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题目，却是我们研究与讨论１９５７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基础。而本文作者并非社会学家，难以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研究，更缺乏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只能就手头的有限文本，把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注意与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一）
１９５６年下半年与１９５７年初，中国有两位记者分别对当时中国的一个村庄与几个工厂作了深入的调查，并就调查中的问题上书党中央，却因此而获罪，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右派。今天人们谈论这段历史时，却很少注意他们当年所关注的中国农村、工厂状况，以及他们的思考，这多少反映了一种时代的隔膜。但他们自己却没有忘记，并慎重地写入了回忆录。
１９５６年７ 月，冒着酷暑，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生养他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３０ 里外的沟墩镇。１９４８年他随军采访曾路过家门而不能久留，七年之后他以“解放战士”的身份回到故乡，兴奋之中自有许多预期；但他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１９４７年５ 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１９５４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便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的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来告状的乡亲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百里外的邻县，揭露的事实更加触目惊心，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而且这些作恶者都得到上级的包庇保护，农民说：“小虾抄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了！”于是，怨声四起：“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这些王八蛋哪像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面对这样的来自底层农民的呼声，戴煌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看出，１９５６年的中国农民对毛主席、共产党还保持着基本的信任，还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担心的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但另一方面，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却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尽管由于中国农民固有的对压迫的忍受性，一时还不会爆发，但其所孕育的危机却使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忧心如焚。特别是他听说有些农民在走头无路之中竟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就更是坐不住了。他火急火燎将情况反映给区委书记和区长，不料他们竟然说：某人自杀，是因为和他老婆吵嘴，某人则是为老鼠咬坏了他的新棉袍而自杀，均与当干部的无关。但这话说了没有多久，就又有一个农民自杀了！戴煌只得向县委与地委反映，县、地派来了工作组，虽然在大量事实面前，乡、区两级作出了开除镇上那个“新恶霸”党籍的决定，县里却迟迟不批，一封诬告戴煌“和地富分子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的匿名信（后来才得知匿名信是区长指示，由那位“新恶霸”自己起草的）寄到了新华社，社领导也深信不疑，反过来调查戴煌，地委工作组甚至要追查其活动，“新恶霸”立即对揭发他的党员与积极分子打击报复，支持群众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被调离……。家乡的群众纷纷写信给戴煌，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面对乡亲的质问，戴煌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决定直接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上书，反映前述情况，并犯死直言——
“在这封信里，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戴煌在信中还提出——
“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国家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种悬殊的程度。
“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９０％以上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５ ％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８０ ％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计的灾民在啃着树根草皮呢！
“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他的结论是——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有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1
戴煌的这一“万言书”（实际是一个未完成稿，但反右运动中戴煌仍将其主动交出），即使在时隔近五十年的今天读来，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到这位从农村的茅屋走出来的，为共和国的建立浴血奋战的老战士，对自己的信念，对养育自己的人民的一片忠诚；而且他对当时的，以至以后的中国问题的观察与忧虑（后来在鸣放时期他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和特权’”），都是“不幸而言中”的。但在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却成了他作为“十恶不赦”的“右派”的铁证：在一篇《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的电讯里，宣称“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而他大声疾呼“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则被认为是“对党的攻击”。2不久，江苏《新华日报》又发了一篇《“戴青天”还乡记》，把沟墩镇上的“新恶霸”描绘成一个“大好人”：戴煌既已成了“敌人”，那么，“敌人”所反对的，当然是“好人”了。3自然不会有人去关心，自此以后，在这位“大好人”的淫威下，当地农民的命运：中国社会的一切苦难，最终都是由农民默默承受的。
今天，尚无无具体数据来证实戴煌的判断：据戴煌在１９５７年１０ 月所写的《自我检查》里交代，他认为构成“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有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之外，几乎是无恶不作”。4我这里所有的还有一个材料：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里，在谈到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间的河北农村时，也提到这一点：１９５６年全面实现了集体化以后，“把权利垄断在农村地方干部手中的一个可怕后果是，欺侮妇女泛滥成灾。饶阳县的一些村干部成了无法无天的人。地方文化的消极面中充斥着暴力和父权制，它与秘密的不负责任的国家权力制度化掺和在一起，使得几乎不可能对强奸犯进行起诉。随着有关性暴力的传闻沸沸扬扬，在情况最糟糕地区的农民们担心，如果内情一公开，那么所有村里的姑娘的贞洁和婚姻前景就成了问题。有权者和无权者一样，在掩盖真相的方面有着利害关系”。该书还谈到，“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干部和群众之间财富和特权上的最大差距出现了。生活最窘迫的妇女们开始不愿干农庄的田间农活，在家养鸡的钱比拼命干活挣来的微薄收入多得多。寻找同伴和男朋友的未婚女青年仍下地干活。地方干部享有获得国家财富的特权，可普通百姓却由于市场关闭，只能以实物交易取代钱币，因而身无分文。１９５７年，河北省副业收入比１９４９年下降了２５％。畜牧业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现金就更少了”，“社员们与那些控制财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无法从指令性经济中获得他们所需的东西。从普遍的不满中迸发出愤怒，矛头指向那些控制财富并彼此做交易的人”，当时河北农村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一等人儿，送上门儿；二等人儿，人托人儿；三等人儿，没有门儿”。
该书提供的下列信息也很值得注意：“１９５５年，公安局开始建立人口登记和控制制度，它把农村人口牢牢地束缚在出生地，现在又把他们重新编入集体农庄，而妇女一结婚，就把户口转到其丈夫所在的村庄。到１９５６年，所有农民都被拴在土地上，可他们自己不再拥有土地，工作则由党任命的村干部安排”，“五公村（这是由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领导的“模范村”）北面相邻的王桥村，集体化之前，有３００人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做工。由于集体化和户籍限制，大部分人被迫返回老家”，5“由于事实上已经断绝了农村劳力的随意流动，和外出做临时工和搞副业，因此，国家大量投资的大都市地区及其郊区与那些封闭而偏远的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了”。为响应毛泽东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发出的号召，“从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冬至１９５６年５ 月，河北人民挖了７２万口井，是前六年总数的两倍，这种投入劳力和资金的巨大冒险，增加了１６００万亩灌溉田。可不久就发现，井挖得太快，有些井毫无用处”。７ 月，五公村又发生了因国家统购棉花价格过低，愤怒的村民破坏了１５００亩棉田的事件，最后以一个“老地主”作为“替罪羊”，却由此开了民兵严刑逼供的先例。到了７ 月底和８ 月，“筋疲力尽”的河北农民又遇到了一场毁灭性的水灾，全省４５００万亩庄稼被淹没，颗粒无收。尽管因地势高，损失较少，五公村１９５６年的粮产仅为１９５４年的一半，１９５５年的７０ ％（１９５６年，河北省粮食产量６８０万吨，比集体化前１９５５年的产量低得多，人均３８４斤，比前四年中任何一年都低）；当新闻媒体欢呼五公村“在抗洪中的英雄事迹”时，村子里已有人家因无米下锅而挨饿了。灾后，政府与集体农庄都采取了救济措施，全村有１０ ％的家庭靠救济活了下来；到１９５６年底，村子里增加了副业投资，还创办了１０ 个小企业。尽管做了这些努力，到１９５６年年底结算，人均收入仍比前年下降了３０ ％，正好４４元，而且只付２ 元现金。6饥饿中的农民迫不得已转向黑市和半合法的粮食市场，黑市上玉米Ｏ．１５元一斤，大约是国家统购价的两倍。与此同时，庙会和农村集市也消失了。上级决定在饶阳东部建一个小飞机场，他们征用了周围村庄的土地，却没有给予任何适当的补偿。为预防下一次水灾所建造的大坝，也同样无偿地征用了农民的土地：承担了一切的农民无奈地说：“不得不两人吃一碗饭了”。从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五公的人口从１９１２人降到１７１１人，除有少量外出，老人和病人去世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疲惫不堪、营养不良、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虚弱的妇女怀孕率降低，流产率上升”，“导致出生率下降”。情况到了１９５７年开始好转，河北在一年之内解散了所有由几个村组成的集体农庄，缩小到一个村；饶阳作为一个穷县，１９５７年税收负担相对较轻，还得到了补助金，多少弥补了１９５６年的部分损失。这年春节五公就派了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表演队到邹村庙会进行表演，有二万人赶来参加集市，显示了某种新的活力。但这一年，由于财力的拮据，教育的发展受到影响，３００名饶阳初中毕业生只有四分之一升入高中，不满的学生在黑板上写道：“饶阳初中生，白搭九年功；高中没考上，师范不招生；出路只一条，回家把地种；宏愿何处诉，愤恨怎能平。”这大概又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吧。7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所谈到的１９５６年全面合作化，以及以后所带来的问题，其实是与全国的农业合作化发展，及其引起的社会上与党内的反响直接相联系的。
因此，这里需要作一点简要的历史回顾。我们知道，在建国后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５１年开始，便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到了１９５３年，由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便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到１９５４年，就出现了发展过快的问题，再加上这一年在遭受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却比原计划多征收了１００亿斤粮食，这就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种情况自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作了这样的判断：“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否则生产力就要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还将一位警卫带回的群众来信批给河北省委，该信反映河北安平县的一个村子，在农业合作化中，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的帽子来压群众，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况恐怕不只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8但接着又听到这样的反映：“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对粮食问题“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而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9毛泽东又作出这样的判断：“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对后者，薄一波有一个解释：“恰在这时，在党外高层人士中，替农民说话的多了，有的还说了类似１９５３年梁漱溟先生讲的‘农民苦’一类的话”，而毛泽东恰是“不大爱听‘农民苦’之类的话的。当时他得出这么一个印象：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只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10这里谈到了１９５３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冲突。其实梁漱溟只是对用剥夺农民的方式来发展工业化提出不同意见，因而有“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共产党丢了农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却勃然大怒，说他是“班门弄斧”：“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11农民出身、又以农民运动起家的毛泽东，天然地认为自己是“代表农民”的，这样的代表权与领导权他是绝不允许他人染指的。但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他又不能不面对农民对他所要引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抗，即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且有人向他反映：“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12而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在１９５５年７ 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发动了对邓子恢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所代表的“右倾”路线的猛烈批判，指责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13于是，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发展迅猛异常，到１９５６年３ 月底，入社的农户比例已达９０％，４ 月底，中共中央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我们在前文中所说到的１９５６年农村的情况，所反映的正是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所出现的问题。
