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证过发展之初的中国，今天又目睹了超出所有人预期的中国巨变。这当然得益于技术的力量，但也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勇气和魄力——去打一场可能在专家们看来毫无胜算的硬仗。

我自1971年首次访华至今，已来华80余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对话不计其数。我并不是个天性乐观的人，然而，没有哪次访问像这次（今年8月）这样让我如此充满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际社会”是一个热点词汇，然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因为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组织原则，追求不同的目标。

欧洲正在抛弃“民族国家”模式。在过去两个世纪，一定程度上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整个国际体系正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在扬弃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欧洲左右为难：新的制度尚缺乏群众基础，旧的制度已失信于民。欧洲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民众做出牺牲，但没有牺牲又如何建立新的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结果：消费导向的经济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源，四平八稳的外交政策无力应对当今的危机。

亚洲的外交政策走的是欧洲19世纪的老路：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亚洲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各民族的国家和平共处。中东的挑战在于边境、国内体制和国际体系的威信；而这些挑战又影响着、牵扯着所有其他地区，但又缺乏统一的指导。

之所以提到上述情况，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共处于一个大背景之下，两国在历史上都从未参与过某个国际体系。过去，中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由于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与外隔绝。美国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传教的使命，这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非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单靠自身力量，中国或美国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中美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将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势力，必将利用他国之间的对抗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中美合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我有幸见证了当代中美关系的缘起，并不是所有史学家都有亲历历史的幸运。在一开始，中美面临共同的对手，因而有共同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双方在制定并行政策方面独具匠心。这也对冷战如何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连续四届政府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这成绩来之不易。中国六届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问题也一直是双重的：第一，如何定义这种合作；第二，如何在没有冷战的时候运用这种合作？在那段时期，我们避免了严重对抗的发生。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但前苏联几乎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中国与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影响力主要基于经济表现而非军事实力——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同样，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日渐衰弱，中国正在崛起，而衰落中的大国总是试图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因此某些冲突不可避免。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英德对抗。英德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策的短见。最重要的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的欧洲元气大伤，至今没有恢复，但如果当时欧洲的领导人在1914年能够见到1918年的世界，就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中美一旦发动冲突，后果会更为惨烈。两国领导人明白，无论学术界持何种观点，中美不能对抗。这话我们很多人说了20多年，还不时遭到批评。然而现状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两国领导人似乎都认识到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成功解决了两国日常事务中的纠纷，但这还不够，况且日常事务纠纷对两个往来中的大国而言在所难免。回顾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美贸易还不及美国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量。因此，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我们面临的是罕见的机遇。这并非是我的一家之言，在我看来，这已是两国领导人业已达成的共识。

如果我们能把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两国可以从共同分析国际体系的走势入手，制定并非相同但是相向而行的政策。这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能源、环境、防扩散、空间、网络等，仅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而在空间、网络等领域，议题本身尚未界定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携手。几年前这还像是天方夜谭，今天确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携手并不容易，因为中美做事的根本方式有所不同，两国的历史更有天壤之别。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邻国，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受近邻强敌的威胁；美国人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中国人却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弥合两国的分歧，这是当代最大的挑战。

话说回来，基于我对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的了解，我相信中国正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现实给美国带来的变革，奠定了两国重启真诚对话的基础。尽管前路漫漫，争议不断，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我深信，两个在历史上本会成为对手的伟大国家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并肩合作。

来源：经济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