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写七言绝句，近两年更是如此，心有所感，诗兴一起，便会吟哦一首以记之，很少写其他类型的格律诗词。估算一下，两年多来我已写了大约300多首七绝了。当然，我以前也喜欢写古风、七律、五律以及填一些诸如西江月、浣溪沙和忆秦娥之类的词，也不排除今后写些其它体裁和类型的诗词。对此，读者可从我的第一本诗词选《总道人间惆怅》（华文出版社2017年出版）中一窥究竟。
我对七绝的喜爱不是没来由的，因为与其它十分讲究韵律和节奏的近体诗体裁，如七律、五律和五绝等相比，七绝无须像律诗那样刻板地用足足四句诗去工于对仗，那样显得过于雕琢和死板，原本应有的诗味还因此而锐减了不少，而且还比字数最少的五绝多了8个可以任意组合成词并可能含有无限蕴意的字，它更能如愿地表达出诗人的丰富情感和高远志向。
其实，早有古人与我有类似看法。比如，那阕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作者、明代才子杨慎在其《升庵诗话·陈陶陇西行》中就曾说过：“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绝句，又诗之精者。”可见在填词上很有成就的杨慎十分推崇绝句。清代诗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二十中也说过：“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
由此可见，绝句不仅在用字和用词方面特别强调精炼，还可以用最少的字词表达出丰富的、传神的并可让读者产生联想的意境。所以，有人说（相对于其它格律诗词）七言绝句更像诗，或者说更有诗的味道。对于此说我是赞成的，也是身体力行的，而且在撰写七绝的过程中，自己的体会可能比一般人更深。
比如，我在2018年年底写的一首诗——《自贺》中就表达了自己对七绝的喜爱：
体用天然意境丰，嗜吟绝句以推穷。
如今斟酌虽辛苦，好在终成复古风。
我之所以将七绝这种古典诗歌体裁称之为“体用天然”，是因为对于讲究格律的近体诗而言，每句七言（每句7个字）应该是单音节汉字语言节奏感最好，也最能体现出汉语诵读时那种抑扬顿挫语音语调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而七绝的无须对仗且可自由表达的四句式特点又足以将近体诗的想象和含蓄发挥到极致，从而能够充分表达出诗人所想表达的那种意境和情调。
在写这首绝句的前后，也不知为何诗兴很高，我大约每1-2天就吟哦出一首七绝来，可见诗中说自己“嗜吟绝句”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是，我写的这些七绝是不是真的像诗中自诩的那样“终成复古风”，即其字词、语言及结构等大多合辙且符合古人所写的近体诗风格呢？我想，只要关注我的公众号并阅读过我的七言绝句的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这段时间所写的七绝，每一首我都加了注释。这些诗发表后，经常有读者留言认为注释多余，理由主要是古人写诗都不加注释，也有人说写诗加注释是低估了读者的智商。对此说法我不敢苟同。
我认可，在书写和刻印都比较困难且读书识字者很少的古代，给诗加上注释似乎很“奢侈”。但即便如此，古人给自己的诗加上注释还是比较普遍的，如杜甫。据考订，杜甫生前编撰了诗集60卷写本并给自己的诗作留下了300多条注释。比如，杜甫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诗中云：“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他就在后面自注说：“谚云：千里井，不反唾。”（详见徐迈《杜甫诗歌自注研究》一文）
由此可见，诗人给自己的诗词作注在历史上并非罕见，而是有传统的。至少在唐代，即格律诗开始形成之初就已经出现并开始流行，可遗憾的是，诸如杜甫等古代诗人的自注诗并没有引起后人的多少注意，反而因其较少还让后人产生了一个本不应存在的印象，即古人写诗不加注释。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前述的那种古人从不给自己的诗作注的流行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写诗为何要加以注释？这是因为写诗是要给他人阅读和欣赏的。如果没有注释，就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或歧义。当然，如属于诗人故意写就的一些无题隐晦诗则另当别论。但这种诗毕竟数量极少，而且会因歧义太多，难以得到后人的喜爱。
因此，写诗加注也就并非多余了。不仅如此，写近体诗有注释总比没有注释好，而诗人自注又总比他人或后人补注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注释，诗词中很多词语或典故的含义及其背景就会显得模糊不清，读者也不甚了了。当然，不仅诗词本身，就是诗人自己在写诗的选词用典上也可能会存有谬误，这些都会误导读者。
