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威尔逊中心举办了盛大的活动来庆祝其创建50周年和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成立10周年。在1973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被授予首届“威尔逊精神奖”(Spirit of Wilson Award)，并参与了与芮效俭(J. Stapleton “Stape” Roy)大使的对话，他是基辛格研究所的名誉创始董事和杰出学者。
以下是他们对话的文字记录：
芮效俭：亨利，我们真的很高兴，你能用你意志的力量把飓风转移到更南的地方（笑声），并从纽约来到这里。在理查德·阿克森(Richard Ackerson)的精彩介绍之后，我觉得我真的应该问问你有关铜价和类似问题的问题。但我并不打算这样做。
50年前，也是威尔逊中心成立的同一年，你还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苏联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当时，你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的非常有见地的文章。尽管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你当时的许多观察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对观众。）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那篇文章。我想你会惊讶地发现，他当时的评论与当前的形势是有多么相关。（对基辛格博士。）你当时说:“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政策面临的最深刻的挑战将是哲学层面的，即在军事两极化、政治多极化的世界中发展某种秩序概念。”当然，当时的军事两极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50年后的今天，许多美国人看到美国和中国之间出现了军事两极化，而政治多极化涉及的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比50年前强大得多。
你认为你当时的观点仍然适用于今天吗？中美能否共同努力，创造一个稳定的世界新秩序？或者，是否我们注定要与中国因为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而展开对抗性斗争？这与当前中美贸易战关系重大，中美贸易战是当今世界秩序的重要部分。
亨利·基辛格：首先，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里，使我有幸与这么多朋友以及共事了几十年两党人士见面。Stape是我关于中国的老师。当我开始研究中国关系时，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资本就是尼克松总统得出的结论，因为我是他的幕僚，所以我是最不可能在到那里之前泄露这件事的人（笑声）。因此，对我来说，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教育和经历的过程。几十年来我形成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我们两国拥有独特的历史机遇。
我们是具有相当大的破坏能力的两个国家。我们是认为自己在政策执行方面具有特殊性质的两个国家：我们以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为基础；而中国以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和几个世纪以来的独特实践的发展为基础。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远远超出了我在Stape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所说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情境是，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中美能否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这种合作不会总是一致的，而是要处理我们的分歧。同时，也要制定目标，使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世界能够找到一个结构。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我们双方都有足够的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创设在其中可以施加自己的偏好的情境，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将在于，双方是否能够相信，他们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成就，足以与自己的信念和历史相容。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两个国家有系统地尝试过。但当我了解到当代的争端，谈到贸易问题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当然认为我们提出的一些主张有相当大的价值。
但我也希望找到一种方法，以便在达成协议时，双方都能相信，这是它们能够继续运作的基础。这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需要思考的一个好问题。这里的问题不是胜利。问题是连续性、世界秩序和世界正义，是去看看我们两国能否找到一种相互讨论的方式。他们不能互相愚弄；他们都足够聪明，能够理解他们所做事情的含义。
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主要信息，中国在政策上的方法是理论性的。他们视其为一个过程，一个回到某个时期并无限地向前发展的过程。美国人则非常务实，当中美谈判代表会面时，他们通常会有两个不同的议程。美国人有一张清单，上面列着他们想在不久的将来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有一个他们想要工作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我们需要互相学习。
但我们有一个额外的问题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我们陷入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不仅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可以影响世界，我们的机器决定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也可以影响世界，因为他们在沿着我们认为是我们原始设计的目标进行。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有信心我们会完成它，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因此，当你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潜在冲突的报道时，我们应该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如果知道战争的结果会是怎样，没有一个参战的领导人还会选择参战。没有一个领导人认为这会打乱生活的结构。我们知道冲突会造成什么后果，因此，我相信我们会取得进展。我将把我的其他观点缩短一点，为了那些想知道这里是否供应早餐的人。(笑声、掌声)
芮效俭：让我们向前跳跃50年。几周前，《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你曾建议特朗普总统与俄罗斯合作以约束中国。这让我想到了把中国装进盒子的想法，我不认为这反映了你的确切观点。这是对你观点的准确描述吗，或者说是否有一些重要的细节被丢失了？你对处理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有何看法？
亨利·基辛格：我希望我曾在某个场合被邀请并告诉特朗普总统我对这一关系的战略观点。那篇特别的文章是一篇了不起的小说。(笑声。）但是理解这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我视中国为建设世界秩序的潜在伙伴。当然，如果这没有成功，我们将处于冲突的境地，但我的想法是基于避免这种情况的需要。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在世界各地寻找盟友来对抗中国。
我们的根本问题应该是为我们双方都关心的一些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因此，这种通过寻找一个额外的盟友来对抗一个我们应该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家来开始新一届政府的特别做法是不正确的。而谈论这个问题的唯一原因是，它说明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和美国都不需要盟友来对抗对方。我们需要的是理念，通过这些理念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来限制冲突。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我们都是爱国者，如果发生冲突，我们将支持我们的国家。但我们的任务是防止这种冲突，并超越它。
芮效俭：谢谢。（掌声）我还有成千上万的问题要问你，但我被告知我有责任让你回到-
亨利·基辛格：[打断]好吧，我们再来一个。
芮效俭：好的。(笑声、掌声。）好吧，让我们再来一个简单的，这样你就可以休息一会儿了。(笑声。）最近有很多断言称美中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它的中心原则之一是经济发展将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这是我们政策的目标。而这显然没有发生。
然而，在50年前那篇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问题的文章中，你写道过，我也引用过：“美国人对政治结构的主流观点是，它或多或少会随着经济的进步而自动跟进，而且它会以宪政民主的形式出现。”因此，这个理念是经济发展产生政治变革，而这种变革的本质将是宪政民主。
但你接着说:“这两种假设都存在严重问题。”在你的评估中，正如你在你的文章中解释的那样，“在每个发达国家，都是政治稳定先于工业化进程出现，而不是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事实上，带来工业化的政府体制，无论是受欢迎的还是专制的，都倾向于被这一成就巩固而不是彻底改变。这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0年前写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你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是否证实了你50年前的设想?
