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两年半以前。
7月1日，埃及军方发布了限期48小时的最后通牒，遭到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拒绝，3日，军方断然罢黜了这位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再次在因“阿拉伯之春”革命而闻名全球的开罗解放广场上响起，与两年半前惊人地相似。2011年2月11日，持续18天的大规模抗议将铁腕统治埃及近30年的“最后一位法老”——82岁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赶下了台。
同样惊人相似的是，指挥这次行动的是出任埃及国防部长不足一年的阿卜杜勒·法塔赫·赛西将军，他是去年8月军队最高委员会负责人兼国防部长侯赛因·坦塔维遭解职后由穆尔西总统亲自任命的。而在两年半前，正是在穆巴拉克麾下担任了20年国防部长的坦塔维元帅一手推动并完成了旧政权的谢幕。
军方冻结了备受争议的宪法，解散了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议会，任命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兹利·曼苏尔出任临时总统。曼苏尔宣誓就职后随即发布政令，宣布将对宪法进行修订，并在半年后重新举行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如同两年前一样，军方声称将监督这份未来埃及政治路线图的执行，保证各派别和国家政党及年轻人参与其中，并承诺军方不会直接参与政治或政府事务。
但与两年前相比，今年夏季的这场埃及政坛变局还是让许多人感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区别——如果说之前埃及军方以逼宫的方式迫使穆巴拉克下台，是一次放逐独裁者的“义举”，那么穆尔西毕竟是一位总体上经由民主选举上台的合法总统，军方以武力推翻他所领导的政府，是否属于一次军事政变？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棘手问题，它甚至迫使与埃及有着密切和重要外交关系的美国和以色列政府都不得不在态度和措辞上小心翼翼——它们都是奉行并不遗余力宣扬自由宪政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无法向一场军人政变发去公开的贺词，然而这场“政变”又似乎不仅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而且也代表了埃及的民意……此外，如果认定它为兵变，就意味着美国对埃及的庞大援助不得不冻结。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埃及人自己的看法最有现实意义。去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曾担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的阿姆鲁·马哈茂德·穆萨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坚决反对将这次的军方行动定性为政变。他认为这是一次“广受欢迎的弹劾”，换言之，是对无法无天的总统的一次“武力弹劾”。而在塞西将军发表讲话宣布未来路线图后，代表着埃及社会最重要的派别的几位领袖——全球逊尼派伊斯兰学术界的顶级学院爱资哈尔大学校长、科普特基督教大主教以及埃及主要反对派领袖穆罕默德·巴拉迪纷纷发表公开讲话，明确支持这一路线图。
不管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总统的行为是不是一次不合法的军事政变，有一点显而易见，它是一项颇得人心的行动。
西方舆论总是对军事政变惊恐万分，仿佛那是一件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十恶不赦的坏事。这与西方几百年来稳定的政治程序和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在那种政治运行框架内，军事政变意味着巨大的破坏。然而，在政治体制并不稳定、有效统治经常相当脆弱的第三世界国家，军事政变却往往很可能是实现政权更迭成本最低、社会代价最小的手段。在一个本来就没有多少合法性基础的政治体系内，一次军事政变不过是亘古不变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游戏规则中十分平常的一幕，就像黑社会内部的火并和老大易位，对那些缴纳了保护费的小店主们并不会构成太大的损害。相反，在这些缺乏政治共识的国家，一次失败的选举往往比一次成功的兵变更容易造成重大而长久的社会撕裂。
过去两年来，埃及正在遭受着这种前所未有的撕裂。
宗教VS世俗
2012年6月底，也就是整整一年前，当穆尔西以51.7%对48.3%的微弱得票率优势击败军方支持的候选人、穆巴拉克时代的最后一任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当选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时，这位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的政治领袖踌躇满志。面对欢声雷动的人海，他宣布，埃及历史已经翻开了崭新的篇章，自己上台后将致力于建设一个世俗、民主、宪治的现代化国家。为了打消人们对兄弟会浓厚的伊斯兰主义的疑虑，他强调所有埃及国民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保证上台后不会采取复仇和清算政策，宣称所有人都将依法享受平等的权力。
然而仅仅过去一年，开罗解放广场上却聚集起了数百万要求穆尔西和穆兄会下台的示威人群，其人数甚至比当初反对穆巴拉克的革命时还要多得多。这绝不是一些顽固的伊斯兰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旧体制的回潮和复辟。因为民调清晰地显示，穆尔西的民意支持率最高时曾达到60%，而在这一轮的抗议爆发前已跌至30%。
