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杂志编者按：在准备写黄文弼这个人物时，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研究资料，只是从西北大学的校史资料中，知道有这么一位“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的存在。荣幸的是我们较顺利地联系上了黄文弼的孙子黄纪苏先生，他爽快地答应愿意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帮助。2012年4月20日，在黄纪苏先生简朴的住宅中，他接受了本刊的专访。黄纪苏先生是社会学者，还是著名的剧作家（是著名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剧，感觉敏锐、细腻，思想客观、深刻，他不仅为我们研究黄文弼提供了基础的资料指南，而且还以优雅的，略带梦幻般的叙述，描述了祖父在他当时这个10岁少年心中的印象。进而，与我们深入地讨论了黄文弼以及其子（黄纪苏的父亲）黄烈先生的学术风格与思想差异，当然也谈及了黄纪苏先生本人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当我们回来后整理这篇采访录时，发现黄纪苏先生所谈的已经不只是黄文弼先生本人的生平，而是时代大环境与这一家三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互动关系，他谈出了大时代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是在做“发现西北联大”这个专题时知道黄文弼先生的，因为在当时的《地理教学》杂志上看到了黄文弼的文章《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考》，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们不是搞考古学的，说实在的，在此之前，甚至连黄文弼的名字都不知道。通过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才通过网络上的材料对他有个非常初步的了解。今天很荣幸地采访到您，所以，先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黄文弼先生的生平事业以及学术贡献，同时，希望能从您这里获得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比如黄文弼先生的著作等等。
黄纪苏（下文简称黄）：1966年文革那年年底他就去世了，那时我才10岁，所以对他的了解并不太多。祖父留下的书倒是不少，文革时候抄家把书都堆在一间屋子，堆得跟小山似的，门上贴了触目惊心的封条。等可以开封的时候，一半的书都烂了。没烂的有一套政协（他是全国政协委员）编的《文史资料选辑》，我小小年纪把五十多本都囫囵吞枣地读了。改革开放后，社科院给我祖父补开了追悼会，把他的骨灰挪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些我都经历了。我父亲黄烈在祖父去世后，在整理我祖父的著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一件工作就是把他过去在西北考察的日记整理出版了，那些日记写在几十个小笔记本上，字非常小，有的很潦草，是在月光下写的。这些日记198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名是《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这些工作是父亲率领母亲、姐姐和姐夫们做的，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因为当时忙自己的事，后来又出国了。我对我祖父比较有意识的了解还是在2003年、2004年间，当时北京大学要出一个集子，把北大过去的校友介绍一下，我祖父是那儿毕业的，后来还在那儿工作，北大就动员老校友的子女写回忆先辈的文章。那时我父亲已经老了，写不动了，就说你来写写吧。当时因为要写文章，我便读了祖父的一些东西，尤其他的日记。再就是头些日子捐献祖父的藏书和其他资料，我又看了他的一些资料包括书信、笔记、检讨之类。
