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诗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对着浪漫广阔、充满诗意的境界，固然是可以使人有蓬勃向上之阳光性情的。然而当你面向真实之时，你的心境就一定不是那样“心花怒放”的了，因为真实往往总是严峻的甚至是残酷的，在面向真实的问题上，可以考察出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的勇气和知性，文化性格的光明磊落或者虚伪狡狯。

有这样的一条新闻赫然揭示出来：“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因报道‘县委书记慰问贫困老党员 ，会场出现九五至尊香烟’一事，引发领导震怒，被上级勒令停职，同时西安晚报被要求从即日起禁止出现任何监督或者涉及政府的负面新闻”。此新闻之新闻很有值得分析的价值，它从最微小的细节上证明了包藏真相的普遍性。官员抽高级香烟就跟出差坐头等舱一样平常，还没有包括公车是奔驰、今晚书记盛宴花费2万、旅游欧美、嫖娼公款报销之类，如果连抽好烟也要被监督，那么贪污几百亿的大事就更不能阻止曝光，所以既然要压制报道真相，就必须从最细小的地方开始严禁。人性具有一种特别的劣根性：不太愿意接受真实，尤其是对自己认定的东西加以否定的残酷真相。例如上例，你可以说不准报道政府的负面新闻就是为了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为了保持政治正确的稳定目的，愿望真是太好了。政府负面了，那么它就很容易会倒台，这是颠覆国家的罪错，正如一位烟草专卖局的官员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你们要控烟？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他说的的确是大实话，据他的逻辑，凡是危及国家利益或稳定的就是不允许做的，即使如何真实，也不能认可，宁可说谎和遮蔽真相。结论就是：真实不重要，稳定统治才重要，求真不重要，国家才重要。——如此一来，一个不允许求真的国家也未免太虚弱了。

劣根性其实就是软弱性。电视剧《沉默的证人》里有一个关键的情节：早期的主人公陈俊威是一个天才儿童，天生具有追求完美的倾向，他的精神洁癖容不得人们在灵魂上有任何的污点。然而在他7岁的时候，他的美丽而高智商的母亲，因为与人发生婚外恋，在激情密约的时候被捉奸，仓促裸身出逃，后来不堪羞愧，裸体上吊在一棵树上。7岁的陈俊威亲眼目睹了母亲赤裸裸的上吊的尸体高悬在树上。在他30岁的时候，他又一次亲眼目睹了自己最爱惜的妹妹，在大学里因为与老师恋爱，怀孕导致大出血而死。陈俊威的母亲是一个天才数学家，航天研究的专家，曾经留学德国，美貌而气质高雅；他的妹妹非常纯洁，一直由他亲手带大并且给以文化教育，遗传了母亲的气质和美貌。然而两个他最亲的美人，受过很好教育的尤物，竟然都在情欲上暴露出人性的软肋，于是追求完美的陈俊威从此心理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美丽女性而从事出卖色情者，一一施以庄严的扼杀——勒毙然后给以安宁、优雅姿态穿着的埋葬，十年内总共掩杀了11个这样的女子。陈俊威这一行为，正是为了完美而对真实进行修正和遮蔽的表达仪式。

面对真实而要做到接受真实，有时候是犹如接受地震一般的感觉。如上所述，一个少年或者血气方刚的青年，是无法接受看到自己母亲赤裸裸的完美的身体，甚至是赤裸裸地上吊自挂东南枝的，年轻人的单纯和理想主义，凡事追求完美的性格，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他们就是必然的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不容许有人说自己祖国的“坏话”，即使是报道真实的事件和现象，也属于“诋毁”。有人说过，年轻的时候不愤青，那是没心没肺；后年轻时期还愤青，那是没脑子（大意）。所以未成熟的人士还没有学会面对真实的理性态度。如果他阅人无数历时经年之后，当他的母亲风烛残年之际，他是否要给母亲擦身子呢？甚至要为病弱的父亲或者母亲抠大便、洗下体，当他看着母亲的乳房，那已经不再是丰满挺拔充满弹性的媚物，而是歪歪斜斜，甚至是左塌右陷，或者曾经因为乳腺癌被刀子划拉得伤痕累累，他将作何感想呢？当一个女儿为父亲洗涤下体时，看到那软不拉塌、暗黑干瘪的一堆东西，她会想到，它是曾经多么的雄风赳赳哟，可是如今却这样地污秽疲软！这就是一个人如何接受真实的历史感觉。同理，你也应当如是看待你的祖国以及你所生存着的社会，特别要学会面对一个真实的祖国真实的民族和真实的世界之理性态度。能够平静和用常识去面对真实，你才成熟了。换言之，你应该学会面向真实的勇气和知性。