一部《诗经》，千百年来其注释者不知凡几。什么原因？他们显然是怕读者不理解。比如，战国末年有一位大文人毛亨为《诗经》作了注释，后来其侄子毛苌又作了增补。后人将毛亨和毛苌对《诗经》的注释简称之“毛传”。几百年后，到了汉末，大儒郑玄又对《诗经》作了一次注释，并对“毛传”作了不少补充和订正。郑玄对《诗经》的注释被后人简称为“郑笺”。结果还成就了一个成语“毛传郑笺”。又过了几百年，到了唐代，孔夫子的后代孔颖达似乎觉得“毛传”“郑笺”注释得还不够准确，意犹未尽，便为《诗经》重新作注，这次的注被后人称为“孔疏”。
由此可见，古人给诗词作注不仅早有传统，而且非常重视。前人作注不行或不够，后人就一注再注。既然如此，现在的诗人为何不能给自己的诗词作注呢？这样又将使后人对诗词的理解省去多少麻烦和歧义。
对于前人的诗词，古人也作了不少注释，其中有很多已成经典。比如，宋代的任渊对黄庭坚和陈师道这两位几乎同时代诗人诗集的注释。对于前者有《山谷诗集注》，而对于后者则在《黄陈诗集注》中详加注释。另外，还有清代的仇兆鳌对杜甫诗集的注释（《杜诗详注》）及王琦对李白诗集的注释（《李太白诗集注》），等等。其实，今人也留下了不少的注释经典，如钱钟书先生写的20多万字的《宋诗选注》及邓广铭先生编注的有关辛弃疾诗词的《稼轩词编年笺注》等。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花那么大力气去考订和编辑以给古典诗词作注呢？还不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诗词因为没有注释会给并已经给当时（包括今后）的读者造成多大的麻烦吗？
可见，给诗词作注自古以来就是普遍现象，并非个例。只是到了现代，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特殊原因，可以说与不提倡写格律诗词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大学和中学始终不将格律诗词知识教育纳入教育大纲的原因一样，给诗词作注也才变得稀罕起来。
所有这些都表明，格律诗词作为一种古典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本身是需要注释的。这也就意味着没有注释的格律诗词也许就不会那么完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者没有给自己写的诗词注释而引发了歧义，他人便会自然而然地补上这一缺陷。这也是后人费尽脑筋加以考订并写出那么多前人诗词注释的主因所在。
为什么呢？因为诗人在写诗的那个场合、那个时间段的感情是非常微妙、复杂且深厚的，如果他自己不将这首诗的用词、用典以及作诗的前因后果和相关意图等加以注释的话，读者，尤其是后世的读者显然会很难理解和欣赏诗人注入那些诗词中蕴含的那些个人的独特情感和愿景。倘如此，诗词本身隐藏的很多美，甚至很多历史要义要么易被误解，要么就难以为读者所理解和体会了。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古人给古人作注，还是今人给古人作注，都不是诗人自己作注，所以都可能存在谬误。虽然大多数注释还是比较符合实际，也能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诗词。但即便这些作注的人再有学问，再有相关的历史知识背景，由于均非诗人本人，因此不可能完全理解作者写作那些诗词的本意。
为此我在想，如果说古人写诗经常不注释是由于受到很多诸如写作习惯及书写刻印不方便等原因的限制，那为何今人写诗就不能自己给出注释呢？现在早已是信息社会，诗文的书写、编辑、修订、发表及印刷出版，从技术层面上看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更何况诗人自己作注完全可以随手而为之。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我还得说明一下，我给自己的诗作注也是无奈之举，别无任何自我炫耀的成分。两年前我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史啸虎杂谈》，我写的每一首诗和每一篇文章最初多是通过这个自媒体与读者见面的。当然，我写的文章除了在公众号上发表外，还可以在相关网刊或媒体上刊载或发表，但诗词的发表余地就很有限。即便最后能够发表，也存在一个时间性的问题。何况我的很多诗词都是即景即兴吟哦的，过了一定时限，其蕴意和含义也都会大打折扣了。于是我的诗词大多就只能先在自己的这个公众号上发表了。
有意思的是，微信公众号有一个规定，即所有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东西，无论诗词或文章，篇幅都得达到300字以上才能发布成功。这个发布大门由丝毫不讲情面的人工智能看守着，就是少一个字也别想从这个大门发表出去。