１９５７年２ 月，一份《关于河北省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６年生产情况的调查》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１９５６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有的地方出现宰杀耕畜和强行把大车、牲口拉回家的现象。报告认为１９５６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报告还反映社领导强迫农民入社、投资，作风不民主，经济不公开，办事不公平，关心社员少，干部之间闹宗派，党支部包办社的工作等，因而社员思想极为混乱，任其下去，合作社有垮台的危险。４ 月，毛泽东又看到了新华社发的一条内参，以湖北省为例，分析农村中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一，农业合作社内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二，一些干部对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闹事。三，在占有渔场、畜牧场、林场、茶场、小矿山及耕田等问题上，国家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纠纷。四，地方干部和转业军人相处不好，发生纠纷。五，城镇中学政治空气薄弱，校风校纪不正，引起广大师生和学校家长对政府和学校领导严重不满。有些学校领导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引起学生闹事。六，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加深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间的矛盾。应该说，毛泽东对反映上来的这些农村问题是重视的：对河北省的报告，他作了这样的批示：“此件所说是否属实，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他又将新华社的消息发给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以为参考”。14但对各地存在的问题所引发的对农业合作社的种种议论，他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多次会议发言中，他都着重提出“思想动向”的问题。在一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就谈到了“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的问题。他分析说：“去年这一年（按：指１９５６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便来了：合作社好不好，还要不要？
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他由此而发出警告：“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他并且重提当年的争论：“１９５５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类相呼应，好像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15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思路：他总是把社会的问题归结到党内的问题，或者说他对党内的反对派（实际上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者）是有着更大的警戒的；而他所运用的又是他自己所特有的“阶级分析法”：正是在他所发动的这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农村作了新的阶级划分，即将“中农”区分为“下中农”、“中中农（中农）”与“上中农（又称‘富裕中农’）”，并把“下中农”与“贫农”一起（连称为“贫下中农”）列为依靠对象，16而据说“在富裕中农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社这面站着共产党”，17这样，富裕中农就实际上成了所谓“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对手，而在毛泽东看来，对农业合作化提出批评或异议的干部是“富裕中农及其背后的地主、富农在党内的代表”。18这都是具有严重意义，并对中国以后的农村发展与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
１９５７年２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并特别反驳了关于“农民苦”、“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生活”的意见。他强调：“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１９４９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１９５６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很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忆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与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他还指出：“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19说这番话时，毛泽东是相当理直气壮的。但一再为“农民苦”的问题进行辩驳，却反映了毛泽东内心的一种紧张：他深知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但又选择了一条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这几乎是他从建国以来就面临的一个矛盾：１９５１与１９５２年为抗美援朝和发展重工业的需要，连续两年多征收了农业税，这就引起了前文所说的梁漱溟关于“农民苦”的呼喊。毛泽东为此提出了一个“两种仁政”的理论，“一种是为人民当前的利益”，即所谓“小人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即所谓“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20毛泽东认为，一旦抗美援朝、工业化这样的“大仁政”与照顾农民利益的“小仁政”发生冲突，宁愿牺牲后者。这多少有些出于无奈，他也因此最忌讳人们谈论“农民苦”这类问题，而且谈论者均无好下场：１９５ ３年如此，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同样如此；因此，上文说到的戴煌在１９５７年上书毛泽东反映“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其后果自是不难预计。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上半年，还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万几千人’、21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22这同样也是毛式“阶级分析”，其内在的“出身论”逻辑，对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北大在反右运动中，就是这样对集结在《广场》中的“右派”作“阶级分析”的：“从这些人的家庭出身来看，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在十五人中有十一人，即占有７５％”，“从这项人的直系亲属情况来看，被我判刑处死的占４０％”，据说这就是“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根源，阶级基础”。23——自然，这都是后话，但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初埋下的这一“伏笔”，对我们理解后来的事态发展还是相当重要的。
（二）
就在新华社记者戴煌南下自己的安徽家乡的同一个月，即１９５６年７ 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也北上哈尔滨，而且也是旧地重来：这里曾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童年记忆，１９４６年他又在这里积极参与了解放初期的青年工作，直到１９４８年才离开。这次他是为采访城市工厂的情况而来，却没想到在旅途中就在长春车站餐厅里遇见了一个乞丐：是安徽的农民，家乡去年收购粮食过头，高级合作化又使一些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因而出现粮荒，只得到东北来逃荒。面对“中国在解放后七年，第一次出现的新生的乞丐”，刘宾雁又想起，从这一年夏季起，北京的猪肉价格便开始上涨，鸡蛋在国营商场里也缺货了。全国各地轻工业品和手工艺品的很多品种都从商店里消失了。这大概都是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产生的新问题吧。
而八年后的哈尔滨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黯淡”的——
“几年不见，哈尔滨变了很多，它本来的特色更加黯淡了。保留俄国特色最多的中央大街，原来各色各样的俄国招牌，几乎一律涂上了红色油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这些商店现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在夏日阳光下，油漆红得分外刺眼，也使这种单调令人更难忍耐。
“街上行人的衣着，色彩鲜艳多了。……同八年前我离去相比，物质生活也明显地有所改善。饭馆和酒店中，每天傍晚都有很多青年聚集在一起豪饮啤酒。
“但我仍然觉得这个城市缺少点什么。或者说，１９４６年我返回哈尔滨时那个戒严时期的某种气味还继续保留着。它是过于宁静和过于秩序井然了。中央大厅上牌匾的一片红，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全在党的控制之下。这里有两张日报，编辑们自己都讨厌它们每天重复着同一个声音。
“哈尔滨已从只有少许轻工业的商业城市，变成一个拥有庞大重工业的城市，十年间人口从八十万猛增十倍。但是比工业和人口增长更快的，则是党委和政府的官员。十六年前（此处疑有错，似应为八年前——引者注）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则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就会更加惊人。”
当然，刘宾雁更关注的是中国的工厂的状况。据他的观察，“全国都把注意力放到工业上，主要又是重工业。１９５６年是一个高峰，从中央到基层厂矿与建设工地，都照例热衷于速度，它的标志就是产值。工人的热情仍然很高，也仍然很听话。为了完成计划，常常必须连续加班加点；有的青年工人甚至不经领导同意，偷偷加班干活。同时业余时间还必须参加各种会议，定为制度的文化学习也不能缺课。疲劳，过度疲劳是普遍存在的。这就使工伤事故增多了。”但这样的劳动积极性背后，也还隐含着一些矛盾，以至危机：“随着抗美援朝的结束和阶级斗争的淡化，对于前些年颇见成效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人们已经开始淡漠了。同时，工人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与欲望也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然而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很迟缓”，“哈尔滨的物价指数那几年每年上升将近１５％，而工人的工资却已有几年没有提高。拿二、三级工的工资而做四、五级工工作的事，相当普遍。几年收入不变，甚至临时工干了七年仍不能转正，工人们就只有不断压低自己的饮食水平了。有些人只能吃粮而不能吃菜。……哈尔滨的有些青年女工必须积蓄几个月才能买一块花布”，问题是企业领导还要压低工人的工资（这里的特殊情况是，“企业在提高职工工资上权限受到限制，要压低工资却是可以自主的”），因为“企业的工作成效，以上缴国家利润多少为定，压低职工工资，便可降低产品成本，企业领导人就可以上缴更多的利润，从而博得上司的好评”。得不到基本的物质保证的矛盾在青年工人中尤为严重，反映也更为强烈：“新住宅七级以上的工人才能分到，与他们无缘；男青年找配偶很难，很多人必须跑到千里以外的家乡去找，有了对象又愁没有住房；于是发生婚前性关系以至女方怀孕的就多了起来，而老工人旧道德意识很强，这些青年就成了嘲讽和谴责的对象。所有这些现象都很容易地被纳入‘资产阶级思想’范畴。青年人想转入条件教好的工厂，甚至想报考中专或大学这一类合理要求，……都被看作是‘个人主义’，作为教育和批判的对象。至于对领导人工作中的错误的正当不满和批评，则往往要受到更严厉的压制”。这样一种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到工人与 干部、党和国家的关系。团市委的干部告诉刘宾雁：“我们成天对青年工人讲，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发挥主人翁精神。但在一些工厂里，工人根本不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已经出现多起工人盗窃工厂物质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困难了”。一位工人对刘宾雁这样说：“过去出点事，总以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现在一听说出了事，马上就责怪说：这些领导干部是怎么搞的！”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刘宾雁来到哈尔滨电机厂，并贴出告示，公开自己的住处，“欢迎青年职工（直接）来谈”。“几天中间，到住处找我反映意见的总共不过二十几人，而这家工厂有职工近万人。他们的不满，用三十年后的眼光看，也都是些小事：工作安排不当，或没有固定工作；评工资级别不公正；住房分配上厚此薄彼……等等”。但一位姓梁的工人代表很多人来反映的情况仍使刘宾雁受到了震动。他话说得很慢，也很激动：“我们也是人，
可是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从技工学校毕业都两年了——这种人工厂里有二百多，可是到今天也没有正式工作，老是打杂。甚至去做清洁工。我们去找干部：工程明明不需要这么多人，让我们到辽宁去行不行？那边工厂缺很多人。不行，宁愿让我们闲得慌。理由是：把你们放走了，万一明年工厂的任务扩大了，我们到哪儿去找人？可若是不扩大呢？我们这些活人便成了货物了，长期储备在仓库里。没有固定工作，提级就没有我们的份儿，什么都耽误了，比如结婚……”。“将人当作货物”，这大概是揭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甚至工业化的某些本质的。刘宾雁最后将他的调查结果概括为两点：“当时（工人）群众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并不严重”；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严密注意的迹象”。——刘宾雁对１９５６年中国工厂状况的这一观察，对我们理解一年以后所发生的许多事，自然是重要的。24
