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著名诗词曲赋中，有3阕曲词让人别样心动——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里的“铜碗豆”和郑板桥的《沁园春•恨》。

这3篇凸显特立独行个人品质的名诗，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体现了大文化人在现实中的无奈与强烈自我。这不由地让我想起《梵•高自画像》。众所周知，那是梵•高在自残割耳后一个月完成的。我们该想像到，那位“泽被后世而枯槁当年”的大艺术家在画自己像时的复杂心境——那种自残割耳的疯狂之后的再度敢于面对自我的超然冷静。再说道“文化人在现实中的无奈”，这既属文学艺术家们的性格特质也是他们生存中的必然时态，更是人类这特有的少数“白马群落”的一种标识性、区别其他人群的胎记。

我们看郑板桥《沁园春•恨》的全文：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折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

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青衫席帽太瘦生/看蓬门败巷/年年秋草/疏窗细雨/夜夜孤

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这词，其词意并不难解，但开笔就是决绝的。头三句一下就看出诗人对一切客观美好如“花、月、酒”都视同木然；后七句更甚，诗人气急败坏地要毁灭一切（夭桃、鹦哥、砚、书、琴、画），包括自己的文章和名声；接下三句，诗人干脆说“俺就是唐代那位出了名的‘撕了状元袍宁可沿街卖唱乞讨的郑元和’的后人”（其实他是不是“荥阳郑”之后，还待考），但他的言外之意是“老子从根到梢就这副德行啦，你们看着办吧”——听，话说道这份上……这样，我们不禁要问，这位郑燮先生何以如此不管不顾、自残自毁呢？大家都晓得，郑板桥是清代名士，才情了得，又一心想做个好官清官；他甚至说出“难得糊涂”这样的在人们前理解中属于看破红尘之人。而如今竟作这样一阕词，他不是变成疯子、狂人、拼命三郎了嘛。是谁把他逼成这样子的？

——显然，若不是生存现实所逼，一个理想十足的文弱书生何以这般的“恨”？

当然，说“逼”太笼统，须做客观阐释。就是说这个“逼”未必就是客观经心迫使他如何如何的，而是这些有“高目标”的大文化人自己无时无刻不感觉到生存现实的悖反，扭曲着他们的理想意愿灵魂。他们再也忍受不了啦。也就是说，这类人的“自我”十分笃定，反衬出客观的“风刀霜剑”和他们自身的窘迫。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深陷绝境，如司马迁、稽康、李贽等人——当年已经被囚，正面临生死难测境地。

说来，道理也似乎极简单，“现实生存”与“理想追求”之于人，本来就是对立的难以调和的一对矛盾。你要追求高远的理想就必须有超越现实的“思”与“行”；否则，成天在老婆孩子、柴米油盐、仕途人际中打转转，如何追求理想抱负？而要超越现实又必然在现实中无作为；而在现实中无所作为之人如何能得到现实的青睐惠顾？生活虽不一定如此绝对，但其趋势毕竟如此。如果你搞“折中”搞“妥协”，那下场很可能更可悲——两边都不搭界不靠谱。现实中，这样的可怜虫还少嘛。于是乎，这些文弱书生开始“拼命”了，就如郑板桥这词下半阕里写的“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可不，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即使“宫刑”“砍头”“自杀”也难让他们回头？

——而这强烈的“自我”留痕，也就恰恰成全了他们的“理想成就”与名声。

谈到梵•高的遭际，虽然本质与上述华族文化人相同——均属客观与自我间的矛盾；不同的是，华族文化人的凶险窘迫大多来自社会管理者对他们的戕害，而梵•高只是当时艺术界不承认他的画风而已，属群体审美的偏狭低下。当然，梵•高现实生存亦很艰难。我读过美国亨利•托马斯和黛娜•莉•托马斯合著的《世界名画家传》；就生存的窘迫而言，梵•高是最不堪言的——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呆笨”同他在绘画艺术上“超越”，成为他生命悖论的两个极端。他几乎完全是靠最欣赏他画作的弟弟西奥的支助来生存、作画的。而弟弟西奥也不过是个勤奋的打工族，只是对哥哥的天赋与追求认同而已。

梵•高在爱情上更不幸，他在近30岁时爱上了寡居的表姐；可不但那表姐对他所献的殷勤没兴趣，表姐的父亲干脆把女儿关起来不让他见。因为在常人的视域里，他不过是个浪迹萍踪无力谋生的人。梵•高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一个人要工作，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就需要爱情”。一次，他为了见一见表姐，就把自己的手放在蜡烛上烧，对那父亲央求说“我把这只手烧几秒钟，你就让我见她几秒钟，好吗？”可那父亲却把蜡烛吹灭。

梵•高的艺术追求更是执著，他说“撇开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吧！撇开理论上正确、艺术上没有生气的解剖吧……大多数画家都不会运用健康的色调，他们不理解生命”。这显然就是梵•高在画他的《向日葵》的内力取向。可他对自己的生命却彻底绝望。1889年12月他在神志极度狂乱的高烧中割下自己一片耳朵送给个并不在意他的妓女；这其间，他好友高更离他而去。一个月后他画完《自画像》又住进医院；这期间，人们围着他喊“疯子”；接着当地居民给市长写信说他不宜自由生活，于是警官把他锁在房间里。不久，他进了圣莱米精神病院。1890年3月他出院。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写信给西奥说“我正处于一种平静得无法画画的心情之中”；同年7月20日他举枪自杀。

——其实，一个人能自觉地结束生命，也是他彻底找到了“自我”。

相形之下，我真的考评不出——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的郑板桥较之自残自杀的梵•高——谁更自我些？谁更清醒些？或者说他们谁更不幸一些？

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后来的文学艺术家大多信仰尼采的“强力意志论”的原因？但我知道，很难想像，一个真正文化人如果没有一种“强力意志”，他该怎样活着？

（作者又名：余辔扶桑；此文曾刊发《红豆》2011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