如此令人唏嘘的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国内的舆论大多用“宗教神权vs世俗政治”的二分法来解释“阿拉伯革命”爆发两年多后埃及的这场巨变，这当然不无道理。但这充其量只是分析复杂的埃及乃至中东问题的众多维度中的一个，还远远不够。穆兄会上台后确实推行过一些伊斯兰化的政策，还与奉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萨拉菲派眉来眼去，但这决不足以让我们得出他们试图复辟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的结论。与其说穆尔西及其同党正在竭力推动埃及的伊斯兰化，倒不如说是人们对穆兄会以及更为极端的宗教团体长期以来宣扬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恐惧和警惕大大地放大了他们政治行动背后的宗教意图。
如果坚持简单地用这种“宗教/世俗”的二元对立来审视埃及和中东政治的话，我们将无比沮丧地发现自己钻入了一个死胡同，这也是穆巴拉克和巴沙尔·阿萨德这类中东独裁者一直以来坚持的那套逻辑：若不是他们的铁腕弹压，执掌大权的将是从清真寺里走出来的狭隘和激进的毛拉们。多年以来，他们成功地让西方和全世界相信，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革是行不通的，因为民主化会让伊斯兰主义者获得权力，再反过来压制现代多元政治。简单地说，民主将使整个中东沦为好战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天下，从而将中东拖回中世纪，与西方乃至全世界为敌。
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戏剧性一幕似乎验证了他们的先见之明，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惊恐之余同这些阿拉伯独裁者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而在国内，伊斯兰主义的幽灵成了埃及政权借以延长1981年生效的《紧急状态法》的借口，同时也成了他们进行非法拘捕和实施酷刑的理由。
事实上，正如眼下的埃及变局那样，虽然风险的确存在，但更为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正是长期的高压统治让阿拉伯独裁者的预言得以自我实现。这是因为，独裁专制摧毁了阿拉伯世界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制度空间，从而为原教旨主义的繁衍制造了绝好的温床。除了投奔清真寺和宗教大学之外，反对者几乎别无选择；而那些没有文化的、贫困的民众也只能从《古兰经》和历史中求得慰藉，而以穆斯林兄弟为代表的宗教组织则恰恰非常懂得通过广泛的社会援助网络来与统治者争夺民心。
政局“稳定”的背后
自1952年一批埃及军官推翻法鲁克王朝后，在“传奇总统”纳赛尔的主导下，埃及建立起一套强人政治模式，这一模式后来也为许多阿拉伯国家所效法。
简单地说，过去60年来，以埃及为代表，阿拉伯的社会秩序一直由家长式的强势人物所掌控，而力量强大的安全部队和忠于当局的商界巨头则成为其统治的基石。
空军司令出身的穆巴拉克在萨达特总统遇刺后掌权。他处于一个区域铁腕人物网络的中心，西方支持并资助这一网络，以此在这一令人头疼的地区获得稳定、有保证的石油供应和以色列的安全。过去30年，民主浪潮在其他几乎所有暴君丛生的地区爆发，但在美欧的默许之下，阿拉伯成为例外，埃及就是一个例子。
在其30年执政生涯中，穆巴拉克对“稳定”的追求近乎偏执。客观地说，穆巴拉克的这种策略成功地使埃及免于遭受中东战乱的冲击，并在阿拉伯兄弟与以色列之间左右逢源。此外，多年来，作为巴以争端的积极——虽说几无成效——调停者，埃及还赢得了不少外交上的赞许。
然而在国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被批评为“木乃伊式”的维稳日益显现出其无法适应时代的专制僵化的一面。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几十年来一直把持着政局，选举不过是个幌子。在政治上，高压之下的埃及民众只能把人分成好人——民族民主党，和坏人——穆斯林兄弟会。
因为近年来政局“稳定”，埃及经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即便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埃及的GDP也依然维持在接近5%的年增长率。但体面的数字掩盖不了埃及经济所面临的困境，非洲第二大经济体的光环也丝毫不能惠及广大人民。
埃及的高贫困率、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在全球都是十分突出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埃及8000多万人口中有40%生活在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贫困线下；埃及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数据为10%，外界估计实际数字超过20%，失业者尤以年轻人居多；最近几年里，埃及的食物价格通胀率达每年17%，人民生活不堪重负。此外，有44%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
僵化体制使得权力集中于少数政治家族中，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分化极端。2010年，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的178个国家中，埃及位列第98。革命以后曝光出来的数据显示，在这一“腐败金字塔”的顶端，仅穆巴拉克家族就积累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巨额财富。
由于靠高压来维稳，警民关系的紧张成为埃及突出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埃及，警方势力的触角渗透到了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埃及内政部统计，每天有六万人到警察局“报到”。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埃及政府一直实施《紧急状态法》。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被剥夺，警方动辄就无理由地逮捕民众，无限期拘押罪犯，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设立特别安全法庭……近年来还经常随意给迫害对象扣上一顶“恐怖主义”的帽子。