１９５ ７ 年３ 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由中共中央直接发通知及其用词，都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所说，“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１９５６年１０ 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的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25罢工、罢课的具体情况至今仍未公开，不过中共中央的《通知》中还是多少透露了一点信息，其中有两段话就大可琢磨：一是“由于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校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另一是“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26联系刘宾雁当年所作的前述调查，就不难理解：罢工、罢课所要维护的是个人的被忽视了的物质利益，所要反抗的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与特权。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１ 月的讲话中还这样谈到石家庄一所学校的罢课游行：“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有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按毛泽东的描述，这样的罢课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并且是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反响。因此，毛泽东又有这样的分析：“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被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感恩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
27这几乎已经预示了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但在１９５６年的下半年与１９５７年初，毛泽东还同时把罢工与罢课的发生归结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甚至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即１９５７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28——从这里可以看出，１９５７年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开始的整风运动，还是后来的反右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１９５６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人、农民与学生“闹事”的反应，而这样的“闹事”又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始终存在着一个“中国会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的阴影。
而且这样的“闹事”到１９５７年仍在继续。２ 月份毛泽东在他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纲）》里，写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百分之四十、四百万、八十万、九万人不能入学和安排就业问题”。29（１９５６年１ 月，在对一个文件的批示中，毛泽东透露，当时中国城市里还有一百万的失业人员）。30而研究者则指出：“在１９５７年初，城市失业问题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前一年秋季的歉收和合作化带来的混乱，使更多的农民流入城市；政府机关的精简运动，比平常多的复员军人数目，以及减少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人数的措施，加剧了城市失业问题”。31这样的失业与失学问题自然是极容易引发“闹事”的。这一年５ 月１３日（这正是鸣放达到高潮，毛泽东也在准备反击的紧张时刻）《人民日报》以《谈职工闹事》为题发表社论，一开头就说：“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正如以后的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样，“社论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例。某些企业是哪些？最近时期是哪天？请愿罢工所为何事？经过如何？一概都没有说。它只说了这些事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32《人民日报》社论着意含糊其词的事实，３０年后，在刘宾雁的回忆录中得到了部分的揭示。正是１９５７年４ 月，《中国青年报》编委会上社长张黎群传达刘少奇的一个指示：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道。于是，刘宾雁被紧急派往上海，与报社驻上海记者陈伯鸿一起进行采访。由于全国形势很快就发生了激变，采访也自然不了了之，但留下的记忆却历经风雨而难以忘却——
“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我和陈伯鸿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和许多工人、各种政治态度的党员与干部、群众、领袖分别谈话。我们认为这个工厂党组织的危机对于唤醒全党警醒，痛切正视执政党的危险是极有意义的。
“从１９５５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共有）以后，生产下降，由赢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称职的、工人不喜欢的干部，‘选举’的是他们不信任的工会主席。党、团、工会拧成一股绳，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工人既怕党支部，又骂党支部。党不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而变成‘拍马党’、‘拉夫党’了。这是因为党只发展两种人入党：听话而不说话的人，并无入党要求因而也不起作用的、为分享执政党的利益而巴结干部钻进党内的人。前一种人帮不了党的忙，而且纷纷退了党；后一种人则只能害党。党员中也有好的，愿意为工人的合理要求说话，却遭到领导的申斥，被认为‘党性不强’。同时工人又认为党员应对各种不合理的事情负责，骂他们是‘白鼻头’，把他们当作工贼。在工资、借款、平级、困难补助、竞赛评奖等方面，都厚此薄彼。工人的困难无人过问。甚至有的工人被生活所迫要自杀了，工会仍然不管。一个洗澡用水的问题就不知喊了多久。写了许多信给党的区委和报社，一概石沉大海。
“工人们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党员不能代表工人，便有一位非党员、会计丁喜康成了工人的代表。他被指为罢工的罪魁祸首。资本家当权时，他因主动监督其非法活动和为工人谋利益，被资方称为‘神经病’。现在共产党的干部也因同样原因骂他‘神经病’。丁喜康本是个孤儿，１９４９年第一个加入工会，也要求过加入共产党。他像它资本家斗争时不怕恐吓和危险一样，现在‘一个人对付一个组织’，‘与党团组织处于宣战状态’了。
“工厂党组织认为这个厂的问题在哪里呢？‘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厂内思想状态紊乱。对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须加强。’‘应在职员中揭发经常散布谬论、公开转播反动意识者（只有一个丁喜康），使之在群众中孤立’。党团组织必须服从行政、支持行政，搞好生产’。
“在这种态势下，除了罢工引起高层领导与社会舆论注意这家工厂的危急状态，还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处于这样的危急状态的并不只永大纱厂一个厂，就在刘宾雁在上海采访期间，“工厂里的骚动继续扩大，一周中罢工迭起，达到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请愿的规模。公私合营工厂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伤。市委发出紧急指示，限十天之内把工人安定下来，报纸已经停止了关于鸣放的报道。听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专程飞往北京向闹泽东报告请示。……”
刘宾雁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眼看形势有可能逆转，于５ 月２５日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写信，直接向毛泽东进谏——
“……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 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33
结论与前引戴煌同时期所写的“万言书”基本一致：都对党内“特权阶层”的形成或可能形成表示了担忧；而如前文所说，毛泽东在半年以前，也曾发出过“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警告。但这类话只能由毛泽东说，而且“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时（１９５７年５ 、６ 月）无论戴煌，刘宾雁，还是青年学生（下文我们就要说到，这正是１９５７年大学校园的热门话题）要议论这样的可能性或现实性，就意味着对党的“诬蔑”，犯了“攻击”罪。从此，此类话题也就成了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禁区。
这是刘宾雁后来才知道的：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１９５７年５ 月１２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了，当即作了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34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泽东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35——前面所说的戴煌也何尝不是如此。
（三）
１９５７年４ 月１０ 日，毛泽东在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等谈论《人民日报》工作时，对当时中国的阶级关系作了这样的估计：“１９５３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36
在此前后，一篇文章，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动向，大学里的事情的广泛关注：那里其实正是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间，中国问题的一个聚焦点。
“一篇文章”是《人民日报》３ 月２４日发表的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写的《早春天气》。文章一开头就说：“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的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着，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早春天气”的感觉，相当准确地表达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微妙心态。如费孝通所分析，一方面，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肯定了，心跟着落了巢，安了”，“甚至有人用‘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明显地感到外在的重重阻力，即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更有人“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因此，“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费孝通还谈到一个他深感困惑的现象：“波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边区旅行，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应，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些事，我的印象是这样大的事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其内在原因是他们“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费孝通深为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的冷漠感到忧虑：“这里反是不是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问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张与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37
中共中央宣传部“只供领导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１９５７年５１ 期（５ 月１２日出版）刊登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与４ 月２７日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注意。这位北大著名教授以其特有的坦率，对几个最敏感的问题都发表了十分尖锐的意见：“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个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化学系就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偏要左体会右体会”；“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教授评级，最后也是人事处定的。……现在是长字辈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ＸＸＸ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值得注意的是傅鹰教授对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他以自己为例：“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都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在他看来，现在的问题是：“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38——应该说，傅鹰是说出了那个时代许多老知识分子的心里话的。他对于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的看法也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今天的读者与研究者面对１９５７年３ 、４ 月间的这篇文章与这个讲话，自然会产生追问的兴趣：为什么当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傅鹰说的“党把我当外人”，这背后是怎样一段“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史”？费孝通所发现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冷漠症是怎样产生的？傅鹰感到强烈不满的一系列问题：“思想改造”问题，“教授在学校中的地位”问题，“学校的政治运动”问题，“老教授与年轻党员助教的关系”问题，以及“向苏联学习中的教条主义”问题……等等，是怎样产生并逐渐积累，从而使矛盾逐渐加深的？而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必须对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中国大学所发生的事情作追根溯源的历史清理。在当时就已经有人指出：“阻碍高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一些错误与偏向，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伤害了一批人”39。一位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并在那里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四十多年以后，回顾１９５７年那段历史时也强调，“我们身在史中的人，应画出一条连续的曲线，看到来龙去脉”。于是，就有了对１９４９年以后的清华校园的如下回忆——