说到捐书，早在60年代他就说身后要把自己的藏书捐给国家。私人收藏最终归为“天下公器”，这大概是很多那一代学人都视为当然的事情吧。几十年里，我父亲一直在整理维护那些书，隔几年就跟姐姐们一块晒晒晾晾、重新包裹。在父亲去世之前就留心有什么合适的受捐机构，但1990年代以来的一二十年是中国社会风气最坏的时期，时不时传来像巴金给国家图书馆捐书现身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消息。当时就怕没找对地方，辜负了先人的遗愿。我们死了也就罢了，就怕还活着的时候书就流失了。所以，直至我父亲去世，捐献的事儿也没办成。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坐在后街的花园里跟我说：这件事以后交给你了，不必太着急，稳妥为要，不能让这些书流入市场。父亲过世很多年，此情此景，包括穿花度叶的阳光和拂面的轻风，都在记忆里。去年，新疆师范大学邀请我去做讲座，我趁此机会对当地的有关机构做了些实地了解。最后选定了新疆师范大学，所以选他们，第一是他们做事认真，第二他们的馆藏也缺少古籍。总之，因为要捐祖父的藏书，自然要进入他的世界，在图书、信件、手稿间想见其为人。
记：书已经捐出去了吗？
黄：装了二十个箱子，包得结结实实空运过去了。我是学社会学的，更关注当代问题，对我祖父的工作如考古学、历史地理等没有下过专门的功夫。他的学术发展历程我只是稍知一二。
最早我祖父在北京大学是学哲学的，是黄侃、刘师培、马叙伦、沈兼士的学生。他写过《二程子哲学方法》，还搞过版本目录学。晚清民初，伴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西北史地之学获得了新机，在传统的经学、小学之外生气勃勃。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的考古学也引进来了。他当时在北大国学门做沈兼士先生的助教，沈兼士是鲁迅那一辈儿的学者。那是一个天风浩荡、沧海横流的大时代，跟这三十年有一比。大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心思变，不安于既有格局。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东颠西跑不知道在哪儿才算合适，做学问的去经了商，下海的又上了岸，国内搁不下他非死外面才踏实。职业流动、地域流动、社会流动乱流奔驰。大社会如此，学术小世界也是这样。搞文学的很多搞起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这是当代中国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祖父他们那个时代也是如此，很多人渴望尝试新东西，走向新天地。学者们渴望把现代学术跟中国的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用新的资料、新方法重新打量中国的过去，为的是看出些新眉目，以指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文化动员的一部分吧。
他研究过哲学、版本目录学、婚姻制度、壁画，还办了考古陈列室，但学术路径的根本性变化还是在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后。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探险在清季就开始了，那时候西方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其中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最为有名。其大背景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西方列强的部队前脚到哪儿，传教士后脚也就到哪儿，学者也是旋踵而至。考古学家不就跟着拿破仑东征西讨么？中亚地区包括新疆，对西方探险家来说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斯文·赫定小时候就对由沙丘构成的东方地平线心向往之。这些人都非常有学问，同时又具有西方文明在上行期赋予他们的那种野性和气魄。整个西方的走向世界，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极有气势。这对他们来说，是开疆扩土，对我们说来就是国破家亡了。具体到中亚探险而言，也是比较纠结，一方面，他们确实带来现代学术、现代技术；另一方面，他们巧取豪夺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斯坦因从敦煌王道士的藏经洞弄走绝世文物后，给英国女王写信说，我只花了女王陛下的区区小钱就换回这些无价之宝。当1927年，斯文·赫定再次来中国，准备还按老办法去西北，北洋政府也答应了。但中国的知识界不答应了，他们成立了学术界联合会，跟斯文·赫定重新谈判，订立比较平等的科学考察协议，终结了外国探险队将中国文物“捆载而去”的历史。由此成立的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先生担任中方团长，我祖父作为考古学家成为考察团一员（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情况，本期《黄文弼的多重意义》一文已有详细的介绍，该文吸取了黄纪苏先生向我们介绍的内容，此处就不再重复。）在这个考察团里，他依循的是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基本路径：努力做规范的田野考察，绘制图纸，为器物分型分式，准确记录所经之地的自然及人文面貌等等。他扎实的旧学功底也发挥了作用，这方面是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我整理他的遗物，看他为研究一个问题要准备大量方方面面的资料，地图、拓片、照相、中外文献。视野的开阔、路径的多样可以说是他的学术风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继往开来的大时代学术所具有的一般共性。
