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美国的财政僵局视为一场自作自受的“闹剧”，如今已成为全球媒体的共识。而将“顽固、保守”的共和党视为这场闹剧的罪魁祸首，似乎又是全球媒体——尤其是西欧媒体——一边倒的倾向。
但这种观点隐含了一个观点提出者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假设：美国的一半选民都是政治上极不成熟的非理性的人，因为正是他们用选票把那些“顽固、保守”的共和党人送进了国会，且其中还不乏“极端激进”的茶党分子。
因此，这种将共和党看成一群傻瓜和疯子的观点本身才是偏执、狭隘的，充其量只是反映出海外媒体对美国社会的惊人无知。在美国国内，共和党显然不像在美国以外那么不受欢迎。更可能的情况是，共和党其实只是惹了欧洲左翼不喜而已。而我们之所以很少听到拥护共和党的美国人的反驳，一来是因为美国人素来不在乎他人怎么看自己；二来，美国最具全球影响的主要报章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全部都是民主党的拥趸，他们乐得笑纳欧洲同行的舆论声援，虽然它很廉价。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上周在他的专栏文章里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出了个危险的主意：废除债务上限。
我之所以用了“危险”这个词，是因为沃尔夫先生并不是在建议民主党提出一项废除债务上限相关法律的议案，并推动国会通过它——这是民主国家最正常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实际上，他是建议奥巴马总统及其财政部到了下一次触及债务上限时——很可能是在4个月以后——果断地继续举债，根本不必理会限制它的那条法律。
在沃尔夫先生看来，美国的债务上限是一个“太过危险”的法律，就像核武器一样“决不能使用”，“根本不应存在”，因而应当被立即“销毁”。沃尔夫还进一步分析认为，一旦奥巴马事先毫无征兆地这么做了，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可能会视之为“重大罪行”而弹劾他，但弹劾案将不会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则会因为国会参众两院相互矛盾的主张而拒绝认定总统的行为违宪。（马丁·沃尔夫《美国应废除债务上限》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954）
沃尔夫先生的建议虽然危险，但却一点也不新鲜。早在2011年夏天围绕提高债务上限的第一次僵局之时，就有人建议奥巴马总统引用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4节中的法条，作为自己绕开国会党争、毅然单方面提高举债上限的合法性依据。现将该法条全文引述如下：
对于法律批准的合众国公共债务，包括因支付平定作乱或反叛有功人员的年金而产生的债务，其效力不得有所怀疑。但无论合众国或任何一州，都不得承担或偿付因援助对合众国的作乱或反叛而产生的任何债务或义务，或因丧失或解放任何奴隶而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所有这类债务、义务和要求，都应被认为是非法和无效的。
它的要害在于规定了美国的公共债务“效力不容质疑”，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得对债权人违约。
在那个焦灼的2011年之夏，许多民主党内大佬——如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2004年总统候选人、现任美国国务卿、当时的参议员约翰·克里，以及参众两院的多位民主党重量级议员——都明确表示支持动用这一条款。克林顿甚至公开宣称，如果自己是奥巴马，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一权力。
不过，这些热心和操心的人士忘记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巴拉克·奥巴马先生自己是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极优等”法学博士，并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担任宪法讲师长达10年多，他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研究和理解显然不会不如他们。
事实上，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情况来看，白宫是考量过第14修正案的，但它最终还是坚决地排除了钻这一“空子”的小聪明伎俩。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杰森·福尔曼今年10月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已明确赋予国会偿付美国国债的权力，这意味着总统无权自行发行国债。而从白宫发言人卡尼两年多来针对债务上限问题的诸多公开表达来看，奥巴马总统似乎坚定地认为，财政预算和公共债务的一切权力和义务均在国会，除了国会的政治行动，不存在任何其他选项。换言之，是国会而非总统，有责任确保落实宪法规定的美国国债“效力不容质疑”。
不仅如此，白宫和美国财政部还曾断然否定了另一项试图靠钻法律漏洞而轻松解决债务上限僵局的小聪明提议：财政部动用宪法所赋予其的铸币权，铸造一枚面值1万亿美元的铂金硬币，再由美联储认购下来。如此则财政部将从美联储那里获得一笔1万亿美元的款项，令美国政府得以在并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继续支付各类账单。
这个建议原本是作为一个玩笑由媒体人士提出的，没想到居然获得了一些民主党议员以及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自由派人士的认真的支持。美国财政部为此在今年年初十分罕见地发布了一项正式声明，明确表示不会铸造这枚铂币。