“从我１９５１年入学后不久，清华园即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意外形势动荡，第一次是１９５１年冬开始的思想批判运动，第二次是１９５２年夏的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
“（在思想批判运动中）在大礼堂听过校委和党委的轮番报告，接着是各系分别组织的动员大会以后，那些从来都是养尊处优德高望众的教授们，初时应之以沉默，继而退避，再三观望，终于坐不住了。突然一改常态，纷纷揭下为人师表道貌岸然的面子，开始夜以继日痛心疾首地当众作长篇检讨，说到紧要关节，有些人甚至痛哭流涕泣不成声。……从英美留学归来的先生们重点批判自己如何亲美崇美恐美，如何用腐朽的西方教育方式去毒害下一代；教理论科学的则说，因为崇尚天才教育而怎样狠心地淘汰学生，逼迫他们为了成名成家而劳累过度害了肺痨病……；而教文科的便坦诚交代，自己满脑子是顽固的封建意识何资产阶级恶习，如何明里暗里抗拒新事物，反感马列主义，以致误人子弟罪责深重。……且不说先生们是真心诚意还是言不由衷吧，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教师讲课时突然谨小慎微起来了，尽可能照本宣科，闭口免谈自己的独特见解、随之在晚饭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散步和学生随便攀谈，在形势紧张时他们的身影在课余的校园中几乎消声匿迹，这种传统的师生情谊交流方式亦就此迅速淡出。……（从此）一提起教授二字，就会联想到检讨和旧社会，总之，他们与革命的阶层绝不是一路人。须臾之间两下里明确分家，这与苏联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的初期现象何其相似！
“而与此相呼应，对学生的控制也严格起来了，由宽松自在而加紧思想改造。从１９５２年初春开始，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层层加码，小组动员并指定发言，逐级汇报思想动态。不久之后给每班配备政治辅导员，开始‘忠诚老实运动’，人人交待从出生后的历史时间表和每项细节，精确到年月日。（稍有不确，即追查不止）……经过此番周折，大学生初次尝到滋味，驯服效果显著，调皮孩童立即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练成世故的大人了。
“在１９５２年的初秋，终于迎来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改革，学校体制彻底变样，老清华不复存在了。根据当时学习苏联一边倒和满足计划经济急需专业干部的决策，原先的全科性综合大学几乎是突然地被肢解了。……等我们暑假返校开学时，清华变成只剩下专业有限的单纯的工业大学，其学制完全照抄苏联老大哥，将系科分解成多个层次，工程系下设专业，复设专门化又设专题教研组，基础课则从传统的系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庞大的公共教研组。由此推行用工业化生产流水线的方式来培训大量的工匠式的大学生，不论是哪个院校出来的，同科同专业者规格基本一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而经典教育学所提倡的因材施教、学术自觉、鼓励个性优势和发展创造性思维的原则，有意无意之中已顾不上考虑了。40……
“而那次大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并非仅仅是院校调整和学制方面，更主要的是开始左的倾向。新班子到任，随之转入以政治教化为宗旨，以层次组织为控导方式的时期，由此埋下了日后发生动荡的伏笔。这种控导方式不是倚重于通过法制、校规和学习成绩考核来管理学生，而是主要借助另外一套超越其上的不成文的体系将人们置于周密的网络之中，组成层层包办包管从生活、学习到意识形态的系统工程。简而言之，就是与革命年代非常时期的思想工作方法极其相似的延续。比如说，我当时任团小组长，派定我‘联系’五名同学，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全方位的精神承包，观察他们的日常表现，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经常谈心、动员、帮助、促使进步，即使受到冷落甚至反感，也要耐心地‘联系’下去。而我的上级又‘联系’了我和另外几名团干部，听取汇报面授机宜考察我们的动态，当然我们的上级还有上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研读学业更强势的金字塔模型。……链条中某一环节，杂以个人好恶取舍，或教条地以左、中、右的标签分类，便可能大大走样而令小人得志君子失色。……因此就有一些唯唯诺诺、溜须拍马、擅作表面功夫的滑头和驯服工具，走捷径获得实利和特权。……最终积累了相当一些专事计算他人踩着垫脚石往上爬的势利小人和伪君子。
“当年教育改革的另一个可疑误区，便是简单粗暴地一刀切，强行倒向苏联体制。像清华、北大、复旦、浙大、交大、中山、南开、武大、协和这样的老大学，经多年艰辛努力摸索积累，已相当稳定地系统地形成了自己的名牌品格和优良学风，有一些并已建立颇具特色的学派。不少教授和学者在国际上也是泰斗级的……但是，一声令下，这些先生们自著或编译的教材全部作废，通通改用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毫无活动余地。许多世界极的先进科技成果和有争议的论述被无情删除，也不准引证或讲授，谁要提及便有崇洋媚外全盘西化之嫌。同时教师也不准参照自己的特长和风格授课，哪怕稍少偏离按原样引进的苏联教学大纲，也会被看作大逆不道。……
“如此推行‘全盘俄化’的后果，是让爱国的、又主要受西方教育成长的，当时仍占多数的名优教师相当反感，民族自尊心受到损害。而风吹草动疑神疑鬼，动辄上纲上线，使学术专长无从发挥，教学积极性被大大压制。尚须看到，当时足可左右教学方针的还有一些作为政治把关的较左的秘书或助教，配予各系和主讲教师，以至一位系主任私下述说，我很可怜，有职无权，一级教授老头子要听娃娃训话。……这就不难理解，过火的革命，对于那些德高望重思维敏锐的先生们来说，是颇为难堪的苦境。他们熟悉中国百年史训，经历过五四运动，抗争过专制独裁，向往民主自由，期盼开明公正，也曾目睹闻一多和李公朴的悲壮结局。而此刻，他们在灵魂隐处似乎意识到了另一种新的压力，令人坐卧不安。
这就埋下了日后‘清华园里百余教授谈矛盾’的伏笔”。41
尽管这已经是事后的追忆与分析，但仍能帮助我们接近那个难忘的春天的中国校园，从而理解与体会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所作出的种种反应。这里，还想提供一个材料，或许也能有助于我们对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理解。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１９５７年３ 月６ 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是供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参考的，共编入了三十三个问题，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中二十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一方面是当时知识界所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回应，这个文件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与研究价值。这里姑且把提出的问题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下）中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少。他们还认
为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党‘无为而治’。有的科学家想挑比较容易取得个人成就的工作做，不愿意切实地为国家需要服务。党应当怎样来领导科学工作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批示是：“有一半对”。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多个场合都谈到他的这一看法。如３ 月１０ 日在新闻出版座谈会上，他这样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的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３ 月１２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了这一点：“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做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３ 月１７日在天津党员干部会上，他又作了更明确的说明：“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领导，就是用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其实早在前一年（１９５６年）的中共八大第二次预备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并且预言，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不仅是“政治中央委员会”，还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42在反复的申说中，自不难看出“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毛泽东来说，是关系到以搞阶级斗争起家的共产党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时代的领导合法性，以至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他的一个纠缠于心的大“情结”。面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巨大挑战，尽管此时此刻他一再表示愿意向他们学习，但这不过是一种“隐忍”，是随时可以向着另一个方向爆发的。
二， 关于百家争鸣的问题
“关于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不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有各不相同的议论。
有人认为科学界已经有定论的事情就不再允许争鸣。有人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而是狂妄自大夸夸其谈的文章不应允许出来争鸣。有人认为讨论问题态度不好的文章不应允许争鸣。有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百家争鸣’与‘学风’问题。”——毛泽东在一旁批了“戒律太多”四个字。
“有人指出党校是有特殊性的，即学员都是党员，因此，这里的‘争鸣’，只能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有人说：‘党校中不能给唯心主义设讲坛’”。——毛泽东批了一句：“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学习经典著作有无矛盾呢？有人说提倡百家争鸣和独立思考，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妨碍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不先去接受经典著作的内容，而是首先去怀疑经典著作了。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允许怀疑的’。”——毛泽东反问道：“不许怀疑吗？”
这里所列三条，大体是反映了党内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对毛泽东所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的疑虑的。其实毛泽东心里有数：他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内的阻力是相当大的。４ 月４ 日至４ 月６ 日在杭州召开的四省一市思想动态汇报会上，他就坦然承认，反对者的意见，“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指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43后来这话传到社会上，自然引起很大震动。北大哲学系学生叶于生还写了一篇大字报：《我的忧虑和呼吁》，根据“鸣放方针提出之初，有百分之九是高干不同意”、“据说有人要毛主席下台”这些“迹象”，“推测党内重大分歧是可能存在的，若不警惕，有影响团结的可能”，因此呼吁“提高警惕，注意事态的发展”。44时为中共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立即上报，毛泽东于６ 月６ 日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45这正是他决定公开发出反击右派的号召的前两天。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为毛泽东的处境“忧虑”的叶于生自然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46
但当初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对于他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真要将“百家争鸣”坚持到底，就不会只局限于学术问题，必将涉及政治上是否也可以“百家争鸣”，这就触及到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这些极为敏感的问题。这份《汇集》中有好几条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而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回应——
“人们常问：‘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毛泽东批示：“应当弄清这种关系”。