记：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过程十分艰苦。
黄：是的，他那时才三十多岁，一去就是三年。那一带环境恶劣，营养跟不上，身体消耗又大，回来时牙全掉光了。同在考察团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去了五年，回来时一口牙也掉光了。袁先生的二女儿和大女儿相差六岁，去新疆之前生的大女儿，五年后回来才怀的二女儿。他们那些人都付出了很大的家庭生活代价。
记：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克服艰苦的环境，从事这种开拓性的工作呢？
黄：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强烈到今人难以理解的地步，甚至会觉得他们有些病态。祖父的考察日记里，讲他们经过内蒙某地时，当地艺人表演下流的小戏，外国团员就拍摄下来。我祖父认为有辱国格，跟外方吵。其实从人类学田野工作角度上讲，拍摄也很正常。他理性上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感情上就是不能接受。日记里还讲述在新疆时，有一天夜里12点了，徐先生到他屋里说，据传考察的赞助方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正在跟新疆方面谈判航空权的事情，他们很着急，怕又丧权辱国，赶紧一起去找包尔汉（包尔汉解放以后是新疆的主席），问明了包尔汉的态度才算放心。其实航空权干你学者什么事啊，这是中国政府的事。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以天下为己任。
说实在的，开始我也不太理解他们何以会有这么强烈执着的爱国情感，但后来慢慢明白了，时代使然。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内外环境和那时很不一样。想象一下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我祖父出生在1893年，第二年是甲午战败，到稍懂事的时候是庚子事变，那时中国已经被西方列强强迫签订了几百个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生长在一个“国将不国”的危亡环境中，我从前翻阅《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时，读到国民党一位元老张继在清末写的一篇激扬文字，面对内忧外患“血为之沸，发为之竖，肺为之炸，目为之裂，欲拔剑、砍地、奋身、入海！”我想，陈天华就是怀着这种激愤投海的，比他们稍晚一些，周恩来也写出了“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是那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虽然环境稍缓和时也少不了徐志摩、陆小曼那些卿卿我我风流佳话，但近代知识分子的基调是悲愤慷慨的救亡图存。读我祖父的日记，念兹在兹，在学术上赶超西方同行的心情随处可见。为达到这个目的，什么艰苦都能克服。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什么都关注，什么都操心。从考古、地质到社会经济，甚至当地的交通运输，只要有助于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事情，都在他们视野之内。这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特征。前几年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80周年的时候，《凤凰周刊》采访过我，说要写写我祖父，我说，那可不是他一个人，是一群人，是一群奇男子、伟丈夫。
记：是啊，像西北考察团中的徐旭生先生、袁复礼先生、丁道衡先生等都和您祖父一样，留下了充满炽热爱国情感的记录。那次科学考察收获十分丰硕，比如袁先生发现了天山恐龙，丁道衡先生发现了包头的白云鄂博铁矿，您祖父发现了一大批古城、古墓、佛洞遗址等等，他们对祖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绝不应该忘记。在了解和您祖父同时代的西北联大的学者们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特征，比如地质系的郁士元教授等，他们确实是一批人。