埃及反对派主要领袖、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一针见血地写道：“在胡斯尼·穆巴拉克治下，埃及已经沦落为一个‘失败国家’。”
因此，作为旧政权的头号竞争者，穆斯林兄弟会失败的根源其实从一开始就已埋下，埋藏在对两年半那场革命的一厢情愿的片面解读中。
点燃解放广场上革命的引线既有历史上历次革命的诸多相同原因，也有新的内容。但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不能或者不愿意正确理解的最重要一点是：发生于21世纪的“阿拉伯之春”从本质上说是一场由中产阶级发动、不满青年为中坚力量的世俗革命。尤其需要一提的，不是那些传教士和绝望的穷人，而是开明的中产阶级第一次成为革命的发起者和促成者。这一点，只要考察一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革命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便可一目了然。
埃及的革命看起来是一场对穆巴拉克个人的声讨，但实际上人们挑战的是“穆巴拉克所继承的、且未作出太多改变的埃及政治模式”。埃及社会中组织最为有效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的确是参与其中的重要力量，但革命的基本性质却是世俗的。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们走上街头把穆巴拉克赶下台，他们要求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广泛权利，而并不是为了维护清真寺至高无上的地位。
传统争夺
2012年5月举行的总统大选第一轮结果揭晓，当穆斯林兄弟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和前空军司令及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在最后时刻出现在对决场上，埃及政治仿佛退回了前政权的时代。在许多人看来，这是最糟糕的结果，“这是一场旧政权与兄弟会之间的传统争夺，其中没有了革命的位置。”
事实上，这一对决格局代表了埃及政治博弈几十年来不变的一条主线。
1928年在埃及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是整个中东地区伊斯兰运动的一个重要孵化器，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反对派而被取缔，但它依旧存活了下来。目前，这是一个宗教上保守但非暴力的团体，因提供穆巴拉克政府未能提供的许多社会服务而赢得了大批民众的信任。由于穆兄会是全埃及唯一有良好组织的纪律严明的反对力量，在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自然而然地赢得了此后举行的一系列选举。
穆巴拉克倒台后，穆兄会从半地下状态走到了政治前台。为了参加议会选举，它建立了自由与正义党。按照全面掌控政局的埃及军方公布的路线图，在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进行的人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协商议会（议会上院）分阶段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分别赢得了47%和59%的席位，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人民议会议长、协商会议主席以及议会中的重要委员会主席职位均由该党议员担任。连同极端伊斯兰教派萨拉菲派的“光明党”所获得的席位，伊斯兰主义者实际上在革命以后的第一届埃及议会上下两院中均占据2/3以上的绝对优势，这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把持了负责修订新宪法的制宪委员会。而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世俗自由派得票率仅为13.35%。
稍后成立的制宪委员会几乎全部由男性伊斯兰主义者组成，在委员会的100个席位中，占埃及人口略微过半的女性和占埃及人口约10%的科普特基督教徒合计只被分配了10个席位。由于担心未来宪法中会充斥限制个人自由的伊斯兰教教义，自由派人士相继宣布退出并抵制制宪委员会。
但在当时将要进行的总统选举中，此前行事低调谨慎的穆兄会一直表示不会提名总统候选人。2011年，前穆兄会高级成员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福图还由于公开表示要参加总统竞选而遭到穆兄会开除。然而，2012年3月31曰，也就是距离总统候选人登记截止日期的4月8日仅剩约一周时，穆兄会突然食言，决定提名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只是由于其最初提名的海拉特·沙特尔因资质不符被取消参选资格，被称为“备胎”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才在总统候选人登记工作结束的前一天被正式提名参加总统大位的角逐。在组织良好的穆兄会的全力支持下，这位获得过美国南加州大学工程学博士的60岁的工程师和大学教授顺利当选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虽然他其貌不扬并缺少领袖气质。
军方的角色
在这一过程中，军方势力始终没有退出过对权力的掌控。
这些天，不少评论者将埃及军方在这次政治变局中的作用与土耳其军方长期以来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相比较。表明上看，两者在阻止国家政治的伊斯兰化上的确起到相似的作用，但这种比较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埃及与土耳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土耳其是个总体上已经建立起稳固的宪政制度的民主国家，军队则是捍卫凯末尔世俗化国策的堡垒。虽然历史上土耳其军队发动不计其数的军事政变，推翻试图复辟神权政治的民选政府，但土耳其军人很少自己执掌政权。埃及的情况则正相反，自纳赛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君主统治、建立共和国以来，埃及的三任总统均为军人出身，埃及的地方首长中也大部分有军方背景，他们都不过是脱下了军装的元帅和将军。
