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四年台湾的这次总统大选蓝绿两阵营的激烈对立下，泛绿阵营继续增强他们一贯的省籍族群心理操作，并引起极大反弹。一位较我稍年轻的朋友有天打来电话问起是否听过如下的笑话：
「当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个东西，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
我的朋友似乎在这次选战中才听到这个笑话，不胜欷嘘。他属于台湾的新生代，虽然父亲来自大陆，但自己一直来却是偏绿的。我回答说，我不仅听过，由于出身本省人社区，还从小就听起。在一二十年来的每次选战中，这笑话被民进党一用再用，多年前甚至有个试图想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可见这个观点不分政治立场已经形成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其实把这笑话中的「中国军队」换成了台湾乡下人，台湾换成了都市，在当年的情境也一样成立。我与我的偏绿朋友都同意这是个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后乡下人的笑话，实在太不上道了。
这当然不只是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后乡下人的笑话，还隐含着现代化的进步的日本嘲笑保守的落后的中国。而开始讲起这笑话的台湾人正是处于这种身份的暧昧状态──他认同了现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绝了落后的中国。他以自身的位置，即被日本殖民者带来现代化好处的都市台湾人，来与大半是被国民党拉夫而来的大陆农民，进行对立比较。这种强化中国大陆之落后性的刻板印象笑话就一直是泛绿阵营用来动员台湾选民的宣传策略。
这是我的上一代人，就是接受日本殖民式的现代化教育的我的父母辈，所陷入的身份危机。小说家黄春明曾经说过一个他们家里发生的事：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时，他的祖父很高兴地回到家里，却发现他的父亲哀伤地哭着，他祖父不解地问他父亲说：「孩子，是我们打赢了，你为什么还哭呢？」与我父母亲同一辈的黄春明的父亲，确实接受了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好处，而有了与他们上一辈的重大心理差距。
我的祖父母那一辈都属前清遗老，在日本据台之前就出生，并且也都经由三字经等传统中国经典而识字的。闽南语是他们唯一掌握的语言，他们用闽南语读全部的汉文经典，以接近唐音的闽南语读书音来吟唱唐诗，句句押韵而自得于其韵律之美，并自豪于这套来自古中原的「河洛话」。他们还大半身着传统「唐衫」，而称大陆原乡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闽南语白话音不同音），这与到世界其它地区去的闽粤移民是使用一样名称的。他们观赏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聆听有着汉唐雅乐遗风的南管与高亢喧闹的明清新兴音乐乱弹，膜拜传统神祇妈祖关公。他们大半只能在日本殖民式现代化风潮下以遗民心态苟活着，我们可以从流传在他们这一辈人中的一个日本兵的笑话来理解这心情：
「日本兵仔刚到台湾时，看到寻常人家屋外曝晒在大太阳下的、一个个洗刷地十分干净的木桶，就像他们家乡用来装米饭的木桶，于是就拿来当饭桶使用了。没想到这些木桶原来是台湾家里用的夜尿壶，每天一大早就必须拿到屋外洗刷干净、曝晒消毒。」
这是两代间的巨大差异，前清遗民的我的祖父母辈回首遥望的是「唐山」，吃穿阅听的是中国传统的闽南样态；而我父母辈，也即是李登辉这一辈，隔海看到的却是「支那」，他们期待着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现代新国民，对传统闽南文化习俗就不能不抱着鄙视的态度了。他们不仅对传统文化抱着鄙视的态度，也对抱残守缺的他们的父母辈抱着鄙视的态度。他们不看歌仔戏布袋戏，而看起日本美国电影；他们不读三国水浒，而读起紫式芥川；他们不听南管乱弹，而听起日本歌谣与西方音乐了。
他们这一辈人是台湾受到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却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日语是他们现代化的思想工具，成了他们此后一辈子的思想语言。这样一种教育却是一种「强者逻辑」的教育：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这是以纳粹德国为轴心，在二战时达到最高峰的极右翼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一环。这么一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帝国的殖民教育体制里，以现代化做包装，灌输到我父母辈的一整个世代。
如此看来，由这一辈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受益者在二次战后所渲染开来的的水龙头笑话，就不只是台湾人讥笑大陆人或都市人讥笑乡下人的故事，也是现代台湾讥笑落后唐山，有着我的父母辈鄙视我祖父母辈的意涵。他们不只在讥笑隔着台湾海峡、外在于自己的对岸那群人，也在鄙视自己所从出的父母先祖，也即是在内心深处鄙视着自己的「清国奴」身份。这个自我否定是这一代人的一个情结。