“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去年八月，在中央批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方案中，有这样的指示：‘除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特别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在这个问题上的了解不同，并且有些误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的党委对和党非政策不相同的意见主张少发表和不发表，要有掌握。而报刊方面受到读者、作者的冲击力很大，主张多发表一些。”“同上述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各部有些措施不当，在没有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商妥以前，地方报纸能否批评”？“有的编辑说：‘报纸应有权力，不应跟着党委屁股后面走’；‘心目中一有领导，版面就编不好；心目中有了读者，报纸就编得好’。还有人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说‘在野报’、‘民间报’可以‘大胆敢言，切中时弊，讲人民要讲的话’。不少党内办报的人也提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应该如何统一？如何理解？”——对以上这些敏感问题，毛泽东都给以了同样的回答：“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而对另一个尖锐问题：“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他则反问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３ 月１ 日所起草的《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里，他也以提问题的方式这样写道：“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47这样的既开放又谨慎的犹豫不决的表达方式，很可能是反映了毛泽东的内在矛盾。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当然知道“百家争鸣”的逻辑必然导致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的全面民主化，突破“一党专政”的现行体制，这也正是党内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竭力反对的真正原因所在，这是毛泽东心知肚明的；但他更明白：“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48。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家，一定利益集团的代表，他更清楚这样的突破将意味着什么，并且是他所不愿意的。在某种程度上，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也正走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但他暂时的犹豫所说出的这些模棱两可的话，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却造成了许多真诚而天真的人们的巨大灾难：当他们听了毛泽东“值得研究”的一句话，真的“研究”起来，“争论”起来的时候，毛泽东最终决定要维护既得利益与既定体制，反转过来，要反击“右派”时，他们的这些“研究”与“争论”就成了“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铁证，49在劫难逃了。——自然，这也都是“后话”。
三， 关于大学的领导体制的问题
“党章规定，学校党组织具有领导和监督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职能以后，党内党外都有一些人认为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和教学都没有什么研究，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困难较多。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员校（院）长对此也缺乏信心。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从思想认识上和具体作法上求得解决？”——毛泽东的批示是：“此点值得重新研究”。50这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常论及的一个话题。在４ 月４ 日至６ 日的座谈会上当有人汇报“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毛泽东立即回应说：“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51在４ 月３０ 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为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52毛泽东这里实际上是点了一把火，而最后的灭火者也是他本人。
（四）
最高国务会议的第二天，也即１９５７年５ 月１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５ 月８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由此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至６ 月８ 日《人民日报》发布《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反击右派，前后一个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鸣放时期”。鸣放的最初阶段主要是在民主党派与上层知识分子范围内，从５ 月１９ 日开始，北大学生开辟“民主墙”，发动“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广大青年学生的广泛参与，就使“鸣放”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呼应的格局，也变得更加不好控制。——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北大学生所发动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正是本书论述的重点。这里仅对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工厂、农村、学校”有关的方面作一简要的叙述。
在鸣放中，关于大学管理体制问题成了校园与社会议论与争论的一个焦点。这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这一重大问题的集中讨论。特别是５ 月１０ 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１５期刊出了章伯钧的传达，说毛泽东提出“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并建议“首先撤消学校党委制”（这与前引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有出入），立刻在高校引起热烈的响应。有的人表示赞成撤消学校里的党委制，认为“党委制与‘三害’（按，指整风运动的三大对象：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党委会不撤消，‘三害’就永远除不掉”。53有的则主张“将来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提出“为了加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将来应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54但也有不同意见，北大校长马寅初就公开表示：“学校党委制有它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55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则认为“在工会领导、党派联席会领导、教授治校、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制五种领导制度中，党委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加强校务委员会适合清华实际”。56后来民盟还专门成立了临时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个《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表示“我们不同意党和民主党派退出学校，或在学校内停止党、团、民主党派活动和民主党派成员不以党派资格在学校内活动的说法”，“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因为大多数教授所关心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即使少数人有此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则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都忽视了”。据此而提出了四项建议，“总的精神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57大学体制的讨论也引起了大学生的强烈反应：５ 月１９ 日晚在北京大学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中，就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的主张，同时提出的还有“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合、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主张：这是几乎概括了１９５７年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制度性诉求的。58
中国农村、农民的问题，在鸣放中也被提了出来，尽管没有有关学校、知识分子话题那么热，但却很引人注目。其中的中心依然是关于“农民苦”的呼吁。一篇校园里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种田人吃不饱，有饿肚的，吃泥土的，吃蕨包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购买）。为什么？干部说：超额完成任务，光荣加光荣”；“养猪人，无肉吃。……区里干部碗上肉块满桌面”；“小株密法农民不要逼去种，生硬搬来又强种，良田减了产。农民保守落后一切都封建，过去做法都不行，种田不和农民来商量”；“农民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白流的，例如，几十亩田挖成塘，塘刚成，今下填平种上秧，积肥肥堆成山，质不好数量多也光荣，用不完堆起来，更光荣”。59北大西语系教授胡稼胎的发言更是一语惊人：“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问题就非常严重，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60而北大的学生和戴煌、刘宾雁一样，更为关注的，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特权阶层”的问题，一篇题为《论“阶级”的发展》的大字报（作者：周大觉）这样写道：“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我自小学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歧视鄙视……。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以“分配的不平等（普通工人、农民的收入与中央干部收入的巨大差距）”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农民的备受歧视）”论证“新的特权阶级”产生的危险性，大声疾呼：“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61另一位数学系学生钱如平也写了一篇《论阶级的发展》参与讨论，被打成右派后，又写了一篇《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的大字报，借以明志：“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深知没有共产党是不可能进大学的，但有同情劳动人民的天性”，“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有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
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62这样的态度与立场在１９５７年的中国校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说明毛泽东关于述说“农民苦”是代表“富裕中农及其背后的地主、富农说话”的断言并无根据。
１９５７年的鸣放中较少涉及工厂与工人的问题，这可能与刘宾雁所说的“（工厂里的）群众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并不严重”的基本状况有关，也是因为鸣放时期的主要发言人各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本身与工人的联系相当薄弱，自然不可能转达出工人的呼声。但当时的北大学生深受南斯拉夫工人直接管理生产的经验的影响，也有人提出了“工厂的管理制度”的问题，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在其《“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的著名大字报里，就提出了“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任务，还提出一个“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的口号。他批评“在工厂、学校中没有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时有利的制度，现在变成了官僚制度。肃反前的工厂一长制，左得厉害。肃反后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以党代政”。他主张工厂实行工人委员会制，要“制定新的选举法，直接选举。在工人委员会中，党可以争取多数，保证领导”。这张大字报还透露，在激进学生中，曾有过一个争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是先“搞理论斗争，理论弄通了，再自上而下地搞”，还是立即“走出书斋，让全国学生动起来，工人动起来，农民也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搞”。63后来，有一部分学生到天津去“串连”，又发起“民主接力棒运动”，都是“让全国学生动起来”的努力。据说龙英华本人也曾到北大印刷厂进行过发动工人的活动。64北大中文系学生王国乡也曾利用实习的机会作过农村调查。65这都是个人行为，并未形成有组织的行动。
但这一切都在党的上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密切注视中。考察一下毛泽东在全国范围正式开展整风运动以后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开始，毛泽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整理上：在５ 月７ 日“自修稿第一次稿”中，在“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一节里，他根据南下讲话的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并仍然保留了原稿中关于处理闹事的四条原则（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在５ 月８ 日“自修稿第三次稿”中，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他又加上了一句：“共产党的力量很大、怕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时候，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放”，并且对政治形势的发展的估计是乐观的，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对控制局面充满了信心。而在以后，形势发展发生变化，他在最后的定稿中就把这些话全部删去了。66
