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全体大会暨开幕式“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上，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与上海新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展开对话。
钱颖一：您最近在七月的中国之行在中国受到了广泛关注，这距离您第一次中国之行已经52年了。作为百岁老人，您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中国进行访问，是什么促使您进行这次访问？您在这一过程中有何体会？
基辛格：我非常高兴参加外滩峰会，并与中国再次联系，尽管我两个月前才来过这里。我坚信，对于当代世界秩序而言，中美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但现在双边关系遇到阻碍。因此，正如你所说，我在100岁的时候来访问中国，是希望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世界秩序。
钱颖一：您说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您如何比较今天的中美关系和1970年代您在美国政府任职时的美苏关系？
基辛格：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苏联处于冷战状态。当时苏联主要基于军事力量开展外交活动。所以，美苏关系主要是军事关系。那时，中国还没有参与到国际体系之中。
而在中美关系中，合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共同利益问题上已经合作了50多年，为了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我们需要恢复中美这种合作关系。
钱颖一：中国经济已经非常深度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当中。这一因素是如何使得双边关系更复杂的呢？还是说同时也有利于双边关系？
基辛格：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让中美关系更复杂，但也让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光明。双边关系更复杂是因为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在内的经济往来使得各国彼此依赖，然而因为各国都把自身利益置于相互依存之上，这种情况下各国达成的所有协议都是复杂的；但同时，因为我们有着共建世界秩序的共同目标，这种共同利益又使得双边关系没有那么复杂，这就是当前形势的关键所在。
脱钩对两国都极为不利，会降低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领域，我们必须相互学习。我们不能通过脱钩给我们自己和对方带来危险。
钱颖一：您提到，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使双边关系具有更光明的前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关于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局势复杂。您在 5 月份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尊重 2022年2月24日两国的边界，同时，乌克兰加入北约。您为什么赞成这一解决方案？
基辛格：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提议最早是2014年提出来的。当时我强烈反对，因为我认为俄罗斯不会接受北约推进到距离莫斯科三百英里的地方。但现在俄乌冲突的爆发超出了人们的合理预期。
我曾经在达沃斯论坛上建议停火，之后通过国际谈判来讨论余下的问题。现在我要重申，停火，然后进行国际谈判。同时，应该由国际组织对停火进行监督。我也认为这将是俄乌冲突的最终结局。
钱颖一：在解决俄乌冲突的过程中，您认为中国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基辛格：如果中国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并在适当的时候取得实质进展，就能发挥作用。我认为中国应该发挥这一作用，也相信中方有能力与美方一道促成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
钱颖一：2021年您出版了《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这一新书，对人工智能的崛起也提出了想法和警示。去年底，ChatGPT问世，我们也正在迈向 AGI（人工通用智能）时代。如果您今天写这本书，内容会有所不同吗？
基辛格：不会有任何不同。这本书是我和两位杰出学者合著的，分别是胡腾洛赫尔和施密特，他们的专业背景非常深厚。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要素，这是通过我们个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很难预测，因此对每个国家来说，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必须要确保一点，就是一定要合理地使用这些技术，防止人工智能做出危险的事情。
但在一开始，开发AI的行业或政府机构应该专设一个内部机构，负责明确AI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要妥善管理AI，不能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所威胁。事实上，AI可以在医疗、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之后，我们可以再把这样的专门机构纳入到国际机构中。
但在那之前，中美双方需要就此展开严肃对话。我们是走在全球AI发展最前列的两个国家，都为这一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我曾有幸与中方高层就此进行深入探讨，我相信这样的对话还会持续下去，我本人也有幸作为组织者之一参与推动双方开展这样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钱颖一：与核武器时代相比，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类似的问题？您建议各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怎样合理使用人工智能？