财政部还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否定了共和党人先前提出的一个“优先偿付”方案，它授权财政部在触及债务上限而国会又未能就调高上限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使用政府例行税收来兑付债券本息和发放养老金，而其余如联邦雇员、退伍军人福利等支出则可暂停。这种权宜之计可以暂时避免违约造成的金融市场动荡，但财政部长杰克·卢在出席国会听证时强调，一方面美国政府的计算机系统在技术上做不到“优先偿付”；更重要的是，按照白宫的看法，任何支付义务未获履行（无论是短期国债利息还是社保金的支付）就都已构成违约。
而在不久前的叙利亚化武危机上，奥巴马遵循了相同的逻辑。作为宪法规定的美军“总司令”，这位总统一方面对美国民众声称，自己有权在未经国会同意便下令对叙利亚展开有限打击（这样的权力美国总统已经行使了200多年），但他同时又谋求国会的正式授权。
纵观美国历史，一旦情势需要的时候，那些伟大的总统们都毫不犹豫地推动了超越宪法限制的行动。例如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尽管缺乏宪法的授权，但令美国从法国人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州；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缺乏宪法依据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解放了黑奴并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冒着被指控违反宪法的风险，动用陆军101空降师“占领”小石城，控制了1万名州国民警卫队，保护9名黑人学生的入学权利，成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史上的里程碑……
同样渴望名垂青史的奥巴马却令人费解地走到了上述那些伟大总统的反面——他甚至还是古往今来罕见的主动寻求约束而非扩张自身权力的领导人。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书生气十足”的奥巴马在试图推卸自己身上的责任。
在我看来，这完全取决于你以何种视角看问题。奥巴马心里应当很明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总统们拥有一样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民意的高度共识。今日的美国可能正处于现代历史上最两极化的时刻，在几乎所有事关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问题上，民意都分化成高度对立的左右两极，且势均力敌，国会的分裂便是这种民意分裂的缩影。这使得任何一项妥协都极不容易达成，而奥巴马则希望以自己的克制来努力弥合这种两极对立。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没有勇气和智慧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总统那样以一己之力开创时代、引领民意。
就拿提高债务上限来说，这位前宪法学教授显然经过缜密权衡后得出结论：生硬地援引宪法第14条修正案，撇开国会单方面继续借债，将会导致得不偿失的严重政治后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奥巴马没有采纳马丁·沃尔夫之类评论家的危险建议是一个明智之举——
正是因为共和党人坚持不懈的“拖后腿”以及今年春季生效的“自动减支”方案，本财年（美国的财政年度从10月1日至下一年9月30日）里美国出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预算赤字逐月收窄的局面。2013年某些月份里，美国财政收支还罕见地出现了盈余。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本财年联邦政府年度预算赤字将肯定降至2008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年，美国联邦赤字占到了GDP的13%。这一比例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它已经触顶回落，今年预计将下降到11.5%。就连一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反对过度财政紧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承认，美国以“荒谬的”处理方式明显改善了债务前景。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迹象还表明，美国经济正处在艰难但稳步的复苏之中。
当然，马丁·沃尔夫和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人一定会说，要是没有可笑的债务上限之争和荒谬的“自动减支”，美国经济会更快、更好地复苏。我并不想反驳这种假设，事实上，我对债务上限的存废和民主共和两党在财政预算问题上的根本理念之争并不持明确的看法。我想说的只是，美国的赤字削减和经济复苏是一个已经明摆着的现实。也许所有人都希望看到，服用了IMF的宽松财政药方以后，美国经济和财政状况会比现在恢复得更快、更好。但一边是已经到手的10块钱，另一边是20块钱的可能性，我想恐怕很少有理性的人会为了后者而放弃前者。
这就是制衡与博弈带来的“红利”。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的制衡与博弈，美国也许早就变成了欧元区。而那些正在大言不惭地用尖刻的话语批评美国政治、嘲笑共和党的欧洲媒体和媒体人尤其应当谨记：欧洲所能够贡献给美国的，不是经验，而是教训。
注释:
写于2013年10月23-24日，2013年10月26日发表于“腾讯?大家”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