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遮蔽真实和歪曲事实的习惯态度,这源于从来不把认知真实看作是头等大事，而相反常常要否认真实是可以认知的，因此在中国，新闻事业仅仅是宣传的御用传声筒，而不是揭示真实状况和深度分析的媒体平台，在西方，媒体的主要责任甚至只是暴露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中国人万难接受让媒体专责暴露真实的阴暗面。凡是道德帝国都有这样蔑视真实的政治正确观。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指证这一点，他就是余秋雨，余说：“但是，‘真实’又是什么？我重复地陷入了从庄子到西方现代哲学家都描述过的苦恼之中。这个世界需要真实吗？如果需要，又需要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我等不了了》序）堕落余文人为了掩藏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卑鄙作为，知识硬伤，还有伪捐款一类的污点等等，所以针对他人的批评决定采取说不清真相的表达方式，故意陷入一个伪哲学命题，用虚无飘渺的弯弯绕来搪塞舆论的质问。中国人从来都有强大的文化习俗来为模糊态度打掩护，什么“此亦一是是，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三人成虎”、“杯弓蛇影”、“邻人疑斧”、“叶公好龙”、“南辕北辙”等等一类的寓言故事，足证这个文化“感性用事”的传统是何等强势。只在观点上纠缠，不管事实如何；只相信传闻，自己不会去追究真相；只愿意死记硬背既定方针，不能够根据事实推导出自己的结论；看见一个影像，只根据自己的感觉，想象成什么就断定是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查究事实究竟是什么；只有猜疑，就根据猜疑做出判断，却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也懒得费力去寻找证据来证明或证否自己的猜疑；只爱好表面华丽的东西，只喜悦表面盛装的假象，不管真实的事物究竟是什么；心里存在着一个主观的愿望和目的，不管做出来的究竟与事实是否相符。总之，没有实际事实的实效验证，有良好的愿望和说辞就成，这就是中国人的“空论优势压倒一切事实认知”的精神病症。

我们历史上的诗学过于发达，而叙事文化非常弱智，真正的叙事文学之成熟要在诗学成熟2000年后才产生，还是在对历史传说改造基础上发展的演义小说，可见中国人文化特征之本质。前人习惯于说中国史学最发达，这其实也是一个伪定论，因为中国史学很长时间都是“文史哲不分家”，还有就是只允许官家修史，内阁大学士要遵照皇帝旨意修史，胜利的朝代为前朝修史，史料只侧重于官府的记载，而没有民间的多方面收录。朝廷和新统治者也经常任意销毁史料，记载我们的史学没有哲学和思想史方面的方法论，中国史学同样是一笔糊涂账。吾宁说中国传统最发达的是文章辞赋，历朝文人最擅长的只是夸张装潢的华章丽句，铺张扬厉华彩繁饰的骈文、辞赋一直是官员上书奏折的主要文体，盛行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只凭藉诗词、策论和八股文而且只考核儒学文章，从来没有涉及社会实际问题和科学主题的意图。战国时的百家争鸣，魏晋时的名士玄理清谈，历代士大夫的清议，朝会的高论廷辩，文人臣子的万言激昂上书，无不贯穿着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特点，那就是只在道德名理上纠缠不休，空论滔滔，高调汹涌，一个比一个高尚，一个比一个讲究词章华美，却没有一个人在追究基本的事实，和探究具体的实效方法。传颂千古的政治教材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一篇抒情的表忠书，却没有一处能够说明必须要出征的事实依据和可以为一场残酷战争获得胜算或者利益的事实分析与成本计算。至于在《三国演义》历史小说里孔明与江东群儒的一场精彩辩论，为文学史津津乐道而深入贩夫走卒之心，可惜全是迂腐不实之谈，丝毫不愿意在事实分析和可行性上做一点说服人的工作。正如清末时无论慈禧或者主战派还是主和派所争论的，对八国联军一战，只愿意相信义和团的妖术可以破敌且刀枪不入，还有洋人的腿都是直的跪不下来且吃东西消化不良，没有我们的茶叶和大黄就会撑死，所以我们只要不给他们茶叶和大黄，那他们就完了，我们就能不战而胜之，等等等等。总之大家都互相习以为常的来虚的，大话假话谎话空话漂亮话越说越离谱，整个中国文化长河就是这种语言和认知层面腐败缠夹的“诗教传统华彩篇”，而绝无一点实事求是之心，结果就正如史家所言：“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