二次战后台湾有个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前后出生的。这时祖父母辈的「唐山」与父母辈的「支那」都已变成了「中国」，而且不只是中国，是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八年抗战之后的新中国。然而有这么一段充满着奋斗与挣扎历史的新中国，对他们两代人而言却都是陌生的，必须赶紧补课认识。战争末期，大家预期日本即将战败，开始偷偷学习英语与北京话，父亲还曾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拘禁多日。我父母那一辈人心里明白要迎接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中国，不是过去的唐山了。
光复后台湾家庭的一件大事就是将祭拜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请回来，因为这在皇民化时期曾被压制禁止。不过他们却发现从唐山过来的新唐山人家里竟然没有神主牌位，不拜祖先公妈。这是一批受过中国现代化革命影响的大陆人，对仍有着旧唐山记忆的台湾人而言确实有点不一样了。然而不管如何，旧传统都一一恢复了，歌仔戏、布袋戏、酬神庙会，及其民俗舞蹈宋江阵与八家将都回来了，但是传统的汉文教育，以及作为我祖父母辈的思想语言、用来读经吟诗的典雅闽南语，却是一去不返。
一九四七年悲剧性的二二八事件及四九年后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确立，却又开始了一连串的心理变化。在日文出版品遭到压制的情况下，以日文作为接触现代知识唯一语言的我父母这一代人，在社会发言上顿时成了文盲哑巴的失语的一代。而原本用来称呼自己先祖之地的唐山一词，却被转成「阿山仔」一词，还以特别声调说出，用来蔑称战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半山」则用来蔑称抗战期间奔赴唐山参加抗日行列，战后随着国民政府回来的台湾人。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五六○年代，传统唐山观念基本上已经灰飞烟灭，只偶而在祖父母提及陈年往事时脱口而出。阿山仔之名则是父母辈的惯用语，对他们而言，这是与「支那」一词及他们年轻时所接受的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可以接得上的东西。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年代从家族邻里接受到的一些感觉概念。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传统戏曲与宗教习俗的解禁（这在日据时代末期是遭到压抑的），属于祖父母辈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活动又蓬勃起来了。于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小时候，可能一边听着父母唱日本歌谣桃太郎荒城之月，一边跟着祖父母去看歌仔戏山伯英台狸猫换太子；一边高兴地跟父母亲去看日本美国电影，一边兴奋地站在庙口观看迎妈祖的热闹行列；一边到基督教堂去领糖果，一边牵着祖父的手去清明扫墓。父母为新生儿子命名，在日据末期皇民化压力下曾经出现一大批「文雄、武雄」，光复后出生潮的我们这一代，却出现了很多「崇尧、崇舜、尧雄、舜杰」之名，显然是在我祖父母辈重新取得命名主导权下所取的名字，以尧舜之名重新召唤唐山先祖。经由这么一个迂回的方式，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似乎又与旧唐山挂了勾，然而却是在这唐山与日本的矛盾情境中成长的。
一个更大的影响力在我们入学之后发生。我们是战后重新接受「中国教育」的第一代，但这教育已经不是传统的汉文教育，而是一个「新中国」的教育，这个新中国是以辛亥革命为主轴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其特定的中国概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唐山传统，但基本上却是一个现代化的国族概念，传统只是用来支撑这个国族目标，尤其它又是撤退到台湾的偏安政权。
然而即使我们整天听着「领袖、主义、国家」，它所容忍的中国传统却还是能与台湾的民俗社会挂勾。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教材，基本上是与台湾传统的戏曲音乐宗教习俗一致的，即使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态度，但尧舜禹汤与妈祖关公并列，都是「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个共同的文化归属感是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与我们父母辈不一样的的第一个重大的中国概念，神州大陆乃是我们的众神之州。