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看来，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最大的特点是这两年“反差极大”。随着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可喜变化，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在党的八大上已经成为党内高层共识。
对于中国1957年之后的政策转向，沈志华教授在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的中国》中提出，除了国内的政治考量之外，必须将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发展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令人扼腕的是，正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导致的“非斯大林化”以及“波匈事件”的爆发，令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大路线戛然而止。从“整风”到“反右”，从争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到“大跃进”，从中苏同盟到中苏分裂，从批判赫鲁晓夫到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的转折以这样一种扼腕的方式次第呈现。
您在书中有“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一说。1956年的“春光”都照在哪里？党的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态度也不可谓不真诚。
沈志华：1956年，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改造社会及民众的思想。可以说，从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谓“春光洒满大地”，国人此时对于新政权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知识分子此时也与中共正值“蜜月期”，对于共产党人基本上是心悦诚服，认为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中共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下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1956年的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初步认识。
可以说，历史在1956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我们在1957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对尖锐的批评有更大的承受力，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就有可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出现八十年代才出现的“转折”，并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看到各国自主多元发展、多种模式竞争前行的局面。
对于1956-1957年中国政治的“转向”，您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挺有意思的观察视角：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的政治走向。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阵营在195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及波匈事件。先谈谈批判斯大林吧，中央对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似乎态度颇为“暧昧”。您在书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举双手赞成的，非斯大林化为中共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创造了条件。
沈志华：从现在所有能看到的中央开会的情况，包括毛泽东的讲话，可以反映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这件事在内容上是能接受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并不好，他一直受压制。所以他才讲这样的话，谁帮我们搬掉了一块压在中共身上的大石头啊，谁让我们解放了思想啊，什么感谢赫鲁晓夫同志啊，感谢苏联党啊，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全面否定个人崇拜，这个原则是不对的。都否定的话，就没有个人威望了。这就是涉及他自己，涉及中国共产党了，这不行。他当时没讲，后来才讲，个人崇拜有两种，不能一概否定，要否定错误的个人崇拜，但是还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个船要有船长，一个班要有班长。比如，中国一直不提“毛泽东思想”，跟这就有很大的关系。斯大林在的时候不敢提，是怕被斯大林说成是铁托。斯大林不在了，还不好提，是因为苏联开始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早就开始了，不是1956年，在1954年就有这个迹象了。
还有一个担心是，苏联这么一搞，突然提出批判斯大林，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容易导致思想混乱。你批他，你得引导，有个解释，一步一步做教育工作。像苏联这样做，突然一个报告下来，昨天还是太阳，今天就变成漆黑一团，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他有这两方面的担心。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了盖子，捅了篓子”，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毛泽东和当时党内高层的反应。
从原则上讲，毛泽东当然认为，斯大林是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领袖，带领苏联创造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他对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对他本人的态度，很不满。这又不是到处都可以讲的，这事情挺矛盾的。所以他开始不敢讲，不敢说这些话。他说，现在苏联人讲了这样的话了，我们就好讲了。总体上，毛泽东还是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能否定，这个否定的话，苏联这几十年搞什么呢？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甚至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也出问题了——中国共产党走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主席的内心来讲，由苏联人来把斯大林扳倒，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几次讲，我们不能讲这个话，中共不能讲这个话。但斯大林确实又是压在中共身上的一块大石头，自己搬又搬不掉。苏联主动把它搬掉了，是大好事儿啊！