黄：是的，一代知识分子，像群山一样。
记：你见过您祖父吗？印象深刻吗？
黄：小时候见我祖父，我们家三代人一直在这儿住。
记：您祖父在这个房子住过吗？
黄：不是这个房子，我们原来住平房，后来1980年代末把平房拆了，盖成楼房，我们差不多还在原地。我们这个胡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胡同，叫东厂胡同，就是明朝的那个东厂，晚清民国的一些著名的人物，像清朝姓徐的大学士、民国的黎元洪、胡适等都在这胡同住过。解放以后，近代史所、考古所、科学院图书馆、民盟中央等也都在这一块。我小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四合院，西边三间房是我父母的，北房靠东的几间是我祖父住，靠西几间是心理研究所丁瓒伯伯住。我和祖父没有很深的交流，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身体不好，因为早年牙都掉光了，两腮凹陷，又有哮喘，说话、走路呼哧带喘的。他跟我姐姐接触多些。他住的屋子，挺有西域气息，墙上挂着那边出产的壁毯，屋子就显得比较暗，还有很高的香炉，烟雾缭绕挺像太上老君的丹炉。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东南西北的时候，曾跑去向他汇报，他夸了我几句，也没奖励什么东西，让我有点失望。平时我奶奶这边做好了饭，我们给端过去，那个红漆圆盘子上小碗小蝶，还记得碟里常放两块腌干鱼。有时候早上起来到他的屋子里，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里播放的科普节目。大概印象也就是这些。
再后来就是文革了。
记：他当时在什么所？
黄：考古所，他不是所领导，刚开始运动是冲着所领导去的，所以最初的日子还比较平静，但后来就慢慢开始扩大了。我记得当时我父亲可能不好意思自己去问，就对我说：“你去问问爹爹，他们所的运动现在怎么样了？”我就是一小孩儿，傻乎乎地跑过去说：“爹爹，爸爸让我问你们所的运动怎么样了？”祖父很和蔼：“现在运动还是在党内……。”后来就有了红卫兵，记得第一次听说“红卫兵”是春夏之交，美术馆附近满眼绿色，银灰色的云天下，树木显得特别明亮。我听小伙伴说天津的“红卫兵”要到北京“串联”，当时想象中是一串小红点跳动在无边的绿色中，还挺浪漫的。但是到了8月的时候，抄家开始了。记得一天晚上走在胡同昏黄的灯光里，一队红卫兵从街上跑进胡同，脚步不快，非常整齐。从那儿之后我的文革记忆，好像都是夜景。抄我们家也是在不久一天的夜晚。记得祖父那边灯火通明，大概所有的灯都开了。我没敢过去，也许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反应，是笑呢还是哭呢。院里挤满了远近街坊，都是来看热闹的，感觉那气氛就跟春节除夕似的，似乎大家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如果被抄的是别家，我肯定也会觉得特别好玩。我印象极深的是，院里一个比我略大的小伙伴跑过来告诉我：“他们要挖枪了。”他眼神里有一种难过，是替我难过，这个眼神很难忘。红卫兵也到我父亲这边屋里来，他们个子很高，靠坐在桌子上，问我父亲一些问题。平日父亲在我眼里很威严，这时站在他们面前，口气似乎在对话与受审之间。我父亲留着背头，一个红卫兵说，你怎么还留这头，要给他剃了，后来没剃，也许看见墙上挂着郭沫若给他写的诗。我父亲50年代给郭老当了几年学术秘书，郭大名鼎鼎，那时还没打倒。记得红卫兵看了郭诗问我父亲，“这是郭老写的么？”我父亲说是，他们训了我父亲一阵儿，就去我祖父那边了。红卫兵抄完家走后，我母亲很晚才回来，她只说了一句“他们来过了”，又是疑问句又是陈述句。语法书里好像没这种句式，但生活中有。我奶奶当时躲在漆黑的公用水房里面，但我感觉中能够看见她恐惧的眼睛，像猫一样发光。后来我祖父来到父亲这边的堂屋，堂屋是日光灯很明亮，他站在门口对父亲说：“看要不要商量一下？”我父亲冲他嚷了一句：“你害死人！”记得祖父听了就退到屋外，感觉就像蜡一样化入了黑夜。我猜想这句话会长久回荡在父亲的天地，他晚年几乎把全部精力用来整理出版祖父的遗著。
其实抄家那天，父亲的床底下泡着一大木盆信件，净是解放前的一些“反动”人物写给我祖父的。如果被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后来的命运就不知道了。信泡烂后从我们家马桶厕所分期分批冲了两天。这些信搁今天都成宝贝了。我祖父不久神经失常了。
记：就是这个事件之后吗？