而我们也很快掌握到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白话文，即使在发音上讲不好「标准国语」，但到了六○年代就已经产生出陈映真、黄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祯和、李昂等文学家写出精彩的中文作品。甚至在重演五四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出场的几位殷海光在台大的年轻弟子许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人也都是本省子弟，其运用中文的逻辑思辩能力比起外省籍的年长对手毫不逊色。这个新的「中国文化共同体」在有着旧唐山养分的土壤上，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重建起来了，国语成了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思想语言。
但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却大半只能是个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的分治敌对整个断绝了人的往来，而这种断绝的情况比日本据台五十年还要严重。日据时期即使有海禁，两岸的人还是可以往来，尤其是在闽南语区的泉州漳州潮州与台湾之间的亲族往还，如今连传统亲族往还都不可得了。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遂缺乏很重要的人的具体接触与互动。
然而更重大的影响是，以「反共」作为其新中国重要属性的中华民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对岸的另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妖魔之域。虽然中华民国有一个「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的目标，但这个「大陆同胞」是无脸的、抽象的、触摸不到的。在六○年代的台湾，我们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中国人」应当如何如何，但是这连海外华侨都算在内的「中国人」却不包含「大陆同胞」，那十亿人口只是面貌模糊的「苦难同胞」，具体现身的只能是一些污名化了的「匪酋」。我们即使很有兴致地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划着祖国江山的铁路线，但也只能是画饼充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七○年代之前成长过程中所能抓到的「中国」。
虽然两岸各有不同的新中国版本，却都是在十九世纪列强侵凌中国时，做为一种对传统中国的改造而生的，都是在继承辛亥革命的同一条道路上。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对立的，他们在对美国与传统的态度上对立着，一个新中国内含着「反共亲美」并容忍传统象征，另一个新中国则是「抗美援朝」并走向破四旧的道路。同样是中国现代化革命之子，分歧的关键似乎在于如何对待美国这个新兴的世界霸权。在五六○年代冷战时期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即是这么一种反对大陆新中国版本的「亲美反共」教育。
美国的因素极为重大，它在国民党新中国的内部制造蜕变，它是五四运动有别于中共路线的另类出路。这也同时发生在五六○年代，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藉由《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展开对国民党威权统治一连串的严厉批判，最后竟走到了「全盘西化」论。然而这并非五四的全然回魂，不同于当年五四全盘西化的走向中共路线，发生在六○年代台湾的全盘西化论却是走向国民党的背后支持者──美国。如此，五四在台湾的重演一方面的确加强了新中国意识，包含国民党版的以及夹带其间的一点中共版；另一方面却也同时提供了内含于反共亲美意识形态里的反中国因素，而且不论反的是新旧中国。
然而在日据时期，各种新旧中国意识在台湾的脉络里并非完全是断裂跳跃地发生。从参加同盟会并在台湾延烧辛亥烽火而上了绞刑台的罗福星(一八八六～一九一四)开始，呼应大陆现代化革命进程每个环节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发生，直到台湾光复。台南人翁俊明(一八九一～一九四三)自许为辛亥革命志士，毕业于台湾医学校，曾于一九一三年集结同志筹款援助国民革命，并与医学校同学淡水人杜聪明(一八九三～一九八六)于一九一五年同赴北京企图暗杀袁世凯，未果而还。他后来又在抗战其间奔赴重庆，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接着也是毕业于台湾医学校的宜兰人蒋渭水(一八九一～一九三一)，信奉孙中山学说，在一九二一年纠集同志成立了「文化协会」，推展台湾人民之启蒙运动，并在一九二六年成立台湾民众党，展开工人农民运动。而他的同学、挚友与同志──彰化人赖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响应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提倡台湾的白话文小说书写，被尊为台湾现代小说之父。