我的那些学术性或散文类文章及杂记等回忆录还好说，因为几乎每一篇都在几千字甚至万字以上，远超微信公众号的最低300字限定，可七绝就不行了。一首七绝，仅4句28个字，加上标题和落款，最多也不过三五十字。可以说，要不在这些七绝下再多写点什么东西以凑足300个字，这些七绝是根本不可能挂出去的。面对这个规定，那我该怎么办呢？此时给这些七绝增加注释，而且还得是不少于300字的注释，也许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但即便如此，有很多时候由于注释条目较少，总是达不到300字而发布不了，我不得不在注释后面再想办法多说几句与诗的主题相关的话。慢慢地，我的几乎每一首诗的注释及其所附的话语也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不少读者从不习惯看注释到最后喜欢上了我的注释，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吧。
其实，给自己写的诗加注释也有好处。
比如，我可以借此机会将自己诗中所使用的一些生僻词语和典故分别作些解释并指出其出处所在，或者举例看哪个古人是怎样使用此类词语的。当然，对于某些见多识广或文言文底蕴深厚的读者看来，我的这些注释可能会因过于简单或繁琐而显得多余。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注释并非画蛇添足，而是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大量的留言和点赞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诗人的作品，尤其是七绝这类讲究格律、用词多典又多义的近体诗是要给读者阅读和欣赏的，而不是玩文字游戏让读者花力气去猜测的。
除此以外，我认为增加注释至少还有以下4个好处：
第一，有助于读者了解和熟悉诗词中所使用词语的真实含义或典故。格律诗所用词多古味且语法多为文言表达方式，与现代汉语词及语法相距较远，尤其是一些比较生僻或带有典故的词汇。
第二，有助于读者知晓诗人写作该诗的背景情况，以加深对诗人所想表达的那种情感的理解。
第三，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该诗的主题。因为格律诗多隐喻或比附，其真实主题往往隐藏在对一些景物甚至诗人心理的描述中。这种例子在我写过的七绝中有很多。请读者在阅读和欣赏这些七绝时自我品评和判断吧。
第四，可以避免他人，特别是后人作注易引发歧义等不足。
由此可见，诗人给自己写作的诗词作注并无任何不妥，相反，诗人自注不仅具有以上所列好处，其效果也远好于他注或让读者去猜，因为总不会有任何其他人比诗人自己更了解所作之诗词的意境吧。
当然，出于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给自己的诗作注时也常常身不由己。有的是因某些注释涉及敏感问题而发不出去，或发出去了也易被删除。诗词的公开出版也就更严，有的注释几经审核也难以过关或者干脆连带相关的诗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但是，这属于另一个问题了，而与本文的主题并无多大关系。
前面说了我的诗中隐喻较多，也有读者觉得读它们时总需要揣摩和联想才能体会其意境。这时就更加需要注释。如果不注释，估计很多读者会忽视掉甚至误解这些诗中诗人所隐喻的东西。
其实，隐喻本身就是格律诗词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自然界很多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与人类社会的演进本来就是相通的。可以说，诗人写景，很多时候也就是在写人或写事，或者在其描写的景色中寄托了自己观景时油然而生的某种微妙的感情。
不过，我以诗词写景时一般都是如实描述，不喜欢凭空想象或借用俗套，也不喜欢作无病呻吟，或写一些堆积了很多华丽的辞藻但实质上毫无内涵的诗句。然而，正是这种对景色的白描，或者说如实地描述吟咏对象，隐喻其中的感情也许就自然而然地抒发出来了。比如这首七绝《又见栀子花》：
又见园中栀子花，飘来香气透窗纱。
白心寂寞终然在，老去风情伴晚霞。
白心，与某些人心中的所谓“红皮白心”之类的那套阶级斗争话语体系毫无关系，原指白色的花蕊，这是写实。但在这里也可以将“白”字当作动词理解，意剖白，那么这个词就是指表明心迹了。或者，白心在汉语词汇上也指人纯洁的心。因此，只要理解了“白心”一词的几重含义，再结合最后那句“老去风情伴晚霞”，读者对我在这首七绝中所想要表达出的意境也就会有更多也是更深切的体会了。
当然，诗人自注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诗人对一些词语或典故的理解偏差也会导致某些词语或典故的错用或误用，从而影响到其所创作诗词内涵的表达。但这是作者本身的问题，而与注释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是否需要加注这一问题的关系并不大。
最后，我希望各位读者在欣赏我所写的那些七言绝句或其它体裁的格律诗词的同时，也能对每首诗词后面的注释提出宝贵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