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H非叱咤风云之类的角色，其心态和行为才更有标本价值。

H是一个希望推倒既定秩序、跃入历史主航道的“社会主义新人”。

本因渴慕小资气味而亲近，终因性格和阶级冲突而抛弃第一个准女友，他以为自此完成了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进化。从此，乐于在被新政权裁定为“改造对象”的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明白自己的敌人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后代。革命给予H翻身做主人的勇气，原本自卑的心态一变而为优越感，他自觉可以斜睨这些曾经高不可攀的人。

他的一系列举动无非是要证明，这个时代必须重整秩序，将现有的人际层级颠倒过来，而自觉只要跟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能成为人上人。效忠领袖是为了获得利益，他非常明白。所以，他的自始至终浓烈的效忠般的表态，发自企求“翻身”的内心，绝不可以简单的投机视之。他凭借生存的本能抓住了机会，这也是他唯一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毛泽东是一步步掀开自己的底牌的。而H是凭灵敏的嗅觉嗅出了正确的方向。

从批判“坏文章”开始，他逐步走上了一条推翻旧秩序的道路。

1966年6月2日，聂元梓等七名北大学生造反后，H所在的化纤学院学生“纷纷写信给北大同学，纷纷写大字报”，“一天就写了八百份”，揭露本院的错误路线，他也写了一份，并贴在校园里。“文化大革命从现在起，在我院才算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在这次运动中应走在前头”。

第二天，做物化实验的他，见同学都在写大字报，便“坐不住了”，写信给《人民日报》，系统揭露学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存在的“方向性”问题。“从上午打底稿至下午四点来钟才结束，共写了十三页作文纸”。他在给几个同学看过后寄出。“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更高了，仅今天又张贴了几百张大字报。同学们纷纷要停课，停考，开车去北大声援北大的同学。”

他注意到教师们没有行动。“也许是他们有顾虑吧！但是时间一长，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一定会站出来的。”

教师第三天就站出来了，令H没想到的是，站出来的教师在大字报里却认为应把斗争锋芒指向院外的“黑帮分子”，“阻止同学揭发院内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是不革命的”。

这一天下午，毛泽东下令改组北京市委，彭真、刘仁、宋硕、陆平等被打入冷宫。听到新市委的指示，H感叹：“毛主席真是伟大”。“我一定打消顾虑，给院领导提出资封修的坏东西”——原文如此，意思自可明白：他要揭露学院领导的封资修行径。

第五天，食堂里也贴出了许多大字报。“看了后真是大快人心”。见辅导员揭露系领导黄某的大字报“讲得不深不透”，H决定“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写到现在”，他执笔从十二点写到下午二点半，一直写到吃晚饭才算完成，罗列了二十八条罪状。“尽管比较忙，但心情是愉快的”。

第六天，纺织工业部派来“工作组”，开完欢迎会，“同学的热情更高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胆揭发，敢于革命”。

第七天，一些教师贴出大字报，向造反学生发难，“同学们简直就要把几个老师围起来动手了”，经工作组调解才解围。H断定这些教师中有“保皇派”，“他们一定会被揪出的，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人民”。

第八天，H开始怀疑“工作组”的立场。因为他们不在学生食堂吃饭，也不和学生住在一起。他在琢磨，如果“工作组”不能满足造反学生的要求，“就给市委或党中央去信”。

三天后，他写信给市委第一书记，揭露学院的问题，并把信送到市委。

这天下午，邮电学院和政法学院的宣传队来校内动员学生造反，一徐姓教师当场揭发化纤学院是黑帮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控制的天下，呼吁解散党委成立新支部和革命委员会，让大家听他的，“同学们以身体保护他”。

自认都是“左派”的参会者，协商达成二个意向：一班派一人去新市委请示派新工作组；组成护校队，保卫学校。

H自然去了，他正好把写给市委第一书记的信送过去。

事情就这样升级了。等他回来，“听说右派打了左派，骂左派，给左派贴了许多大字报”。指责“左派”阴谋推翻党委，原来是徐姓教师交待的。H也被指为“黑帮的打手”。H哀叹“‘左派’处于低潮，一年级、二年级几乎没有发音、写大字报的，发生了沉默。”