日据后期，台湾的工农运动蜂起。台南人苏新(一九○七～一九八一)于一九二八年赴日求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并于隔年回台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三一年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十二年，而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经香港转赴大陆，并在晚年当选政协委员。他的台南同乡杨逵(一九○五～一九八五)，在一九二四年赴日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台后参加领导农民运动，对殖民资本进行抗争。也是作家的杨逵原名杨贵，因慕水浒李逵之名而取杨逵为笔名，并在一九三二年发表获奖的日文小说〈送报夫〉，揭发日本殖民统治真相，后经胡风翻译成中文。然而光复后他却在国共内战时因发表「和平宣言」而招国府逮捕入狱十二年。出身贫贱的彰化人谢雪红(一九○一～一九七○)在年轻时参加了文化协会的活动而得到极大的启发，后于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与五卅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并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台共组织，回台活动。一九三一年被殖民政府逮捕入狱八年，光复后二二八事件时在台中组织二七部队抗暴，后经香港前往大陆，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以上所提事件、运动与人物等等，无一不是在同时呼应大陆现代化革命进程的每个环节。这是一个企图摆脱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意识形态，而与现代中国一起呼吸，共同成长，一个追求民族平等、主权在民与社会正义的左翼民族运动。这运动虽然在战争期间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光复后却也迅速恢复为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国共内战的惨烈，这支力量在五○年代初还是逃不过国民党极为全面的整肃，几乎遭到整个铲除。
这条传承虽然在五○年代几乎断了根，但在完全接受战后国民党教育的新生一代中竟还藕断丝连，在七○年代初台湾的大学校园里爆发的「保卫钓鱼台运动」重新公开接上了线。这运动不仅引发了对民主的诉求，也隐含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企盼，对迈向理想大同世界的新中国的憧憬，这么一个火苗当然也迅速被扑灭，而那正是文革高潮刚过之时。稍后虽有怀抱同样憧憬且影响深远的，由苏新女儿苏庆黎(一九四六～二○○四)所办的《夏潮》杂志继之而起，然而随着文革的落幕与邓小平的复出，这么一种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憧憬与企盼遂进入一种压抑隐诲的状态。
在一九七一年与保钓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并且促成文革落幕的，还有一连串极为重要的事件：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访问北京与同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此后，大陆在全世界范围重新取回了「中国」的名号，同时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开始崩溃，以战后新一代为核心的新兴台独势力藉由党外民主运动也开始逐渐取得政治正当性，这三者是同时并存发展的。这正是台湾由反共亲美走到反中国之路的关键时刻。
从七○年代开始，大陆在国际上取回了中国名号，又随着八○年代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原来在五六○年代面貌模糊的「大陆同胞」，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却是既熟悉又陌生，这里存在着从南京到北京的差距，从带着吴侬软语余音的「国语」到高亢而有点兴奋的「普通话」的差距，从传统汉字到简体字的差距。而心怀多年故国之思回去寻找文化之根的人，找到了那些古迹胜地，但也就只是唐诗宋词三国水浒之地，以及残破凋零的宗祠祖莹，此外却大半是陌生的了，既找不到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的痕迹，连减了笔画的汉字都陌生起来。以致到了九○年代，台湾介绍大陆风光的电视节目都还是带着猎奇的眼光，其中一个很热门的节目就直接叫做「大陆寻奇」。
而国民党从七○年代开始不只失去中国名号的正当性，它所建立的威权体制也逐渐在民主浪潮与经济发展下逐渐崩盘，而连带着崩盘的还有它那个版本的新中国理念。原来朗朗上口的「我们中国人」变得嗫嚅难言，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台湾人」。而原来从中国自由主义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汲取诸多思想养分的党外民主运动，这时也逐渐被以「我们台湾人」为号召的民进党所僭夺。