黄：抄家是8月下旬，神经失常应在9、10月份，在所里带高帽子游了一回街后就出现幻觉，他自己给所里写信也说自己精神出了问题，有幻视幻听，应是精神分裂症。他平常身体很虚弱，气喘吁吁的，那阵子却是步履轻盈，到我们这边来喝点藕粉，忽然觉得不安全，有人偷听，一下就跳到凳子上关上面的窗子。他住的北房基座很高，几层台阶他两步就跨了上去，感觉他就像黑夜的幽灵在游荡，而且目光闪闪跟警灯似的。后来，到了12月，突然就发现他眼睛凹下去，脸塌下去，目光黯淡了，虚火熄灭了。我爸带他去医院检查，说是肺气肿，没过两天，在一个飘雪的清晨，他就走了。
记：他的去世是因病，还是自杀了呢？
黄：是病。
记：是什么病呢？
黄：到医院查，说是血压高、肺气肿，那时能查的也就这些。那天早晨好像用一个帆布行军床把他抬到医院，已经不行了。送走祖父，全家人横七竖八靠在床上、椅上，爸爸不时用布擦眼镜上的水汽，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们都是好孩子。”父亲后来七十大寿，我写了首长诗回忆往事，其中有“当日全家围一炉，无言唯听炉上壶”。
记：您祖父应该是一个比较刚烈的人吧？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黄：性格应该说是比较烈的，脾气不好。
记：您领教过他的脾气没有？
黄：我没有，但文革前有时候为一些事情会跟我奶奶吵架。后来我也听祖父的同事说：黄老跟徐老（徐旭生）在一块就辩论，辩得脸红脖子粗。徐老是他最好的朋友和同事，关系在师友之间。这已是一段佳话了。他是湖北人，挺倔挺硬的。看他的考察日记，他拜访当地一个县长，那县长娶了一个小老婆，宾客调笑打岔。我祖父觉得太腐败，一言不发生闷气，回屋蒙头大睡。一般碰这种场合，大家开开“采阴补阳”的玩笑，讲讲黄段子皆大欢喜就过去了。他不行，不太人情世故，太耿介太较真了，否则也不至于精神分裂。
记：您父亲对你祖父有什么样的的回忆呢？
黄：我父亲晚年有回跟我聊祖父，沉吟了一阵，说祖父不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就是要干他的事业，全部精力都投进去了。我奶奶似乎对他也有些意见，嫌他不够顾家，但对他“不乱搞”很是肯定。我祖父全心学术事业，自然对家里操的心少一些，这也可以理解。不过他内心深处对家人也有很温暖柔软的一面。1980年代我访察他1950年代初《文心雕龙·隐秀篇》冤案时得见这一面（编者注：关于《文心雕龙》事件，比较曲折复杂，我们根据黄纪苏先生的叙述，又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将此事件的始未附注于下：黄文弼在北大研习哲学期间，师从黄侃，黄侃对《文心雕龙》研究颇深，黄文弼受此感染亦对版本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黄文弼的一位同学黄健中（后任国民党湖北省文化厅厅长）在英国留学期间，将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书（斯坦因盗去的）中有关《文心雕龙》的内容影印了一套二十多张寄赠给他。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极普通的事。后来，黄文弼1927年在西北考察期间也发现一些残纸，仅有零散的几句话，他未及详核，推测出自《文心雕龙·箴铭篇》。黄文弼从西北回北京后，正值华中水灾，当时办一个赈灾书籍展览，他就提供了几件发现品包括这张残纸做展览之用。登记是误作“文心雕龙残纸”，其实是《文选序》的残纸。这件残纸后来便一传再传成了文心雕龙早已佚亡的“隐秀篇”。此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子虚乌有故事以后随着时光层累叠加，并与大英博物馆影印本合并，演绎成了“黄君文弼考古西陲，曾获唐写文心残卷一幅，长约三尺。唯视为枕中鸿宝，未尝轻以示人，其详无由得知（据说是隐秀篇）”。40年代末，北京的有很多书肆，文人学者都经常去隆福寺、前门街一带淘书。黄文弼也经常去书摊淘书，也和其他人提到过自己的手里有一份同学影印的敦煌《文心雕龙》，二十多张。由于黄文弼是湖北人，所以说话带有湖北口音，在书店一个李姓伙计听来，他家有敦煌出的《文心雕龙》珍本，二尺多长，传到了古文献专家王利器先生那里，就误以为是黄文弼考察敦煌得到了《文心雕龙·隐秀篇》。实际上，黄文弼二十年代末西北科考并未去过敦煌，四十年代去时并未做采集发掘工作，因为那里已有常书鸿主持的文物保管所。后来王利器还将此事告知胡适。黄文弼与胡适二人还是比较熟悉的，胡适还就此开玩笑说。如果他真有《隐秀篇》的话，可要值好几根金条呢。1951年时，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主要是解决贪污腐败问题，随着运动的扩大化，检举、揭发之风盛行。王利器是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响应运动号召，进行检举，就将之前在书店听来的关于黄文弼收藏藏敦煌本《文心雕龙》的事揭发。范文澜、吴晓玲、何宝林组成的一个班子，要求对此事进行审查。在审查过程中，黄文弼根据他们的说法查找原因，逐步将之前的误会澄清。期间徐旭生还找过他，让他一定要把事情说清，否则会坐牢的，他也很是着急。后来他遇到郭沫若也说到此事，郭沫若也感叹说，三人成市虎。