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国家社会主义”吧。简单说，就是中苏那样的体制。哪样呢？我在2005年的《观八集政论片居安思危》中简单说到过：
中国历史至1840年陡然改道，被迫并入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核心的世界近现代史，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由此发生根本转变。能否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等级－竞争体系中死地求生乃至后来居上，便成为一切政党、制度、路线、政策、理论、文化、人格、审美等等的首要试金石。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的经历如出一辙。两国都是扶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杆，从民族危亡的险境中爬起身来；都是以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手段森严壁垒，抗衡虎伺狼环的外部环境；都是以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业化道路上昼夜兼程；后来，又都因集权体制的积重难返而逐渐丧失活力，陷入深刻的危机；最后，又都在危机中左突右冲，改弦易辙，经历了山河巨变。
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跟德国的纳粹体制有相似之处但并非一事，虽然有些人认为就是一回事，虽然纳粹党也这么叫过或也被这么翻译过——汪兆铭也叫过“精卫”呢。
至于毛的不满于这种体制但又维护这种体制，我去年在《看电视剧知青》中也说到过：
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始于文革由盛转衰的1968年底。那一年，文化大革命陷入了泥潭：造反派把当权派打倒在地之后，彼此间的大打出手向着真枪实弹步步升级，清亡后近四十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局面隐然再现。对此，毛泽东从最大的造反派泫然转身为最大的当权派，派出了军队这个尚未被“砸烂”的国家机器去恢复国家秩序。而曾经被赋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重任的造反青年，也随之变身为“知识青年”，前往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其实通观新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毛充满了这种造反派/当权派、或反思者/维护者的矛盾。他的晚年思想之所以极富张力，其重要原因也正是在这里。毛曾对戚本禹等“年轻人”讲过：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如果搞不好就会变成法西斯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与其那样，我们还不如要英美民主呢。这样的反思，今天那些光扎堆儿不读书的“左”派只怕是做梦也想不到，想到也难以面对吧。毛就是毛，与挂他像章背他语录的众人有天壤之别。他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希望群众创造历史，结果创造出的却是无数应声虫。这说来也是他、以及他想超越又无法超越的那个体制的失败和教训。我2006年在《中国革命和阴谋史学》中也感慨过：
毛泽东带领中华民族经九曲九折，一雪百年屈辱，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他后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探讨，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这样一位开天辟地又掀翻天地的人物，无论功过，都属于不世出的巨人。只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并没有大过他的时代，也无须笼罩不属于他的历史。丑化毛固然可鄙，重新神化他也不可取。无论是用毛时代的失败掩饰今天的失败，还是用今天的苦难抵消毛时代的苦难，两种异曲同工的态度都不能持之久远。他的全部遗产包括成败得失，都应成为今天我们强身免疫的补品，成为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探讨未来道路的参照。但营养而已，参照而已，毛的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他那个时代许多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把老路标重新树立起来，能否将酒吧一条街还原为工农大道，天算非我所知，人算则以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在古希腊时代都不容易，今天就更难了。对于重新出发的社会正义，毛不必是当头的红日了，人民群众的旗帜应是人民群众自己。其实，毛的精神最夺目之处，恰恰是为了源头通浚、活水长流而敢教天大的主义退居二线。毛的真正传人，或真正呼吸到他灵魂的人，应具有超越他的志气。来源: 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