从六七○年代的党外民主运动开始，到二○○○年民进党成功夺取政权，新兴的台独运动虽然反对国民党版的新中国，但在国民党这几十年来将大陆妖魔化的「反共亲美」路线上却是忠实的继承者，他们同时也受到六○年代五四台湾版反传统的影响。而且当反共意识在九○年代已经失去其实质意义后，又很吊诡地被转化成反中国意识。即是说在台独运动的这些多重继承线索中，新中国不论那个版本，中国也不论新旧，都一概被拒斥了。而就在这个空虚关头上，李登辉一辈的「支那观」遂又被召唤回来，尤其是在一九九○年他借着要求重组国会的三月学运将旧势力清除出国民党权力核心之后，如此一路走到「去中国化」的今天。
一九九○年代冷战结束，美式资本主义成为唯一称霸的意识形态，而其「民主自由」遂成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武器，成功地稼接在「皇民支那观」的心态上。大陆的「缺乏民主自由」相对于台湾在李登辉掌权后的「民主自由」，也就成了一种「落后」，「进步的社会主义中国」遂又沦为「落后的中国」。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五六十年前的水龙头笑话到了二十一世纪还能在台湾流行，而其主要对象已经不再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及其后裔，而是大陆的中国人。「皇民支那观」借尸还魂，隔着海峡望过去，竟然还是一个「落后支那」。这是从七○年代以降，在冷战与美国因素的交相影响下所促成的关键性转折，直到民进党在世纪之交取得政权。
二○○四年九月底，民进党籍的新政府外交部长陈唐山批评新加坡反对台湾走向独立之路的言论时，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新加坡，一个鼻屎大的国家，根本是在拍中国马屁」，其中拍马屁一语是以闽南语粗话说出。在接下去的纷争中，政治对手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外交部长竟然说出鼻屎与拍马屁这两个不雅之词，而媒体也将焦点放在这里。然而他们都一如往常忽略了新加坡其实是台湾的另一个影子，新加坡人口有百分之七十也是闽南移民，与占台湾百分之七十人口的闽南移民讲一样的闽南语──台独运动者所一再标榜的母语，大半新加坡人是直接听得懂陈唐山的闽南粗话的。
民选县长出身的陈唐山（他竟有个唐山之名）说粗话，其实是用来强化他与在地支持群众的联系，并非说给其它人听的，更没考虑到新加坡人能直接听得懂他的粗话。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面向，在台独运动排斥中国身份的几十年来，他们不仅拒绝了中国，还拒绝或忽略了使用同一母语的其它华人。闽南语被他们直接称做台湾话，而看不到台湾之外讲同一语言的人群。民进党早期重要人物、新政府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就曾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多年前他第一次到新加坡访问，有个惊人的发现，他发现新加坡人居然也会讲「台湾话」！
这个台湾福佬人与其它闽南语地区的隔阂来自历史上的几次外力强加的断裂：先是日本占领台湾强迫海峡两岸闽南语区分裂，接着国共内战与四九年之后的对立再一次强化这个分裂。讲「国语」的国民党也不鼓励重建联系，因此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是难得见到听到或感觉到讲闽南语的非台湾人存在的。到了后来的台独运动更是将这原乡同语族的分裂视为理所当然了，闽南语遂成了排他的「台湾话」，也就有了康宁祥的笑话。因此，对于受到前后新旧政权影响的台湾选民，他们从台湾看出去除了是个陌生的新中国外，是看不到闽南语原乡的，更不用说同是闽南移民后裔的新加坡人或东南亚的其它华裔了，进一步说他们也是看不到亚洲的。而这里正是他们以闽南语为中心的「本土论述」的内在矛盾所在，难怪其中有人建议干脆放弃闽南语，而以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他们不只要去中国化，还要去闽南化，如此就再次陷入李登辉那一辈人鄙视其父祖辈旧唐山的自我否定情结里了。而这竟就成了今天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以都市福佬人为主体的台独运动的深层意识。
在二○○四年为贯穿台湾南北第二条高速公路命名的问题上，被台独运动奉为神圣名号的「福尔摩沙」被列为首选，四百年前一艘路过的欧洲船只上的水手随口说出的这么一个偶然称呼，竟成了「新台湾」的开始。在这之前的二○○二年，民进党成立了一个叫做「V1492」的青年俱乐部，意在发扬「一四九二年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精神」。相较于到了九○年代还再留恋旧日本帝国之眼界的李登辉南进政策，年轻一辈的台独运动者则已配上了一副新美利坚帝国之眼镜。这里可以看到台独运动面对大陆/亚洲，基本上还是走着一条类似旧日本帝国「脱亚入欧」的老路，只是以更扭曲的姿态。