“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当时也没这个概念，只是说学不学苏联。学苏联，就是学斯大林嘛。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创造的这一套东西。毛泽东提出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1957、1958年。他1956年开始考虑，要走自己的路，但当时从口号等方面来说，并没有提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批斯大林之后，苏联你自己都承认你这一套错了，那我们还能学你吗？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将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条件。
但对于同样正在考虑接班人问题的主席而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这种“背叛”可能也打击颇大，这应该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走向吧，比如，他应该很操心“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沈志华：从现在看到的材料，当时倒没有提出这个问题。1956年那会儿，毛泽东还是身强力壮，他那会儿也是信心十足的。不过，他对批斯大林还有一个不太满意的是，人家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干。反正是从道德层面，他也发表过一些不太满意的看法，说赫鲁晓夫不能这么做。
毛泽东会不会联想到自己，这就很难讲，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的感觉，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什么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是“大跃进”失败以后。“大跃进”失败，这是他自己搞的嘛，所以1958年底、1959年，他就提出要退出一线。经济搞成一个烂摊子，得了，你们弄去吧，他就交给周恩来、陈云、刘少奇他们了。他说，我去考虑理论问题了。其实他就在旁边看着，看着你们是不是按照我的思路走。这个时候他发现，他们跟自己思路不大一样了，所以他又回来了。而且他要证明，如果我不在了，这条路要搞歪了。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和赫鲁晓夫彻底闹翻了。大概到1962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跟这些都有关系。从1959年彭德怀的问题，然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从这以后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这个接班人的问题。所以在中苏论战的“九评”里头，他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出来。
您提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在论战中，中共提出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但您的一个总体判断是，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其实与我们的主张没有重要分歧，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
沈志华：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出现修正主义，影响到中苏关系，这个说法是“九评”的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去看材料，你得清楚，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如此。这是后来中共要解释中苏分裂的原因，得从根儿上说。毛泽东一直说，苏联必须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是1963年、1964年。特别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逼着苏联公开承认错误，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样做的根本的目的是，你要服从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已经不能领导了。你们整个纲领、路线都是错的，你还怎么领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自然要把中苏分裂的根子埋到这儿。但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事实是，苏共二十大路线和中国八大路线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批斯大林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不满（大体上还是赞成的）。还有，对苏联提“和平过渡”有些不满。这都是个别问题，谈不到什么总路线。你得看当时（1956年）的报纸，当时的党内讲话，当时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它都没这些（后来批判的）内容。关于“和平过渡”，我看了所有的谈话，都没提，只是到了1957年底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解释说，当时我们不太同意，考虑到苏联的影响，我们没提这个问题。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有不满，当时没提；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没计较这个问题，只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的一个说辞，后来找出的一个理由。从整个精神、方针、路线，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是完全一致的。从1956年和1957年，实际的双方关系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从1954年底开始，主要集中在1955年至1958年上半年，这会儿的中苏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所谓分歧始于二十大，根本是个神话，却影响了几代人，因此需要从头说清楚。中苏关系真正出问题是到1958年，根本不是1956年。