第二天上午，H发现那些“‘右派’、‘保皇派’”“趾高气昂，走路都抬着头和前两天截然不同”。

“前市委是修正主义的，我院肯定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又不引导揭发，怕揭发自己，转移斗争的锋芒，怕引火烧身，这就证明有问题。”下午，在学院王部长的定性讲话后，“左派”们立马扬眉吐气，把所有火力集中对准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二年级指导员扬祖伦——“大字报一张一张地贴了许多，把他的名字画叉，有的把他的名字倒写，真有意思。今天一天的大字报完全是针对院领导的。”

H当天又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揭露团委的检查是转移视线；一张揭露其检查书故意在“主席思想”前不加“伟大”二字，属于贬低领袖的罪行。

这天晚上，到了九点半，H还是想上楼看大字报。却看到了同学们斗扬祖伦的场景。“人越来越多，问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他终于说出错话：‘我们怕群众革命。’大家继续问：‘怕革谁的命？为什么？’他停了十五分钟也答不出来。后来工作组的同志来了，让扬反省。大家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胜利了。扬的脸黄了。后来把他带入小屋反省。”

接下来的几天，便是一连串的批斗。

“上午斗张琳，她的确够狡猾的了。最后把她送到小屋里反省。让她别靠窗子，以免跳楼，她却大声说：‘共产党人不跳楼！’同学大骂她不要脸。”

“上午同时斗了陈佩文和兰院长，结果和张琳一样顽固，看来‘保皇派’内部有攻守同盟。”

“今天一天过得比较平静，没有大斗几个人，只是在下面分小组斗过几个人。这几个人的态度也是不老实。”

H还给班团支部书记写了大字报，指其为“保皇派”，目的是“给她一个压力，让她揭发问题。”

在这样的气氛里，当权派成为学生公然取笑的对象。学院党委侯书记回校，造反学生“伏在窗子上高呼口号”“夹道欢迎”，侯“自己扛着行李一摇一晃”狼狈地回到住所，学生不许他乘汽车。

“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H在6月21日抄在日记本里的大字报内容。

6月24日下午，六个班一起组织斗李姓女教师。H在日记里说，会场布置得如同法庭，“这次打倒了她的威风，她老实了一些，交待出一点儿问题。”有人用黄纸做了一面旗子，上书：李某，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逼迫她念一遍，然后打着旗子离开。

晚上，群情激奋的学生决定斗扬祖伦，H一个把他带到教室。造反者提出一个一个的问题，他全不回答。最后答应第二天下午二点半回答。造反学生做了一面旗子，上书：我是黑帮分子，顽固不化。逼迫他念了一遍，打着旗子离开。H在日记里写道“今天的几次斗争都是比较顺利的”。

造反学生决定用发明的旗子打掉院领导的威风，他们做了许多面小旗子，上边写满各类人身侮辱的话，“一群同学等着，来一个黑帮分子发一面旗子，让他们高举旗子去食堂吃饭。”

有些教师看不下去了，招贴了一封公开信，指出谩骂、画漫画、打旗子等做法与中共的方针政策相违背，应该改变。H对此反应激烈：“对敌人就应该施行专政，革命是暴动，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工作组勒令教师收起了大字报。

6月27日，造反同学在宿舍传阅“黑帮分子”的日记本，H对其中的男女关系颇为好奇，“我也看了女方的日记，他们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出去谈心。”

在6月29日，H写道：“这一周以来没有斗过一个人，只是收集材料，材料充足以后就给他们黑帮分子定案了。”

7月1日晚上，学院召开庆祝中共诞辰大会。党委负责人提出：主要矛头应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也要整，但要放在后面；对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要尽可能地团结他们。他还指出：做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最根本的还是学好主席思想。

H对“做革命接班人”极有兴趣，“我应该在这次运动中接受考验，接受锻炼，在斗争之中逐步地向五个条件进军”。“今天是党的四十五周年纪念日，自己一定在今后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读主席的书，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H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游泳，就是“革命”。下车间实习都是敷衍了事，也没人敢管他们。在这个发烫的夏天，他的一切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