基辛格：首先，让我解释一下两者的区别。我们仍然生活在核武器时代，危险并没有消除。但是，各国政府之间通过一系列协议有效阻止了核武器的使用。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但是，控制核武器的运用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知道核武器是什么样子，原理是什么，制造这些武器的难度有多大。
人工智能则不同，它更抽象，使用门槛更低，也更难以控制。我们还没有成立与管理AI风险相关的工作组，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但努力是有意义的。我已经把这一点写进了书里，不久以后我们还会再写一本书，对此进行进一步阐述。
我们的建议是，不管技术人员开发任何形式的AI，都要非常注意其对人类的影响，要保证自己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也要和政府机构形成共识，各国政府之间也要交流各自的关切。
相信在接下来的对话中，中美会探讨相关问题。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对人类将是重要的，因为AI可能会脱离我们的掌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仅凭一己之力控制AI风险。
我相信，中美两国政府都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其他技术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也会很快加入进来。这不是中国和美国可以强加给世界的东西，但两国可以引领世界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钱颖一：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尽管核武器非常危险，但我们对其影响有充分的认识，风险相对来说也更容易控制；相比之下，AI技术则更难管理，也更复杂，需要各国合作。我们非常感谢您对这一非常重要的新问题的见解。
我想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全球治理，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您一生都奉行现实主义，对世界秩序史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中美两国相对实力的变化，您会提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方案？您的理由是什么？
基辛格：我今天的发言代表的是我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政府，我不能假装自己参加一场会议就能对全球治理指点江山。但我想表达的是，世界秩序是必要的，任何破坏世界秩序的一方都会威胁到自己。中美两国必须开展对话，互相了解彼此的安全关切。
人工智能带来了新的情况。因此，如果中美之间就此展开对话——我相信也希望如此——我们应该让其他国家一同参与、做出贡献。这需要对话，而且需要尽量避免单边主义思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人类的安全问题，这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这应该成为一个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英国也在邀请中国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邀请到了这个领域最卓越的科学家在一起商讨这个问题。
我建议，对话始于中美，但也要让有能力做出贡献的其他国家尽快参与其中，共同探索我们应该采取的管控AI风险的限制和安全措施。因为人工智能的能力每年都在翻倍发展，每年我们都会看到AI新的不同的方面。走在这个领域前列的人至少应该就相关风险与安全问题达成一致。这应该是我们的起点。
但终点在哪儿？我给不出准确的答案，因为谁在应对这些问题上都没有经验，但最终我们应该建立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机制。但要想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合作、严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且不能把我们之间的对话作为一种情报手段来攫取单边利益。
钱颖一：我们知道您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在这里发言的。自从您在70年代末离开美国政府后，您的发言立场一直如此。但您是一位学者，一位历史学家，还写了很多高屋建瓴的著述。因此，您的著作和智慧启发了许多学者和实践者对全球治理的思考。您特别提到，世界需要国际机构，但应该从具体的、可能很小的对话开始。
因此，我们非常理解您在这里发表的观点。请允许我再补充一个问题，请用非常简洁的方式来解释，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向理想的全球机构迈出这样小小的一步？
基辛格：我们需要认识到在这个进程中会充满复杂性。杰出的科学家们正在取得非凡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为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为这些科学家喝彩。但在西方，这些成果现在是从私营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竞争中诞生的，因此，西方国家（的AI企业）的问题在于过度关注眼前利益。在中国，这些项目部分由政府主导，在西方看来这意味着项目可能用于军事用途。
我们需要为AI研发制定一套标准。中国要给西方了解它的机会，这样我们就不会一直生活在对彼此的恐惧之中。在此我不就此进一步展开。但我想说的是，这是美国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也相信美国政府会——也正在——支持相关的努力。您从我之前回答的问题中已经知道，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以善意为出发点、不以追求自身主导地位为目的开展合作，我们双方都要为此付出努力，这是我现在的目标，也是我大半生的追求。
只不过，现在这个目标与人类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如果人工智能毫无节制地发展，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划定一定的安全边界，但我不想再去讨论我们已经开始做的事情。我相信，美国政府会一直参与其中，而且也已经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应。我希望两国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