再谈谈“波匈事件”吧。您在书中提到，对于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变，“波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沈志华：就对中国的影响来说，“波匈事件”要比批判斯大林大得多，甚至影响了中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批判斯大林这毕竟是苏联的事儿，对中国影响不是特别大。在中国发表了“两论”之后，基本上把这个事儿给缓和下来了，特别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东欧各大报几乎都翻译、转载了，这对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情绪、思想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苏共也是一个帮助。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发了一个决议，关于批判斯大林的，它就有点往回转，它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因为批判斯大林，而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风波大体上就过去了。所以在苏联党内、在中国，批判斯大林这个影响大部分就消失了。
但是批判斯大林对东欧的影响，就不光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了。它引起了东欧各国整个领导结构的变化，有很多本来“本土派”的领导人，过去受到斯大林的镇压，而现在要复出了。这时东欧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比较突出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所以它们就先出事儿了。
从二战后到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战后初期斯大林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他提倡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主义道路各走各的，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以土生土长的“本土派”为主。但1947年冷战之后，在马歇尔计划的进逼之下，斯大林转而在东欧推行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政策，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他对“本土派”领导人大开杀戒，把“本土派”都给打压下去了，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取而代之。而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始批斯大林，东欧“本土派”又起来了，对现任的“莫斯科派”领导人，提出质疑，上层也就乱了。所以批斯大林，导致整个东欧党的基层和上层都乱了。这就是“波匈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
波匈事情发生在10月底，苏联11月4日出兵匈牙利，一直到11月底整个结束。这件事——按毛泽东的话讲，“多事之秋”嘛——对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之前在说“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时也说到，原来中共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因为阶级都不存在了。资产阶级也没了，地主也没了，公私合营了，阶级没了，阶级斗争自然也没了。加上毛泽东觉得中国搞得好，地富反坏和国民党特务都消灭了。所以八大有这么一个判断。
但匈牙利事件出了以后，11月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发现，执政党的政权还有可能出现问题，还有可能被推倒。导致政权不稳的力量，主要是国内的人民群众、老百姓起来闹，匈牙利、波兰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就让中共开始警惕了。他们又分析，波匈事件是国外反动力量和国内反动力量结合，煽动群众，当然共产党也有错误，所以形成这个局面。联系到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反革命是不存在了，都给消灭了。“镇反”有七十万，后来又搞了个“肃反”，又是几十万。总而言之，阶级敌人没有了。但是，波匈事件的爆发说明还存在着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搞不好也要推翻共产党。所以毛泽东就提出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意思就是说，这个矛盾处理不好的话，也会成为影响政权不稳的一股力量。八届二中全会主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就开始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
最初，中国高层都认为，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执政党的问题，因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但这里存在着两种思路。毛泽东认为要“整风”——1957年1月份，他号召“整风”。你作风不好，你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让别人活只能自己活，等等，这么搞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法消除了，所以党要“整风”。只要共产党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没矛盾了。毛泽东是这么认为的。毛泽东一开始很乐观，他几次说，中国没有匈牙利事件，根本不可能，把“整风”搞好了，自身党建搞好了，就行了。
但是，从会上发言看，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认为，党的问题主要是党的政策问题。是不是合作化搞得过火了，对社会的限制过严了？所以他们提出了一套方案，要逐步改变党的政策，比如价格问题，养猪养鸭的范围，提高工人工资，工人可以私人盖房，中小学可以私人办，提了好多。这么就形成了两条路线、两种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党内是少数派。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指的是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你不能光共产党自己说，你要让人家都说话，而且要给共产党提意见。从毛泽东来讲，他觉得党的基础状态没有问题，大家都拥护共产党，现在是党自己有缺点。毛泽东一直担心队伍腐败，这是一以贯之的，从他讲《甲申三百年祭》，从他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一套东西，他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将来会走李自成那条道路。你不是败在敌人手里，是败在自己手里。这是他提出“整风”的主导思想。