亨利·基辛格：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一个是你说的：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证明了怎样的政治演变过程？
芮效俭：对的。
亨利·基辛格：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采取的具体措施会产生某些结果，这是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
这里是分阶段进行的。在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我认为中美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平衡一个危险苏联的力量。当时我们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向中国开放，为了给俄罗斯和苏联引入额外的计算因素。同时，也是为了在越南战争和国内分裂时期给我们的人民希望，他们的政府有一个和平世界的愿景，这个和平的世界包括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因素。
这是我们的两个主要目标。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是因为中国有同样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任何人的预期。一开始，我们做了一些交易，这些交易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似乎是有利于中国的。但我们做了这些交易，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弥补了苏联的不平衡。
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它创造了在早期没有人预见到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定程度平衡的通常的商业考虑，变得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这是目前讨论的基础，我认为，如果这些讨论得到冷静考虑，将引领双方达成解决办法。
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的政策是否试图在中国有计划地实现民主？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作为美国人，特别是作为我这样的移民，美国的民主是一段奇妙的经历。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15岁，被要求写一篇关于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文章。我写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昂着头走在街上。”这很重要。但当你执行外交政策时，有时你必须权衡短期内可以达到的目标和需要改进的目标。而中国人管理自己的事务已经几千年了。
因此，我想说的是，我们希望双方的价值观能够走得更近。但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和平与稳定，我们有义务不让中国的转变变成一个压倒其他所有事情的目标。
所以，这仍然是我目前对美国总体态度的看法。我们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解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内结构问题。作为一项国家努力，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有目标，我们必须在我们能够的地方促进这一目标。
根据我的经验——不是与中国——我们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与俄罗斯存在分歧。尼克松上台时，俄罗斯的犹太移民人数约为700人。我打电话给俄罗斯大使说，“移民通常不被认为是一个国际问题。但我们会观察你的行为，不是作为条件，但我们会观察，我们会根据你的行为做出反应。”所以，我们试图把它从讨价还价变成一个哲学问题，于是三年内，移民从700人增加到37000人。然后它成为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问题，移民数量又下降到15000。
因此，我对中国的看法是，就我们对世界的影响而言，美国的表现是影响其他国家的最好方式。当然，尽管我更喜欢我们的制度——出于我给出的理由，但我也相信，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对它的持久影响有足够的信心，不要让它成为我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问题。这是我的大体看法。
我认为，随着国家的发展，存在着某些现实——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影响，教育体制的调整的影响——这些都是产生变化的因素。我们将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不会把它变成中美之间的权力问题。
有许多我非常尊敬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的观点主要是这样一个事实：你们应该选择促进和平与进步的目标，你们必须努力实现合作，但你们不能用短期的压力来破坏历史的演变。
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它将在我国被讨论。我想有些人会认为，我们必须长久不变地寻求强加我们的偏好。威尔逊中心将举办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研讨会。
芮效俭：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不是“如何”的问题。不久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如果你是国务卿，你会接受这样的评价作为一个预先的结论吗?或者你相信巧妙的外交手段有可能使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而不威胁美国吗?
亨利·基辛格：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我不希望2025年中国的军事实力超过美国。我始终支持使我们保持足够强大以应对可预见的危险的军事政策。因此，随着中国、俄罗斯或其他国家的发展，我将努力确保我们永远不会陷入那种境地。但同时,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在寻找各自安全的同时，在对话中寻求避免威胁对方的利益，他们将寻求开发一些合作项目，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
因为，作为一个研究战略的学生，我们不能想象在先进的高科技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就像以前的战争一样。它们涉及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一定程度的沟通和对彼此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将永远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因此，我认为实现这种政治状态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我还认为，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处于一个无法寻求安全保障的境地。所以我会尝试两者都做，但我会尝试做安全元素同时时刻将对话记在心中。
我想回到我之前提到的一个技术问题上。当我成为国家安全顾问时，我当然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战争计划，我意识到战争的后果是巨大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迫讨论这些影响。现在我们已经领先了很多。危险也要大得多。这些武器的复杂性甚至没有被完全了解。所以讨论总是要进行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沟通不畅或意外而迷失方向。
但我想让你们所有人都坚信，我认为这是可以解决的，我认为这不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它应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实现。这些是基本原则。
芮效俭：谢谢。(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