于那些风险的始作俑者以及受益者，应当要求其为控制风险尽更大的责任，比如说，社会上的富人、高能耗者，就应当有机制促使他们对于环境衰退负起更大责任。

最后，在一个知识、信息、技术、经济、政治乃至风险都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还应该高度关注民族国家自身的局限性。事实上，仅靠民族国家的单一治理，很难抗拒日益全球化的风险。在正在来临的现代风险社会，抗御风险需要更为广泛、更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各国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等等。例如，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控制SARS以及禽流感等传染病，全球环境保护等等，都一再证明有效的国际合作对于成功控制风险是极端重要的。

第七，我们呼吁进一步优化政府决策，以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

一般而言，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国尤其如此。因此，政府决策与社会风险具有密切的关系，稳妥的决策可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或减轻风险发生后的损失，而冒险的决策则可能加大风险发生的概率或加重风险发生后造成的危害。

通常，影响决策过程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决策可能造成的后果、决策者的视野以及决策者所秉持的价值观。因此，优化政府决策也可以从这四个方面考虑。

一是应当优化决策机制，保证获得充分的决策信息。

在这方面，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是两种重要机制。一般而言，在决策时尽量听取不同的声音，实行集体决策，有助于增加决策信息，防止冒险决策。但是，应当注意到，集体决策是以每个决策参与者拥有完全能够自由发表并坚持自己意见的权利为前提，否则集体决策就成为一种形式，甚至更有可能导致集体不负责任的冒险决策。

在社会分化和知识专门化日益加速的今天，充分发挥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确保科学决策，对于降低决策风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由于受过专业训练以及日常研究的实际经验，专家拥有关于特定领域的比较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有助于降低相关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经验告诉我们，专家有时也会出错。因此，对于组织决策者而言，要求就更高了：他（她）一方面需要有重视专家意见的习惯；另一方面又需要具备对专家意见作出全面合理评估的能力。如果组织决策者对于所要决策的东西了解太少，而又过于轻信专家的意见，他们同样有可能作出冒险决策。

二是应当重视在决策过程中运用预防原则。

决策总是要涉及对于后果的评估，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决策的后果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当然，对不同决策而言，后果不确定的程度是不同的。最低程度的不确定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决策者能够预知决策的可能后果，并且能够预知后果发生的概率；其次的不确定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决策者能够预知决策的可能后果，但是不能确定后果发生的准确概率；再次的不确定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决策者能够意识到决策的后果，但是根本不清楚后果发生的概率，只知道它会发生；最后一种不确定的情况是：决策者根本不能预知决策后果，更谈不上预知后果发生的概率。

在第一种情况下，决策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是明确可控的，而在第四种情况下作出决策则明显是盲目决策，很容易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因此应当本着预防灾难性后果发生的原则，尽力避免第四种决策。

事实上，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作出决策也应当重视运用预防性原则，如果有人预期该决策可能存在无法预见的后果，应当尽量延缓决策，除非有特殊的决策需要。

三是应当拓展决策者的决策视野，努力增进决策的全面性。

受制于各个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以及决策者的知识和洞察力，很多决策是存在或隐或明的界限的，一些决策往往偏向某种目标而忽略其他目标，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例如，一些基层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可能考虑更多的是经济增长问题，而对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等目标则予以有意无意的忽略。这种决策很容易导致社会失调，造成或加剧不平衡发展的状况，从而增加社会风险。

因此，对于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政府而言，努力拓展决策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重大决策上，不仅要看到经济利益，还要看到社会利益、环境利益；不仅要看到上层利益，还要看到中下层利益；不仅要看到局部利益，还要看到整体利益；不仅要看到国内利益，还要看到国际利益；不仅要看到目前利益，还要看到长远利益。有着如此广阔的视野，则可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防范决策风险。

四是应当建立健全当事人参与决策的机制，确保决策的公义性。

决策理论认为，决策应该以一些明确的价值观为基础。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是如此多样化，以至于很难形成某种一致的价值观，作为可以为大众接受的决策的基础。有很多决策可能在促进某些人的利益、为某些人赞同的同时，却伤害了另外许多人的利益，并遭到反对。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要确保决策在实质上的公义性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在不能充分保证决策的实质上的公义性的情况下，通过决策程序的改进，有可能增进决策程序的公义性。在这方面，确保某项决策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起码，相关人员可以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并倾听到其他的不同声音，这将有助于获得相关人员对某项决策的支持或者减少抵制。