最后，因为没有根据，所以王利器等人的检举对黄文弼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个谣言却是流传下来。文革后王元化不明就里，以讹传讹，案子又翻了出来。夏鼐先生在考古学会上特别做了澄清，说三反五反、文革抄家，考古所工作人员没有一人发现有私藏公家文物的情况——文革抄家时专门把夏叫到黄家做了清点。夏还说要专门写文章澄清此事，可不久即即因脑溢血遽然离世。后来，黄烈和黄纪苏一同走访王利器、吴晓玲、曹道衡，还有中国书店那位李姓伙计，再次查证此事原系误传。关于此案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先生曾在1990年5期《文物天地》上撰文详述其原委）。我祖父写了个检讨或自白，其中一段话我读了心里酸酸的。他说：徐（旭生）先生很着急，说此事弄不好你会坐牢。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儿子患了肺结核，一家人依我为活，家乡土改了，内人和儿媳妇没带多少衣物出来，冬天在北方只穿薄棉袄。我若坐了牢，他们如何是好呢？棉袄薄厚都看了在眼里，可见祖父心思细腻的一面。受大时代及科学精神的影响，他的写作风格总体上是朴素的，质胜于文，不大喜欢玩味文字。他从事的工作是在土里刨东西，再没比这更脚踏实地的了。但有时文字间也会闪现旖旎浪漫的色彩。
记：从您所了解的角度看，您祖父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黄：这个我不太有发言权，因为我毕竟不是搞那方面专业研究的，据考古学界的学者说，只要谈及西北，特别是新疆的考古，我祖父是绕不过去的一位，这话我听很多专业人士讲过，虽不中亦不远吧。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孟凡人先生曾经专文论及我祖父的治学特点，说他开辟了一条把历史、地理、考古冶为一炉的治学路径。我父亲是从事民族史研究的，与祖父的领域有交叉之处，通过整理祖父的遗作，他也得出过不失专业水准的评价，你们也可以参考。
记：您父亲的学术成就也很高（黄烈先生曾是魏晋南北朝历史学会会长，在北方民族史方面很有造诣）。
黄：但是和我祖父那一代人相比，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学者就有距离了。我祖父是开疆拓土的一代人，视野很开阔，拘束少，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我父亲1924年出生，抗战其间进的大学，也是西北大学。
记：是在城固时期上的大学吗？
黄：应该是吧，他是跟着祖父他们从北平撤退到陕西的。他们那一代社科人文知识分子可以说生不逢时。抗战内战颠沛流离，硬环境不行；解放后意识形态控制太严，缺少学术自由，软环境又不行。等到1980年代软硬件都行了，人又老了。他们治学没有上一两代读书人开阔的视野、自由的心态，显得规行矩步，总体上精彩人物不多。但我父亲那一代学者也有他们的优点，认真、严谨。我读他1980年代研究南匈奴的文章，写得真是缜密清晰，一步一个脚印。如果天假岁月，他们是能有更大作为的，天资都不差，可都消耗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里了。
记：是的，黄烈先生在年龄上正是我们这代人的老师，他们是很踏实的一代学者，可惜被时代给废了，否则会有更大的学术贡献。
黄：所以他们这代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对“文革”乃至整个毛时代怨气特别深，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就活这一次，而你让人家活得半半拉拉的，能无怨尤么？其实，中国近代天翻地覆、山河巨变，不仅父亲那一代，从00后到20后的几代读书人都是活过来又死过去的。建立民国不说了，建立国民政府也不说了，就说49年这一次，在旧社会成长起来并适应那一套的读书人要重新做人，经过几十年变性手术似的脱胎换骨，好不容易适应了新社会，结果改革开放，又得洗心革面变回去。解放后，告诉他们解放前算是白活了。改革后，又告诉他们改革前是白活了。这里面有多少人的多少苦恼多少挣扎呀。
记：那您对“文革”怎么看？
黄：文革既然发生，而且得到亿万人的积极参与，一定包含了某些合理因素。这就需要我们理性全面地理解文革，而不是意气用事，简单骂两句了事。文革至少有两点正面的教训。一是贫富差距不能过大，当时我们院十几户人家几十口子人，只有两家有自己的厕所，其他人得排队等着上就一个马桶的公厕，一边等一边跺脚。所以我们家刚一被抄，第二天就有邻居来上我们的厕所（倒不是在家里，在屋边）。我前面说到抄家时邻里的欢声笑语、节日气氛，你说一点道理没有么？第二，如何制衡官僚集团的确是个真问题——但文革并非是个好答案。看待文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坐标，知识分子的坐标并非唯一的坐标。那段历史让整个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然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就应该从中获得更多教益，学会把过去的苦难转化成未来发展的精神财富。