但其他党的领导人、一般党员干部对“整风”很担心。因为原来有个1942年“延安整风”，很多党内的干部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多数人就特别担心这个，自觉不自觉地就反对。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地方省一级的干部讲话，都想把“整风”淡化。比如云南省委就讲，“整风”就是学习嘛。其实这样的话，刘少奇也在讲。虽然这么说，但是从全党来讲，都很担惊受怕，人人自危。还有“百花齐放”，让党外给党内提意见，这个也很难让党内干部接受。包括有人说，怎么能让他们起来说，这天下是老子打的，我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人文化低嘛，有过去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所以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毛泽东的“整风”。毛泽东就很不满意。他从天津出来，走江苏，到浙江，他越走越不高兴，觉得下面都没动，中央不动，基层也不动，党不听他的号召。这就有点像“文革”前，批《海瑞罢官》，他想搞“文革”，没人理他，他就跑上海去了，差不多。
对，您也在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波匈事件”的初始反应似乎是“在中国不会重演”，从而启动党内整风，但后期却转向 “反右”。这是否意味着，他重估了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的可能性？
沈志华：本来到了1957年3月份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整顿党内。这个很合乎他的逻辑。第一，怕政权、江山就毁在自己党的手里。第二，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认为，在执政党身上。按照这个逻辑，整执政党是没问题的。但是党内都反对，不积极，消极抵抗。怎么办？他就利用党外力量。党外力量，工人农民是不行的，只有知识分子，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有民主党派，这就是毛泽东4月份提出的“开门整风”。当然他提出来，党内有意见也不敢说什么。5月8日，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真正给共产党提意见了。结果这么一折腾，大鸣大放，整个社会真的就起来了。上边有民主党派座谈会，下边有“五一九”北大学生运动。
会是5月8日开的，到5月12日毛泽东就感觉有点问题，提的意见有点针对执政党的地位了，针对社会主义路线了。到14日、16日就越来越感到问题严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觉得有点问题，但还没有下大决心。因为他觉得比较容易控制，这是思想问题，按他的话讲，就是“世界观的问题”，问题不大，他自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支持他，支持共产党的。
到了5月19日，北大学生也加入了进来，学生说话比知识分子更激烈，还搞起了串联。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做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从而表明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右”。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更担心的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也卷进来，那局面就很难收拾，就真成了波匈事件了。但是恰恰就是在4月份农村春播以来，农村出现退社的情况；工厂从5月初以来，工厂也有了罢工这样的状况。从“整风”到“反右”，毛泽东对于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的预估也这样从乐观转向警惕。
对于“波匈事件”，您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判断，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开始“走出亚洲”，开始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有趣的是，包括毛泽东“双百方针”在内的中共施政方针在波匈曾广受欢迎。中国在此事件的处理中是如何声望大增的？
沈志华：1949年的时候，刘少奇去莫斯科，斯大林有个说辞。后来毛泽东去，斯大林也是这么讲的。意思就是，中共也是个大党，历史悠久，很有政治经验，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还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以，以后亚洲的革命你们管，欧洲的革命我们管。从那以后，基本上就形成这么一个格局了。我看档案发现，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汇报都集中到中共，有的中共转给莫斯科，有的再写个总结报告给苏联，大概就是这么个局面。建国后，毛泽东处理的周边的两件大事，他都取得了成功。一个就是帮助了朝鲜——朝鲜战争是中国挽救的；一个就是帮助了越南——把法国人打走。所以可以说，中共这个亚洲共运的领袖做得非常好。那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没有关注欧洲的事儿，他也不需要，那里有斯大林领导了。
但是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几件事都没处理好。一个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这个事儿，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缺心眼，这个人没政治经验；波匈这个事情又没弄好。加上赫鲁晓夫自己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请中国去商量，去帮忙。毛泽东就派刘少奇、邓小平去了，处理波匈问题。特别是后期，苏联出兵以后，非常孤立。东欧共产党都非常害怕，怕今天苏联把他灭了，明天就把我灭了。西方国家更是群起而攻之。你不能这样啊，哪一天你拍拍脑袋，派军队就把一个国家给灭了。所以那会儿苏联显得非常孤立。这时又是周恩来去，反复做工作，又给钱又说好话，又到匈牙利又到波兰，又跑莫斯科，穿梭外交，帮苏联把这个事儿给磨平了，给遮过去了。
所以波匈事件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参与了欧洲事务，参与了管理欧洲共产党的事务。我觉得这个对毛泽东的“刺激”非常大。他原来也许还没有想到，要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欧洲也拿过来管。现在实践证明，苏联现在缺乏领导能力，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威望很高。这确实也是实际情况，毛泽东的经验和领袖魅力当然比赫鲁晓夫的要强多了。赫鲁晓夫一直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一直到1950年才调到莫斯科当市委书记，也不是掌管全局，是斯大林死了以后，他才作为书记处书记管整个党的工作，没有几年经验。而从实际处理的几件事看，赫鲁晓夫做得确实不好，太毛躁。当时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东欧确实威望非常高。我看材料，东欧国家开会也爱辩论，一辩论吵不下去了，就说看中共怎么说，看毛主席怎么说。到了1958年搞大跃进，按理一般冷眼人都觉得是胡来呢，苏联人觉得你胡扯，一万多斤粮食怎么可能，即使这种情况，在东欧也有人跟着我们学，保加利亚专门辟了一个县做试点，搞公社。可见当时中共的威望和影响力之大。