第八，我们呼吁加强公众的社会风险教育，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水平。

前文已经提及，在目前这样一个高风险社会，国家并不是惟一的责任主体，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控制风险尽责。而社会成员能够尽责的前提是对风险有着充分的认知。因此，加强公众的社会风险教育，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风险教育有助于扩大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从而克服两种极端的情形：一是对于风险的存在完全无知；二是过于自信，漠视风险的客观存在。这两种极端情形对于风险控制都是非常不利的，正如风险管理专家刘易斯所言：“一方面的无知和另一方面的自满是对合理地管理风险的双重威胁”［20］。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社会恰恰面临着这样的双重威胁。一些人对这个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缺乏敏感，尤其是一些普通民众；另外一些人则盲目乐观，过于美好地憧憬着未来，尤其是一些领导和技术专家。

其次，风险教育有助于改善公众的心理素质，增强公众抗御风险的心理承受力，从而避免或减轻风险来临时的社会恐慌，降低风险的危害。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们面临陌生的情景时，容易出现心理紧张和恐慌。如果公众不了解风险，在风险来临时，就会盲目相信传言，盲目从众，从而造成社会恐慌，妨碍有秩序地控制风险，加大社会风险的危害。2003年SARS危机中公众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对于新型传染病的无知，而亲身经历过这场危机之后，公众面对2004年初暴发的禽流感，其心理反应就要平静得多。

再次，风险教育有助于使公众关注转型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并对一些潜在的风险保持警觉，而这样一种状态正是有效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特别是有利于政府在危机时期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同时，公众对于风险的关注和警觉，也有助于其自身的行为约束，有助于公众自身防范风险，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风险控制的参与，而这种积极的参与又会成为政府和社会改进风险管理的直接动力。

最后，加强风险教育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对于当下社会进程的自觉反思，这种反思在目前的缺乏恰恰是中国社会面临高风险的一个原因，这在前文已经提到。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进程都有可能带来福音，也有可能造成灾难，同样一种社会进程，对于一些社会群体可能是福音，而对于另外一些社会群体，则有可能是灾难。风险教育可以使公众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

此外，当风险教育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机制时，将会刺激有关风险的知识与信息的增加，推动风险信息的搜集、分析以及风险识别工作。无疑，这些方面工作的改进，将会有助于完善社会的风险管理体系。

注释

［1］ 在本报告中，风险与社会安全是一对密切相关的概念。我们讲到风险时，实际上指称的是不安全或不确定；讲到社会风险时，实际上就是指称社会面临不安全或不确定。

［2］［美］H?W?刘易斯：《技术与风险》，20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3］ 本报告的作者之一杨雪冬副研究员援引了一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狭义上的社会安全再进行区分，一种含义是指社会保障体系，另一种含义则是指全社会各个群体免除伤害的能力和机制。（参见本书第十八章“全球化、治理失效与社会安全”）

［4］ 本报告总共收录了20个相对独立的子报告。尽管主编在统稿时调整了一些重复内容，但是一些必要的重复还是存在，主要是为了保证各子报告的相对完整性。

［5］ 参见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向贫困宣战》，135~136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6］ 参见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18~19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7］［18］［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8］ 参见张伟对孙立平教授的访谈：《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载《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2003?10?30。

［9］ 参见［美］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106~10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0］ 根据2001年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最近的2003年调查尚未发布结果），只有1?4％的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大多数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超过70％的人简单地认为科学技术利大于弊。数据引自http://database?cpst?net?cn/popul/event/artic/20129231512?html。

［11］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18~12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2］ 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2.

［13］ 参见［美］C•小阿瑟•威廉斯、迈克尔•L•史密斯、彼得•C•扬：《风险管理与保险》（第八版），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4］ 参见［美］H?W?刘易斯：《技术与风险》，53~55页。

［15］ 参见邓伟志：《关于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问题的思考》，载《社会科学》，2003（7）。

［16］ 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00（1）。

［17］ ［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11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19］ 参见汪建丰：《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6）。

［20］［美］H?W?刘易斯：《技术与风险》，37页。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