将埃及军队与土耳其军队相提并论的人还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土耳其军方的行动逻辑虽然也包含利益动力，但它是意识形态统领的。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高压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即把土耳其改造成为一个他理想中的政教分离的现代世俗国家，说到底也就是西方国家。埃及军方则并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蓝图以及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它的行动客观上虽然的确是在捍卫世俗政治，但其动机主要是维护自身特权。
历史上，埃及当局从未刻意推行过“去宗教化”的世俗政策，只是其军事独裁政权基于自身利益一直对潜在的反对派怀有强烈戒心。而在一个穆斯林占绝对多数，文盲比例奇高的贫穷落后的前现代社会里，宗教自然是反对力量可利用的最便捷和最重要的资源。试想一下，如果你去对一个世世代代生活于尼罗河边目不识丁的埃及农民谈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他一定既听不懂、也没有兴趣听；而你若用他从小就背的滚瓜烂熟的《古兰经》上的那些惩治贪官污吏、鼓吹天下一家、宣扬贫富均分的道德训诫来与他讨论社会现实，他怎么会不产生强烈的共鸣？
这一次的情况也不例外，埃及军方经过一番权衡和预估，显然认为发动这么一次政变对自己利大于弊。具体可能有下述理由：第一，推翻穆尔西及其穆兄会政府后，军队在民众心目中有可能得分，至少不会失分；第二，这次行动也不至于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穆斯林世界——太强烈的反弹；第三，它显然有利于在未来的大选中安插更多亲军方的人士进入议会和政府。
由于长期的宣传灌输，军队在埃及百姓中原本就享有高度正面的声誉。对老一辈人来说，历史上的历次中东战争记忆犹新，他们总是不无自豪地将军队形象与保家卫国联系在一起。在两年半前的“阿拉伯之春”民主浪潮中，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的最后决定性力量同样来自军方。当时，审时度势的军队没有选择站在行将就木的旧政权一边，赢得了国内民众的尊敬感激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赞誉，一度被视为“民主的捍卫者”。
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的主流意识形态、内政外交乃至外部盟友不断变化，但无论国家政策如何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军队对这个国家的高度控制。
由于纳赛尔建立起来的强人统治最倚重的便是军队，后者自然而然地在埃及社会经济中有着巨大利益。除传统的兵工外，从家禽饲养场到水务公司再到房地产项目，到处都有军方的身影。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军队加大了在经济领域的参与程度。此外，军官获得了诸如商品和服务特殊优先权等各种利益。军方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涵盖了从烤箱和矿泉水产品到海滨公寓的租金。这些预算极不透明，细节从不对外公布，但有人估计，军队的经济利益高达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埃及军方在社会中扮演的注定是反对变革的保守角色。毫无疑问，它自然也是伊斯兰极端思潮的坚定敌人。这次推翻穆尔西的政变，说到底是军方又一次成功地利用了埃及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长期又巨大的担心而采取的一个高明的政治手腕。但如同上一次推翻穆巴拉克一样，军方下一步将做些什么？如何做？这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经受了革命洗礼的埃及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
反对派与执政者的转变
埃及是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大国，拥有阿拉伯20%的人口，它的转型对阿拉伯民族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具有无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我并不认为穆尔西和他的穆斯林兄弟走到今天，是因为他们在行动中推动了多少伊斯兰化的神权政治，虽然他们内心的确有这个想法。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还是相当收敛的，他们可能也并非自由派想象得那么不开化。一个更加可能根源是：毫无执政经验的穆斯林兄弟会低估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这是能力问题。这并非说他们缺乏政治组织能力，但作为反对派与执政者需要的能力的截然不同的，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并非虔诚信仰真主的穆斯林兄弟会驾轻就熟的民间救济组织工作那么简单。
因此，与其说穆尔西是另一个埃尔多安，不如说他更像刚民主化后上台的阿基诺夫人。
反观军方，今天，它表现为一种秩序力量以及竞争对手间的仲裁者。但因为有重大的切身利益需要维护，所以，不可能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中立。埃及政体现有的基本结构对军方是有利的，但军方应该已经懂得，这种结构是无法继续维系的，它必须在政治博弈中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在确保基本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利用自身无可比拟的优势力量逐渐引领埃及进入一个多元现代社会。
本文是一个针对这次埃及政治变局的总括性的描述，关于埃及军方、伊斯兰主义者以及自由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政治斗争，我将在下篇中进一步阐述。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