一九七○年代开始的变局并不只在台湾发生。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高兴地接见尼克森，预示了文革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中美和解带给大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在国际局势上，更在大陆的新中国路线上。然而这次的巨大变化却是慢慢显现的，而且也更慢地才为台湾的人所察觉。随着大陆的开放，台湾商人跟着回乡探亲老兵的步伐，一点一滴将加工出口的模式移植到大陆去，目标不是为了大陆的市场，而是为着同一个美国市场。对美国/全球市场开放的邓小平路线即使历经六四，到了九○年代还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大陆遂像磁石一样一步步将台湾商人吸引了过去。来到二十一世纪，受制于岛内的「去中国化」意识而被蒙蔽于大陆的崛起的台湾人民，突然发现原来落后的支那中国竟然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带动全球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之一。大陆的这个发展不论是对于崩盘中的国民党，还是新取得政权的民进党，甚至对社会主义中国抱着孤忠之忱的统派，都是令人手足无措的一个「更新的中国」。 然而对在于当局镇压党外人士的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之后出生长大，对蓝绿双方都持怀疑态度，也不太被社会主义所吸引的新生代，对大陆的这般发展却有个不同的视野。他们与大陆同在承平时代成长的一代人同样是以当代唯一霸权的美国为标的，学一样美式发音的英文，看同一位NBA的麦可乔登，读哈利波特的同一中文翻译本。但因为政治对立的关系，他们却又是在这以讲国语/普通话为范围的大中华区，以美国为同一参考目标的合作兼竞争者。国共各自的新中国与台独的独立建国对他们而言都不再有神圣光环，甚至连旧唐山也是天宝遗事了。而他们最纯熟的语言则是从小说起的「台北国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以台北为文化中心所形成的一种分不出本省外省的「国语」，它既非带着闽南腔调的「台湾国语」，也非原先从大陆带过来的「南京国语」。然而这竟也并非局促一隅的语言，它所创造运用的一些词汇在包括大陆的整个中文华语圈中被广泛使用着。 在蓝绿不同中国观的纷扰中，这批使用台北国语的新生代从其它路径找到了多重互动管道。譬如台湾流行歌谣在新加坡十分红火，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在台湾也红得发紫，台湾卑南族歌手张惠妹也拥有很多大陆的年轻歌迷。又譬如我的一个侄儿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刚退伍即背着行囊自助旅行，以三个月的时间走过大陆半壁河山，沿途结识了不少同一旅程上的大陆年轻人，他们无所不谈，除了统独问题外都可沟通。他们都活在全球/美国化下一个叫「华语文化圈」的新兴氛围里，几个世代来「中国/台湾应该是什么」的纷纷嚷嚷，都不太在他们的视野里了，甚至连「中国/台湾曾经是什么」也不太成问题。他们不太有这些历史意识了。
新生代之缺乏历史意识有其主客关因素。他们经常被批评为「只看自己肚脐眼」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无根的一代」。然而他们的这种匮乏与其说是来自他们自身，毋宁是肇因于发生在海峡两岸的历史嬗变。百年来介入这里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对历史传承随意切断，对历史伤痕则是无情抹杀。我们可以看到，百年来站在台湾岛上回望大陆，从我祖父母辈看到的「原乡唐山」，来到日据时期接受殖民式现代化教育的我父母辈所看到的「落后支那」，再来到接受国民政府教育的我这一代人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接着新兴的台独运动又将这神州之地描绘成「妖魔中国」。短短百年断裂如此之巨，嬗变如此之频，而两岸人民却都未能对自身这种断裂的历史进行认真反思。
而今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随着其原初打造者国民党的逐步崩解，已失去了现实的引领作用。台独运动者汲汲于创造新的国族历史神话，根本无视于充斥其中的自我否定的严重神经症候。急于崛起的大陆新中国则似乎忙着向西方宣示，而无暇于反思它所走过血泪斑斑的崎岖之路，也自然无从向新生代提出一个有厚实历史传承的中国意识。于是当新生代面对这些既存的或打造中的历史观时，看到的竟都是这般残缺扭曲，就只能当成当下的政治分歧而已，无从去追索其历史因缘，更遑论建立自己的历史意识了。
因此显然海峡两岸若不能认真地对这段断裂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今日的症结将是难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对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还要对整个中国二百年来的近代史（以及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行反思。而对中国/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条件，也是作为反思的起点，则是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连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读书）