到了５ 月１４日这一天，却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他先在５ 月１０ 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个版面旁边作了一个批示，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报道了５ 月８ 日召开的上海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毛泽东写道：“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并转发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最高领导人，要求注意阅读整风消息，说“这是天下第一大事”。67但在当天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５ 月１６ 日又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开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在此以后，就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新的估计。５ 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报道党外人生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对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生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家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68这是在发动整风运动以来，第一次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出现“右倾分子”、“反共分子”这样的概念，提出了要让他们充分暴露（即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这至少是发出了一个斗争重心转移、准备反击的信号，这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但由于这两次会议都没有留下记录（这本身就颇耐寻味），69我们尚无法说明这一转变具体是怎样发生的，但李维汉有一个回忆，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是这样说的：“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务汇报。５ 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以后，我才开始有了反右的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70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为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71李维汉只是说这次关键性的汇报发生在“五月中旬”，没有点明具体时间；但查座谈会上的发言，５ 月８ 日、９ 日、１０ 日、１１日，前四天其实比较温和，大都是建设性的。只有５ 月１０ 日罗隆基提出“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这就有了与共产党争夺工农群众与青年人的嫌疑，这是为下一步事态的发展埋下了祸根的；而他又提出希望今后党内讨论重大政策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这已经近于后来咱章伯钧提出、引来大祸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了。但真正会引起强烈反应的，应是５ 月１３日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是有人批评“天下是我们打下的”、因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思想，一是有人要求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说“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的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更有人提出“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72这些话自然要被理解为是要求“轮流坐庄”，直接向共产党叫战了。因此，可以推测，李维汉所说的“五月中旬”的汇报，应是发生在５ 月１４日、１６日这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透露，李维汉是参加了这两次会议的，参加者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陆定一。73而前述５月１４日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的批评的指示》，其精神又是与李维汉回忆中所说的毛泽东的指示完全吻合的。
而我们更注意的，是毛泽东于５ 月１５日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与５ 月１６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前一篇原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但后又改为此题，并署名“中央政策研究室”，几经修改，于６ 月１２日（其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才印发党内，并注明：“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以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74细看这两个文件，有几点颇可琢磨。其一：如人们所注意到的那样，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右派”的概念，并且作了这样的估计：“右派”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风之十，依情况而不同”，他事实上已经发出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动员令，只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以便“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文件中，毛泽东还一再强调：“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开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风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这说明毛泽东对鸣放中所揭示出的党内的严重问题是承认并看到其危害的，这才会有同在５ 月１４日的前引批示中所说的“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的这一判断；因此，在１９５７年的５ 月中旬，毛泽东还是准备两面作战的：既要坚持继续整风，同时也要为反右作准备，他是自信有同时驾驭两个战场的复杂局面的力量的。对局势的发展，他还要看一看，因此又有“（对右派）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这样的话。其二，毛泽东在文件中还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的概念，并且说“我党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兄弟”，因而强调“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75这表明，毛泽东其实对党内的问题是更为敏感与看重的，他担心的是“党内外呼应”。其三，毛泽东在分析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的动向时，特别强调“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76这里所表现的是毛泽东的另一个警觉：民主党派、上层知识分子的右派与青年学生、工农群众的“上下呼应”，尽管此时他仍然坚信，右派所能影响的，只是“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77
此时，大学里的青年学生已经开始人心涌动，如《７０ 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１９５７年之春》一书里所描述的：“大学生们的心已经从书本，吸引到关心整风运动上。（人民大学）校院里开始贴出各种布告：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探讨会，欢迎参加。中国农业问题研究会，欢迎发言”，报纸上关于整风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包括大学体制问题）的每一个报道，都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78从５ 月１９ 日深夜北大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79大学生们就从关心转向直接参与，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化。而中南海的反应却意外地强烈。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透露：“在最紧张的几天里，（毛泽东）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坐不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还说：‘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几个月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５ 月２０ 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80（按：这里所说“５月２０号”时间可能有误：如前文所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５ 月１９ 日晚，而清华等校大字报出现的时间更晚。）81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所忧虑的是，中国会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后来，他在决心“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就明确指出：“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82这与前些时候他对形势的乐观估计，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是明显有了不同。而大学生的参与，所以让他特别忧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担心学生的活动会进一步形成“党内外的呼应”与“上下呼应”，局势就难以收拾了。他的这一担心，在６ 月６ 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表露得很清楚。他一方面说：“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分裂出去，是极好的事，切切不要可惜”，同时一再关照：“机关学校出大字半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并特别提醒：“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83一贯鼓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毛泽东，此时真正忧虑的是大学生们到工厂、农村鼓动“闹事”：他深知，哪里才是真正可能出“大事”的地方。这一指示还有一点很值得主意：文件一开始就通知：“毛泽东同志２ 月２７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６ 月１５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有研究者据此而提出一个推测：“照这个指示所表明的意图，公开转入反右斗争，是６ 月１５日左右后的某一天”。84但最后提前到６ 月８ 日，研究者认为是６ 月６ 日的民盟“六教授会议”所引发。85这次会议的中心，是由大学生的动向讨论全国形势。几位大学教授都谈到“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当然要收也容易，３００万军队也可以收，但人心是失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更关键的是，这一天下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中央执行局的会议上，还提出“民主党派发展二三百万，农工民主党今年就可以发展到二三万人，将来不仅县要发展，还要发展到农村去”的计划。86在毛泽东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信号：上层的民主党派右派正准备利用学生把事态扩大到社会，煽动工农闹事，逼自己动用３００万军队用武力解决，那就真正不好收拾了。他后来在谈起这次会议时仍是怒火难忍：“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权权力也。”87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毛泽东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其实都是过于夸大了的。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反复追查所谓“右派学生”与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联系，却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88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６ 月８ 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反击右派，并于６ 月８ 日、１０ 日连续发布指示，作出具体部署。其反复关照的有两条：一是重申“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预作准备。原则是：（１）善意欢迎；（２）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打人骂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89另一则提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对派”。90毛泽东心中完全有数：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农村与工厂是存在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的，这是他的“软肋”，因此需要“预作准备”，并要求工人（及农民）“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他看来，只要农村、工厂稳了，少数知识分子（更不用说那些年轻娃娃）是闹不成大事的。而他又坚信，基层的工人、农民是共产党的统治基础与基本群众，因此，他要动员工人、农民的力量来反击右派。事实也确实如此：如前所分析，尽管１９５７年的农民、工人和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基层领导）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有的矛盾还相当尖锐，郁积着许多不满，但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对共产党的基本信任并没有动摇，他们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记忆犹新，仍然认定共产党是自己的利益的代表。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便有意地在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所谓“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之间制造对立（在同一指示中，他自己都承认：“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91之所以强调资本家显然是为了激起工人的不满），把事情说成是右派是要“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这里的先后次序的安排显然是经过斟酌的）猖狂进攻”，是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这就自然能够激起工人与农民的愤怒，达到他将右派完全孤立的目的。