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已经走出了这个魔障？完全可以肯定，连走出来的愿望还丝毫没有。上至政府，下至百姓，依然缺乏追究真相的勇气和毅力，一笔一笔巨大的欠账都不敢和懒于清算，更没有人愿意为自己的罪错反省和承担事实责任。历史旧账绝不解密，现实问题则更严控死守，新闻仅为党的宣传喉舌，司法实行政治一律的原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日前在大法官研讨会上强调，“各级人民法院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果连司法审判也不以事实证据为原则，那么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就更容易“叶公好龙”和“南辕北辙”了。于是中国的普通民众，上行下效，大兴“诛心道德”之舆论，一事当前，不管事实如何，首先揣测当事人的动机和用心，主题先行，只追究态度和立场，然后上纲上线，最后占据道德高地，宣判对象死刑，继而破口大骂，恶狠狠地来一番诛心的大批判。无数的争论都在意义的伟大或者卑劣方面纠缠，犹如对着一穴空墓挥洒一掬傻泪，或对着一架风车在猛烈冲锋，义愤伤感有余，而冷静求实完全忽略。

中国人瞒天过海的本领其实真的极大，实有惊心动魄之神圣效果。例如当年彭德怀在上万言书中所讲的灾难事实，除了老毛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独裁而故意指鹿为马外，其他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以及数百个省级部级的政府大员，都是亲眼目睹惨酷的事实就在自己的身边发生着的，然而都可以人人乡愿地跟随老毛，抹杀惨绝人寰的大悲剧之事实，而反而异口同声地制造出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冤案。当一个个对着老彭义愤填膺之时，莫非他们能够抹杀在他们眼前挥之不去的数以万计的遍野饿殍之阴魂？几千万哪，这事实真相他们都可以视而不见么？抑或心肠已经彻底冷漠了？之后刘少奇为了讲了一句真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最终导致自己死无葬身之地。直至今天，很离奇的还是：给彭德怀和刘少奇平反之后，当年的事实真相依然没有公开，详尽的原始事实和历史数据依然没有曝光。多么奇怪的逻辑啊，让他们死的时候，是一番恶狠狠的判词，没有证据；让他们翻案的时候，也只有道德的赞誉，而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可见最需要警惕的就是专制统治，它最大的企图就是故意掩盖事实真相，不允许所有人认知真实，让所有人丧失追究真实的勇气和认知真实的知性能力，因之而丧失自己的思想能力和独立人格，而任由主子用道德和忠诚的紧箍咒束缚住所有人的精神和心理。由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所产生的时代心理，就是“坏消息综合症”，美国调查机构称中国网民患有“坏消息综合症”的比例为62%，与世界平均值41%相比高出21%。这一症状的背后，隐藏着互信缺失，生活无望和内心焦虑，因为没有真实消息的真实来源机制，因此在各种消息中倾向于相信、传播和分享坏消息，而且习惯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倾向于相信最坏的那一种。当公开发布的信息都是带有经过加工的水分和包装之正面消息的时候，渴望了解真相的公众便习惯了从反面来猜测信息的逆反心理，或者对小道消息特别敏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见无非歹毒，以随时准备适应灾难临头和防范他人，所以中国陌生人见面都习惯绷着一副严峻的敌对警惕面孔，以备不测。又一旦听到邻国核辐射爆发，我们全国各地全民立即开始抢购食盐，据说它可以抵抗辐射的伤害。。。

本·拉登生前曾经这样教导他的孩子们：“去欧洲或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要做我现在做的事情，不要学习我过去做过的事情。”（来自拉登的一名亲属的回忆）该如何认知本·拉登的这一番话呢？难道拉登事实上是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符合道义的？他认为西方的文明是代表正义的？如果这个推理是合理的话，那么拉登过往所做的和所认定的信仰都是来自于歪曲的事实的？在他的自我反省中，他所活过的人生是非真实的？我由此知道，每一个人都无法学会面对世界的本原真实，他只会活在他自己被遗传和被环境赋予的文化真实之中，这就是人的悲剧。只有遗传和生长于一个最大可能地尊重真实的文化环境里，一个人才会活得坦然、真实和自信，而不至于对着自己的孩子说：你们都不要做和不要学习我过去所做的事情。

如果本·拉登的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我认为他最终还是具有了面向真实的勇气和知性，至少他内心里认为，自己以往所做的，都是不够“良好的”，而到自己敌人的国家去接受的教育才是“良好的”。他必有了判断为“良好的”和“非良好的”之事实依据，这番给予孩子们的忠告，应当是真实的，可惜拉登的矛盾实在太大了，一个人给孩子们的忠告竟然是与自己所追求的完全相反，那么他自己所确立的理想和事业之真实性又何在呢？莫非他完全不具备面向真实的勇气和知性？这真是人世间最悲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