但是我们可能错误估计了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松散的，这里有文化背景问题、地缘政治问题，毛泽东把这些因素都忽略了。后来中苏分裂时，东欧还是很快就跟着苏联走了。
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凸显出来之后，您在书中也说，中共取代苏共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最大短板就是经济实力，而主席对此也很清楚，由此，“大跃进”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沈志华：毛泽东心情比较急切，他想一下子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想打个翻身仗。从1955年搞“冒进”，他就这么个想法。后来，1956年让周恩来给“反”下去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这也是他比较拿手的。他认为搞什么都得搞群众运动，搞土改是这样，搞“镇反”是这样，搞阶级斗争是这样，搞人民战争是这样，而搞经济无非也是这样。这是他两个基本的思路，一个，急、快；第二个，要大，要全民一块儿上，他认为这样就能快。他有这种思想基础（快），又有这种方法的基础（全民）。但是为什么1956年给周恩来压下来了呢？1956年主要是学苏联那一套，搞计划经济。周恩来他们算来算去，说你这个破坏平衡了，计划都给打乱了，不能胡来，想一招是一招的。所以毛泽东就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李富春到苏联去了，苏联国家计委审查了中国的计划，说你这个确实不行，中国国内的苏联专家也是这个意思。苏联专家、国务院一弄，毛泽东自己又没有什么根据，仅凭一股热情，所以就有了1956年的“反冒进”。
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了，整个中国的工业格局，大体上布局完成了。这个让毛泽东又有些心动了，架势已经搭好了，现在就是要发展了。这个时候，莫斯科会议又是一次诱因。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要用十五年超过美国，这对毛泽东刺激非常大。这个时候，政治上，他已经认为苏联不如中国，这是板上钉钉的了。搞政治，搞思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套苏联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就冷战而言，就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而言，你中国还抵不上苏联，没有苏联还不行，一个是原子弹，一个是经济实力。莫斯科会议上，有人提出来，以后不要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了，要以苏联和中国为首，或者以中国和苏联为首。苏联自己也这么提。毛泽东当时挺清醒的说不行，还是以苏联为首。为什么？因为苏联实力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人怕你不怕我。我中国有政治经验，背后拿主意，你苏联在前面顶着，这是毛泽东设计的这么一个政治结构，说是“垂帘”也行。
什么时候中国能真正走到台前，全面掌控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你的经济实力上去，你有了原子弹。还有一个实际问题，你要当老大哥，有谁缺钱缺东西，你还得援助啊。但中国给不起啊。所以这种种原因，毛泽东觉得必须马上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所以在莫斯科，就迫不及待地电话打回来了，要搞“大跃进”的社论。
“彼可取而代之”的这种冲动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内政策，您在书中也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也埋藏在这里。
沈志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内部的国家关系和西方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或者说和现代国家关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西方不讲领导和被领导，不管国家大小，从法理上看至少表面上是讲平等的，不会公开提以谁为首，联合国也一人一票。但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就不是这样的，它有领导有被领导。这是从党的关系过渡来的，“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苏联是最高领导，铁托那会儿是二级，再下边还有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中国也算二级，中国再领导越南、朝鲜。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是一个前提。原来苏联是当然的领导，因为人家革命成功最早，最有经验，最有实力。那时，内部结构没有问题。其实铁托真的没有提出摆脱苏联领导的问题。但是斯大林非常警惕，就认为你要挑战他了。到了毛泽东这个时候，还真就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不在了，从经验能力从各方面讲，毛泽东自然是一个当然的领袖了，他的确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更有这个资格和领袖魅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又不行，实力也不行，国际斗争的经验也差得很远。苏联经济实力很强，但是缺乏政治经验。于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结构就要变化了。
莫斯科会议以后，实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就出现了一个双重领导。苏共和中共平起平坐。出现这么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隐患，导致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破裂。一个山上有两只老虎，天上有两个太阳，究竟谁做老大哥，不就有这个问题嘛。当然，单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同盟也破裂不了。什么因素呢？这两个党，这两个领袖观点是不是一致，路线是不是一致。路线一致的话，那还好说，他们还能比较长久地合作。等于两个人共同领导，没分歧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恰恰是在1957年，这个双重领导结构形成，到了1957年底，分歧就开始出现了。这就表现在1958年起的一系列事情上：大跃进、人民公社、炮击金门、中印边界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问题上，中国跟苏联都提出了不同的方针。这样，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关系的破裂就是必然的了。 ■
延伸阅读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沈志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03-24，张明扬、丁雄飞/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