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学术写作面临着一种困境，就是学术写作不是针对大众读者，而仅仅局限在研究者对研究者的理解上。那么这就构成了研究成果不能被最大可能的吸收与接收，而研究成果就只能是，或者是伴随着权力的实践来达到社会功效。于此，这里面就少了一个环节，即学术成果不是在进一步讨论的层面上来吸取社会经验，从而达到学术成果优化，再来为社会服务。

针对于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个人觉得金海涛先生的《开放中的变迁》（法律出版社）的做法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他个人在文本的主体部分是采用尽力通俗化的写作方式。如果需要进一步探讨，则站在学术的层面上，采用[注]的方式，在本文的下面（每一页）进行标注，从而达到既能被大众读懂，又能满足研究者阅读的“深度阅读”要求。

一本好的学术书籍，首先是文本需要干练，需要在逻辑上有推理的过程，需要在论点，论证，论据上达到充分，考据需要确切，而不是随便一提。读者云里雾里，都不知道作者提出的概念意涵与为什么作者会提出这样的概念与观点。又如李剑农先生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他能够将其他人的观点，很好的杂糅在自己的学术作品里，并且读起来，并不费力，又能很顺畅的读懂作者在表达什么。

当然，在学术规范上也要额外的重视，不然就会落下“尾巴”被他者抓住，有剽窃与抄袭的嫌疑，那么作者（抑或“研究者”）以后的日子，可能就不那么好过了。再者，学术规范也是有利于阅读。因为，学术规范化，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与脉络，作品信服读者的能力，也就更为强烈。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学术写作还需要在其三个方面额外的注意。其一，慢，其二，准；其三，狠。众所周知，时评写作有三种要求，要“快、准、狠”。那么在学术写作中借用过来的，主要就是为了把这学术写作的技巧与规范强调的更明确一点。之所以说“慢”是在于学术推理的过程。与上文中所说的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慢慢的消化他人的观点，收集资料，然后再来写作和表达，可能这作品可能就沦为了经典，并被广大读者喜爱。类如李剑农先生在写《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最初版本的时候，花了足足四年的功夫，最后才出来这本集大成之作品，可谓功夫下的深，自然在学界也颇受好评。而“准”是指语言表达要精准，不可把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或者吞吞吐吐，把话都说不清楚，何以被读者所理解？何以被同行所接受？再说，读者读起来也费劲，那么这个作品能否被读者接受，也就很难说了。还有就是“狠”。观点要强烈，学术作品不是时评，但是也不可以回避问题，把问题直接点明。比如在“过程—叙事”的写作手法上，更需要把事情的脉络梳理清楚，把故事讲清楚，而不是快要接近于事实的时候，就急忙的拉回来。有时候，一个好的批评与相劝，往往胜过无数句谎言。再者，学术研究何以能够被谎言所绑架？既然不是自己所想表达的，何必又委曲求全的出书立传，还存在诓骗普罗大众的嫌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点学术良知都没有的表现。当然，怎么说，说什么，都需要讲究技巧。我觉得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就很巧妙，他在《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的隐喻就显得极为的过瘾。还有于建嵘先生的《我的父亲是流氓》一文，也堪为上乘之作。读者有心，著者有力，把事情说了还不得罪人，岂不是更好的一种表达技巧。

说道以上三点，有些地方的确有些重复，比如我一再强调学术写作中的“逻辑”问题，这是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写作所犯的一个通病，也是我们很多研究者（包括研究生与博士生在内）的一个不好的表现。再退一步想，如果写作是能够既把话说清楚，又能让读者在其中“入境”，能够结合自身的体验与调查，把最后的情况探讨清楚，岂不是更好的事情？故此，学术写作是需要技巧，也需要功夫，更需要基本的学术训练。它不同于文学与诗歌的写作，要“景”，要“情”，而不在乎此景此情是怎么达到的。它更强调的是，如何环环相扣，最后摆明观点，达到“语言—意思”的一致性与畅通性。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