记：您的这个见解非常深刻，尤其是经历过这种亲人的磨难，还能有如此冷静、客观的分析，极为难得，您的这些看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黄：历史是流动的，人也是成长的。既然还活着，我们就不应止步不前。我们不但经历了文革，还经历了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经过了89、92、97、08。不少知识分子认识上、情感上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原地踏步，踩出的坑都能把自己活埋了。这很可惜，这不利于整个民族的进步。
记：是的，您讲得非常深刻，这是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时代大环境，您今天的谈话给我们的启发非常多，不仅帮助我们梳理回顾了您祖父和你父亲那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还触及了我们这代人自身应该如何面临时代大环境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消化、思考这些问题，将来还会再次向您请教。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这次采访。
附：二姐黄晓洪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藏书捐献仪式上的致辞
昨天也就是8月27日，我们一行从北京出发，经四个小时多一点到达乌鲁木齐；1927年5月8日，我祖父随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经整整十个月于1928年3月8日到达乌鲁木齐；1960年代初，我祖父即决定身后将他的私人藏书捐献公家，从那时到现在经过差不多六十年，祖父的这批藏书终于到达这里。
今天是一个感念丛生的日子，就让我借此机会表达我对一些人的感念。
首先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一位生于危亡、长于忧患的中国人，一位以家国为经、以学问为纬、一针一线织造自己朴素而高贵生活的人。祖国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是一幅风景、一首歌谣，不仅仅是一位可以像长河一样汲取的母亲，可以像大山一样依靠的父亲，祖国还是一个多病多灾、必须竭力救护的孩子，这个孩子可以延续他们有限的生命，可以寄托他们无边的梦想。祖父将对祖国的期冀和承担，落实在行走大漠绝域的长长脚印里，落实在探究西北边疆史地的耿耿孤灯下。他为身后选择的私藏归公，是他生前道路的自然延伸。为这条道路照明的，是“天下为公”的古老信仰。有了这个信仰，孤弱的个体就能结成伟大的共同体，易朽的肉身就能获得不朽的存在。
其次是我的父亲。父亲也是一位历史学者，他生于1924年，故于2006年。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经历的山河巨变有甚于祖父。随着文革极左政治的破产，中国历史改道，向市场社会急转直下，年深日久的社会价值观在无数人心中轰然倒塌。但父亲在飞扬弥漫的烟尘中认定了祖父的道路，继承了祖父的选择。他小心守护祖父的遗物，等待尘埃落下时实现祖父的遗愿。
接下来是我的母亲。母亲并非学术中人，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性。母亲已经九十高龄，日薄西山，老病相寻。难得她以极端的质朴、少有的坚韧，甚至不惜亲力亲为，带领我们一家人护送祖父遗愿走向目的地。
最后是新疆师范大学的同志们。是你们对文化薪火事业的饱满热情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为一个家庭的故事画上圆满的句号。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学校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因你们的努力与付出，今天特藏馆建成揭牌，让沉睡的书籍生动鲜亮起来。作为黄文弼的后人，我们感到由衷的慰藉：两代人的遗愿终于实现。我们还欣喜地看到，新图书馆的宏丽规划也正在建设实施当中，今后的故事会更为动人。请允许我代表家人预祝新馆顺利建成，并衷心祝愿新疆师范大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谢谢大家。
本文系《天下》杂志对黄纪苏先生的采访稿，来源：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