应该说毛泽东所采取的这一斗争策略是成功的，有效的。６ 月１０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报道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纷纷召开职工座谈会（这显然是具体落实毛泽东的前述指示），社论说“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就在６ 月１０ 日这一天，北大学生、《广场》主编张元勋、副主编沈泽宜到北京第一印刷厂去取《广场》的校样，工人们将他们团团围住，表示《广场》里的文章“净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因而拒绝排印，并且说：“我们工人认为，有了共产党，有了社会主义，我们才有了幸福和自由。今天的社会主义真是太好了，比过去不知要好多少倍！告诉你们吧，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要反对他，诬蔑他，我们工人阶级是绝不答应的！”１２日，又先后来了四个北大学生，“工人围着学生，由数十人聚至数百人”，据说“在这个自发形成的大会上，工人们高呼：‘我们和共产党一条命一条心！’‘反对脱离社会主义的谬论！’”。92《广场》编委陈奉孝在几十年后仍然坚持认为这次工人与学生的冲突，“显然是当时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93这当然只是一个猜测，但在当时的许多类似的工农群众斗争右派分子的场面，又确实多少看出某种“组织”的痕迹。如朱正先生在《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里所描述的“斗争百景”：沈阳师范学院的学生张百生坚持他对农业合作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的批评意见，就动员他的家乡的农民从一百多里以外赶来与他“争辩”；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工人代表怒斥复旦大学教授孙大雨：“人民把你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高楼的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住的），你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你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广东省为批判右派分子罗翼群，特地安排他到七个县去“视察”，每到一处，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自发”地前来与他“讲理”，其中兴宁县有五万人游行示威，源河县冒雨赶来的有五千人，前后二十余天，无论他住在哪里，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最后罗翼群只得被塞在汽车的麻袋里狼狈逃回广州。94这里所执行的，正是毛泽东的指示：“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95或者如毛泽东所说，“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96后来毛泽东又有了一个更为形象的“诗意”描述：“过去的剥削阶级 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97——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群众专政”的时代。
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１日——２ 月１ 日
注释
1 以上所引均见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２５页，２８——３３页，３８——３９页，４５——４９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 见新华社１９５７年８ 月７ 日电讯，转引自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６３——６４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 转引自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７４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 新华社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关于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改意见》，转引自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４１０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 该书在注释中说明：这样的户籍管理与限制有一个过程，最初管理不严，有些城市与农村内部的移民仍在继续。从１９６０年以来，对进入城市的控制就非常严厉了。见《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２９７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6１９５６年 曾有人对中国的富裕地区浙江临海县农民的收入作过统计调查，其结论是“农家每人每月收入包括副业在内一般也只要四元多，多数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对于有关农民的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见《对中央转发王观澜关于江泽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注释（３），１３３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 以上材料均引自《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２６３２６５页，２６８页，２７１页，２７３页，２７８——２８１页，２８４页，２８９——２９０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8 以上材料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３６８页，３８１页，３７０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9 转引自《毛泽东传》，３８１页，３８２页。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３７０——３７３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11 参看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１０８页，１１１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2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３７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13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１６８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毛私下里还有这样的批评：“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谁了解、代表农民”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这是毛摆脱不了的一个“情结”。
14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３０６——３０７页，４４７——４４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15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３３１——３３２页，３３６——３３７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6 《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１９２——１９４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7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２３１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8 对毛泽东这样的“阶级新分析”，薄一波后来有一个反思：“经验证明：土地改革之后，离开剥削关系，单纯按照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别，在农民中划分三六九等，谁最穷就把谁当成依靠力量，弊病很大，也不符合我们党曾经明确宣布过的农村阶级政策”。《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３９９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19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３８１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透露，这一段话是修改过的，“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来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见该书６７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20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１０４——１０６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１９７７年版。
21 据毛泽东在同一报告中所说，这句“要杀几千几万人”的话，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公开提出的；据说邓小平还专门到清华去讲话，宣称：“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参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３３２——３３３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2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３３３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3 赵光武：《〈广场〉群丑》，见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合编：《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内部刊物）。
24 以上引文见刘宾雁《刘宾雁自传》，７５——８０页，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版。
25 《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１１——６１２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26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注释（１），３７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27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３３２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8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１２——６１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29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３１２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30 《对廖鲁言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２１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31 参看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任命共和国史》，２４４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32 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８６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3 以上所引见刘宾雁：《刘宾雁自传》，９１——９４页，９７——９８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版。
34 见刘宾雁：《刘宾雁自选集》，９９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９ 年版。
35 参看《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４３７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36 转引《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６６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37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３ 月２４日，文收《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３２１页，３２２页，３２９——３３０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8 《傅鹰１９５７年４ 月２７ 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文载《百年潮》１９９７年１ 期。文收《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４５７——４６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9 陶孟和：《在〈大公报〉召集的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北大右派言论选辑》（内部出版物）。
40 回忆者也指出了１９５２年教育改革的另一面：“应当公平地说，新体制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取得过积极意义的短平快效果：急用先学与工业部门业务密切对口，提供了数量较大的中初级技术人员；全部免费包养学生并统一分配工作，极有利于穷苦学生入学，而且攻读目标和未来归宿明确；四大学清华、北大、师大、人大的扩充和八大学院的建立，适应并前导教育规模扩大和人口对文化增长的需求；投资清华扩建校舍完善教学设施，有助于学制正规化，培养合格的毕业生；整顿秩序严明纪律，清除旧大学散漫自由杂乱无章的恶习，带来新的风尚”。作者同时强调：“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未必就没有更好的办法”。见中英杰：《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４４——４５页，《记忆文丛》第３ 辑，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41 以上引文见中英杰：《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４１——４９页，《记忆丛书》第３ 辑，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所谓“清华校园百余教授谈矛盾”是出于鸣放期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其中有“清华园里百余教授开怀畅谈，不该用搞运动的方法办教育”等语。
42 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３４页，６３９页，６４２页，５２６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43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５９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44 参看叶于生：《“我的忧虑和呼吁”的答辩》、《关于“我的忧虑和呼吁”的说明》，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１４３——１４６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5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７０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46 见叶于生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２日给笔者的信。
47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３６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48 《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提纲）》，３７６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49 《事情正在起变化》，４２４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50 以上引文均见《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４０６——４１１页，４１３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51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６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52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７２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53 山东大学教授陆侃如在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九三学社支部联合召开的民主办校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２８１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4 北师大教授陶大镛５ 月２０ 日在该校民盟支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２８１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5 马寅初５ 月１５ 日在民主党派与无党人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６９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6 见１９５７年５月７ 日《光明日报》：《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召开座谈会，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
57 《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黄药眠起草。文收《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３８４——３８５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8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４９６页，《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59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６４９页，１９５８年内部出版。转引自罗平汉：《墙上春秋》，２６——２７页，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60 胡稼胎：《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１０８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1 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１６６——１７０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2 钱如平：《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１８０——１８２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3 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１３２页，１３１页，１３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4 《小资料．龙英华》：“他曾鼓动北大印刷厂工人推翻领导，被工人揭发”。载北京大学浪淘沙社编的内部刊物《浪淘沙》第２期。
65 王瑾希、王庆同：《王国乡的吉林之行》，《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二号。
66 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８０页，６８４页，
67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４６８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68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９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69 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９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70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讨论的提倡，后来在清华大学得到了实践：当时有一位电机系（？）的学生赵树范在大操场一角的宿舍门前设立“自由论坛”，有意安放讲台和扩音设备以供人们尽情公开鸣放。这个“自由论坛”大约生存了一周，每日晚饭后开张，持续到深夜散场，仍有醉心者久久不肯离去。除了最主要的肃反主题外，先后涉及的话题还有“取消政治辅导员”、“民主办校”、“反对毕业设计走形式”、“罢免土包子领导”、“党委退出教学管理”……等等。钱伟长也曾在讲坛上演讲。（见中英杰：《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６２页，６４页，《记忆文丛》第３ 辑，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真正让蒋南翔感到不安的应是这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论坛”。但时间是５ 月２７日前后。
7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８３３——８３４页，
72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８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73 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９０——６９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74 据《事情正在起变化》注释（１），４７５——４７６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5 在三月所写的前引在《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批注中，当有人问道：“”目前文艺界一方面‘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时，毛泽东的回答还是”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４０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6 以上引文见《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共中央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４７０页，４７１页，４７７页，４７５页，４６９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7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４７１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8 鲁丹：《７０ 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１９５７年春》，４８页及有关章节，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79 据中英杰回忆，清华大学是在５ 月２４日晨，由电机、土木、机械、建筑等系学生组织的庶民社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庶民报》的。见《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６０ 页，《记忆文丛》第３ 辑，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首都各高校也在此前后陆续出现大字报，又迅速波及全国。
80 《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９６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81 据《毛泽东传》透露，“邓小平在５ 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想到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的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问题’。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一致的意见”。６９６——６９７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82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４９７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83 《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４９１——４９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84 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１４０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85 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１４０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这次“六教授会”的召开，今天看来，似有可疑之处：据章伯钧女儿章诒和回忆，“反右中被叫做‘六六六的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往事并非如烟》，５４——５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胡愈之的匆匆离去本身即相当蹊跷；后来在批判会上，胡愈之又特意点题：“章罗联盟的阴谋野心，到了这时候（指６ 月６ 日会议）才完全暴露”。（７ 月１１日《人民日报》报道）。联系胡愈之的特殊身份：他时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又是中共秘密党员（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到文革后才公布），那么，他亲自策划这次会议，就很有可能是执行毛泽东早已制定的“引蛇出洞”、让其彻底“暴露”策略的一个预谋行为。
86 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一家争鸣》，１４１——１４５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87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４３７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88 在万人批斗《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大会上，曾宣布《广场》编委会与“上层“右派分子的联系，据说有三条线索：“有谭惕吾、黄绍竑（通过崔德甫——林希翎）；有章罗联盟（通过黄继忠——刘光华）；有章乃器（通过许南亭——许汉三）”（谢自立：《〈广场〉反动集团的反动本质》，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其实都是捕风捉影，如因为许南亭的父亲许汉三是章乃器的“亲信”，就断定章乃器插手北大运动，这自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89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５０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90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４９６页，《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91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５０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92 《第一印刷厂工人给北大同学的信（两封）》，载《浪淘沙》第２ 期。
93 陈孝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５０５页，《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94 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４３０页，４３１——４３２页，４３５——４４０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95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的指示》，５０３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96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４４２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97 《介绍一个合作社》，１７７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